在掘壕固守的陣地戰中，最重要的東西莫過於以下五件：柴草、食物、煙草、蠟燭和敵人。如果按其重要程度來排列的話，在冬季的薩拉戈薩前沿陣地上，敵人隻能排在倒數第一位。除了在夜間，即使遭遇意外襲擊——突然襲擊總是難免的，誰也不會太把敵人當回事。遠處的敵人有如一些黑色的小昆蟲，偶爾也能見到他們忙忙碌碌地來回走動。戰鬥雙方的當務之急是設法抵禦嚴寒。
老實說，我在西班牙的這段日子裏，自始至終，幾乎沒碰到過什麽真正的戰鬥。從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待在阿拉貢前線。從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魯埃爾以外，那裏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麽戰事，或者說隻發生過幾次很小的衝突。三月，在韋斯卡周圍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戰鬥，我自己隻在戰鬥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六月，進攻韋斯卡的戰鬥遭受了慘重損失，一天之內就有數千人陣亡，而我在那之前就已受傷，喪失了戰鬥能力。我幾乎從沒有想過人們一般很在意的那些戰鬥榮譽之類的事情。我既沒有遭遇過任何一架飛機在我身旁投下一枚炸彈，也沒有遭遇過任何一顆炮彈在我身旁五十碼之內爆炸，我隻遭遇過一次白刃戰（哪怕一次也嫌太多，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當然，我們常常遭遇重機槍的火力壓製，但通常身處安全距離之外。如果你采取合理的自我保護措施，即使在韋斯卡的前沿陣地上，一般也不會遭遇什麽危險。
從這裏再往北就是環抱薩拉戈薩的群山。戰鬥處於膠著狀態的時候你隻能感到疲勞和厭倦。整天過著有如城裏小職員那樣的既忙忙碌碌，又機械單調的生活。站崗、巡邏、挖戰壕；挖戰壕、巡邏、站崗。在那邊的每個山頂上，都有一群法西斯分子或保皇黨分子龜縮在他們的旗幟下瑟瑟發抖；他們每個人都裹緊肮髒破爛的衣服，試圖抵禦寒冷。漫無目的的子彈沒日沒夜地在空曠的山穀間遊蕩，但在某個人身體上找到歸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常我會環顧周圍的冬天景象，並對這一切感到十分驚奇。這種戰爭的進程實在是太難以預測了！在較早的時候，大約是十月份，所有這些山頭上都曾進行過殘酷的戰鬥；接下來，由於交戰雙方均嚴重缺乏戰鬥人員和武器，特別是火炮，以至於誰也無力繼續發起任何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雙方的士兵都在各自攻占的山頭上挖掘戰壕，作為隱蔽和藏身之所。向我們的右邊看去，那裏有一個不大的前沿哨所，它也是由我們的馬統工黨民兵守衛的；在我們左邊的支脈上，跟我們呈150°的位置，是一個加聯社黨（p.s.u.c.，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譯者）的陣地，陣地的對麵是一個更高的山頭，在那個山頭的頂部有許許多多法西斯分子的小型哨所。這種所謂前沿陣地基本上呈之字形曲折延伸，如果不是由於每個哨所都豎有一麵旗幟的話，那麽誰也無法弄清這些哨所究竟屬於交戰的哪一方。馬統工黨和加聯社黨的旗幟是紅色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是紅黑相間的；法西斯分子通常打著君主製時代的旗幟（紅—黃—紅），但有時也打著共和政體的旗幟（紅—黑—紫）。[1]這裏的景色令人驚奇讚歎，但前提是你必須忘卻每個山頂上都駐紮著部隊，而且五花八門的空罐頭盒被扔得到處都是，其一些甚至還殘留著糞便。在我們的右麵，山脊向東南方向延伸，但在前方被一條峽穀斷開，那條寬闊的峽穀岩層裸露，一直通向韋斯卡。在平原中部，散亂地分布著一些正方形的房屋，如同一把擲出去的骰子。這是羅布萊斯小鎮，已經被保皇黨派占據。早晨，這兒的山穀總是被大片雲霧所遮蔽，突出在雲霧之上的群峰，形狀扁平而且泛出藍色，這就使得這裏的景色與照片的底片有著奇怪的相似之處。在韋斯卡以南，有更多這種類型的山峰，和我們這裏一樣，當群山被大雪覆蓋以後，雪的紋路每天都會變化。在更遠的比利牛斯山脈的那些巨大山峰上，積雪終年不化，所以看上去就像浮在空中。即使山腳下的平原上，看起來也是光禿禿和毫無生機的。我們對麵的山嶽是灰暗的，岩石的皺褶就像是大象的皮膚。天空中幾乎看不到什麽飛禽。我想，我還從未見過鳥類如此稀少的國家。常見的隻有一種鵲鳥，以及會在夜晚突然鳴叫、嚇人一跳的山鶉。此外，隻有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才難得一見的蒼鷹，它們在天空中緩緩滑翔，根本不理會陣地上來複槍的射擊聲。
———————————————————
[1]奧威爾死後，在他的遺稿中發現了一張勘誤表：“我現在不確定我是否看到過法西斯分子打著共和政體的旗幟，盡管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有時會搖動這樣的旗幟，上麵帶有納粹的標誌。”
———————————————————
在夜晚和有薄霧的天氣，我們通常會派出巡邏隊，在我們和法西斯分子對峙的山穀間巡邏。這樁差事並不受人歡迎，因為天氣太冷，又很容易迷路；而且我還很快發現，隻要自己願意離開陣地，以巡邏為借口就可以了，想離開多少次都成。在這個巨大的、鋸齒狀的山穀中，沒有任何現成的道路可走；你隻能循著巡邏隊以前所走過的路線，並看清他們留下的最新路標摸索前進，這樣才不至於迷路。即使從最靠近的法西斯分子哨所裏射出的子彈，相距我們至少也有七百米遠，而按唯一可行的路線巡邏則必須繞行一點五英裏以上。在黑暗的山穀中跌跌爬爬地前進，流彈在我們的頭頂上方掠過，發出有如紅腳鳶的鳴叫聲，想想也覺得挺有意思的。霧天巡邏比夜間巡邏要好一些，但濃霧通常會持續一整天，而且喜歡停滯在山頂周圍，給山穀中留下了清晰的能見度。當你在離法西斯分子陣地很近的地方行進時，你不得不輕手輕腳地如同蝸牛那樣爬行，而要想在山坡上悄無聲息地爬行那就更困難，特別是那些灌木叢和石塊，稍稍一碰就會發出聲響。到了第三、四次，我才找到了接近法西斯陣地的路。霧非常濃，我輕手輕腳地爬到鐵絲網旁。我能隱約聽到法西斯分子在戰壕裏麵說話、唱歌。
然後我警覺地聽到幾個法西斯分子朝我所在的山這邊過來，我側臥在一簇突然感覺十分矮小的樹叢後麵，並悄悄地端起我的來複槍。然而，法西斯分子分成兩路走開了，根本都沒進入我的視線。在我藏身的樹叢後，我看到前麵戰鬥留下的物品——一堆子彈殼，一頂帶有彈孔的皮帽子，還有一麵紅旗，顯然是我方部隊的旗幟。我把旗子帶回我們的陣地，之後它卻被無情地撕成了若幹塊抹布。
剛抵達前線，我就被任命為下士，或者叫做cabo（班長），並負責指揮一支十二人的隊伍。這個小分隊隻是一群毫無訓練的烏合之眾，成員基本上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在民兵中，年僅十一二歲的少年兒童到處可見，他們通常是來自法西斯占領區的難民。讓他們參加民兵，也是養活他們的最簡便的辦法。通常，他們會被安排在後方從事輕鬆的工作，但有時他們也會設法逐步地進入前線。在前線，他們給大家造成了威脅。我記得有個小混蛋將一顆手榴彈丟到防空壕的火堆裏，事後還說那僅僅是“為了開個玩笑”。在波切洛山（montepocero），我雖然認為那裏的任何人不會小於十五歲，但大家的平均年齡肯定不到二十歲。這種年齡的孩子根本就不該被送上前線，因為他們無法忍受長期睡眠不足，在前沿戰壕中缺覺那可是家常便飯。起初，要想讓我們的崗哨在夜晚正常執勤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這個小分隊的壞小子們，你隻有把他們從防空壕裏拖出來才能把他們弄醒，然後就在你轉過身來的一刹那，他們便離開崗哨，重新溜進了防空壕。有時候，盡管天寒地凍冷得可怕，他們竟然也能斜靠著戰壕壁酣然入睡。幸運的是，敵人也同樣缺乏進取精神。在我看來，在許多個夜晚，我們的陣地完全有可能被二十個拿氣槍的童子軍攻占，此外，二十個拿著羽毛球拍的女童子軍說不定也能幹成這件事。
在那時以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加泰羅尼亞的民兵始終堅持自己在戰爭開始時的立場。在佛朗哥政變的早期，各種工會和政黨大都匆匆忙忙地組建了自己的民兵隊伍；每一個民兵組織實質上就是某個政治組織，它們效忠於自己的政黨，有如效忠中央政府。人民軍——在名義上是一支“非政治”派別的部隊，但它從組建開始就在相當程度上依附於常規陣線（ordinarylines）——是在1937年初建立的，該黨的民兵從理論上來說已合並到人民軍中去了，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一切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新組建起來的人民軍的大部分人馬遲至六月才開赴阿拉貢前線。在此之前，整個民兵製度依然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調整。這一製度的根本特征在於官兵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社會平等。民兵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從將軍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個士兵拍拍將軍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煙，他完全可以這麽做，每個民兵部隊都相當於一個民主政體，而非等級組織。命令應當被執行，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當你發出命令時，你所發出的命令是同誌式的，而不是上級對下級的方式，這也大家都能了解的。這裏雖然也有軍官和軍士（n.c.o.），但沒有通常意義上的軍階、軍銜、徽章，以及哢嚓一聲立正敬禮之類的東西。軍官們試圖在民兵中組織創造一種暫時的無階級社會的模式。當然，這種平等還不是人們理想中的平等，但這比我在戰時曾經看到過或想到過的一切都更接近於理想。
不過我得承認，我對最初見到的前線軍事進展感到十分驚駭。這樣的一支軍隊怎麽可能贏得戰爭呢？這也是當時人人都在談論的話題。盡管這些都是事實，但大加指責則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民兵部隊實際上已經夠好的了。一支現代化的機械部隊並不是從地麵上冒出來的，如果政府坐等現有的部隊完全訓練好了才投入戰鬥，那麽佛朗哥的進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擊。此後，指責民兵成為一種風氣，甚至連訓練不足和武器奇缺的責任也被無端地歸咎於民兵中的平均主義製度。事實上，任何一支剛剛組建起來的民兵隊伍都不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原因並非在於軍官們被稱為“同誌”，而是因為任何一支軍隊在草創時期全都必然如此。事實上，民主的“革命”式的軍事紀律比最初預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隊伍中，軍事紀律在理論上也是同樣應該被自願執行的。這種紀律建立在忠誠於本階級的基礎上。相反，一支從資產階級中征募的隊伍，其紀律則最終是建立在強製和恐懼的基礎之上。（取代民兵的人民軍則介於這兩種類型之間。）其他軍隊中盛行的欺淩和辱罵行為，在民兵隊伍中是任何時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隊伍中正常的紀律處罰依然保留著，但處罰隻被適用於最嚴重的過失。當某個人拒絕服從命令時，不會立即讓他受到懲處，人們首先要以同誌式的友好態度對他進行勸導。從未管理過士兵且憤世嫉俗的人會立刻指出，這樣做決不會“起作用”。但事實表明這樣做從長期看的確是“起作用”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紀律的一些人也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在一月份，為了讓十二個新兵達到要求，把我的頭發都快折騰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擔任代理中尉的職務，指揮三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幾個月來，我們持續遭受進攻，在下達命令或要求自願從事某項危險工作方麵，我幾乎從未遇到過什麽困難。“革命”紀律要靠政治覺悟來執行——要理解服從命令的原因，要把這種觀念推廣開來需要時間，但是要把一個人訓練成兵營裏的機器人也同樣需要時間。嘲笑民兵隊伍的新聞記者也許很少記得，當人民軍尚在後方訓練時，是民兵們在前線堅守著。從根本上來講，民兵能守在陣地上，這本身就是對“革命”紀律的力量的一種頌揚。直到1937年6月，民兵們能夠留在那裏。靠的完全就是對本階級的無限忠誠，逃兵有可能被槍斃——在偶爾和特殊的情況下也確有逃兵被槍斃的。要是強征入伍的隊伍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在戰地指揮部轉移之後——恐怕早就作鳥獸散了。而民兵們卻仍在固守前線陣地，臨陣脫逃者更是極為罕見，盡管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贏得勝利的可能性是多麽微乎其微。在置身馬統工黨民兵中的四五個月裏，我隻聽說有四個人開了小差，而且其中有兩個人無疑是間諜，他們來到民兵隊伍中完全是為了獲取情報。我所帶領的新兵隊伍，最初顯得混亂不堪，從未經過訓練，任何一項命令都要至少爭吵五分鍾才能得以執行，這一事實令我十分驚駭和惱火。我具有英國式的軍事觀念，而毫無疑問，西班牙軍隊完全不像英國軍隊。然而，我認為，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其實他們比起預期的要好得多。
同時，柴草問題——永遠是柴草問題。在那段時間裏，我的日記中可能無時無處不提到柴草，或嚴重缺乏柴草的問題。我們的陣地高處海拔大約兩千至三千英尺，正值隆冬，寒冷是不言而喻的。氣溫倒是沒有低得太過分，有些夜晚甚至沒結冰，冬日的陽光在中午還常常會燦爛上個把小時。但即便如此，我也敢向你保證，那天氣還是令人難以忍受。呼嘯的寒風會不時掀掉你的帽子，把你的頭發吹得東倒西歪。濃霧會如同液體一般隨時湧進戰壕把寒冷滲進你的骨髓。這裏經常下雨，即使隻下一刻鍾，周圍的環境也會變得令人無法忍受。石灰岩上的那層薄土會迅速變得油脂般的滑膩，因為你總是要在這種斜坡上行走。在黑夜裏，我每走出二十碼的距離，差不多就要摔倒六次。而這很危險，因為這會造成槍走火或讓泥土堵死槍管無法使用。許多天來，每個人的衣服、靴子、毯子和槍上差不多都被弄上一層泥巴。我通常穿上我能扛得住的所有厚衣服，但許多人隻能有少得可憐的衣服遮體禦寒。我們陣地上的大約一百人，總共隻有十二件厚外套，這些外套必須在哨位上相互接遞，大多數人隻有一條毯子。在一個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記中開列了一份我身上所穿衣服的清單。戰士一下一個人的身上究竟能夠穿著多少件衣服，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同時穿在身上的是：一件厚背心和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兩件套頭衫、一件羊毛夾克衫、一件豬皮夾克衫、一條燈心絨褲子、一副皮綁腿、一雙厚襪子、一雙靴子、一件結實的軍用短上衣、一條圍巾、一副馬具革手套，還有一頂羊毛針織帽子。然而，我仍然哆嗦得像一團肉凍似的。我得承認，我對寒冷異常地敏感。
柴草是此時最急需的東西。柴草的溫暖體的症結在於，實際上根本就找不到柴草。在我們的這座可憐的山上，即使季節最好的時候也長不出多少草木，而好幾個月來這裏僅有的幹柴枯草早就被凍壞了的民兵們搜索殆盡了，結果是，任何哪怕隻有手指般長的草木都被弄來燒火了。除了吃飯、睡覺、站崗或幹重活太累以外，我們都會去陣地後麵的山穀中搜尋柴草。我對於那個時期的所有記憶都是關於在幾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尋找，越過那些會把靴子劃成碎片的鋸齒狀岩石，如饑似渴地撲向枝條稀疏的小灌木叢等等情景。三個人搜尋上好幾個小時，隻能搜集到能夠在防空壕裏勉強燃燒一個小時的柴草。搜尋柴草的強烈欲望使我們變成了植物學家。我們能夠根據燃燒狀況辨別山坡上的每一種植物。多數灌木和煙草比較容易燃燒，但在數分鍾內就會燃燒殆盡；比醋栗還要矮小的橡樹的枝條，幾乎很難燒著。有一種幹蘆葦非常適合點燃火堆，但它隻生長在我們陣地左邊的山頭上，你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才能把它弄回來。如果法西斯分子的機槍手一旦發現了你，就會立即對你進行一通猛烈掃射。不過，子彈通常在準星定位上有點略微偏噶，子彈會像蝗蟲般從頭頂上空飛過，有時也會擊中身邊的岩石，你得馬上臥倒。但你仍會繼續搜集蘆葦，與獲得柴草相比，其他的一切也就不那麽重要了。
除了寒冷，其他艱難困苦看起來就似乎根本不值一提了。當然，長期以來我們每個人都顯得非常邋遢肮髒。我們的生活用水，如同我們的食物一樣，都是靠騾子從阿爾庫維耶雷馱運過來的，每個人全天隻供應一誇脫左右。這些水極其糟糕，一般不會比牛奶更透明。按規定這水隻可飲用不可它用，但我總會悄悄地舀上一小杯用於清晨梳洗。我習慣於頭一天洗臉，第二天刮胡子；因為沒有足夠的水同時幹完這兩件事。我們的駐地上有一種可恨的臭味，在簡易防禦欄的外麵，到處都是排泄物。一些民兵更喜歡在戰壕內方便。要是有誰必須在黑暗中經過這些地方的石斛，那才真是讓他惡心透了。不過，這些汙物從來也沒有把我給難為住。人們對於這些汙物實在是太大驚小怪了。其實，你會很快就習慣於不用手帕，以及把馬口罐頭盒既用來盥洗也用來吃飯，而且快得讓人吃驚。至於和衣而睡，那就更不在話下了。當然，在夜晚脫衣睡覺，特別是脫掉靴子睡覺，實際上也不可能的；假如遇到敵方突然攻擊，任何人都必須立即起身投入戰鬥。在連續八十多個夜晚裏，我隻有三次脫掉衣服睡覺。在白天，盡管我偶爾也真想把衣服脫掉輕鬆一下，但這種天氣即使對於虱子來說也嫌太冷了。可家鼠和倉鼠照樣成群結隊地到處亂竄。人們常說，不會在同一個地方見到這兩種老鼠。可是，由於我們這裏有足夠的食物，隨時隨地都能見到這兩種老鼠的混合編隊。
至於其他物資我們並不匱乏。食物夠好的了，還有大量的酒。雪茄仍按每天一盒供應，火柴隔天供應一次，甚至還供應蠟燭。這是非常細的蠟燭，就像插在聖誕蛋糕上的那種，很多人都懷疑這種東西是不是從教堂裏搶來的。每座防空壕每天配給三英寸長的蠟燭，大約夠點二十分鍾。那時還能買到蠟燭，我買了好幾磅蠟燭隨身攜帶。後來火柴和蠟燭的奇缺使生活變得有如一場噩夢。你隻有在缺乏這些東西的時候，才會真正感覺到它們的重要。比如說，當警報在夜間突然響起的時候，防空壕裏的每個人都會立即翻身而起爭相拿起自己的槍，甚至踩踏碰撞到其他人的臉，此時，是否有燈光那就相當於生與死的差別。每個民兵都擁有一個火絨打火機和好幾碼長的黃色的打火機油繩，通常放在來複槍旁邊，這也是他最重要的財產。火絨打火機的最大優點是抗風，能在風中點燃。但由於著得太慢，一般不用它來生火。在火柴奇缺的情況下，我們唯一的點火辦法是拔掉子彈頭，擊發彈殼中的火藥，點燃火絨打火機的油繩。
那時，我們所過的日子確實非常特別——一種戰時的特別生活方式，如果你將其稱之為戰爭的話。全體民兵隊伍對於這種不作為的戰爭方式都很惱火，並經常為此發生騷動，誰都想知道究竟為什麽不允許我們發起進攻。事情非常明顯，我們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主動發起攻擊了，隻有敵人偶爾挑起零星戰鬥。喬治?柯普在定期巡視陣地時，經常非常坦率地與我們交談。“這不是一場戰爭，”他說，“這隻是一場偶爾夾雜著死亡的喜劇。”事實上，阿拉貢戰線的沉寂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而那時我卻一無所知；這種純粹的軍事困境——與後備兵力缺乏全然不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這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山川地理所決定的。在我們和法西斯分子交戰的前線，雙方都在自然地理條件最具優勢的地方設置了陣地，它通常隻能從某一側接近。如果陣地再挖上了戰壕——即使派上一個步兵團也無法攻克，除非派出更為強大的兵力。在我們的這個陣地以及周圍的大多數陣地上，隻要有十二個人加兩挺機關槍就足以擊退一支部隊的進攻。我們占據著山頂上的有利位置，本該用大炮轟出可愛的印記作個紀念，但這裏什麽火炮也沒有。我常常環顧敵方陣地，並期盼著——噢，這種棋盤是何等急切啊！——幾組排炮。那樣，隻有一個人就能輕鬆地逐個摧毀敵軍陣地，就像用錘子砸開核桃那樣輕而易舉。但在我們這一方哪怕一門炮也沒有。法西斯分子偶爾也輝設法從薩拉戈薩弄來一兩門炮，並射出有限的幾枚炮彈，少得在射程之內都難得找到一塊彈片，剩下的彈殼有氣無力地落入空蕩蕩的峽穀中。在既沒機槍又沒有火炮的情況下，人們所能做的就是三件事：在安全距離——比如四百碼——掘個洞把自己隱蔽起來；在開闊地帶進軍從而被大批殺死；或者進行小規模的夜襲，而這不會改變戰爭的整體局麵。實際上，真正可供人們選擇的隻有兩條：要麽按兵不動，要麽自尋死路。
此外，那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武器裝備的極度匱乏。這需要耗費許多精力才能弄清此時民兵的武裝程度究竟如何糟糕。英格蘭o.t.c.*任何一家公立學校比起我們來都更像一支現代軍隊。我們的武器裝備的低劣程度是那樣令人驚駭，以至於我不得不把相關情形細述一下。
———————————————————
*officerstrainingcorps，英國軍官訓練隊。——譯者
———————————————————
在我們的這個前線小分隊中，整個炮兵部隊總共隻有四門迫擊炮，每門炮隻有十五顆炮彈。當然，這幾門迫擊炮實在是太珍稀貴重了，不能輕易使用，多數時間留在遠離前線的阿爾庫維耶雷。機槍與民兵人數的比例是一比五十，這些機槍比較陳舊，但在三百至四百碼的範圍內命中率還算比較高。此外我們就隻有來複槍了。大部分來複槍都快鏽蝕成廢鐵了。尚能勉強使用的來複槍隻有三種了。一種是長筒毛瑟槍。其中使用時間少於二十年的極為罕見，瞄準器就像是路邊鏽蝕的計程鐵樁，其中大部分都鏽蝕得根本無法使用了：每十枝當中隻有一枝還能勉強使用。另一種是短筒毛瑟槍，或者稱為騎步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騎兵武器，比其他槍支更受歡迎。因為這種槍更輕，更便於攜帶，在戰壕裏使用不大會出麻煩；當然，也因為它相對較新，看起來似乎不錯。其實這種槍基本上不起什麽作用。所有這些步槍都是由各種雜七雜八的部件拚湊而成的，沒有一個扳機是這支槍的原裝配件，其中3/4的槍支最多射擊五次就要發生卡殼。有一些溫切斯特來複槍，用起來倒是挺好，就是準頭兒極差，而且彈膛上不帶子彈匣，每次隻能開一槍。彈藥是那樣的寶貴，以至於每個士兵隻能發給五十發子彈，其中大部分還糟得出奇。西班牙生產的子彈殼是再次填充火藥重複利用的，能卡住最好的來複槍。墨西哥產的子彈要好一些，因此都被留給機槍了。德國生產的子彈是最好的，但這隻能從俘虜或逃兵那裏才能得到，所以數量很少。我總是在兜裏揣上一匣德國或墨西哥製造的子彈，以備出現緊急情況時使用。實際上，即使遇到緊急情況我也很少開槍，因為我實在擔心發生令人頭疼的卡殼或者某顆子彈突然走火之類的事情。
在我們民兵部隊中，沒有鋼盔，沒有刺刀，甚至幾乎沒有左輪手槍或其他手槍，平均每五至十個人才能擁有一枚手榴彈。我們在這一時期所使用的手榴彈，那才是一種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家夥，名叫“f.a.i.手榴彈”。它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在戰爭初期製造的。它模仿米爾斯式（卵形）手榴彈的外形，但不用保險銷而是使用拉火索。使用時，你必須拉斷拉火索，然後盡可能以最快速度將它扔出去。一般地說，這種手榴彈的表現是非常“公平”的，它既可能在那邊的敵人中爆炸，也可能在這邊投彈者的手中爆炸。此外，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手榴彈，它們更為原始，但相對稍稍安全一些——我的意思是，這僅僅對於投擲者而言。直到三月下旬，我才首次見到一枚像樣的手榴彈。
除了武器，其他必備的軍需品也同樣短缺。比如說，我們既無陸圖也無海圖。西班牙大地從來也沒有被充分地勘察過。我們有關這一地區的唯一的地圖，也是老掉牙的軍用地圖。這種地圖還大都掌握在法西斯分子的手中。我們沒有測距儀，沒有望遠鏡，沒有潛望鏡，除了極少數人有民用望遠鏡根本沒有軍用野外望遠鏡。我們沒有照明彈或維利式信號彈*，沒有鋼絲鉗，沒有軍械士**所需的工具，甚至連任何清潔工具都難以找到。西班牙人似乎從未聽說過清潔槍筒用的繩刷，在我輕鬆地製造出來一個之後，他們驚奇得不得了。此前，當你需要清理自己的槍管時，隻能把它交給軍士，他會用一根長長的銅質推彈杆——總是七歪八扭地——來回刮擦膛線。這裏甚至沒有擦槍用的機油。要是找到橄欖油，那就用橄欖油來擦槍。在不同時期，我曾不得不用凡士林、護膚霜，甚至豬油來擦槍。這裏既沒有路燈，也沒有手電筒——我確信，當時在我們周圍的整個前線地區都找不到手電筒這種東西。能買到手電筒的最近的地方是巴塞羅那，而即使在那裏，購買也很困難。
———————————————————
*由美國海軍軍官愛德華?維利（1847—1910）發明的一種有色信號彈。——譯者
**指維修所在部隊或軍艦的輕兵器，以及給戰鬥機裝配彈藥的技術軍士。——譯者
———————————————————
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響徹山穀的斷續槍聲，我開始越來越疑慮，並很想知道會不會發生點什麽事能給這種扭曲的戰爭生活帶著一點生機，甚至哪怕有一絲死亡。我們此時與之奮鬥的是肺炎，而非那些敵人。敵我雙方的戰壕相距至少五百碼，隻有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有人被擊中。當然，人員傷亡總是有的，但大多是我方自己造成的。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初五個傷員都是被我們自己的武器傷害了的——我並非說這是故意的，而是由於意外或粗心大意。我們的破爛槍本身就是一種危險品。有些槍簡直糟透了，槍托稍稍一碰地馬上就會走火，我親眼看到有個士兵就是這樣傷了自己的手。而且，許多未訓練的新兵經常在黑暗中相互誤擊。有個晚上，甚至還沒到黃昏時分，一個哨兵就在隻有二十碼左右的距離向我開槍射擊。不過偏出了足足有一碼。鬼才知道：西班牙人糟糕的射擊標準究竟有多少次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在霧藹中巡邏，行前曾再三叮嚀值班隊長，返回時千萬不要發生誤會。但在返回時我被一株灌木意外絆倒，哨兵聞聲後驚慌失措地高聲大叫法西斯分子來了，同時我也有幸聽到值班隊長命令大家，用密集的火力向我所在的方位射擊。當然，幸好我是被絆倒在地的，子彈從我身體上方飛過，沒有造成意外傷害。沒有什麽能讓西班牙人，至少是年輕的西班牙人相信，武器是危險的。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有一次我正在準備拍攝幾張槍口對準相機的機槍手照片。
“別開槍！”我在給相機調整焦距的時候，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地說道。
“哦，不！我們不會開槍的。”
可是，話音剛落就傳來了震耳欲聾、極為可怕的機槍射擊聲，一串串子彈緊貼著我的麵頰飛過，火藥的噴射氣流猶如多股魚叉撲麵而來，我頓時感到滿臉刺痛。其實，機槍手們並非蓄意傷害我，他們隻不過是想跟我開個大一點的玩笑而已。就在幾天前，他們曾親眼看到有個趕騾人誤遭一個民兵部隊政治代表的意外傷害：政治代表用自動手槍戲弄趕騾人，結果讓這個倒黴蛋的肺部鑽進了五粒子彈。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們這支部隊所使用的很難記住的口令，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危險之源。那是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雙重口令，一個單詞必須與另一個單詞相呼應。口令通常使用那些令人振奮和充滿革命精神的詞匯，比如cultura（文明）—progreso（發展），或seremos—invencibles（不可戰勝的），一般地說，要想讓那些不識字的哨兵記住這些傲氣十足的詞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記得，有個晚上的口令是cataluna（加泰羅尼亞）—heroica（英勇的），一個名叫海梅?多梅內奇的圓臉農家少年走近我，滿麵困惑地要求我加以解釋。
“heroica——heroica是什麽意思？”
我告訴他，它和valiente（勇敢的）的意思一樣。沒過多久，當這位少年正在黑暗的壕溝中蹣跚而行時，哨兵喝道：
“alto（站住）！cataluna！”
“valiente！”海梅叫道，他確信自己回答的是正確口令。
砰！
幸好，哨兵沒有打中他。在這場戰爭中，每個人也許都曾誤會和錯怪過其他人，這是情有可原的。
老實說，我在西班牙的這段日子裏，自始至終，幾乎沒碰到過什麽真正的戰鬥。從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待在阿拉貢前線。從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魯埃爾以外，那裏基本上沒有發生什麽戰事，或者說隻發生過幾次很小的衝突。三月，在韋斯卡周圍發生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戰鬥，我自己隻在戰鬥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六月，進攻韋斯卡的戰鬥遭受了慘重損失，一天之內就有數千人陣亡，而我在那之前就已受傷，喪失了戰鬥能力。我幾乎從沒有想過人們一般很在意的那些戰鬥榮譽之類的事情。我既沒有遭遇過任何一架飛機在我身旁投下一枚炸彈，也沒有遭遇過任何一顆炮彈在我身旁五十碼之內爆炸，我隻遭遇過一次白刃戰（哪怕一次也嫌太多，我完全有理由這樣說）。當然，我們常常遭遇重機槍的火力壓製，但通常身處安全距離之外。如果你采取合理的自我保護措施，即使在韋斯卡的前沿陣地上，一般也不會遭遇什麽危險。
從這裏再往北就是環抱薩拉戈薩的群山。戰鬥處於膠著狀態的時候你隻能感到疲勞和厭倦。整天過著有如城裏小職員那樣的既忙忙碌碌，又機械單調的生活。站崗、巡邏、挖戰壕；挖戰壕、巡邏、站崗。在那邊的每個山頂上，都有一群法西斯分子或保皇黨分子龜縮在他們的旗幟下瑟瑟發抖；他們每個人都裹緊肮髒破爛的衣服，試圖抵禦寒冷。漫無目的的子彈沒日沒夜地在空曠的山穀間遊蕩，但在某個人身體上找到歸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通常我會環顧周圍的冬天景象，並對這一切感到十分驚奇。這種戰爭的進程實在是太難以預測了！在較早的時候，大約是十月份，所有這些山頭上都曾進行過殘酷的戰鬥；接下來，由於交戰雙方均嚴重缺乏戰鬥人員和武器，特別是火炮，以至於誰也無力繼續發起任何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雙方的士兵都在各自攻占的山頭上挖掘戰壕，作為隱蔽和藏身之所。向我們的右邊看去，那裏有一個不大的前沿哨所，它也是由我們的馬統工黨民兵守衛的；在我們左邊的支脈上，跟我們呈150°的位置，是一個加聯社黨（p.s.u.c.，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譯者）的陣地，陣地的對麵是一個更高的山頭，在那個山頭的頂部有許許多多法西斯分子的小型哨所。這種所謂前沿陣地基本上呈之字形曲折延伸，如果不是由於每個哨所都豎有一麵旗幟的話，那麽誰也無法弄清這些哨所究竟屬於交戰的哪一方。馬統工黨和加聯社黨的旗幟是紅色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是紅黑相間的；法西斯分子通常打著君主製時代的旗幟（紅—黃—紅），但有時也打著共和政體的旗幟（紅—黑—紫）。[1]這裏的景色令人驚奇讚歎，但前提是你必須忘卻每個山頂上都駐紮著部隊，而且五花八門的空罐頭盒被扔得到處都是，其一些甚至還殘留著糞便。在我們的右麵，山脊向東南方向延伸，但在前方被一條峽穀斷開，那條寬闊的峽穀岩層裸露，一直通向韋斯卡。在平原中部，散亂地分布著一些正方形的房屋，如同一把擲出去的骰子。這是羅布萊斯小鎮，已經被保皇黨派占據。早晨，這兒的山穀總是被大片雲霧所遮蔽，突出在雲霧之上的群峰，形狀扁平而且泛出藍色，這就使得這裏的景色與照片的底片有著奇怪的相似之處。在韋斯卡以南，有更多這種類型的山峰，和我們這裏一樣，當群山被大雪覆蓋以後，雪的紋路每天都會變化。在更遠的比利牛斯山脈的那些巨大山峰上，積雪終年不化，所以看上去就像浮在空中。即使山腳下的平原上，看起來也是光禿禿和毫無生機的。我們對麵的山嶽是灰暗的，岩石的皺褶就像是大象的皮膚。天空中幾乎看不到什麽飛禽。我想，我還從未見過鳥類如此稀少的國家。常見的隻有一種鵲鳥，以及會在夜晚突然鳴叫、嚇人一跳的山鶉。此外，隻有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才難得一見的蒼鷹，它們在天空中緩緩滑翔，根本不理會陣地上來複槍的射擊聲。
———————————————————
[1]奧威爾死後，在他的遺稿中發現了一張勘誤表：“我現在不確定我是否看到過法西斯分子打著共和政體的旗幟，盡管我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有時會搖動這樣的旗幟，上麵帶有納粹的標誌。”
———————————————————
在夜晚和有薄霧的天氣，我們通常會派出巡邏隊，在我們和法西斯分子對峙的山穀間巡邏。這樁差事並不受人歡迎，因為天氣太冷，又很容易迷路；而且我還很快發現，隻要自己願意離開陣地，以巡邏為借口就可以了，想離開多少次都成。在這個巨大的、鋸齒狀的山穀中，沒有任何現成的道路可走；你隻能循著巡邏隊以前所走過的路線，並看清他們留下的最新路標摸索前進，這樣才不至於迷路。即使從最靠近的法西斯分子哨所裏射出的子彈，相距我們至少也有七百米遠，而按唯一可行的路線巡邏則必須繞行一點五英裏以上。在黑暗的山穀中跌跌爬爬地前進，流彈在我們的頭頂上方掠過，發出有如紅腳鳶的鳴叫聲，想想也覺得挺有意思的。霧天巡邏比夜間巡邏要好一些，但濃霧通常會持續一整天，而且喜歡停滯在山頂周圍，給山穀中留下了清晰的能見度。當你在離法西斯分子陣地很近的地方行進時，你不得不輕手輕腳地如同蝸牛那樣爬行，而要想在山坡上悄無聲息地爬行那就更困難，特別是那些灌木叢和石塊，稍稍一碰就會發出聲響。到了第三、四次，我才找到了接近法西斯陣地的路。霧非常濃，我輕手輕腳地爬到鐵絲網旁。我能隱約聽到法西斯分子在戰壕裏麵說話、唱歌。
然後我警覺地聽到幾個法西斯分子朝我所在的山這邊過來，我側臥在一簇突然感覺十分矮小的樹叢後麵，並悄悄地端起我的來複槍。然而，法西斯分子分成兩路走開了，根本都沒進入我的視線。在我藏身的樹叢後，我看到前麵戰鬥留下的物品——一堆子彈殼，一頂帶有彈孔的皮帽子，還有一麵紅旗，顯然是我方部隊的旗幟。我把旗子帶回我們的陣地，之後它卻被無情地撕成了若幹塊抹布。
剛抵達前線，我就被任命為下士，或者叫做cabo（班長），並負責指揮一支十二人的隊伍。這個小分隊隻是一群毫無訓練的烏合之眾，成員基本上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在民兵中，年僅十一二歲的少年兒童到處可見，他們通常是來自法西斯占領區的難民。讓他們參加民兵，也是養活他們的最簡便的辦法。通常，他們會被安排在後方從事輕鬆的工作，但有時他們也會設法逐步地進入前線。在前線，他們給大家造成了威脅。我記得有個小混蛋將一顆手榴彈丟到防空壕的火堆裏，事後還說那僅僅是“為了開個玩笑”。在波切洛山（montepocero），我雖然認為那裏的任何人不會小於十五歲，但大家的平均年齡肯定不到二十歲。這種年齡的孩子根本就不該被送上前線，因為他們無法忍受長期睡眠不足，在前沿戰壕中缺覺那可是家常便飯。起初，要想讓我們的崗哨在夜晚正常執勤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這個小分隊的壞小子們，你隻有把他們從防空壕裏拖出來才能把他們弄醒，然後就在你轉過身來的一刹那，他們便離開崗哨，重新溜進了防空壕。有時候，盡管天寒地凍冷得可怕，他們竟然也能斜靠著戰壕壁酣然入睡。幸運的是，敵人也同樣缺乏進取精神。在我看來，在許多個夜晚，我們的陣地完全有可能被二十個拿氣槍的童子軍攻占，此外，二十個拿著羽毛球拍的女童子軍說不定也能幹成這件事。
在那時以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加泰羅尼亞的民兵始終堅持自己在戰爭開始時的立場。在佛朗哥政變的早期，各種工會和政黨大都匆匆忙忙地組建了自己的民兵隊伍；每一個民兵組織實質上就是某個政治組織，它們效忠於自己的政黨，有如效忠中央政府。人民軍——在名義上是一支“非政治”派別的部隊，但它從組建開始就在相當程度上依附於常規陣線（ordinarylines）——是在1937年初建立的，該黨的民兵從理論上來說已合並到人民軍中去了，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一切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新組建起來的人民軍的大部分人馬遲至六月才開赴阿拉貢前線。在此之前，整個民兵製度依然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調整。這一製度的根本特征在於官兵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社會平等。民兵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從將軍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個士兵拍拍將軍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煙，他完全可以這麽做，每個民兵部隊都相當於一個民主政體，而非等級組織。命令應當被執行，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當你發出命令時，你所發出的命令是同誌式的，而不是上級對下級的方式，這也大家都能了解的。這裏雖然也有軍官和軍士（n.c.o.），但沒有通常意義上的軍階、軍銜、徽章，以及哢嚓一聲立正敬禮之類的東西。軍官們試圖在民兵中組織創造一種暫時的無階級社會的模式。當然，這種平等還不是人們理想中的平等，但這比我在戰時曾經看到過或想到過的一切都更接近於理想。
不過我得承認，我對最初見到的前線軍事進展感到十分驚駭。這樣的一支軍隊怎麽可能贏得戰爭呢？這也是當時人人都在談論的話題。盡管這些都是事實，但大加指責則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民兵部隊實際上已經夠好的了。一支現代化的機械部隊並不是從地麵上冒出來的，如果政府坐等現有的部隊完全訓練好了才投入戰鬥，那麽佛朗哥的進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擊。此後，指責民兵成為一種風氣，甚至連訓練不足和武器奇缺的責任也被無端地歸咎於民兵中的平均主義製度。事實上，任何一支剛剛組建起來的民兵隊伍都不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隊伍，原因並非在於軍官們被稱為“同誌”，而是因為任何一支軍隊在草創時期全都必然如此。事實上，民主的“革命”式的軍事紀律比最初預期的要好得多。在一支工人民兵隊伍中，軍事紀律在理論上也是同樣應該被自願執行的。這種紀律建立在忠誠於本階級的基礎上。相反，一支從資產階級中征募的隊伍，其紀律則最終是建立在強製和恐懼的基礎之上。（取代民兵的人民軍則介於這兩種類型之間。）其他軍隊中盛行的欺淩和辱罵行為，在民兵隊伍中是任何時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隊伍中正常的紀律處罰依然保留著，但處罰隻被適用於最嚴重的過失。當某個人拒絕服從命令時，不會立即讓他受到懲處，人們首先要以同誌式的友好態度對他進行勸導。從未管理過士兵且憤世嫉俗的人會立刻指出，這樣做決不會“起作用”。但事實表明這樣做從長期看的確是“起作用”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紀律的一些人也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在一月份，為了讓十二個新兵達到要求，把我的頭發都快折騰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擔任代理中尉的職務，指揮三十個人，其中有英國人，也有西班牙人。幾個月來，我們持續遭受進攻，在下達命令或要求自願從事某項危險工作方麵，我幾乎從未遇到過什麽困難。“革命”紀律要靠政治覺悟來執行——要理解服從命令的原因，要把這種觀念推廣開來需要時間，但是要把一個人訓練成兵營裏的機器人也同樣需要時間。嘲笑民兵隊伍的新聞記者也許很少記得，當人民軍尚在後方訓練時，是民兵們在前線堅守著。從根本上來講，民兵能守在陣地上，這本身就是對“革命”紀律的力量的一種頌揚。直到1937年6月，民兵們能夠留在那裏。靠的完全就是對本階級的無限忠誠，逃兵有可能被槍斃——在偶爾和特殊的情況下也確有逃兵被槍斃的。要是強征入伍的隊伍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在戰地指揮部轉移之後——恐怕早就作鳥獸散了。而民兵們卻仍在固守前線陣地，臨陣脫逃者更是極為罕見，盡管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贏得勝利的可能性是多麽微乎其微。在置身馬統工黨民兵中的四五個月裏，我隻聽說有四個人開了小差，而且其中有兩個人無疑是間諜，他們來到民兵隊伍中完全是為了獲取情報。我所帶領的新兵隊伍，最初顯得混亂不堪，從未經過訓練，任何一項命令都要至少爭吵五分鍾才能得以執行，這一事實令我十分驚駭和惱火。我具有英國式的軍事觀念，而毫無疑問，西班牙軍隊完全不像英國軍隊。然而，我認為，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其實他們比起預期的要好得多。
同時，柴草問題——永遠是柴草問題。在那段時間裏，我的日記中可能無時無處不提到柴草，或嚴重缺乏柴草的問題。我們的陣地高處海拔大約兩千至三千英尺，正值隆冬，寒冷是不言而喻的。氣溫倒是沒有低得太過分，有些夜晚甚至沒結冰，冬日的陽光在中午還常常會燦爛上個把小時。但即便如此，我也敢向你保證，那天氣還是令人難以忍受。呼嘯的寒風會不時掀掉你的帽子，把你的頭發吹得東倒西歪。濃霧會如同液體一般隨時湧進戰壕把寒冷滲進你的骨髓。這裏經常下雨，即使隻下一刻鍾，周圍的環境也會變得令人無法忍受。石灰岩上的那層薄土會迅速變得油脂般的滑膩，因為你總是要在這種斜坡上行走。在黑夜裏，我每走出二十碼的距離，差不多就要摔倒六次。而這很危險，因為這會造成槍走火或讓泥土堵死槍管無法使用。許多天來，每個人的衣服、靴子、毯子和槍上差不多都被弄上一層泥巴。我通常穿上我能扛得住的所有厚衣服，但許多人隻能有少得可憐的衣服遮體禦寒。我們陣地上的大約一百人，總共隻有十二件厚外套，這些外套必須在哨位上相互接遞，大多數人隻有一條毯子。在一個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記中開列了一份我身上所穿衣服的清單。戰士一下一個人的身上究竟能夠穿著多少件衣服，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同時穿在身上的是：一件厚背心和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兩件套頭衫、一件羊毛夾克衫、一件豬皮夾克衫、一條燈心絨褲子、一副皮綁腿、一雙厚襪子、一雙靴子、一件結實的軍用短上衣、一條圍巾、一副馬具革手套，還有一頂羊毛針織帽子。然而，我仍然哆嗦得像一團肉凍似的。我得承認，我對寒冷異常地敏感。
柴草是此時最急需的東西。柴草的溫暖體的症結在於，實際上根本就找不到柴草。在我們的這座可憐的山上，即使季節最好的時候也長不出多少草木，而好幾個月來這裏僅有的幹柴枯草早就被凍壞了的民兵們搜索殆盡了，結果是，任何哪怕隻有手指般長的草木都被弄來燒火了。除了吃飯、睡覺、站崗或幹重活太累以外，我們都會去陣地後麵的山穀中搜尋柴草。我對於那個時期的所有記憶都是關於在幾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尋找，越過那些會把靴子劃成碎片的鋸齒狀岩石，如饑似渴地撲向枝條稀疏的小灌木叢等等情景。三個人搜尋上好幾個小時，隻能搜集到能夠在防空壕裏勉強燃燒一個小時的柴草。搜尋柴草的強烈欲望使我們變成了植物學家。我們能夠根據燃燒狀況辨別山坡上的每一種植物。多數灌木和煙草比較容易燃燒，但在數分鍾內就會燃燒殆盡；比醋栗還要矮小的橡樹的枝條，幾乎很難燒著。有一種幹蘆葦非常適合點燃火堆，但它隻生長在我們陣地左邊的山頭上，你必須冒著生命危險才能把它弄回來。如果法西斯分子的機槍手一旦發現了你，就會立即對你進行一通猛烈掃射。不過，子彈通常在準星定位上有點略微偏噶，子彈會像蝗蟲般從頭頂上空飛過，有時也會擊中身邊的岩石，你得馬上臥倒。但你仍會繼續搜集蘆葦，與獲得柴草相比，其他的一切也就不那麽重要了。
除了寒冷，其他艱難困苦看起來就似乎根本不值一提了。當然，長期以來我們每個人都顯得非常邋遢肮髒。我們的生活用水，如同我們的食物一樣，都是靠騾子從阿爾庫維耶雷馱運過來的，每個人全天隻供應一誇脫左右。這些水極其糟糕，一般不會比牛奶更透明。按規定這水隻可飲用不可它用，但我總會悄悄地舀上一小杯用於清晨梳洗。我習慣於頭一天洗臉，第二天刮胡子；因為沒有足夠的水同時幹完這兩件事。我們的駐地上有一種可恨的臭味，在簡易防禦欄的外麵，到處都是排泄物。一些民兵更喜歡在戰壕內方便。要是有誰必須在黑暗中經過這些地方的石斛，那才真是讓他惡心透了。不過，這些汙物從來也沒有把我給難為住。人們對於這些汙物實在是太大驚小怪了。其實，你會很快就習慣於不用手帕，以及把馬口罐頭盒既用來盥洗也用來吃飯，而且快得讓人吃驚。至於和衣而睡，那就更不在話下了。當然，在夜晚脫衣睡覺，特別是脫掉靴子睡覺，實際上也不可能的；假如遇到敵方突然攻擊，任何人都必須立即起身投入戰鬥。在連續八十多個夜晚裏，我隻有三次脫掉衣服睡覺。在白天，盡管我偶爾也真想把衣服脫掉輕鬆一下，但這種天氣即使對於虱子來說也嫌太冷了。可家鼠和倉鼠照樣成群結隊地到處亂竄。人們常說，不會在同一個地方見到這兩種老鼠。可是，由於我們這裏有足夠的食物，隨時隨地都能見到這兩種老鼠的混合編隊。
至於其他物資我們並不匱乏。食物夠好的了，還有大量的酒。雪茄仍按每天一盒供應，火柴隔天供應一次，甚至還供應蠟燭。這是非常細的蠟燭，就像插在聖誕蛋糕上的那種，很多人都懷疑這種東西是不是從教堂裏搶來的。每座防空壕每天配給三英寸長的蠟燭，大約夠點二十分鍾。那時還能買到蠟燭，我買了好幾磅蠟燭隨身攜帶。後來火柴和蠟燭的奇缺使生活變得有如一場噩夢。你隻有在缺乏這些東西的時候，才會真正感覺到它們的重要。比如說，當警報在夜間突然響起的時候，防空壕裏的每個人都會立即翻身而起爭相拿起自己的槍，甚至踩踏碰撞到其他人的臉，此時，是否有燈光那就相當於生與死的差別。每個民兵都擁有一個火絨打火機和好幾碼長的黃色的打火機油繩，通常放在來複槍旁邊，這也是他最重要的財產。火絨打火機的最大優點是抗風，能在風中點燃。但由於著得太慢，一般不用它來生火。在火柴奇缺的情況下，我們唯一的點火辦法是拔掉子彈頭，擊發彈殼中的火藥，點燃火絨打火機的油繩。
那時，我們所過的日子確實非常特別——一種戰時的特別生活方式，如果你將其稱之為戰爭的話。全體民兵隊伍對於這種不作為的戰爭方式都很惱火，並經常為此發生騷動，誰都想知道究竟為什麽不允許我們發起進攻。事情非常明顯，我們已有好些日子沒有主動發起攻擊了，隻有敵人偶爾挑起零星戰鬥。喬治?柯普在定期巡視陣地時，經常非常坦率地與我們交談。“這不是一場戰爭，”他說，“這隻是一場偶爾夾雜著死亡的喜劇。”事實上，阿拉貢戰線的沉寂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的，而那時我卻一無所知；這種純粹的軍事困境——與後備兵力缺乏全然不同——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這是由於這個國家的山川地理所決定的。在我們和法西斯分子交戰的前線，雙方都在自然地理條件最具優勢的地方設置了陣地，它通常隻能從某一側接近。如果陣地再挖上了戰壕——即使派上一個步兵團也無法攻克，除非派出更為強大的兵力。在我們的這個陣地以及周圍的大多數陣地上，隻要有十二個人加兩挺機關槍就足以擊退一支部隊的進攻。我們占據著山頂上的有利位置，本該用大炮轟出可愛的印記作個紀念，但這裏什麽火炮也沒有。我常常環顧敵方陣地，並期盼著——噢，這種棋盤是何等急切啊！——幾組排炮。那樣，隻有一個人就能輕鬆地逐個摧毀敵軍陣地，就像用錘子砸開核桃那樣輕而易舉。但在我們這一方哪怕一門炮也沒有。法西斯分子偶爾也輝設法從薩拉戈薩弄來一兩門炮，並射出有限的幾枚炮彈，少得在射程之內都難得找到一塊彈片，剩下的彈殼有氣無力地落入空蕩蕩的峽穀中。在既沒機槍又沒有火炮的情況下，人們所能做的就是三件事：在安全距離——比如四百碼——掘個洞把自己隱蔽起來；在開闊地帶進軍從而被大批殺死；或者進行小規模的夜襲，而這不會改變戰爭的整體局麵。實際上，真正可供人們選擇的隻有兩條：要麽按兵不動，要麽自尋死路。
此外，那就是人們經常談論的武器裝備的極度匱乏。這需要耗費許多精力才能弄清此時民兵的武裝程度究竟如何糟糕。英格蘭o.t.c.*任何一家公立學校比起我們來都更像一支現代軍隊。我們的武器裝備的低劣程度是那樣令人驚駭，以至於我不得不把相關情形細述一下。
———————————————————
*officerstrainingcorps，英國軍官訓練隊。——譯者
———————————————————
在我們的這個前線小分隊中，整個炮兵部隊總共隻有四門迫擊炮，每門炮隻有十五顆炮彈。當然，這幾門迫擊炮實在是太珍稀貴重了，不能輕易使用，多數時間留在遠離前線的阿爾庫維耶雷。機槍與民兵人數的比例是一比五十，這些機槍比較陳舊，但在三百至四百碼的範圍內命中率還算比較高。此外我們就隻有來複槍了。大部分來複槍都快鏽蝕成廢鐵了。尚能勉強使用的來複槍隻有三種了。一種是長筒毛瑟槍。其中使用時間少於二十年的極為罕見，瞄準器就像是路邊鏽蝕的計程鐵樁，其中大部分都鏽蝕得根本無法使用了：每十枝當中隻有一枝還能勉強使用。另一種是短筒毛瑟槍，或者稱為騎步槍。這是一種真正的騎兵武器，比其他槍支更受歡迎。因為這種槍更輕，更便於攜帶，在戰壕裏使用不大會出麻煩；當然，也因為它相對較新，看起來似乎不錯。其實這種槍基本上不起什麽作用。所有這些步槍都是由各種雜七雜八的部件拚湊而成的，沒有一個扳機是這支槍的原裝配件，其中3/4的槍支最多射擊五次就要發生卡殼。有一些溫切斯特來複槍，用起來倒是挺好，就是準頭兒極差，而且彈膛上不帶子彈匣，每次隻能開一槍。彈藥是那樣的寶貴，以至於每個士兵隻能發給五十發子彈，其中大部分還糟得出奇。西班牙生產的子彈殼是再次填充火藥重複利用的，能卡住最好的來複槍。墨西哥產的子彈要好一些，因此都被留給機槍了。德國生產的子彈是最好的，但這隻能從俘虜或逃兵那裏才能得到，所以數量很少。我總是在兜裏揣上一匣德國或墨西哥製造的子彈，以備出現緊急情況時使用。實際上，即使遇到緊急情況我也很少開槍，因為我實在擔心發生令人頭疼的卡殼或者某顆子彈突然走火之類的事情。
在我們民兵部隊中，沒有鋼盔，沒有刺刀，甚至幾乎沒有左輪手槍或其他手槍，平均每五至十個人才能擁有一枚手榴彈。我們在這一時期所使用的手榴彈，那才是一種真正令人望而生畏的家夥，名叫“f.a.i.手榴彈”。它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在戰爭初期製造的。它模仿米爾斯式（卵形）手榴彈的外形，但不用保險銷而是使用拉火索。使用時，你必須拉斷拉火索，然後盡可能以最快速度將它扔出去。一般地說，這種手榴彈的表現是非常“公平”的，它既可能在那邊的敵人中爆炸，也可能在這邊投彈者的手中爆炸。此外，還有一些其他類型的手榴彈，它們更為原始，但相對稍稍安全一些——我的意思是，這僅僅對於投擲者而言。直到三月下旬，我才首次見到一枚像樣的手榴彈。
除了武器，其他必備的軍需品也同樣短缺。比如說，我們既無陸圖也無海圖。西班牙大地從來也沒有被充分地勘察過。我們有關這一地區的唯一的地圖，也是老掉牙的軍用地圖。這種地圖還大都掌握在法西斯分子的手中。我們沒有測距儀，沒有望遠鏡，沒有潛望鏡，除了極少數人有民用望遠鏡根本沒有軍用野外望遠鏡。我們沒有照明彈或維利式信號彈*，沒有鋼絲鉗，沒有軍械士**所需的工具，甚至連任何清潔工具都難以找到。西班牙人似乎從未聽說過清潔槍筒用的繩刷，在我輕鬆地製造出來一個之後，他們驚奇得不得了。此前，當你需要清理自己的槍管時，隻能把它交給軍士，他會用一根長長的銅質推彈杆——總是七歪八扭地——來回刮擦膛線。這裏甚至沒有擦槍用的機油。要是找到橄欖油，那就用橄欖油來擦槍。在不同時期，我曾不得不用凡士林、護膚霜，甚至豬油來擦槍。這裏既沒有路燈，也沒有手電筒——我確信，當時在我們周圍的整個前線地區都找不到手電筒這種東西。能買到手電筒的最近的地方是巴塞羅那，而即使在那裏，購買也很困難。
———————————————————
*由美國海軍軍官愛德華?維利（1847—1910）發明的一種有色信號彈。——譯者
**指維修所在部隊或軍艦的輕兵器，以及給戰鬥機裝配彈藥的技術軍士。——譯者
———————————————————
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響徹山穀的斷續槍聲，我開始越來越疑慮，並很想知道會不會發生點什麽事能給這種扭曲的戰爭生活帶著一點生機，甚至哪怕有一絲死亡。我們此時與之奮鬥的是肺炎，而非那些敵人。敵我雙方的戰壕相距至少五百碼，隻有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有人被擊中。當然，人員傷亡總是有的，但大多是我方自己造成的。如果沒記錯的話，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初五個傷員都是被我們自己的武器傷害了的——我並非說這是故意的，而是由於意外或粗心大意。我們的破爛槍本身就是一種危險品。有些槍簡直糟透了，槍托稍稍一碰地馬上就會走火，我親眼看到有個士兵就是這樣傷了自己的手。而且，許多未訓練的新兵經常在黑暗中相互誤擊。有個晚上，甚至還沒到黃昏時分，一個哨兵就在隻有二十碼左右的距離向我開槍射擊。不過偏出了足足有一碼。鬼才知道：西班牙人糟糕的射擊標準究竟有多少次救了我的命。另一次，我在霧藹中巡邏，行前曾再三叮嚀值班隊長，返回時千萬不要發生誤會。但在返回時我被一株灌木意外絆倒，哨兵聞聲後驚慌失措地高聲大叫法西斯分子來了，同時我也有幸聽到值班隊長命令大家，用密集的火力向我所在的方位射擊。當然，幸好我是被絆倒在地的，子彈從我身體上方飛過，沒有造成意外傷害。沒有什麽能讓西班牙人，至少是年輕的西班牙人相信，武器是危險的。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有一次我正在準備拍攝幾張槍口對準相機的機槍手照片。
“別開槍！”我在給相機調整焦距的時候，半是認真半是玩笑地說道。
“哦，不！我們不會開槍的。”
可是，話音剛落就傳來了震耳欲聾、極為可怕的機槍射擊聲，一串串子彈緊貼著我的麵頰飛過，火藥的噴射氣流猶如多股魚叉撲麵而來，我頓時感到滿臉刺痛。其實，機槍手們並非蓄意傷害我，他們隻不過是想跟我開個大一點的玩笑而已。就在幾天前，他們曾親眼看到有個趕騾人誤遭一個民兵部隊政治代表的意外傷害：政治代表用自動手槍戲弄趕騾人，結果讓這個倒黴蛋的肺部鑽進了五粒子彈。
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們這支部隊所使用的很難記住的口令，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危險之源。那是一種毫無實際意義的雙重口令，一個單詞必須與另一個單詞相呼應。口令通常使用那些令人振奮和充滿革命精神的詞匯，比如cultura（文明）—progreso（發展），或seremos—invencibles（不可戰勝的），一般地說，要想讓那些不識字的哨兵記住這些傲氣十足的詞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我記得，有個晚上的口令是cataluna（加泰羅尼亞）—heroica（英勇的），一個名叫海梅?多梅內奇的圓臉農家少年走近我，滿麵困惑地要求我加以解釋。
“heroica——heroica是什麽意思？”
我告訴他，它和valiente（勇敢的）的意思一樣。沒過多久，當這位少年正在黑暗的壕溝中蹣跚而行時，哨兵喝道：
“alto（站住）！cataluna！”
“valiente！”海梅叫道，他確信自己回答的是正確口令。
砰！
幸好，哨兵沒有打中他。在這場戰爭中，每個人也許都曾誤會和錯怪過其他人，這是情有可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