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老鼠搬家
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作者：馮驥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文革”期間我總共搬了六次家，所有搬家都是被迫的。所以我自嘲為老鼠搬家，還有一句：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先是結婚，家裏沒房，自父母家搬到鬆竹裏2號，跟著又遷到睦南道58號後院。我喜歡這個私密性強的獨家小院，關上門，自成一統，別人看不見我們的生活。夏天裏種上絲瓜葫蘆，再用竹竿支個棚架，待到枝蔓爬滿，綠葉重重，葫蘆絲瓜有姿有態地垂吊下來，大雞小雞在下邊一跑，我便從中放個板凳坐坐，饒有意趣地嚐到瓜棚豆架的味道。到了冬天，牆壁單薄，門框和窗框都是鐵的，窗玻璃比紙隻厚一點點，室內外變得一樣冷。我們用玻璃罐子養了兩條小金魚，白天上班時熄了爐火，下班回來玻璃罐裏的水就凍實了，小魚被凍在冰塊中間，一動不動，卻還瞪大眼驚奇地望著我。我們的屋子太小了，煙囪短，留不住熱氣，於是想出個法子，把煙囪組裝成拉管長號的樣子，先在屋裏做一個折返，再伸出窗外，這樣便能使熱氣盡量散發在屋裏。到了三九天氣，盡管外簷下垂掛的一排冰掛有一尺多長，室中卻溫暖如春。西北風起來，冰掛會發出奇異的聲響，我稱它是我們的排簫。我們最喜歡清晨窗玻璃上凍結的冰花，光亮而奇異，引發我們的幻想……所以，我把這個靜謐的小院視作我們小小的港灣，它給我們一種安全感。我對妻子說：“咱們一輩子都住在這裏吧。”
但是，生活總是擊碎我們的夢想。
我們在這小院隻安全地生活了兩年，同昭父親的單位就把封存在前院房中的所有查抄物全部運走，前院房間空空如也，隨後有人搬了進來。我們住的後院與前院的走廊有兩扇磨砂玻璃窗相隔，窗子一直緊閉，看不到搬進前院的是何人。這家人搬進來的第三天，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在院裏幫助妻子晾曬洗好的衣服，哐的一響，那個窗子忽然打開，一個人從裏邊向外張望，是個中年女子，穿著綠軍裝，正待看清是誰，啪的窗子關上並閂上。妻子問我是誰，我說一個穿綠衣服的人，別又是紅衛兵那些人吧？同昭很怕是新婚之夜住在樓下的那種人。我們去到赤衛隊長楊增那裏打聽。楊隊長說，住進前院的是市軍管會的政委，告訴我不要打擾他，他也不會搭理我們。
這一來，不管他搭不搭理我們，我們現在都像一對老鼠住在貓窩旁邊了，必須加倍小心，說話防備隔牆有耳，再不能放唱片，盡量叫朋友少來串門。同昭愛笑，特別是出聲的笑，從此我發覺她笑聲變少了。
一天夜裏我們被來自屋頂上的一種聲音吵醒。有人踩著房瓦行走，聲音在夜間十分清晰。我突然大叫一聲：“誰？幹什麽的，你別跑！”跟著就聽到有人踩著房瓦跑走的聲音。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傻事。我跑到前院臨街的正門去敲門，開門的是一個穿軍裝的警衛員，我好心告訴他們昨夜房頂有人走動，請他們小心。誰料三天後楊隊長就把我找去，說我惹麻煩了。前院的政委說我的行為是恐嚇他們，政委感到後院住著兩個出身不好的人不安全，叫我們搬走。指示房管站分配兩間小屋給我們，地點在芷江路六合裏一幢臨街的三樓上，要我們盡快搬走。
我跑去看看房，是一個單元三間房，兩戶合用。一間是較大的單間，另兩間較小是裏外間，分給我們的是這個裏外間。由於房子是新蓋好的，那個單間還空著。房子方方正正，很幹淨，可是兩戶人住在一個單元裏生活會很別扭，尤其還得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但我們沒有選擇，隻能服從。
第二天就找來兩個朋友，借了一輛板車和一些繩子，好在芷江路不遠，我家的東西少得可憐，幾個小時便搬了過去。在離開小院前，我又用了很多時間，在屋裏屋外細細搜尋，看看牆縫裏磚底下有沒有秘密寫作的殘稿，可別把“罪證”留在人家手中，這是要緊的，也是要命的事。
搬到新居的當晚太累了，來不及收拾剛剛搬來的東西，就在房間正中架起床板睡下來。沒想到夜裏出現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我忽然聽見一個人在屋裏走動，光線太黑看不見人，鞋底擦著地麵的聲音卻聽得清清楚楚。我屏住呼吸，輕輕推醒身邊的同昭，告訴她屋裏有人。她嚇得不敢出聲，隻聽見這“人”就在身邊，拿起一個鐵罐似的東西，跟著響起嘩嘩的響聲，竟是一種往鐵罐裏尿尿的聲音，而且這聲音就在身體左邊兩三尺遠的地方。我大叫一聲：“誰？”我的喊聲驚動他，尿尿的聲音停下，不一會兒走路的聲音又嚓嚓地開始了。
剛才被這聲音驚醒時，屋裏漆黑，什麽也看不清。這會兒瞳孔大了，看清屋子了，使我驚訝的是並沒有人！有鬼？我跳起來，大著膽子去開開燈，燈光下屋裏明明白白隻有我和同昭兩個人。同昭睜著一雙大眼睛，好像在向我尋找答案。這時，我又聽到這“人”的走動聲，再一聽便明白了——這聲音來自隔壁另一個單元。難道牆壁會這麽薄？好像隔著一張紙。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房子。
我對這聲音放心了，但對這房子太不放心了。難道從此天天夜裏關上燈，我們都要和隔壁單元的這個人共用一個空間？而且在我這個單元還有一戶沒搬進來，待這戶人家搬進來後，也要參與到這個空間裏來。這真是個匪夷所思、聞所未聞、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比我那個“如同住在貓身邊”的小院豈不更不安全？
這事關我們今後的生活，隻要我們住下來就很難再搬走，我必須下決心解決。
現在隻有一個辦法，就是馬上搬回睦南道58號後院，把壓力轉給前院的政委，隻要他想擁有我們的小院，就得先為我們另找房子，他有權力辦這件事。幸好58號後院的鑰匙還在我手裏，反正他不能硬把我們轟到大街上。當然，這需要我拿出勇氣來了。為了未來的生活，我隻能孤注一擲了，反正我已經被逼到絕路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個小時又把家搬回到睦南道58號後院。
從前兩天——深夜屋頂上的行走之聲把我們逼到這裏，到今天——深夜裏隔壁的走路之聲又把我們逼回去，竟然叫我們在三天之內，完成了人生的兩次搬家。這還不是“老鼠搬家”嗎？
看來我的做法對了！被逼出的勇氣幫助了我。還有，我對前院政委的判斷也十分正確。他早對我們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機會把我們擠走。現在反過來，是我們擠著他、借他的力給我們找房子了，被動變為主動。楊隊長對我說：“政委見你又返回來很不高興。這次由民園房管站的老李領你去看房，你要盡快定下來。這回你搬走時，可得馬上把門鑰匙給我。”我點點頭表示照辦，心裏卻暗暗高興，居然我也能叫他們給我辦事。
長沙路思治裏，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這裏生活的十四年間，經曆了“文革”中後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換地的粉碎“四人幫”，也從秘密寫作走入新時期文學
我早就認識民園房管站房管員老李。老李一隻眼，外號“獨眼老李”，嗜煙如命，特別喜歡人家送煙給他，我每給他幾支煙，他就領我看一處房。真沒想到抄家之後五大道有那麽多空房——有一處空房就有一個被抄戶，更不知道租界裏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這次，我選房子的標準隻有一條：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戲稱之為“政治標準第一”。
就在隨著老李看房的時候，碰到一個朋友說他家隔壁有一間查抄房，在長沙路思治裏一座樓的頂層。長沙路與芷江路是鄰街，路不算遠，我與同昭騎車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間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陽光曬得冒著好聞的氣味；走廊寬綽，還帶一個三四平米的儲物間，外邊跨著一個不小的陽台。最中意的是，這房子與前後其他建築相距甚遠，左右兩邊又與相鄰的房子無關。老房子都用“三七磚”壘牆，牆體很厚，隔牆如隔山，隔音極好，私密性稱得上第一。我馬上去找獨眼老李，說我看好這處房子，給他一包煙求他幫助，老李用他的獨眼望著我說：“現在住房標準是每人兩平米，這間房十多平米，給你們可就大大超標了。”我說：“辦好給你四盒永紅。”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兩盒恒大。”獨眼老李笑了，說：“我可不敢收你們被抄戶的東西。反正我不會說壞話就是了。”
在58號小院裏等候消息時，我們天天傻唱著一支自編的小歌：
美麗的思治裏，在召喚我們去
那裏有個大平台，還是地板地……
幾天後楊隊長叫我去，告訴我幾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長沙路思治裏12號三樓給我們了！獨眼老李給我辦了入住手續，我送他一個小紙包，裏邊兌現著我的允諾。跟著就把從芷江路搬回來的散裝的家什，再裝上車，全部運到思治裏。隨後將那小院的門鑰匙交給楊隊長，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來的第五次搬家。
這真是天賜我居。
思治裏是一條很深的胡同，兩邊兩排連體樓，我住在右邊一排連體樓的第七座，由於下邊有一層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樓實際上是四樓，上邊再無人家，隻有天空、雲彩和飛鳥。身居此屋，如在天上。這種公寓式的胡同房前邊都有一個小院，所以與胡同對麵的樓房相距甚遠，對麵的人家在陽台上說話，如果沒有南風吹送，絕不會聽見。樓後麵是一片深鬱的暗紅色的老樓，叫作求誌裏。我們的房子與這片老樓中間隔著一條又深又長的後胡同。後胡同僻靜人稀，鮮有小販進來。下雨時，樓頂上的雨水通過掛在牆麵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鉛管泄下去，使胡同總帶著濕漉漉的氣息，天天夜間這裏都是野貓的交際所。我房間靠北有一扇窗子推開後可以俯視這裏，使我漸漸熟悉這裏住戶的生活、習慣，以及一些麵孔。這個地方總給我一些文學的想象，以致後來我的小說《樓頂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貓婆》寫的都是這裏。
我們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聳的瓦頂，寬闊的屋簷、粗壯的樓梯欄杆，讓人住在裏邊感到牢固穩妥。隻是後來才知道它外強中幹，甚至險些使我喪命，這是後話了。
能夠住進這個接近我理想的房子，應該歸功於我們與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氣，所以當我站在這房子寬闊的陽台上時，心中有一種成就感，這感覺進入了我的骨頭。
我喜歡對一個空間發揮想象並去動手營造。我的夥伴同昭與我一樣，都力圖把這個家構築成一個理想化的空中樓閣。“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層甚至底線，同時從我們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謀生的能力。幾年裏，各種簡單的磚瓦、水電和木匠活兒自己都能抄起來幹了，同昭原本不會針線與烹飪，現在行了。貧困時，女人們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糧食與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兒子從頭到腳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針腳。我最欣賞的是她用一台破縫紉機給我褲子後邊軋一塊羅圈兒補丁，針腳像唱片那樣一圈圈從裏向外旋轉，鋪滿屁股上。如果沒有“文革”，沒有抄家和掃地出門，我們不會有這種本領。可是，我們就應該感謝“文革”嗎？我們的邏輯會如此荒謬與愚蠢嗎？我們應該感謝的是命運。命運從來都是兩麵，它的負麵對於人是一種真正的挑戰與錘煉。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與意誌是被命運逼迫出來的。
抄家後，我們依然未改的仍是對藝術的摯愛，在那蒼白的時代，對精神與美的追求反倒更強烈。有了自己的家，便用自己的雙手去搭建。我們精心將劫後殘餘與這幾年收集到的藝術品，將這房間構造得愈來愈可心，也愈喜歡愈用心。一次忽然有一種書齋的向往，我便隨性把靠北的窗子改做一個書架，窗框中間架幾塊橫板，將我的藏書全擺上。我還請一個朋友給我拍了一張照片，這便把我神往的生活變成現實了。照片中有兩個細節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一個是左臂肘部那個大補丁；一個是背後那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是本假書，封皮是我做的，為了障人耳目，裏邊的書是封資修的大書——托爾斯泰的《複活》。
從思治裏出去拐個彎兒就是一個熱鬧的商業區——黃家花園。十字交叉的兩條街擠滿百貨店、副食店、糧店、糕點鋪、飯店、酒館、早點鋪、文具店、理發店、書店、裁縫店、修鞋鋪、照相館等等生活之所需應有盡有。那時的書店是最乏味的地方，裏邊的書不過幾十種，清一色全是“文革”書。吸引我常去逛一逛的是舊家具店與委托店。“文革”抄家後的老家具和幸免於難的藝術品，以及有曆史文化價值的老東西不時會在這兒冒出來。有些東西極其珍貴，但現在成了時代的棄物，價錢便宜至極。一幅鑲在極其精致的鎏金畫框裏印象派的風景畫隻要五塊錢，一塊漢瓦當一塊錢，一塊唐代海獸祥鳥葡萄鏡兩塊錢。委托店的營業員黃大維說這塊銅鏡是大收藏家周叔弢家裏賣出來的。那時沒人要這些東西，而有這些東西的人家大都是被抄戶，缺錢花，便拿出來換現錢。可是我也缺錢，那時花兩角錢買一包肉餡可以做十二個小丸子，美餐一頓，我得從這樣的生活費用裏往外擠錢，因此許許多多好東西都“雲煙過眼”了。如果下狠心買到一件這種叫人心饞的東西便會倍加珍惜。這樣下來幾年，我們的屋子與一般人家大不一樣了。在那個時代，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藝術品的，美被視為一種奢侈。同昭給兒子縫了一件衣服，隻是在色彩和式樣上別出心裁，在街上就招來議論說：“這孩子修了。”這個社會真是與美也要作對。
1972年基辛格訪華，隨訪的溫斯頓·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是我一樓鄰居教師包經弟的侄女，她從北京來看她的姨媽。那時中美隔絕二十多年，突然來訪是件大事。包柏漪在她姑媽家聽說樓上住著兩位畫家，很好奇，跑上樓來拜訪。我們覺得自己的家太貧寒，難以待客，挺尷尬，沒想到她卻驚訝得大呼大叫，用她不純正的中文說了幾遍才聽明白——聖殿。
聽明白了這話之後，我大惑不解。如此的清貧，連床都是用鋪板和凳子架的，何殿之有？後來才明白，正是在那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我們這個琳琅滿目、藝術充盈的小天地，純粹的尚美的精神，混合著溫馨的生活氣息，還有在光線晦明中一種隱隱的神秘感，才使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闖入者感到驚奇乃至受到震動。看到她興奮的樣子，我和同昭互相用眼神傳遞心中的自豪。我們挺激動——我在激動中容易做錯事——我拿出畫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圖》給她看。那時我無事可做，又舍不得時間白白從身上流掉，就臨摹古代名作。這是我的專業，盡管當時臨摹古畫業務中斷了，做這些事沒有任何經濟意義，我卻下決心把這件自己酷愛的畫史上的絕頂名作臨摹下來。
顯然，包柏漪沒見過這幅畫，她被這件無比繁複和巨大的畫卷驚呆了，忽然一下子跪在這幅畫前麵。這使我大驚，屋裏的人全都大驚，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對藝術如此虔誠，並對我的摹品行此大禮。我激動得渾身發熱，脫口而出：“我給你畫一幅吧！”
她驚喜若狂，我卻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付出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為她一筆不苟地臨摹了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圖》的全卷。當時，我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隻為了自己一時的激動，隻因那時太缺少知音，藝術沒有社會的呼應，她一呼我就應了。還有，那時中國沒有市場經濟，人沒被商業化，不會作秀。事後明白也晚了，白白付出太多時間給了人家一次即興的表演，可是花出去的時間再找不回來了。
現在回憶起，在時間過剩的日子裏，我真正獲得的還是對人生的享受。
對於我們，這種享受自然離不開讀書與畫畫。在當時的社會，文學和藝術絕對沒有出路。這隻是我們一種純粹的熱愛，一種心靈的需要和至真至純的精神生活。那時，朋友們的往來很即興，想走就走，想來就來，常常將對於一本好書的感受作為談資，互相評論對方的畫。思治裏的房間雖然並不大，卻擺得下整張畫板了，可以畫四尺整幅的畫，甚至可以臨摹蘇漢臣《貨郎圖》和郭熙《溪山行旅圖》那樣的中堂畫。那時，和我們來來往往的朋友中，很少幾個是有點名氣的作家藝術家，大多是純粹的熱愛者。文學、繪畫、曆史、設計、翻譯、工藝等等，各有所愛，各有各的“學問”以及獨特的見地，串門時碰到一起就海闊天空，但絕不敢自稱為“沙龍”，沙龍是個敏感和必須避諱的詞，弄不好會給打成一個“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團。我們隻是一個遊牧式的藝術部落，今天碰巧在我家，過兩天可能在別的朋友家碰麵，還有一些喜歡畫畫的年輕人到我家來玩，我也會教教他們傳統的國畫技法。筆墨紙硯便常擺在桌上。兒子受到熏染，也愛畫畫了。一次，幾個朋友正在我家，見到兒子從幼兒園回來，大家逗笑叫他畫我，兒子拿起筆抹幾下居然挺像：大臉盤，頭發亂，胡子拉碴。我對兒子說：“你再看看還有什麽細節？”他看看我，用筆點了兩個鼻孔。朋友們看了，笑道：“你兒子觀察得很認真，他抬頭觀察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這兩個鼻孔了。”孩子給我的生活平添了異彩，在他上小學之前，就把他從托兒戶那裏接回來了。
思治裏平台
當然，我們的生活沒有脫離“文革”，我們仍被“文革”的鐵網籠罩著。它時時會證實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動靜，我們便會立即感受到：電台會有廣播，單位會開會，派出所會突然搞搜查行動，以查戶口為名，看看我們這類人在幹什麽，街道代表也會突然闖進來，板著臉問東問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藝美院的朋友來串門，聊得盡興，十點鍾還沒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帶著幾個人咚咚咚上樓來，氣勢嚇人，好像來抓土匪。進來衝著我就問：“他是誰？”我說：“工藝美院的一個朋友，來串門。”她又問：“怎麽這麽晚還沒走？”我這朋友出身很好，滿不在乎，反問她：“這麽晚你幹嗎來？又沒請你來。”這一來，雙方都有氣，眼看就要吵起來。我馬上笑嗬嗬地說：“你們都該來。這位是我們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邏。這位是工藝美院革委會的負責人，來談談畫毛主席像的事。”我這話是在告訴大崔，這位客人比你們出身還硬，你別惹他。我的話挺管用，她立即變得客氣起來，借茬有事帶著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寫了這樣一位街道代表。他們本來就有很強的窺私欲和幹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隨便把腳踏進我們這種人的生活裏，想出現就出現，可以說，街道代表這個身份把他們的窺私欲合法化了。由於他們的無知，他們的傷害性就更強。有一次我到區革委會文化組辦事，一個幹部拿出兩幅畫來，對我說：“你來得正好，你是畫畫的，來幫我們看看這兩幅畫是不是有問題。”跟著他解釋說，這兩幅畫是勸業場街居委會送來的，他們那裏有個老右派每天不說話，哪兒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來往，隻待在家裏畫畫，他畫畫有什麽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畫來搞反革命活動？一翻他的畫，還真的看出了問題。
我看了這兩幅畫，並沒什麽特別，都是常見的題材，畫麵也很簡單。一幅題著《竹石圖》，畫中一塊石頭和幾竿竹子，另一幅題為《林溪圖》，畫中上邊是樹，下邊是溪水。但經街道代表一說就是大問題了。
先是結婚，家裏沒房，自父母家搬到鬆竹裏2號，跟著又遷到睦南道58號後院。我喜歡這個私密性強的獨家小院，關上門，自成一統，別人看不見我們的生活。夏天裏種上絲瓜葫蘆，再用竹竿支個棚架，待到枝蔓爬滿，綠葉重重，葫蘆絲瓜有姿有態地垂吊下來，大雞小雞在下邊一跑，我便從中放個板凳坐坐，饒有意趣地嚐到瓜棚豆架的味道。到了冬天，牆壁單薄，門框和窗框都是鐵的，窗玻璃比紙隻厚一點點，室內外變得一樣冷。我們用玻璃罐子養了兩條小金魚，白天上班時熄了爐火，下班回來玻璃罐裏的水就凍實了，小魚被凍在冰塊中間，一動不動，卻還瞪大眼驚奇地望著我。我們的屋子太小了，煙囪短，留不住熱氣，於是想出個法子，把煙囪組裝成拉管長號的樣子，先在屋裏做一個折返，再伸出窗外，這樣便能使熱氣盡量散發在屋裏。到了三九天氣，盡管外簷下垂掛的一排冰掛有一尺多長，室中卻溫暖如春。西北風起來，冰掛會發出奇異的聲響，我稱它是我們的排簫。我們最喜歡清晨窗玻璃上凍結的冰花，光亮而奇異，引發我們的幻想……所以，我把這個靜謐的小院視作我們小小的港灣，它給我們一種安全感。我對妻子說：“咱們一輩子都住在這裏吧。”
但是，生活總是擊碎我們的夢想。
我們在這小院隻安全地生活了兩年，同昭父親的單位就把封存在前院房中的所有查抄物全部運走，前院房間空空如也，隨後有人搬了進來。我們住的後院與前院的走廊有兩扇磨砂玻璃窗相隔，窗子一直緊閉，看不到搬進前院的是何人。這家人搬進來的第三天，是一個星期天，我正在院裏幫助妻子晾曬洗好的衣服，哐的一響，那個窗子忽然打開，一個人從裏邊向外張望，是個中年女子，穿著綠軍裝，正待看清是誰，啪的窗子關上並閂上。妻子問我是誰，我說一個穿綠衣服的人，別又是紅衛兵那些人吧？同昭很怕是新婚之夜住在樓下的那種人。我們去到赤衛隊長楊增那裏打聽。楊隊長說，住進前院的是市軍管會的政委，告訴我不要打擾他，他也不會搭理我們。
這一來，不管他搭不搭理我們，我們現在都像一對老鼠住在貓窩旁邊了，必須加倍小心，說話防備隔牆有耳，再不能放唱片，盡量叫朋友少來串門。同昭愛笑，特別是出聲的笑，從此我發覺她笑聲變少了。
一天夜裏我們被來自屋頂上的一種聲音吵醒。有人踩著房瓦行走，聲音在夜間十分清晰。我突然大叫一聲：“誰？幹什麽的，你別跑！”跟著就聽到有人踩著房瓦跑走的聲音。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傻事。我跑到前院臨街的正門去敲門，開門的是一個穿軍裝的警衛員，我好心告訴他們昨夜房頂有人走動，請他們小心。誰料三天後楊隊長就把我找去，說我惹麻煩了。前院的政委說我的行為是恐嚇他們，政委感到後院住著兩個出身不好的人不安全，叫我們搬走。指示房管站分配兩間小屋給我們，地點在芷江路六合裏一幢臨街的三樓上，要我們盡快搬走。
我跑去看看房，是一個單元三間房，兩戶合用。一間是較大的單間，另兩間較小是裏外間，分給我們的是這個裏外間。由於房子是新蓋好的，那個單間還空著。房子方方正正，很幹淨，可是兩戶人住在一個單元裏生活會很別扭，尤其還得共用一個廚房和廁所，但我們沒有選擇，隻能服從。
第二天就找來兩個朋友，借了一輛板車和一些繩子，好在芷江路不遠，我家的東西少得可憐，幾個小時便搬了過去。在離開小院前，我又用了很多時間，在屋裏屋外細細搜尋，看看牆縫裏磚底下有沒有秘密寫作的殘稿，可別把“罪證”留在人家手中，這是要緊的，也是要命的事。
搬到新居的當晚太累了，來不及收拾剛剛搬來的東西，就在房間正中架起床板睡下來。沒想到夜裏出現了一件挺恐怖的事——我忽然聽見一個人在屋裏走動，光線太黑看不見人，鞋底擦著地麵的聲音卻聽得清清楚楚。我屏住呼吸，輕輕推醒身邊的同昭，告訴她屋裏有人。她嚇得不敢出聲，隻聽見這“人”就在身邊，拿起一個鐵罐似的東西，跟著響起嘩嘩的響聲，竟是一種往鐵罐裏尿尿的聲音，而且這聲音就在身體左邊兩三尺遠的地方。我大叫一聲：“誰？”我的喊聲驚動他，尿尿的聲音停下，不一會兒走路的聲音又嚓嚓地開始了。
剛才被這聲音驚醒時，屋裏漆黑，什麽也看不清。這會兒瞳孔大了，看清屋子了，使我驚訝的是並沒有人！有鬼？我跳起來，大著膽子去開開燈，燈光下屋裏明明白白隻有我和同昭兩個人。同昭睜著一雙大眼睛，好像在向我尋找答案。這時，我又聽到這“人”的走動聲，再一聽便明白了——這聲音來自隔壁另一個單元。難道牆壁會這麽薄？好像隔著一張紙。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房子。
我對這聲音放心了，但對這房子太不放心了。難道從此天天夜裏關上燈，我們都要和隔壁單元的這個人共用一個空間？而且在我這個單元還有一戶沒搬進來，待這戶人家搬進來後，也要參與到這個空間裏來。這真是個匪夷所思、聞所未聞、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比我那個“如同住在貓身邊”的小院豈不更不安全？
這事關我們今後的生活，隻要我們住下來就很難再搬走，我必須下決心解決。
現在隻有一個辦法，就是馬上搬回睦南道58號後院，把壓力轉給前院的政委，隻要他想擁有我們的小院，就得先為我們另找房子，他有權力辦這件事。幸好58號後院的鑰匙還在我手裏，反正他不能硬把我們轟到大街上。當然，這需要我拿出勇氣來了。為了未來的生活，我隻能孤注一擲了，反正我已經被逼到絕路了。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三個小時又把家搬回到睦南道58號後院。
從前兩天——深夜屋頂上的行走之聲把我們逼到這裏，到今天——深夜裏隔壁的走路之聲又把我們逼回去，竟然叫我們在三天之內，完成了人生的兩次搬家。這還不是“老鼠搬家”嗎？
看來我的做法對了！被逼出的勇氣幫助了我。還有，我對前院政委的判斷也十分正確。他早對我們的小院垂涎三尺了，一直在找機會把我們擠走。現在反過來，是我們擠著他、借他的力給我們找房子了，被動變為主動。楊隊長對我說：“政委見你又返回來很不高興。這次由民園房管站的老李領你去看房，你要盡快定下來。這回你搬走時，可得馬上把門鑰匙給我。”我點點頭表示照辦，心裏卻暗暗高興，居然我也能叫他們給我辦事。
長沙路思治裏，我自1970年至1984年在這裏生活的十四年間，經曆了“文革”中後期、木石俱粉的大地震和改天換地的粉碎“四人幫”，也從秘密寫作走入新時期文學
我早就認識民園房管站房管員老李。老李一隻眼，外號“獨眼老李”，嗜煙如命，特別喜歡人家送煙給他，我每給他幾支煙，他就領我看一處房。真沒想到抄家之後五大道有那麽多空房——有一處空房就有一個被抄戶，更不知道租界裏的老房子如此千奇百怪。這次，我選房子的標準隻有一條：一定要有私密性。我戲稱之為“政治標準第一”。
就在隨著老李看房的時候，碰到一個朋友說他家隔壁有一間查抄房，在長沙路思治裏一座樓的頂層。長沙路與芷江路是鄰街，路不算遠，我與同昭騎車跑去一看，真的很理想。一間方方正正、十多平米的房子，平整的木地板被陽光曬得冒著好聞的氣味；走廊寬綽，還帶一個三四平米的儲物間，外邊跨著一個不小的陽台。最中意的是，這房子與前後其他建築相距甚遠，左右兩邊又與相鄰的房子無關。老房子都用“三七磚”壘牆，牆體很厚，隔牆如隔山，隔音極好，私密性稱得上第一。我馬上去找獨眼老李，說我看好這處房子，給他一包煙求他幫助，老李用他的獨眼望著我說：“現在住房標準是每人兩平米，這間房十多平米，給你們可就大大超標了。”我說：“辦好給你四盒永紅。”停一下又加一句，“再加上兩盒恒大。”獨眼老李笑了，說：“我可不敢收你們被抄戶的東西。反正我不會說壞話就是了。”
在58號小院裏等候消息時，我們天天傻唱著一支自編的小歌：
美麗的思治裏，在召喚我們去
那裏有個大平台，還是地板地……
幾天後楊隊長叫我去，告訴我幾乎一步登天的消息：長沙路思治裏12號三樓給我們了！獨眼老李給我辦了入住手續，我送他一個小紙包，裏邊兌現著我的允諾。跟著就把從芷江路搬回來的散裝的家什，再裝上車，全部運到思治裏。隨後將那小院的門鑰匙交給楊隊長，這便完成了自己“文革”以來的第五次搬家。
這真是天賜我居。
思治裏是一條很深的胡同，兩邊兩排連體樓，我住在右邊一排連體樓的第七座，由於下邊有一層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樓實際上是四樓，上邊再無人家，隻有天空、雲彩和飛鳥。身居此屋，如在天上。這種公寓式的胡同房前邊都有一個小院，所以與胡同對麵的樓房相距甚遠，對麵的人家在陽台上說話，如果沒有南風吹送，絕不會聽見。樓後麵是一片深鬱的暗紅色的老樓，叫作求誌裏。我們的房子與這片老樓中間隔著一條又深又長的後胡同。後胡同僻靜人稀，鮮有小販進來。下雨時，樓頂上的雨水通過掛在牆麵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鉛管泄下去，使胡同總帶著濕漉漉的氣息，天天夜間這裏都是野貓的交際所。我房間靠北有一扇窗子推開後可以俯視這裏，使我漸漸熟悉這裏住戶的生活、習慣，以及一些麵孔。這個地方總給我一些文學的想象，以致後來我的小說《樓頂上的歌手》和人物散文《貓婆》寫的都是這裏。
我們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聳的瓦頂，寬闊的屋簷、粗壯的樓梯欄杆，讓人住在裏邊感到牢固穩妥。隻是後來才知道它外強中幹，甚至險些使我喪命，這是後話了。
能夠住進這個接近我理想的房子，應該歸功於我們與那位政委暗暗博弈中付出的勇氣，所以當我站在這房子寬闊的陽台上時，心中有一種成就感，這感覺進入了我的骨頭。
我喜歡對一個空間發揮想象並去動手營造。我的夥伴同昭與我一樣，都力圖把這個家構築成一個理想化的空中樓閣。“文革”把我推到生活的底層甚至底線，同時從我們身上逼出自力更生的激情和謀生的能力。幾年裏，各種簡單的磚瓦、水電和木匠活兒自己都能抄起來幹了，同昭原本不會針線與烹飪，現在行了。貧困時，女人們的本事是能把最普通的糧食與蔬菜做成“山珍海味”。我和兒子從頭到腳所有衣服都有妻子的針腳。我最欣賞的是她用一台破縫紉機給我褲子後邊軋一塊羅圈兒補丁，針腳像唱片那樣一圈圈從裏向外旋轉，鋪滿屁股上。如果沒有“文革”，沒有抄家和掃地出門，我們不會有這種本領。可是，我們就應該感謝“文革”嗎？我們的邏輯會如此荒謬與愚蠢嗎？我們應該感謝的是命運。命運從來都是兩麵，它的負麵對於人是一種真正的挑戰與錘煉。我相信，人真正的能力與意誌是被命運逼迫出來的。
抄家後，我們依然未改的仍是對藝術的摯愛，在那蒼白的時代，對精神與美的追求反倒更強烈。有了自己的家，便用自己的雙手去搭建。我們精心將劫後殘餘與這幾年收集到的藝術品，將這房間構造得愈來愈可心，也愈喜歡愈用心。一次忽然有一種書齋的向往，我便隨性把靠北的窗子改做一個書架，窗框中間架幾塊橫板，將我的藏書全擺上。我還請一個朋友給我拍了一張照片，這便把我神往的生活變成現實了。照片中有兩個細節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一個是左臂肘部那個大補丁；一個是背後那本《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是本假書，封皮是我做的，為了障人耳目，裏邊的書是封資修的大書——托爾斯泰的《複活》。
從思治裏出去拐個彎兒就是一個熱鬧的商業區——黃家花園。十字交叉的兩條街擠滿百貨店、副食店、糧店、糕點鋪、飯店、酒館、早點鋪、文具店、理發店、書店、裁縫店、修鞋鋪、照相館等等生活之所需應有盡有。那時的書店是最乏味的地方，裏邊的書不過幾十種，清一色全是“文革”書。吸引我常去逛一逛的是舊家具店與委托店。“文革”抄家後的老家具和幸免於難的藝術品，以及有曆史文化價值的老東西不時會在這兒冒出來。有些東西極其珍貴，但現在成了時代的棄物，價錢便宜至極。一幅鑲在極其精致的鎏金畫框裏印象派的風景畫隻要五塊錢，一塊漢瓦當一塊錢，一塊唐代海獸祥鳥葡萄鏡兩塊錢。委托店的營業員黃大維說這塊銅鏡是大收藏家周叔弢家裏賣出來的。那時沒人要這些東西，而有這些東西的人家大都是被抄戶，缺錢花，便拿出來換現錢。可是我也缺錢，那時花兩角錢買一包肉餡可以做十二個小丸子，美餐一頓，我得從這樣的生活費用裏往外擠錢，因此許許多多好東西都“雲煙過眼”了。如果下狠心買到一件這種叫人心饞的東西便會倍加珍惜。這樣下來幾年，我們的屋子與一般人家大不一樣了。在那個時代，在普通人家是看不到藝術品的，美被視為一種奢侈。同昭給兒子縫了一件衣服，隻是在色彩和式樣上別出心裁，在街上就招來議論說：“這孩子修了。”這個社會真是與美也要作對。
1972年基辛格訪華，隨訪的溫斯頓·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是我一樓鄰居教師包經弟的侄女，她從北京來看她的姨媽。那時中美隔絕二十多年，突然來訪是件大事。包柏漪在她姑媽家聽說樓上住著兩位畫家，很好奇，跑上樓來拜訪。我們覺得自己的家太貧寒，難以待客，挺尷尬，沒想到她卻驚訝得大呼大叫，用她不純正的中文說了幾遍才聽明白——聖殿。
聽明白了這話之後，我大惑不解。如此的清貧，連床都是用鋪板和凳子架的，何殿之有？後來才明白，正是在那個文化貧瘠的年代，我們這個琳琅滿目、藝術充盈的小天地，純粹的尚美的精神，混合著溫馨的生活氣息，還有在光線晦明中一種隱隱的神秘感，才使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闖入者感到驚奇乃至受到震動。看到她興奮的樣子，我和同昭互相用眼神傳遞心中的自豪。我們挺激動——我在激動中容易做錯事——我拿出畫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圖》給她看。那時我無事可做，又舍不得時間白白從身上流掉，就臨摹古代名作。這是我的專業，盡管當時臨摹古畫業務中斷了，做這些事沒有任何經濟意義，我卻下決心把這件自己酷愛的畫史上的絕頂名作臨摹下來。
顯然，包柏漪沒見過這幅畫，她被這件無比繁複和巨大的畫卷驚呆了，忽然一下子跪在這幅畫前麵。這使我大驚，屋裏的人全都大驚，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對藝術如此虔誠，並對我的摹品行此大禮。我激動得渾身發熱，脫口而出：“我給你畫一幅吧！”
她驚喜若狂，我卻為“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付出整整一年多的時間，為她一筆不苟地臨摹了這幅巨型的《清明上河圖》的全卷。當時，我沒有任何功利的想法，隻為了自己一時的激動，隻因那時太缺少知音，藝術沒有社會的呼應，她一呼我就應了。還有，那時中國沒有市場經濟，人沒被商業化，不會作秀。事後明白也晚了，白白付出太多時間給了人家一次即興的表演，可是花出去的時間再找不回來了。
現在回憶起，在時間過剩的日子裏，我真正獲得的還是對人生的享受。
對於我們，這種享受自然離不開讀書與畫畫。在當時的社會，文學和藝術絕對沒有出路。這隻是我們一種純粹的熱愛，一種心靈的需要和至真至純的精神生活。那時，朋友們的往來很即興，想走就走，想來就來，常常將對於一本好書的感受作為談資，互相評論對方的畫。思治裏的房間雖然並不大，卻擺得下整張畫板了，可以畫四尺整幅的畫，甚至可以臨摹蘇漢臣《貨郎圖》和郭熙《溪山行旅圖》那樣的中堂畫。那時，和我們來來往往的朋友中，很少幾個是有點名氣的作家藝術家，大多是純粹的熱愛者。文學、繪畫、曆史、設計、翻譯、工藝等等，各有所愛，各有各的“學問”以及獨特的見地，串門時碰到一起就海闊天空，但絕不敢自稱為“沙龍”，沙龍是個敏感和必須避諱的詞，弄不好會給打成一個“裴多菲俱樂部”式的反革命小集團。我們隻是一個遊牧式的藝術部落，今天碰巧在我家，過兩天可能在別的朋友家碰麵，還有一些喜歡畫畫的年輕人到我家來玩，我也會教教他們傳統的國畫技法。筆墨紙硯便常擺在桌上。兒子受到熏染，也愛畫畫了。一次，幾個朋友正在我家，見到兒子從幼兒園回來，大家逗笑叫他畫我，兒子拿起筆抹幾下居然挺像：大臉盤，頭發亂，胡子拉碴。我對兒子說：“你再看看還有什麽細節？”他看看我，用筆點了兩個鼻孔。朋友們看了，笑道：“你兒子觀察得很認真，他抬頭觀察你，看得最清楚的就是這兩個鼻孔了。”孩子給我的生活平添了異彩，在他上小學之前，就把他從托兒戶那裏接回來了。
思治裏平台
當然，我們的生活沒有脫離“文革”，我們仍被“文革”的鐵網籠罩著。它時時會證實自己的存在。政局每有動靜，我們便會立即感受到：電台會有廣播，單位會開會，派出所會突然搞搜查行動，以查戶口為名，看看我們這類人在幹什麽，街道代表也會突然闖進來，板著臉問東問西。一次晚上一位工藝美院的朋友來串門，聊得盡興，十點鍾還沒走。街道代表大崔突然帶著幾個人咚咚咚上樓來，氣勢嚇人，好像來抓土匪。進來衝著我就問：“他是誰？”我說：“工藝美院的一個朋友，來串門。”她又問：“怎麽這麽晚還沒走？”我這朋友出身很好，滿不在乎，反問她：“這麽晚你幹嗎來？又沒請你來。”這一來，雙方都有氣，眼看就要吵起來。我馬上笑嗬嗬地說：“你們都該來。這位是我們街道代表崔主任，她晚上常搞巡邏。這位是工藝美院革委會的負責人，來談談畫毛主席像的事。”我這話是在告訴大崔，這位客人比你們出身還硬，你別惹他。我的話挺管用，她立即變得客氣起來，借茬有事帶著人走了。
街道代表是特殊的一群人。我曾在小說《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中寫了這樣一位街道代表。他們本來就有很強的窺私欲和幹涉欲，有了街道代表身份，便可以隨便把腳踏進我們這種人的生活裏，想出現就出現，可以說，街道代表這個身份把他們的窺私欲合法化了。由於他們的無知，他們的傷害性就更強。有一次我到區革委會文化組辦事，一個幹部拿出兩幅畫來，對我說：“你來得正好，你是畫畫的，來幫我們看看這兩幅畫是不是有問題。”跟著他解釋說，這兩幅畫是勸業場街居委會送來的，他們那裏有個老右派每天不說話，哪兒也不去，也不和任何人來往，隻待在家裏畫畫，他畫畫有什麽用？街道代表忽想，他是否用畫來搞反革命活動？一翻他的畫，還真的看出了問題。
我看了這兩幅畫，並沒什麽特別，都是常見的題材，畫麵也很簡單。一幅題著《竹石圖》，畫中一塊石頭和幾竿竹子，另一幅題為《林溪圖》，畫中上邊是樹，下邊是溪水。但經街道代表一說就是大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