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要寫他半個世紀前的生活,你一定認為那生活已經像曆史一樣遙遠與模糊,多半已經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沒有那樣的經曆。那經曆一直像“昨天”那樣緊隨著我,甩也甩不掉。是什麽樣的感受叫人無法把它推去、推遠?是由於自己說過那句話——“沒有答案的曆史不會結束,沒有答案的曆史不能放下”嗎?


    這答案不僅僅是思想的、社會體製的,還是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學的。


    一條大河浪濤激湧地流過去,你的目光隨著它愈望愈遠,直到天際,似乎消失在一片迷離的光線與煙霧裏;然而你低下頭來,看看自己雙腳佇立的地方,竟是濕漉漉的,原來大半的河水並未流去,而是滲進它所經過的土地裏。它的形態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經侵入我們的生活深處和生命深處。這決不僅僅是昨天的結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見的疾患的緣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願不願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盡管這一切都已時過境遷,物去人非,連那個時代種種標誌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會生活裏和我的心裏卻還時隱時現,並使我不得安寧。


    筆是聽命於心的。可是這一次,我所寫的不是別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將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來“示眾”。從文本的性質來說,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訪問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這更像一種心靈的自述與自白。這種寫作的意義和目的是用個人的命運來見證社會的曆史。個人的命運或許是一種生活的偶然,但無數偶然彼此印證,便是一種曆史的必然。


    這裏所說的命運,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曆程。


    口述史最難被確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實性,但我對自己的口述則最不擔心這種真實。如果不真實,寫作何義?


    我計劃要寫的這一套書有五本,先後是《無路可逃》(1966—1976)、《淩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擱淺》(1989—1994)、《漩渦》(1995—2015)。五本書連起來是我五十年精神的曆史。我已經提前把第二本《淩汛》寫出來出版了。現在寫《淩汛》前的十年《無路可逃》。這本書很重要,沒有這冰封般無路可逃的絕境,就沒有後來排山倒海的淩汛。


    好了,曆史在我身上開始了。


    馮驥才


    201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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