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達和竇玉泉、朱預道、陳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錯變化，先是陳墨涵第二次進入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班深造，畢業之後，一躍晉升為k軍司令部的參謀長，竇玉泉幾經周折，也調到軍裏擔任後勤副軍長。不久，張普景調到軍裏當了政治部主任，這幾個人臨時性地成了梁必達的上級。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軍軍長升遷，梁必達直接當了軍長，並同時擔任軍黨委書記。朱預道擔任副軍長。原軍政委王蘭田調到軍區工作，張普景擔任軍裏的第一副政委。
本來，這些人從年輕人長到了年近半百，從普通青年成長為軍隊的高級幹部，可以說曆盡滄桑。誰也沒有想到，戰爭中人家死裏逃生過來了，卻讓一個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暈頭轉向，一個個紛紛落下馬來，成了“人民的敵人”。
k軍軍部駐地d城是一座省會城市。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不久，這座城市就亂了，並沒有像偉人預計的那樣“大亂促大治”，而是一亂就一瀉千裏，亂得烏煙瘴氣。造反有理，文攻武衛，揪鬥“走資派”……就在這紅潮滾滾江山板蕩之際，亂世中呀呀呀殺出一條好漢來——離開軍隊十幾個年頭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來。江古碑現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領袖。
地方的形勢如火如荼，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卻不溫不火。
江古碑終於把目光盯向了部隊，他首先找到了老戰友竇玉泉，希望他出麵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竇玉泉的態度很不明朗，說：“上有軍長政委，下有革命戰士，我這個副軍長是糧草官，作不得主。你還是去同軍長政委商量，他們要是不積極，你跟毛主席報告也是你的權力。”竇玉泉本來就不是一個輕易表態的人，加之從這麽多年的風風雨雨走過來，運動他經曆得多了，什麽樣的陣勢沒有見過?搞運動就好比開汽車，上麵往哪裏指，就往哪裏打方向。但這裏麵也有學問。
有些人是快車手，轉彎處不減速，這邊剛轉過去，又來了個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進了懸崖，戰爭年代吃這個虧的人不少。還有些人是慢車手，該轉彎的時候轉不了彎，不該轉彎的時候轉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時期吃這個虧的人不少。竇玉泉現在的態度是，一慢二看三通過。拿不準就靠邊，嫌誤事你超車，你進步是你的造化，那種熱血青年的衝動他是不會幹的。
江古碑對竇玉泉的表現十分不滿，說：“老竇你也太沒原則了，梁必達在凹凸山就飛揚跋扈，你我都是受過迫害的人。我們首先就應該解決梁必達的問題。現在上麵給了我們清算的機會了，你還怕什麽，未必他梁必達敢砍你的頭不成?”
竇玉泉仍然陰陽怪氣，說：“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麽?他梁必達一不搞女人貪汙腐化，二不裏通外國，三沒有去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我憑什麽造他的反?一個副軍長去造軍長的反，不是明擺著要當司馬昭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這個紕漏。”
江古碑見竇玉泉已經喪失了革命鬥誌，又去找“張克思”。
因為軍裏的政委是軍區副政委兼任的，張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軍裏的政治工作，所以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張普景的態度倒是很明朗，說：“鬥爭梁必達我沒意見，但是總得有依據吧?”
江古碑說：“現成的證據。我們在凹凸山的時候，搜集梁必達的劣跡材料，我還保存著。”說完，當真從公文包裏取出厚厚的一摞。
張普景戴上老花眼鏡，認認真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說：“這些恐怕不行，組織上早已作過結論了嘛。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達，也經常跟他開展鬥爭。但是，越鬥爭還越發現，這個同誌其實是很能幹的。我現在都還能記得當年梁必達給組織的交代，第一，說他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純屬扯淡。他祖上是當過商人，但是商人不等於就是剝削階級。他本人參加革命前是有點薄產，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他給人家當學徒掙的，是勞動所
得。第二，說他從前有過投國民黨的想法，是事實，但那是國共合作時期，算不上投機。因為那時候不了解八路軍。自從參加了八路軍，他是英勇殺敵屢建功勳，渾身七處負傷，事實有目共睹，我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員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這材料，什麽座山雕有八大金剛，梁必達有四大美女?子虛烏有嘛。說梁必達生活作風惡劣，從前在藍橋埠搞腐化，抗戰期間到斜河街逍遙樓狎妓，沒有證據，再說這種事情也上不了，台麵，現在還用這些髒事搞一個高級幹部，顯得低級趣味。而且，據我所知，事實上梁必達在這個問題上恰好是嚴肅的，全國解放了，部隊進城了，許多幹部經不起糖衣炮彈的進攻，犯了錯誤，而梁必達一塵不染。從前是對東方聞音忠貞不渝，後來是對安雪梅相敬如賓……”
江古碑被張普景的這番話說愣了，瞪著一雙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樣地看著張普景，說：“這麽說來，你也不同意造梁必達的反了?”
張普景不緊不慢地說：“我說過我不同意造梁必達的反了嗎?可是也不能不講道理地造啊。造反有理，我當然支持。關鍵是證據。”
江古碑極其不悅地說：“老張，我隻問你一個問題，對於李文彬被俘，你是怎麽看的?”
張普景為之一震，沉默了。江古碑的這個問題再一次刺痛了他內心那根隱秘的神經，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一直糾纏著他咬噬著他，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達問個明白，可是每次又都製止了自己的衝動。畢竟，李文彬最終當了叛徒，就算是梁必達當時處置不當，他張普景作為一個政工首長，也斷沒有為一個叛徒翻案的必要。
“梁必達這一手好毒辣啊，他搞掉了李文彬，也把我們這幾個人搞得抬不起頭。我一直認為，這是梁大牙蓄意製造的陰謀，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朱預道把李文彬的行蹤通報給漢奸的。這就是對付梁必達最有力的武器。老張，我看我們可以從這個突破口下手。”
張普景仍然沉默不語，思忖許久才說：“江古碑同誌，請你麵對兩個事實，一是說梁必達或者說朱預道故意把李文彬的行蹤透露給漢奸，查無實據，死無對證。二是李文彬確實叛變了，證據如山。我勸你不要在這上麵打主意了，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江古碑說：“隻要你肯出麵，你就是證據。李文彬那天離開分區的時候有預感，他向你透露過。”
張普景愕然，說：“是嗎，我怎麽記不得了?就算他向我透露過，你是怎麽知道的?”
江古碑呐呐地說：“我推測的。”
張普景斷然說：“沒有的事。既然他有預感，他為什麽還離開部隊到崔家集去搞女人?經不起推敲嘛。你的推測不能作為證據。”
江古碑一臉沮喪，氣憤地說：“證據，證據，老張你這一輩子吃的就是證據的虧。你怎麽不開竅啊?梁必達對我們的排擠還少嗎?隻要你堅持說一句話，就說後來崔二辮子私下裏向你坦白了，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事實真相是有人事先給了他大洋，讓他演苦肉計，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反正崔二辮子已經死了。”
張普景說：“你是想陷我於不仁不義啊。如果崔二辮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我當時就應該戳穿，還等到現在?那我不是對梁必達的犯罪行為姑息養奸嗎?不是姑息養奸也是麻木不仁啊。這是我張普景的作風嗎?”
江古碑不屈不撓地說：“可以這樣解釋嘛，你當時是考慮為了團結，顧全抗日大局，才暫時沒有戳穿事實真相的。還有，當初策動陳墨涵部隊起義的時候，你這個政治委員都蒙在鼓裏，難道這些你都忘記了?新仇舊恨啊，我是至死不忘。”
張普景淡淡一笑說：“老江你這個思路看來確實有問題了。瓦解敵軍，策動起義，是絕密的。我們的地下工作有一個紀律，單線布置單線執行，你是老黨員了，我想這個情況你不會不知道。我事後是有想法，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則。”
江古碑說：“至少，在凹凸山，梁必達私自帶人帶槍給漢奸維持會長祝壽助威，還侵吞了戰利品二百塊大洋孝敬漢奸，這是事實吧?”
張普景說：“這個問題組織上已經有結論了，不能老翻曆史的老賬。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是人都有缺點錯誤，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不是革命者的態度。”
江古碑說：“我們不要在這裏高談闊論了，造梁必達的反，是上麵定的調子，怎麽反，我來安排，你應該配合。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文爾雅，也不能那麽教條。這不是個人的事情，這是革命需要。”
張普景冷笑一聲說：“我再說一遍，革命需要也不能瞎胡鬧。我不能按你的路走。鬥爭梁必達可以，但是不能喪失人格。”
江古碑說：“你確實是書呆子，你在這裏講人格，一旦放虎歸山，人家要你人頭落地。”
張普景正色道：“寧可人頭落地，我也不能胡來。江古碑我警告你，你的行為已經構成反軍亂軍了，如果我發現你在k軍再次出現，我就命令部隊把你抓起來，交給梁必達同誌。”
江古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張普景你這個革命的叛徒，你等著，有你負不了責任的那一天。”
盡管在張普景和竇玉泉的麵前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江古碑仍然不放棄努力，他可不在乎張普景的警告，積攢了幾十年的仇恨使這個“受排擠和受壓迫”的人不顧一切了。在梁必達的手下，他委實是委屈了，在凹凸山裝孫子裝了幾年，幾年都是如履薄冰膽戰心驚。想當年，開黑槍的念頭都有。如今，時勢造英雄，他再也不能放棄這個機會了。他梁必達剛愎自用，匪氣十足，就不信沒有人比他江古碑更仇恨梁必達。
江古碑最終把統戰的視線落到了陳墨涵的身上。他同陳墨涵不熟悉，說話自然就不像同張普景和竇玉泉那麽直截了當，旁敲側擊拐了很多彎子才繞到主題上。
江古碑同陳墨涵“探討”的是朝鮮戰爭中台山梘戰鬥的“有關情況”。
陳墨涵坦然地說：“這個問題，我同梁必達同誌交換過意見。當時，我也認為梁必達用兵不當，甚至居心叵測。梁必達堅持認為他當時堅持所得堪方向按兵不動是出於更深一層考慮，因為所得堪地形條件確實易攻難守。盡管台山梘這邊打得空前慘烈，焉知敵人就沒有其它企圖?作為控製一個重要方向的首長，他必須通盤考慮，如果動用了所得堪的兵力和炮火，即使所得堪當麵當時確實沒有敵人的進攻部隊，但他們是機械化出動，就是
從台山梘方向分出一個團去殺回馬槍，所得堪也是岌岌可危。所得堪一馬平川，勢不可當，如果被突破了，那後果就嚴重了。後來我又調研了那場戰鬥的史料，還看了美國西點軍校的一份戰例分析，戰略研究家都認為，在那場戰鬥中，中國的二師能夠在一個方向遭受滅頂之災而另一個方向風平浪靜的情況下，仍然保持高度冷靜，不為假象所困惑，從而保證了所得堪萬無一失，足可見該師指揮員卓越的戰略眼光和非凡的意誌。你看，專
家都是這麽認為的。我在沙盤上把那塊地形都嚼爛了，越是分析，越是後怕。當時是…一片嗷嗷叫的請戰聲啊，連朱預道都要求分兵增援台山梘了。如果當時梁必達不冷靜，聽了我們這些人的呼聲，轉移了防禦再點，也許，那就太可怕了……江主任，朝鮮戰爭你沒有參加，我看你還是不提的好。”
見過k軍上層的三個人，江古碑就有些信心不足了。但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看來文攻是不行了，那麽，就發動群眾吧，讓群眾站出來武衛。不僅要打倒梁必達，一切保皇派，一切與梁必達同流合汙的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第二十二章
二
造反派給梁必達列舉的罪行有三十餘條，其中曆史的問題有迫害同誌，認賊作父，侵吞八路軍戰士夥食費二百塊大洋孝敬漢奸，以抗日鋤奸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現實的問題有破壞“文化大革命”，執行某某某錯誤路線，惡毒攻擊某某某，等等。揪鬥梁必達的群眾運動是由k軍軍部幾個被“革命”激情衝昏了頭腦的熱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揮的“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裏應外合進行的。但是，這支戰爭經驗不足的隊伍低估了他們的對手。
梁必達的情報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團尚且猶豫不決、江古碑還在d市市府廣場門前反複動員的時候，梁必達已經在竇玉泉的安排下，住進了k軍醫院的高級病房。醫院的大門和軍部偵察營營區隔路相望，該營奉命以一個連的兵力，全副武裝，在大門口進行擒拿格鬥訓練，實際上意圖顯然，隨時準備封鎖軍醫院的大門。
朱預道因為到北京開會，避開了這場鬥爭。梁必達臨走之前，分別給張普景和陳墨涵等人打了電話，要他們躲起來，避開造反派的風頭。
張普景不領情，他的態度是，不做虧心事，不怕鬼上門。堅決不躲。
陳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參謀出賣了，躲到工兵團，又被“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揪了出來。造反派沒有揪住梁必達，退而求其次，抓住陳墨涵和張普景往死裏整，口誅筆伐，拳打腳踢。
批判大會設在d市工人文化宮的廣場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陽底下，廣場四周被各種標語口號糊得水泄不通，到處都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和“揪出軍隊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堅決叫他們徹底滅亡”的字樣，一派殺氣騰騰。d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時又是“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的江古碑並沒有親自_出麵，或許他已經清楚這次批判的殘酷性，還當真有點抹不開老戰友的麵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給張普景和陳墨涵這兩個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紙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襖，胸前還掛上了牌子。
陳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條：第一是出身於剝削家庭，當過國民黨軍團長，加之胞兄陳克訓現在仍然在台灣，有通敵嫌疑。二是陳墨涵的臭老婆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當過小偷，並且在運動中被陳墨涵秘密藏了起來。三是陳墨涵拒不同梁必達劃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運動中有反黨言論，說日本戰爭賠款不要，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的不負責任，攻擊中央領導人某某某。
對這第四條罪名，陳墨涵感到震驚，這話他的確說過，那是在建國之後不久，對這個問題有些模糊認識，當時是跟梁必達和張普景、竇玉泉閑聊說起來的，也隻有梁、張、竇三人知道，他們也有類似的言論，那麽，是誰在十多年過去之後又把這話抖摟出去的呢?
造反派對陳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擊，揭露大土匪大軍閥梁必達在朝鮮戰場台山梘戰鬥中陰謀用兵，排斥非嫡係部隊，借刀殺人，導致我軍一個團幾乎覆沒的罪行。
陳墨涵說：“其它罪行你們說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應該由法庭判決。梁必達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達在戰爭年代用兵不是盡善盡美，也不否認有輕重之分，但是，要我說梁必達在台山梘戰鬥中借刀殺人，蓄意解決二團，不是事實。事實證明，在台山梘戰鬥中，梁必達的指揮是高明的，而且我認為那是在梁必達所有的指揮中最高明的一次。”
話沒說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腳，接著臉上又挨了一皮帶。一個紮著小辮並佩戴紅衛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動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陳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動派，我是人民解放軍的軍參謀長。你們衝擊軍隊，毆打軍隊幹部，你們是反動派。”
自然又遭來一頓拳打腳踢。不知道是誰暗中使了狠招，陳墨涵隻覺得右肋一陣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斷了一根。
張普景的罪行有五條。第一是在紅軍時期，侵吞警衛員的幹糧，導致該紅軍戰士活活餓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純潔運動”中執行錯誤路線，錯誤地迫害了許多同誌。第三是同梁必達沆瀣一氣，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對部隊下黑指示，要“慎重參與”，從而破壞運動。第四是敵我陣線不明，對梁必達心慈手軟，不敢開展鬥爭。第五是一貫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稱“張克思”。
張普景對這幾條罪狀也有驚愕之處，尤其是第一條。他的警衛員在過草地的時候餓死了是事實，但不是他侵吞了糧食。當時他是軍團保衛局二組的組長，警衛員的身上背了兩條幹糧袋，左邊一條的糧食給他吃，右邊一條的糧食是警衛員自己吃。他一直吃左邊的幹糧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幹糧為什麽能夠吃那麽久，直到警衛員死了，他才發現右邊幹糧袋裏塞的是碎紙屑——警衛員是為了保護他才獻身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件事情，導致了他終生悔恨，並更加堅定了革命信仰。這件事情隻有李文彬、江古碑、竇玉泉等少數人知道。當然，在凹凸山的時候，江古碑為了討好梁必達，在寫給梁必達的悔過書裏有這麽一筆。
李文彬已經死了，那麽上述幾個活人當中，是誰又把他的傷口扒開暴露給造反派的呢?又是誰，就這麽不顧事實真相給他安上一個“侵吞紅軍戰士糧食”的罪名呢?
“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給張普景提出的“立功贖罪”的條件是，揭露當年梁必達在凹凸山同漢奸內外勾結，秘密捕獲抗日幹部，排除異己，掣肘同誌的罪行。
張普景說：“第一，所謂侵吞紅軍戰士的糧食，不是像你們說的那樣，但我不想跟你們解釋。我對不起我的好同誌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純潔運動’，我是犯了錯誤，但組織上已經作了結論，我也接受處分了，這件事情已經成為曆史。第三，給部隊下命令要‘滇重參與’，是軍黨委集體研究的，不是哪一個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達擅自作主的。第四，說我不敢同梁必達開展鬥爭，不是事實。梁必達有缺點錯誤，我一直堅決抵製無情批評。梁必達的正確主張，我堅決支持。第五，我沒有自封‘張克思’，是同誌之間開玩笑叫的。”
造反派斷喝一聲：“這樣的玩笑能隨便開嗎?膽大包天!”
張普景說：“這個問題我有責任，抵製不力。但你們要我說梁必達勾結漢奸，我沒法說。我不知道梁必達同漢奸勾結的事，我隻知道被抓的人叛變了。我不能為叛徒鳴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說：“梁必達對心腹交代，說李文彬路過崔家集，肯定要去會女人，借這個機會把他搞掉。當時執行這項任務的中隊長有一次酒後吐真言，這話被你記錄在案。你把這個材料交出來，就不批判你了。”
張普景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也沒搞過什麽記錄。如果確有其事，請你們把那個中隊長找出來，他能作證，我給你們帶路去找梁必達，證據確鑿，我同意你們把梁必達槍斃一百次。”
造反派說：“這件事情隻有你知道，你承認了，就是證據。”
張普景說：“我不知道這個事，我承認了我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無中生有陷害同誌的事，我做不出來。”
造反派見張普景刀槍不入，給臉不要臉，給台階不下，覺得油水不大，索性請他坐了“土飛機”——四個人齊心協力，將張普景的兩隻胳膊從背後往上抬，再將腦袋往下壓，抬一次問一次：“說，有沒有那個筆錄?”
張普景說：“沒有。你們把我的兩隻胳膊卸掉，也沒有，就是現在偽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種黃草紙了。”
再抬再問：“有沒有?”
再問再答：“沒有。要命一條，要瞎話沒有。”
造反派惱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再次落在張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陣，再問：“梁必達是不是反動派?”
張普景被兩個人扭著胳膊，直不起腰，掙紮著抬起頭說：“梁必達有缺點，也有錯誤，但梁必達不是反動派。梁必達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長，是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我沒有看見中央軍委的文件說梁必達是反動派，不予承認。”無論拳腳怎樣猛烈，張普景自始至終一句話：“說梁必達是反動派，我必須看到中央軍委的文件，否則不予承認。”
幾個回合下來，造反派不問了，張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為他是裝死狗，後來，擔任“土飛機”第一駕駛員的造反小頭目覺得不對勁，把手伸到張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氣倒是還有，人卻暈過去了。造反派頭目當機立、斷，給江古碑打了個電話，江古碑指示說：“首先搶救，這個人一定要搶救過來，他知道的東西很多，隻要把他攻下來，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頭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將張普景送到郊區一個醫院裏秘密關押起來，為了防止“劫獄”，對外幹脆說死了。
第二十二章
三
梁必達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最後向“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提供他當年設圈套讓李文彬鑽罪行證據的，竟然是朱預道。朱預道在北京開會期間，受到了當時在“中央文革”任職的某某首長的接見，某某對朱預道說，梁必達不是個好人，搞大比武的時候，跟某某跟得最緊，不聽某某某的招呼，是個土匪頭子。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達這樣的人拉下來，把軍權奪回到革命派的手裏。
至於說在大比武中梁必達是怎樣緊跟某某的，又是怎樣不聽某某某招呼的，朱預道不清楚具體情況，因為當時他正在南京軍事學院深造。
某某又說，某某某講了，梁必達的問題一定不能放過，以打倒為原則。凡是跟梁必達關係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當然，站錯隊了不要緊，允許同誌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夠改正就是好同誌，還可以重新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還可以繼續掌權。
朱預道在整個開會期間，受到這個代表著正確路線的首長秘密接見達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況：某某軍區的某某某拒不交代問題，服毒自殺了。某某某師的政委黃某某，對抗運動，被群眾專政了。某某省軍區的副司令員趙某某鎮壓群眾運動，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槍斃了。幾個回合下來，朱預道被折騰得心驚肉跳。最後一次，某某首長向朱預道交底，梁必達是死老虎一隻，連某某某都發話了，必須拉下馬。某某首長要求朱預道愛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達劃清界限，揭發梁必達的曆史問題。
朱預道汗流浹背地說，我不知道梁必達曆史上有什麽問題。
某某首長冷冷一笑，說：“抗戰期間，凹凸山地區一個縣委書記被俘，就是梁必達和他手下一個縣大隊長蓄意製造的陰謀事件。我們手裏有材料，是從日軍諜報機關裏繳獲的。梁必達等人不僅製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還同國民黨軍劉漢英部勾結，通過國民黨的情報站，聯合編織了李文彬叛變的謊言故事。事實上，李文彬並沒有叛變，李文彬同誌在日寇的魔掌裏堅貞不屈，至死沒有說出我軍情報。李文彬同誌是死在國民黨軍特工人員高秋江的手裏，高秋江是奉劉漢英的命令替梁必達殺人滅口的，他們製造了所謂的李文彬叛變的假象，就是為了挫傷一大批反對梁必達軍閥作風和同國民黨軍勾結的革命派的積極性，為梁必達一手遮天坐山為王鋪平道路。現在，鐵證如山，難以抵賴，梁必達的問題已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高度上來了。至於當年那個協助梁必達實施陰謀的縣大隊長是誰，你朱副軍長恐怕比我們更清楚。何去何從，你自己選擇吧。”
朱預道聽天書一般聽完某某首長的話，驚駭不已。他沒有想到那段已經封存了的曆史又被抖摟出來，而且完全變了味。
李文彬被國共兩方特工組織聯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為了戰爭需要，而且是在獲悉李文彬確實叛變之後。至於說借刀殺人，現在聽某某首長一說，似乎還真像那麽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時候，是他朱預道派一個班跟著去的。如果某某首長手裏真有所謂的證據，最逃不了幹係的還是他朱預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
這個被暗示為“協助梁必達實施陰謀的縣大隊長”的人反複權衡，越想越怕且不說李文彬這檔子事，現在的造反派簡直比特務還要特務，火眼金睛，飛簷走壁，沒有問題他挖地三尺也能給你挖出一卡車問題來，更何況誰能保證自已不犯一點錯誤呢，他不瞄上你算你走運，隻要他瞄上你，你就跑不脫。
不久，就從軍裏傳來陳墨涵被造反派打斷肋骨、張普景猝發心肌梗死的消息，朱預道的精神防線終於崩潰了。
現在不是戰爭年代了，戰爭年代光棍一條，把腦袋掖在褲腰上，打死拉倒，二十年還是一條好漢，那是幹革命。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反革命，要是抱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是死有餘辜遺臭萬年。更何況還有老婆孩子都要跟著受累呢。
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在離開北京之前，朱預道向某某首長表了態——堅決站在革命的一邊，揭發梁必達的問題。根據某某首長的指示，朱預道回到軍裏之後，就給d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江古碑打了電話，秘密談了一個多小時。就這一個電話，梁必達就在劫難逃了。
造反派神通廣大，加之不屈不撓，很快就探知梁必達棲身的地方，但由於部隊保護得嚴密，一時難以下手。
問題是梁必達此時還是一軍之長，要管理部隊。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達得到的消息就是這樣的——參謀長被打斷了一根肋巴骨，他作為一軍之長、軍黨委書記，老是東躲西藏不是個事，也不是他梁必達的秉性。倘若不是竇玉泉對他采取了軟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麵前亮相了。
梁必達被抓是朱預道下的誘餌。
江古碑見梁必達隱蔽很深，又有竇玉泉力保，並且動用了武裝，下手不得，很是著急。後來便出主意讓朱預道以主持工作的副軍長的名義，給梁必達秘密地打了個電話，說是某某某某戰備通訊設施遭到了破壞，必須采取緊急措施，請軍長於某日某日寸趕到現場，要向國務院和軍委報告。
朱預道起先非常猶豫，給江古碑打電話出具那個證明，他已經是出賣了良心，再“引蛇出洞”抓梁必達，實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堅定不移的思想工作。
江古碑說：“梁必達現在已經是病老虎了，不過他這個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勝追擊，把他往死裏整。不然的話，要是等他回過神來，恢複廠元氣，你我就是死路一條。”江古碑是鐵下一條心要報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達於死地而後快。
朱預道雖然不至於想把梁必達往死裏整，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僅揭發了梁必達，還揭發了陳墨涵在起義的時候借追敵之手殺害東方聞音的罪行，揭發了竇玉泉貪汙了一百件軍大衣和一萬斤糧食送給他家鄉的罪行。張普景的問題他沒有揭發，因為張普景的反已經用不著再造了——他也認為張普景死了。
到後來，為了徹底打消朱預道的顧慮，斷其退路，使他義無反顧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碑當著朱預道的麵同北京的某某首長通了電話，然後又讓朱預道聽電話。一聽到某某首長的聲音，朱預道就身不由己了，顫抖著說：“我執行，我執行，我堅決聽首長的指揮。”
某某首長說：“搞倒了梁必達，軍裏的工作就由你來主持，先代理軍長。”
朱預道當時聲淚俱下，放下電話，擦幹眼淚，抽了一支香煙，便要通了梁必達的電話。
梁必達一聽某某某某戰備通訊設施出了問題，再也坐不住了，讓警衛員拿來了手槍，說了聲“誰擋我我斃了誰”，然後大義凜然地離開了醫院，驅車趕往某某某某戰備通訊工程施工處。
這一露麵，就被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淹沒了。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達和竇玉泉、朱預道、陳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錯變化，先是陳墨涵第二次進入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班深造，畢業之後，一躍晉升為k軍司令部的參謀長，竇玉泉幾經周折，也調到軍裏擔任後勤副軍長。不久，張普景調到軍裏當了政治部主任，這幾個人臨時性地成了梁必達的上級。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軍軍長升遷，梁必達直接當了軍長，並同時擔任軍黨委書記。朱預道擔任副軍長。原軍政委王蘭田調到軍區工作，張普景擔任軍裏的第一副政委。
本來，這些人從年輕人長到了年近半百，從普通青年成長為軍隊的高級幹部，可以說曆盡滄桑。誰也沒有想到，戰爭中人家死裏逃生過來了，卻讓一個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暈頭轉向，一個個紛紛落下馬來，成了“人民的敵人”。
k軍軍部駐地d城是一座省會城市。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不久，這座城市就亂了，並沒有像偉人預計的那樣“大亂促大治”，而是一亂就一瀉千裏，亂得烏煙瘴氣。造反有理，文攻武衛，揪鬥“走資派”……就在這紅潮滾滾江山板蕩之際，亂世中呀呀呀殺出一條好漢來——離開軍隊十幾個年頭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來。江古碑現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領袖。
地方的形勢如火如荼，部隊的“文化大革命”卻不溫不火。
江古碑終於把目光盯向了部隊，他首先找到了老戰友竇玉泉，希望他出麵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竇玉泉的態度很不明朗，說：“上有軍長政委，下有革命戰士，我這個副軍長是糧草官，作不得主。你還是去同軍長政委商量，他們要是不積極，你跟毛主席報告也是你的權力。”竇玉泉本來就不是一個輕易表態的人，加之從這麽多年的風風雨雨走過來，運動他經曆得多了，什麽樣的陣勢沒有見過?搞運動就好比開汽車，上麵往哪裏指，就往哪裏打方向。但這裏麵也有學問。
有些人是快車手，轉彎處不減速，這邊剛轉過去，又來了個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進了懸崖，戰爭年代吃這個虧的人不少。還有些人是慢車手，該轉彎的時候轉不了彎，不該轉彎的時候轉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時期吃這個虧的人不少。竇玉泉現在的態度是，一慢二看三通過。拿不準就靠邊，嫌誤事你超車，你進步是你的造化，那種熱血青年的衝動他是不會幹的。
江古碑對竇玉泉的表現十分不滿，說：“老竇你也太沒原則了，梁必達在凹凸山就飛揚跋扈，你我都是受過迫害的人。我們首先就應該解決梁必達的問題。現在上麵給了我們清算的機會了，你還怕什麽，未必他梁必達敢砍你的頭不成?”
竇玉泉仍然陰陽怪氣，說：“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麽?他梁必達一不搞女人貪汙腐化，二不裏通外國，三沒有去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我憑什麽造他的反?一個副軍長去造軍長的反，不是明擺著要當司馬昭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可不去捅這個紕漏。”
江古碑見竇玉泉已經喪失了革命鬥誌，又去找“張克思”。
因為軍裏的政委是軍區副政委兼任的，張普景以第一副政委的身份主持軍裏的政治工作，所以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張普景的態度倒是很明朗，說：“鬥爭梁必達我沒意見，但是總得有依據吧?”
江古碑說：“現成的證據。我們在凹凸山的時候，搜集梁必達的劣跡材料，我還保存著。”說完，當真從公文包裏取出厚厚的一摞。
張普景戴上老花眼鏡，認認真真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說：“這些恐怕不行，組織上早已作過結論了嘛。這些年我也一直在琢磨梁必達，也經常跟他開展鬥爭。但是，越鬥爭還越發現，這個同誌其實是很能幹的。我現在都還能記得當年梁必達給組織的交代，第一，說他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純屬扯淡。他祖上是當過商人，但是商人不等於就是剝削階級。他本人參加革命前是有點薄產，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他給人家當學徒掙的，是勞動所
得。第二，說他從前有過投國民黨的想法，是事實，但那是國共合作時期，算不上投機。因為那時候不了解八路軍。自從參加了八路軍，他是英勇殺敵屢建功勳，渾身七處負傷，事實有目共睹，我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共產黨員不能昧良心。第三，你看你這材料，什麽座山雕有八大金剛，梁必達有四大美女?子虛烏有嘛。說梁必達生活作風惡劣，從前在藍橋埠搞腐化，抗戰期間到斜河街逍遙樓狎妓，沒有證據，再說這種事情也上不了，台麵，現在還用這些髒事搞一個高級幹部，顯得低級趣味。而且，據我所知，事實上梁必達在這個問題上恰好是嚴肅的，全國解放了，部隊進城了，許多幹部經不起糖衣炮彈的進攻，犯了錯誤，而梁必達一塵不染。從前是對東方聞音忠貞不渝，後來是對安雪梅相敬如賓……”
江古碑被張普景的這番話說愣了，瞪著一雙迷茫的眼睛，看猴子一樣地看著張普景，說：“這麽說來，你也不同意造梁必達的反了?”
張普景不緊不慢地說：“我說過我不同意造梁必達的反了嗎?可是也不能不講道理地造啊。造反有理，我當然支持。關鍵是證據。”
江古碑極其不悅地說：“老張，我隻問你一個問題，對於李文彬被俘，你是怎麽看的?”
張普景為之一震，沉默了。江古碑的這個問題再一次刺痛了他內心那根隱秘的神經，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一直糾纏著他咬噬著他，多少次他都想向梁必達問個明白，可是每次又都製止了自己的衝動。畢竟，李文彬最終當了叛徒，就算是梁必達當時處置不當，他張普景作為一個政工首長，也斷沒有為一個叛徒翻案的必要。
“梁必達這一手好毒辣啊，他搞掉了李文彬，也把我們這幾個人搞得抬不起頭。我一直認為，這是梁大牙蓄意製造的陰謀，是他，或者是他暗示朱預道把李文彬的行蹤通報給漢奸的。這就是對付梁必達最有力的武器。老張，我看我們可以從這個突破口下手。”
張普景仍然沉默不語，思忖許久才說：“江古碑同誌，請你麵對兩個事實，一是說梁必達或者說朱預道故意把李文彬的行蹤透露給漢奸，查無實據，死無對證。二是李文彬確實叛變了，證據如山。我勸你不要在這上麵打主意了，弄得不好，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江古碑說：“隻要你肯出麵，你就是證據。李文彬那天離開分區的時候有預感，他向你透露過。”
張普景愕然，說：“是嗎，我怎麽記不得了?就算他向我透露過，你是怎麽知道的?”
江古碑呐呐地說：“我推測的。”
張普景斷然說：“沒有的事。既然他有預感，他為什麽還離開部隊到崔家集去搞女人?經不起推敲嘛。你的推測不能作為證據。”
江古碑一臉沮喪，氣憤地說：“證據，證據，老張你這一輩子吃的就是證據的虧。你怎麽不開竅啊?梁必達對我們的排擠還少嗎?隻要你堅持說一句話，就說後來崔二辮子私下裏向你坦白了，他的口供是屈打成招，事實真相是有人事先給了他大洋，讓他演苦肉計，那件事情就可以推翻重理了。反正崔二辮子已經死了。”
張普景說：“你是想陷我於不仁不義啊。如果崔二辮子真的私下向我坦白了，我當時就應該戳穿，還等到現在?那我不是對梁必達的犯罪行為姑息養奸嗎?不是姑息養奸也是麻木不仁啊。這是我張普景的作風嗎?”
江古碑不屈不撓地說：“可以這樣解釋嘛，你當時是考慮為了團結，顧全抗日大局，才暫時沒有戳穿事實真相的。還有，當初策動陳墨涵部隊起義的時候，你這個政治委員都蒙在鼓裏，難道這些你都忘記了?新仇舊恨啊，我是至死不忘。”
張普景淡淡一笑說：“老江你這個思路看來確實有問題了。瓦解敵軍，策動起義，是絕密的。我們的地下工作有一個紀律，單線布置單線執行，你是老黨員了，我想這個情況你不會不知道。我事後是有想法，但想法不能代替原則。”
江古碑說：“至少，在凹凸山，梁必達私自帶人帶槍給漢奸維持會長祝壽助威，還侵吞了戰利品二百塊大洋孝敬漢奸，這是事實吧?”
張普景說：“這個問題組織上已經有結論了，不能老翻曆史的老賬。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是人都有缺點錯誤，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不是革命者的態度。”
江古碑說：“我們不要在這裏高談闊論了，造梁必達的反，是上麵定的調子，怎麽反，我來安排，你應該配合。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文爾雅，也不能那麽教條。這不是個人的事情，這是革命需要。”
張普景冷笑一聲說：“我再說一遍，革命需要也不能瞎胡鬧。我不能按你的路走。鬥爭梁必達可以，但是不能喪失人格。”
江古碑說：“你確實是書呆子，你在這裏講人格，一旦放虎歸山，人家要你人頭落地。”
張普景正色道：“寧可人頭落地，我也不能胡來。江古碑我警告你，你的行為已經構成反軍亂軍了，如果我發現你在k軍再次出現，我就命令部隊把你抓起來，交給梁必達同誌。”
江古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張普景你這個革命的叛徒，你等著，有你負不了責任的那一天。”
盡管在張普景和竇玉泉的麵前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但江古碑仍然不放棄努力，他可不在乎張普景的警告，積攢了幾十年的仇恨使這個“受排擠和受壓迫”的人不顧一切了。在梁必達的手下，他委實是委屈了，在凹凸山裝孫子裝了幾年，幾年都是如履薄冰膽戰心驚。想當年，開黑槍的念頭都有。如今，時勢造英雄，他再也不能放棄這個機會了。他梁必達剛愎自用，匪氣十足，就不信沒有人比他江古碑更仇恨梁必達。
江古碑最終把統戰的視線落到了陳墨涵的身上。他同陳墨涵不熟悉，說話自然就不像同張普景和竇玉泉那麽直截了當，旁敲側擊拐了很多彎子才繞到主題上。
江古碑同陳墨涵“探討”的是朝鮮戰爭中台山梘戰鬥的“有關情況”。
陳墨涵坦然地說：“這個問題，我同梁必達同誌交換過意見。當時，我也認為梁必達用兵不當，甚至居心叵測。梁必達堅持認為他當時堅持所得堪方向按兵不動是出於更深一層考慮，因為所得堪地形條件確實易攻難守。盡管台山梘這邊打得空前慘烈，焉知敵人就沒有其它企圖?作為控製一個重要方向的首長，他必須通盤考慮，如果動用了所得堪的兵力和炮火，即使所得堪當麵當時確實沒有敵人的進攻部隊，但他們是機械化出動，就是
從台山梘方向分出一個團去殺回馬槍，所得堪也是岌岌可危。所得堪一馬平川，勢不可當，如果被突破了，那後果就嚴重了。後來我又調研了那場戰鬥的史料，還看了美國西點軍校的一份戰例分析，戰略研究家都認為，在那場戰鬥中，中國的二師能夠在一個方向遭受滅頂之災而另一個方向風平浪靜的情況下，仍然保持高度冷靜，不為假象所困惑，從而保證了所得堪萬無一失，足可見該師指揮員卓越的戰略眼光和非凡的意誌。你看，專
家都是這麽認為的。我在沙盤上把那塊地形都嚼爛了，越是分析，越是後怕。當時是…一片嗷嗷叫的請戰聲啊，連朱預道都要求分兵增援台山梘了。如果當時梁必達不冷靜，聽了我們這些人的呼聲，轉移了防禦再點，也許，那就太可怕了……江主任，朝鮮戰爭你沒有參加，我看你還是不提的好。”
見過k軍上層的三個人，江古碑就有些信心不足了。但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看來文攻是不行了，那麽，就發動群眾吧，讓群眾站出來武衛。不僅要打倒梁必達，一切保皇派，一切與梁必達同流合汙的牛鬼蛇神都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第二十二章
二
造反派給梁必達列舉的罪行有三十餘條，其中曆史的問題有迫害同誌，認賊作父，侵吞八路軍戰士夥食費二百塊大洋孝敬漢奸，以抗日鋤奸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現實的問題有破壞“文化大革命”，執行某某某錯誤路線，惡毒攻擊某某某，等等。揪鬥梁必達的群眾運動是由k軍軍部幾個被“革命”激情衝昏了頭腦的熱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揮的“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裏應外合進行的。但是，這支戰爭經驗不足的隊伍低估了他們的對手。
梁必達的情報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團尚且猶豫不決、江古碑還在d市市府廣場門前反複動員的時候，梁必達已經在竇玉泉的安排下，住進了k軍醫院的高級病房。醫院的大門和軍部偵察營營區隔路相望，該營奉命以一個連的兵力，全副武裝，在大門口進行擒拿格鬥訓練，實際上意圖顯然，隨時準備封鎖軍醫院的大門。
朱預道因為到北京開會，避開了這場鬥爭。梁必達臨走之前，分別給張普景和陳墨涵等人打了電話，要他們躲起來，避開造反派的風頭。
張普景不領情，他的態度是，不做虧心事，不怕鬼上門。堅決不躲。
陳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參謀出賣了，躲到工兵團，又被“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揪了出來。造反派沒有揪住梁必達，退而求其次，抓住陳墨涵和張普景往死裏整，口誅筆伐，拳打腳踢。
批判大會設在d市工人文化宮的廣場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陽底下，廣場四周被各種標語口號糊得水泄不通，到處都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和“揪出軍隊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堅決叫他們徹底滅亡”的字樣，一派殺氣騰騰。d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時又是“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的江古碑並沒有親自_出麵，或許他已經清楚這次批判的殘酷性，還當真有點抹不開老戰友的麵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給張普景和陳墨涵這兩個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紙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襖，胸前還掛上了牌子。
陳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條：第一是出身於剝削家庭，當過國民黨軍團長，加之胞兄陳克訓現在仍然在台灣，有通敵嫌疑。二是陳墨涵的臭老婆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當過小偷，並且在運動中被陳墨涵秘密藏了起來。三是陳墨涵拒不同梁必達劃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運動中有反黨言論，說日本戰爭賠款不要，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的不負責任，攻擊中央領導人某某某。
對這第四條罪名，陳墨涵感到震驚，這話他的確說過，那是在建國之後不久，對這個問題有些模糊認識，當時是跟梁必達和張普景、竇玉泉閑聊說起來的，也隻有梁、張、竇三人知道，他們也有類似的言論，那麽，是誰在十多年過去之後又把這話抖摟出去的呢?
造反派對陳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擊，揭露大土匪大軍閥梁必達在朝鮮戰場台山梘戰鬥中陰謀用兵，排斥非嫡係部隊，借刀殺人，導致我軍一個團幾乎覆沒的罪行。
陳墨涵說：“其它罪行你們說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應該由法庭判決。梁必達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達在戰爭年代用兵不是盡善盡美，也不否認有輕重之分，但是，要我說梁必達在台山梘戰鬥中借刀殺人，蓄意解決二團，不是事實。事實證明，在台山梘戰鬥中，梁必達的指揮是高明的，而且我認為那是在梁必達所有的指揮中最高明的一次。”
話沒說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腳，接著臉上又挨了一皮帶。一個紮著小辮並佩戴紅衛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動派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陳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動派，我是人民解放軍的軍參謀長。你們衝擊軍隊，毆打軍隊幹部，你們是反動派。”
自然又遭來一頓拳打腳踢。不知道是誰暗中使了狠招，陳墨涵隻覺得右肋一陣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斷了一根。
張普景的罪行有五條。第一是在紅軍時期，侵吞警衛員的幹糧，導致該紅軍戰士活活餓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純潔運動”中執行錯誤路線，錯誤地迫害了許多同誌。第三是同梁必達沆瀣一氣，拒不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對部隊下黑指示，要“慎重參與”，從而破壞運動。第四是敵我陣線不明，對梁必達心慈手軟，不敢開展鬥爭。第五是一貫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稱“張克思”。
張普景對這幾條罪狀也有驚愕之處，尤其是第一條。他的警衛員在過草地的時候餓死了是事實，但不是他侵吞了糧食。當時他是軍團保衛局二組的組長，警衛員的身上背了兩條幹糧袋，左邊一條的糧食給他吃，右邊一條的糧食是警衛員自己吃。他一直吃左邊的幹糧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幹糧為什麽能夠吃那麽久，直到警衛員死了，他才發現右邊幹糧袋裏塞的是碎紙屑——警衛員是為了保護他才獻身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件事情，導致了他終生悔恨，並更加堅定了革命信仰。這件事情隻有李文彬、江古碑、竇玉泉等少數人知道。當然，在凹凸山的時候，江古碑為了討好梁必達，在寫給梁必達的悔過書裏有這麽一筆。
李文彬已經死了，那麽上述幾個活人當中，是誰又把他的傷口扒開暴露給造反派的呢?又是誰，就這麽不顧事實真相給他安上一個“侵吞紅軍戰士糧食”的罪名呢?
“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給張普景提出的“立功贖罪”的條件是，揭露當年梁必達在凹凸山同漢奸內外勾結，秘密捕獲抗日幹部，排除異己，掣肘同誌的罪行。
張普景說：“第一，所謂侵吞紅軍戰士的糧食，不是像你們說的那樣，但我不想跟你們解釋。我對不起我的好同誌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純潔運動’，我是犯了錯誤，但組織上已經作了結論，我也接受處分了，這件事情已經成為曆史。第三，給部隊下命令要‘滇重參與’，是軍黨委集體研究的，不是哪一個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達擅自作主的。第四，說我不敢同梁必達開展鬥爭，不是事實。梁必達有缺點錯誤，我一直堅決抵製無情批評。梁必達的正確主張，我堅決支持。第五，我沒有自封‘張克思’，是同誌之間開玩笑叫的。”
造反派斷喝一聲：“這樣的玩笑能隨便開嗎?膽大包天!”
張普景說：“這個問題我有責任，抵製不力。但你們要我說梁必達勾結漢奸，我沒法說。我不知道梁必達同漢奸勾結的事，我隻知道被抓的人叛變了。我不能為叛徒鳴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說：“梁必達對心腹交代，說李文彬路過崔家集，肯定要去會女人，借這個機會把他搞掉。當時執行這項任務的中隊長有一次酒後吐真言，這話被你記錄在案。你把這個材料交出來，就不批判你了。”
張普景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情，也沒搞過什麽記錄。如果確有其事，請你們把那個中隊長找出來，他能作證，我給你們帶路去找梁必達，證據確鑿，我同意你們把梁必達槍斃一百次。”
造反派說：“這件事情隻有你知道，你承認了，就是證據。”
張普景說：“我不知道這個事，我承認了我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無中生有陷害同誌的事，我做不出來。”
造反派見張普景刀槍不入，給臉不要臉，給台階不下，覺得油水不大，索性請他坐了“土飛機”——四個人齊心協力，將張普景的兩隻胳膊從背後往上抬，再將腦袋往下壓，抬一次問一次：“說，有沒有那個筆錄?”
張普景說：“沒有。你們把我的兩隻胳膊卸掉，也沒有，就是現在偽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種黃草紙了。”
再抬再問：“有沒有?”
再問再答：“沒有。要命一條，要瞎話沒有。”
造反派惱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再次落在張普景的身上。
打了一陣，再問：“梁必達是不是反動派?”
張普景被兩個人扭著胳膊，直不起腰，掙紮著抬起頭說：“梁必達有缺點，也有錯誤，但梁必達不是反動派。梁必達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長，是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我沒有看見中央軍委的文件說梁必達是反動派，不予承認。”無論拳腳怎樣猛烈，張普景自始至終一句話：“說梁必達是反動派，我必須看到中央軍委的文件，否則不予承認。”
幾個回合下來，造反派不問了，張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為他是裝死狗，後來，擔任“土飛機”第一駕駛員的造反小頭目覺得不對勁，把手伸到張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氣倒是還有，人卻暈過去了。造反派頭目當機立、斷，給江古碑打了個電話，江古碑指示說：“首先搶救，這個人一定要搶救過來，他知道的東西很多，隻要把他攻下來，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頭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將張普景送到郊區一個醫院裏秘密關押起來，為了防止“劫獄”，對外幹脆說死了。
第二十二章
三
梁必達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最後向“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提供他當年設圈套讓李文彬鑽罪行證據的，竟然是朱預道。朱預道在北京開會期間，受到了當時在“中央文革”任職的某某首長的接見，某某對朱預道說，梁必達不是個好人，搞大比武的時候，跟某某跟得最緊，不聽某某某的招呼，是個土匪頭子。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梁必達這樣的人拉下來，把軍權奪回到革命派的手裏。
至於說在大比武中梁必達是怎樣緊跟某某的，又是怎樣不聽某某某招呼的，朱預道不清楚具體情況，因為當時他正在南京軍事學院深造。
某某又說，某某某講了，梁必達的問題一定不能放過，以打倒為原則。凡是跟梁必達關係密切的人，都要一查到底。當然，站錯隊了不要緊，允許同誌犯錯誤，犯了錯誤能夠改正就是好同誌，還可以重新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還可以繼續掌權。
朱預道在整個開會期間，受到這個代表著正確路線的首長秘密接見達七次之多，每次都有新的情況：某某軍區的某某某拒不交代問題，服毒自殺了。某某某師的政委黃某某，對抗運動，被群眾專政了。某某省軍區的副司令員趙某某鎮壓群眾運動，已被“中央文革”下令槍斃了。幾個回合下來，朱預道被折騰得心驚肉跳。最後一次，某某首長向朱預道交底，梁必達是死老虎一隻，連某某某都發話了，必須拉下馬。某某首長要求朱預道愛
憎分明，立即同梁必達劃清界限，揭發梁必達的曆史問題。
朱預道汗流浹背地說，我不知道梁必達曆史上有什麽問題。
某某首長冷冷一笑，說：“抗戰期間，凹凸山地區一個縣委書記被俘，就是梁必達和他手下一個縣大隊長蓄意製造的陰謀事件。我們手裏有材料，是從日軍諜報機關裏繳獲的。梁必達等人不僅製造了李文彬被俘的陷阱，還同國民黨軍劉漢英部勾結，通過國民黨的情報站，聯合編織了李文彬叛變的謊言故事。事實上，李文彬並沒有叛變，李文彬同誌在日寇的魔掌裏堅貞不屈，至死沒有說出我軍情報。李文彬同誌是死在國民黨軍特工人員高秋江的手裏，高秋江是奉劉漢英的命令替梁必達殺人滅口的，他們製造了所謂的李文彬叛變的假象，就是為了挫傷一大批反對梁必達軍閥作風和同國民黨軍勾結的革命派的積極性，為梁必達一手遮天坐山為王鋪平道路。現在，鐵證如山，難以抵賴，梁必達的問題已經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而上升到了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高度上來了。至於當年那個協助梁必達實施陰謀的縣大隊長是誰，你朱副軍長恐怕比我們更清楚。何去何從，你自己選擇吧。”
朱預道聽天書一般聽完某某首長的話，驚駭不已。他沒有想到那段已經封存了的曆史又被抖摟出來，而且完全變了味。
李文彬被國共兩方特工組織聯手除掉是不假，但那完全是為了戰爭需要，而且是在獲悉李文彬確實叛變之後。至於說借刀殺人，現在聽某某首長一說，似乎還真像那麽回事。李文彬到崔家集的時候，是他朱預道派一個班跟著去的。如果某某首長手裏真有所謂的證據，最逃不了幹係的還是他朱預道。如此一想，就不禁冷汗直冒了。
這個被暗示為“協助梁必達實施陰謀的縣大隊長”的人反複權衡，越想越怕且不說李文彬這檔子事，現在的造反派簡直比特務還要特務，火眼金睛，飛簷走壁，沒有問題他挖地三尺也能給你挖出一卡車問題來，更何況誰能保證自已不犯一點錯誤呢，他不瞄上你算你走運，隻要他瞄上你，你就跑不脫。
不久，就從軍裏傳來陳墨涵被造反派打斷肋骨、張普景猝發心肌梗死的消息，朱預道的精神防線終於崩潰了。
現在不是戰爭年代了，戰爭年代光棍一條，把腦袋掖在褲腰上，打死拉倒，二十年還是一條好漢，那是幹革命。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是反革命，要是抱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是死有餘辜遺臭萬年。更何況還有老婆孩子都要跟著受累呢。
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在離開北京之前，朱預道向某某首長表了態——堅決站在革命的一邊，揭發梁必達的問題。根據某某首長的指示，朱預道回到軍裏之後，就給d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江古碑打了電話，秘密談了一個多小時。就這一個電話，梁必達就在劫難逃了。
造反派神通廣大，加之不屈不撓，很快就探知梁必達棲身的地方，但由於部隊保護得嚴密，一時難以下手。
問題是梁必達此時還是一軍之長，要管理部隊。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政委死了——梁必達得到的消息就是這樣的——參謀長被打斷了一根肋巴骨，他作為一軍之長、軍黨委書記，老是東躲西藏不是個事，也不是他梁必達的秉性。倘若不是竇玉泉對他采取了軟禁措施，他早就在造反派的麵前亮相了。
梁必達被抓是朱預道下的誘餌。
江古碑見梁必達隱蔽很深，又有竇玉泉力保，並且動用了武裝，下手不得，很是著急。後來便出主意讓朱預道以主持工作的副軍長的名義，給梁必達秘密地打了個電話，說是某某某某戰備通訊設施遭到了破壞，必須采取緊急措施，請軍長於某日某日寸趕到現場，要向國務院和軍委報告。
朱預道起先非常猶豫，給江古碑打電話出具那個證明，他已經是出賣了良心，再“引蛇出洞”抓梁必達，實在是下不了手，但他架不住江古碑堅定不移的思想工作。
江古碑說：“梁必達現在已經是病老虎了，不過他這個病老虎不是一般的病老虎，既然他病了，就要乘勝追擊，把他往死裏整。不然的話，要是等他回過神來，恢複廠元氣，你我就是死路一條。”江古碑是鐵下一條心要報凹凸山一箭之仇了，必欲置梁必達於死地而後快。
朱預道雖然不至於想把梁必達往死裏整，但是隨著運動的深入，他越陷越深，不僅揭發了梁必達，還揭發了陳墨涵在起義的時候借追敵之手殺害東方聞音的罪行，揭發了竇玉泉貪汙了一百件軍大衣和一萬斤糧食送給他家鄉的罪行。張普景的問題他沒有揭發，因為張普景的反已經用不著再造了——他也認為張普景死了。
到後來，為了徹底打消朱預道的顧慮，斷其退路，使他義無反顧地“站到革命的一方”，江古碑當著朱預道的麵同北京的某某首長通了電話，然後又讓朱預道聽電話。一聽到某某首長的聲音，朱預道就身不由己了，顫抖著說：“我執行，我執行，我堅決聽首長的指揮。”
某某首長說：“搞倒了梁必達，軍裏的工作就由你來主持，先代理軍長。”
朱預道當時聲淚俱下，放下電話，擦幹眼淚，抽了一支香煙，便要通了梁必達的電話。
梁必達一聽某某某某戰備通訊設施出了問題，再也坐不住了，讓警衛員拿來了手槍，說了聲“誰擋我我斃了誰”，然後大義凜然地離開了醫院，驅車趕往某某某某戰備通訊工程施工處。
這一露麵，就被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淹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