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是一個蕭瑟的秋天，我決定出去走走。帶著一個破舊的行囊，到了法蘭克福火車站。火車站裏熙來攘往。年輕人歪坐在地上，背靠著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著行李車；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們緊抓著手提箱和當天的經濟新聞。二十個月台，數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漢堡、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羅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車正在開動，我急奔過去，攀上車門。好極了，兩個小時以後就下車，不管它停在哪裏。
坐定了才知道，這是開往柏林的列車。
兩個小時之後，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下來。
我這樣發現了魏瑪。
——2——
1770年的德國還是“春秋戰國”的時代；沒有所謂德國，隻有三百個大大小小的公國，各有各的軍隊和法律、公爵和農奴，彼此還玩著遠交近攻的遊戲，戰亂連連。國與國之間交通不方便，貨物來往得重重繳稅，連時間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國和英國已經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的隱隱地震，講德語的這些小國家還在山坳坳裏繼續著保守的封建傳統。作物歉收時，成千上萬的人要死於饑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裏，半數的孩子活不到十歲。成人的平均壽命也不超過四十五歲。格林童話裏那麽多後母和孤兒的故事，不過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時代反映。
閱讀人口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為了對付這百分之五，統治者還得有各種控製手段。詩人舒巴特寫詩抨擊貴族的荒淫無度，被符騰堡的公爵驅逐出境，後來又誘他回國，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騰堡被禁止寫作，“亂邦不留”，隻好逃到另邦去發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維持的煩惱”在萊比錫被稱為“毒草”而上了禁書名單。但是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的箝製隻是他權力的一小部分罷了；想想看，他還能夠將他的屬民賣給外國當炮灰，每戰死一個兵他可以賺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當時的社會：“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一切都爛透了……”
在這樣暗淡的天空下，魏瑪小城，人口不過六千，究竟怎麽變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語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裏的德語文學突然提升成氣勢磅礴的世界文學？1770年，維蘭德來到魏瑪。1775年，歌德來到魏瑪，1776年，赫爾德來到魏瑪，1779年，席勒來到魏瑪。
維蘭德是洛可可文學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國第一個重要文學雜誌“德意誌信使”，寫出了德語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啟蒙小說和第一個不押韻的詩劇，第一個大量翻譯了莎土比亞的作品，給德國文壇帶來極大震撼；他的翻譯直接影響了赫爾德、歌德、席勒的寫作。赫爾德可以說是狂飆突進文學運動的理論導師。他提倡對舊格律和舊形式的打破重來，讓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張任何偉大的世界文學都必須先植根於民族本士。作為康德的學生，赫爾德承繼了啟蒙主義的理性，但是他對情感的強調和對古典主義的批判又醞釀了狂飆突進文學與浪漫主義的發芽。在斯特拉斯堡時，一個修法律的學生每天來和他討論文學與思想，他對年輕歌德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維蘭德和赫爾德都是德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舉足輕重的人物。
來到魏瑪的歌德才隻26歲，一個有法學博士頭銜的暢銷小說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維持的煩惱”轟動了歐洲；意大利教會買了所有的譯本，放了把火成堆燒了。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抱著書，穿著維特式的衣服，做出維特憂傷的表情，去自殺。1775年攜至魏瑪的行囊裏，已經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詩劇“普羅米修斯”和劇本“鐵手騎士”。歌德當然不會知道，他將在這個小城裏生活五十七年，歌哭於斯死於斯。而街上引車賣漿的老百姓和宮廷裏附庸風雅的貴族們，恐怕也沒認識到眼前這年輕作家將成為德語文化的火炬，將重寫德國文學史。
席勒逃離獨裁專製的符騰堡公國，成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戰國”狀態還真是個幸福美好的時代，對作家而言。席勒離棄了一國，還有兩百多個同文同種的德語國家讓他擇枝而棲，待價而沽；如果碰上個中央集權大帝國，那可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思考縝密的席勒在史學和美學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瑪，與比他年長10歲的歌德開展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古典時期；1797年，兩個人都有劃時代的敘事長詩發表，使得這一年被文學史家稱為“敘事詩年”。
——3——
獨自坐在公園裏一張長椅上，展讀魏瑪史，陽光把晃動的樹影投在書頁上，搖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讓我眼花撩亂的可不是陽光啊！給我一個小城，給我一個年代，讓韓愈、劉勰、關漢卿、曹雪芹一塊兒發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嗎？
1770年的魏瑪公國，全國人口不過10萬，軍隊不過數百，還被後來的歌德裁軍裁了一半；突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過程並不複雜。“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個女人”，安娜·阿瑪麗雅嫁給魏瑪公爵時，將她對文學藝術的愛好也帶來了魏瑪。兒子少年時，她把維蘭德聘來做家庭教師，同時大力推動劇院，藝文沙龍和圖書館
的建立。深受母親影響的卡爾王子執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來，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園豪宅，還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個戰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資顯然是可觀的。緊接著歌德把赫爾德引進成為宮廷牧師，把席勒找來發展劇院。思想的開放，人文氣息的濃厚，對文人藝術家的厚愛，使魏瑪小國成為18世紀德語世界的文化大國。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促成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章的，是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而且胸襟開闊的封建貴族。有他沒有他，曆史就是不一樣。曹雪芹過了十幾年“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不堪的日子，五十歲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個山坳裏，“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統治者的支持，中國文學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別燦爛的一章？
啊，對不起，我知道，在曆史裏說“如果”是件無聊透頂的事。曹雪芹的時代已經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實：1724年禁市賣“淫詞小說”，禁喪殯時演戲；1728年郎坤因《三國演義》而革職；1738年禁“淫詞小說”；1753年禁譯《水滸傳》和《西廂記》；1764年，禁五城戲園夜唱……曹雪芹隻能死在他的淒涼荒村裏。雍正和乾隆寫的是一部不同的曆史。
可是那是君主專製時代，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曆史。那個人也許是英雄，也許是暴君，席勒在符騰堡因暴君壓迫而失語禁聲，在魏瑪則因英雄賞識而才華奔放。為了避免人治的不穩定，20世紀的我們終於走到了所謂法治的地步：從前的農奴、工匠、市民、學者，現在都成了“選民”，以投票來決定誰是自己的“統治者”。問題是，這個代表民意的總理或總統或總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呢？問題是，假設在1775年，卡爾公爵已被推翻，魏瑪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聘請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結果會是什麽呢？
——4——
經過巴赫的故居，經過歌德的圖書館，從他手植的一株來自中國的銀杏樹下穿過，經過托瑪斯曼和托爾斯泰住過的大象旅店，經過李斯特的舊宅，折向西北，沿著一條安靜的老街行約20分鍾，找到洪堡街36號，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進這屋子，三年後在這兒去世，一個飽受痛苦，精神錯亂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隻棕紅鬆鼠在大樹間跳躍穿梭。也許在尋找幹果。
沒想到房子裏麵比外麵庭院更冷清。一個訪客都沒有，管理員百般無聊地坐那兒，好像已成靜物陳設的一部分。歌德故居裏擠著一堆又一堆的學生和遊客，揚揚沸沸，解說員滔滔不絕。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經讓我在寒夜孤燈下笑出聲來。在自述裏，他解釋“我為什麽這樣智慧”，“我為什麽這樣聰明”，“我為什麽寫出了這樣的好書”，用一種狂妄的藝術姿態睥睨傳統社會，重估一切價值。我不能不愛他叛逆的徹底。他對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國勢力所及之處，文學就會遭到摧殘，瓦格那在德國人中間純粹是個誤解，我也是這樣，並將永遠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藝術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預言，有一天，人們會成立特別的講座去研究《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但是“今天還沒有人聽取，還沒有人懂得接受我的東西，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我不想被人誤解，因此，我也不要誤解自己。”
難道尼采，在他曠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將如何地被他最蔑視的人所扭曲誤解？難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劇的誕生”？
住進洪堡街36號的尼采已經是個無法與人溝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發上睡覺；午夜，來探看他的好友卻聽見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裏用全身的力氣狂吼。第一個“誤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麗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編撰，修改，重寫。很不幸的，伊麗沙自是個德意誌種族沙文主義者，而且有著庸俗不堪的品味。這個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裏觥籌交錯時，她還戲劇化地把一個大布簾突然拉開，讓大家“瞻仰”坐在輪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滯的病人。墨索裏尼贈她以鮮花禮物，希特勒親自三度來訪；即將躍上權力舞台的納粹在尋找使其政權正統化的理論支柱，伊麗沙白熱切地提供了經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變成納粹的國學。洪堡街36號成為一個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換代了。無產階級專政，人民至上的魏瑪把洪堡街36號從地圖上塗掉，“法西斯”哲學家尼采成為禁忌。他的資料仍存在屋子裏，但在東德的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個擦掉。偶爾有外國學者來看檔案，計程車司機必須把每一個前往洪堡街36號的乘客向安全部報告。
是整整半個世紀的遺忘，使那鬆鼠如此大膽自得，縱橫來去，仿佛它才是這裏的主人。尼采死後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為官學，後五十年被貶為偽學。官學偽學當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藝術的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的黑色預言聽起來傲慢無比，卻準確地道出了曆史的真相。曆史的真相，或者說，曆史的沒有真相，令人黯然神傷。
那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魏瑪，是死在誰的手裏？
——5——
希特勒的權力也是人民大眾所賦予的，不是君權神授，爵位世襲，當人民大眾取代了封建貴族掌權的時候，文化，又怎麽樣呢？
1919年，名建築師葛羅皮雅斯在魏瑪成立了一個新的美術建築學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築工地上暫時設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為象征，推出自己的藝術理念：“視覺藝術的終極目的在於建築。美化建築曾經是美術最重要的任務……建築師、雕塑家、畫家，必須回到工匠的園地……我們要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建築，在其中建築設計、雕刻、繪畫渾為一體。”把美術從冰冷的畫廊裏帶出，帶進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裏去，是葛氏的美術哲學。很少人料到，bauhaus將影響整個20世紀的西方美學和建築。
葛氏招了一批誌同道合的藝術家來到魏瑪，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頭四年裏，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響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禪宗的啟迪，祟尚美的訴諸直覺而排斥理性分析，並且以禪院裏師徒相授的方式教學，每堂課由打坐和音樂開始szlomoholy-nagy把結構主義的想法帶來，試圖結合藝術與現代科技。20世紀最前衛的藝術實驗就在小城魏瑪展開。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鋒芒。
魏瑪的居民開始覺得不安；bauhaus藝術家的穿著不符常規，他們的設計光怪陸離，事事背離傳統。魏瑪的父母們要恐嚇啼哭的孩子時就說，“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藝術家們不是民族主義者。一次大戰的慘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使20年代初的德國人自信心盡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講民族自尊。bauhaus裏充斥著外國藝術家，而且他們的藝術理念是世界性的，於是沒多久，魏瑪的大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攻擊文字；“不以民族為本位的藝術就是對祖國的謀殺。”發動攻擊的是魏瑪本地的作家和藝術家，挾著市民的支持。
這裏，高漲的本土意識向bauhaus的國際意識宣戰了。諷刺的是，反對先鋒藝術的人多半以文化傳統的衛道者自居，而他所捍衛的文化傳統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傳統。奇怪啊，席勒的作品裏有多少批判現狀、挑戰傳統的叛逆，歌德的思想裏有多少對寬闊的世界文學的向往，到了衛道者的手裏，全變成了死傳統，像泡在福爾馬林防腐劑裏的偉人屍體需要士兵的捍衛！唉，德國人與中國人怎麽這麽相似。
1925年，魏瑪已經成為反猶排外的納粹黨的根據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終於失去了最後一次發光的機會。
——6——
沒有光，隻有濃煙滾滾，從大煙囪裏呼呼噴出，遮蓋了魏瑪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藝術家選擇了魏瑪作為他們美學的烏托邦；剛剛推翻了封建帝製的德國共和國——德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也選擇了魏瑪來開國會，作為民主的烏托邦；是為“魏瑪共和國”。共和國的結局是悲慘的。在亂局中人心求治，強人一呼百諾，魏瑪支持納粹的比例特別高。1937年，納粹設置了一個集中營，殺人滅跡的煤氣爐、焚化爐，一應俱全；地點，又是魏瑪。
地麵上屍橫遍野，天空裏濃煙滾滾。這是哲學家與詩人的國度，這是掙脫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時代。
我在20世紀末見到魏瑪，一個安靜樸素的小城，商店裏賣著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紀念品。沒有劍將出匣的隱隱光芒，沒有蠢蠢欲動的躁熱不安。看不出，它曾經撼動世界。
——7——
推翻了帝王貴族，我們得到獨裁者。推翻了獨裁者，我們得到大眾，同時得到最貼近大眾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當年，如果要公民投票來決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來決定瘋子尼采的命運，平庸主義恐怕是最後的勝利者；民主的傾向就是向平庸看齊、靠攏。但是，一個以平庸的標準為標準的社會，能思索什麽，創造什麽？平庸主義以大眾之名對菁英異類的壓抑和符騰堡公爵對席勒的壓迫有什麽根本差異？
我痛惜那飽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遺憾bauhaus藝術家的壯誌未酬。也不在乎大聲地說，我對民粹精神非常疑懼，對平庸主義絕對反感。如果大眾的勝利意味著文化的失敗，這個勝利隻能是虛假的，因為，缺少思索和創造的社會絕對走向停滯；在一個停滯的社會裏，還有誰是勝利者呢？大眾隻能擦亮前人的紀念品在黃昏裏過日子罷了。
嚴複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時，說到他自己對自由的理解：“隻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其實不隻如此啊，嚴複，還得加上“三不為群眾所惑”，才是真正的獨立自由吧。
準備離開魏瑪，在旅店付賬的時候，掌櫃的告訴我：“那當然共產黨時代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大家都是好朋友。現在呀，有了自由就沒有安全，這種自由太可怕了。”我抬頭仔細看看他，是的，日爾曼先生。請問往火車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條路？
（原載1998年6月4日《文匯報·筆會》）
是一個蕭瑟的秋天，我決定出去走走。帶著一個破舊的行囊，到了法蘭克福火車站。火車站裏熙來攘往。年輕人歪坐在地上，背靠著塞得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著行李車；穿著深色西裝的男人們緊抓著手提箱和當天的經濟新聞。二十個月台，數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漢堡、柏林、維也納、布拉格、羅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車正在開動，我急奔過去，攀上車門。好極了，兩個小時以後就下車，不管它停在哪裏。
坐定了才知道，這是開往柏林的列車。
兩個小時之後，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下來。
我這樣發現了魏瑪。
——2——
1770年的德國還是“春秋戰國”的時代；沒有所謂德國，隻有三百個大大小小的公國，各有各的軍隊和法律、公爵和農奴，彼此還玩著遠交近攻的遊戲，戰亂連連。國與國之間交通不方便，貨物來往得重重繳稅，連時間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國和英國已經感覺到革命即將來臨的隱隱地震，講德語的這些小國家還在山坳坳裏繼續著保守的封建傳統。作物歉收時，成千上萬的人要死於饑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裏，半數的孩子活不到十歲。成人的平均壽命也不超過四十五歲。格林童話裏那麽多後母和孤兒的故事，不過是“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時代反映。
閱讀人口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而為了對付這百分之五，統治者還得有各種控製手段。詩人舒巴特寫詩抨擊貴族的荒淫無度，被符騰堡的公爵驅逐出境，後來又誘他回國，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騰堡被禁止寫作，“亂邦不留”，隻好逃到另邦去發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維持的煩惱”在萊比錫被稱為“毒草”而上了禁書名單。但是統治者對思想言論的箝製隻是他權力的一小部分罷了；想想看，他還能夠將他的屬民賣給外國當炮灰，每戰死一個兵他可以賺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當時的社會：“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出版自由，沒有社會輿論……一切都爛透了……”
在這樣暗淡的天空下，魏瑪小城，人口不過六千，究竟怎麽變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語文化的各邦菁英，使山坳坳裏的德語文學突然提升成氣勢磅礴的世界文學？1770年，維蘭德來到魏瑪。1775年，歌德來到魏瑪，1776年，赫爾德來到魏瑪，1779年，席勒來到魏瑪。
維蘭德是洛可可文學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國第一個重要文學雜誌“德意誌信使”，寫出了德語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啟蒙小說和第一個不押韻的詩劇，第一個大量翻譯了莎土比亞的作品，給德國文壇帶來極大震撼；他的翻譯直接影響了赫爾德、歌德、席勒的寫作。赫爾德可以說是狂飆突進文學運動的理論導師。他提倡對舊格律和舊形式的打破重來，讓形式去配合自由的思想；他主張任何偉大的世界文學都必須先植根於民族本士。作為康德的學生，赫爾德承繼了啟蒙主義的理性，但是他對情感的強調和對古典主義的批判又醞釀了狂飆突進文學與浪漫主義的發芽。在斯特拉斯堡時，一個修法律的學生每天來和他討論文學與思想，他對年輕歌德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維蘭德和赫爾德都是德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舉足輕重的人物。
來到魏瑪的歌德才隻26歲，一個有法學博士頭銜的暢銷小說作者。前一年才出版“少年維持的煩惱”轟動了歐洲；意大利教會買了所有的譯本，放了把火成堆燒了。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抱著書，穿著維特式的衣服，做出維特憂傷的表情，去自殺。1775年攜至魏瑪的行囊裏，已經藏著浮士德的初稿，詩劇“普羅米修斯”和劇本“鐵手騎士”。歌德當然不會知道，他將在這個小城裏生活五十七年，歌哭於斯死於斯。而街上引車賣漿的老百姓和宮廷裏附庸風雅的貴族們，恐怕也沒認識到眼前這年輕作家將成為德語文化的火炬，將重寫德國文學史。
席勒逃離獨裁專製的符騰堡公國，成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戰國”狀態還真是個幸福美好的時代，對作家而言。席勒離棄了一國，還有兩百多個同文同種的德語國家讓他擇枝而棲，待價而沽；如果碰上個中央集權大帝國，那可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思考縝密的席勒在史學和美學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瑪，與比他年長10歲的歌德開展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古典時期；1797年，兩個人都有劃時代的敘事長詩發表，使得這一年被文學史家稱為“敘事詩年”。
——3——
獨自坐在公園裏一張長椅上，展讀魏瑪史，陽光把晃動的樹影投在書頁上，搖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讓我眼花撩亂的可不是陽光啊！給我一個小城，給我一個年代，讓韓愈、劉勰、關漢卿、曹雪芹一塊兒發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嗎？
1770年的魏瑪公國，全國人口不過10萬，軍隊不過數百，還被後來的歌德裁軍裁了一半；突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中心，過程並不複雜。“成功的男人背後必有一個女人”，安娜·阿瑪麗雅嫁給魏瑪公爵時，將她對文學藝術的愛好也帶來了魏瑪。兒子少年時，她把維蘭德聘來做家庭教師，同時大力推動劇院，藝文沙龍和圖書館
的建立。深受母親影響的卡爾王子執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來，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園豪宅，還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個戰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資顯然是可觀的。緊接著歌德把赫爾德引進成為宮廷牧師，把席勒找來發展劇院。思想的開放，人文氣息的濃厚，對文人藝術家的厚愛，使魏瑪小國成為18世紀德語世界的文化大國。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促成了德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一章的，是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而且胸襟開闊的封建貴族。有他沒有他，曆史就是不一樣。曹雪芹過了十幾年“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困頓不堪的日子，五十歲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個山坳裏，“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個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統治者的支持，中國文學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別燦爛的一章？
啊，對不起，我知道，在曆史裏說“如果”是件無聊透頂的事。曹雪芹的時代已經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實：1724年禁市賣“淫詞小說”，禁喪殯時演戲；1728年郎坤因《三國演義》而革職；1738年禁“淫詞小說”；1753年禁譯《水滸傳》和《西廂記》；1764年，禁五城戲園夜唱……曹雪芹隻能死在他的淒涼荒村裏。雍正和乾隆寫的是一部不同的曆史。
可是那是君主專製時代，一個個人可以決定曆史。那個人也許是英雄，也許是暴君，席勒在符騰堡因暴君壓迫而失語禁聲，在魏瑪則因英雄賞識而才華奔放。為了避免人治的不穩定，20世紀的我們終於走到了所謂法治的地步：從前的農奴、工匠、市民、學者，現在都成了“選民”，以投票來決定誰是自己的“統治者”。問題是，這個代表民意的總理或總統或總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呢？問題是，假設在1775年，卡爾公爵已被推翻，魏瑪要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聘請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結果會是什麽呢？
——4——
經過巴赫的故居，經過歌德的圖書館，從他手植的一株來自中國的銀杏樹下穿過，經過托瑪斯曼和托爾斯泰住過的大象旅店，經過李斯特的舊宅，折向西北，沿著一條安靜的老街行約20分鍾，找到洪堡街36號，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進這屋子，三年後在這兒去世，一個飽受痛苦，精神錯亂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隻棕紅鬆鼠在大樹間跳躍穿梭。也許在尋找幹果。
沒想到房子裏麵比外麵庭院更冷清。一個訪客都沒有，管理員百般無聊地坐那兒，好像已成靜物陳設的一部分。歌德故居裏擠著一堆又一堆的學生和遊客，揚揚沸沸，解說員滔滔不絕。尼采你何以寂寞至此？
尼采的自述曾經讓我在寒夜孤燈下笑出聲來。在自述裏，他解釋“我為什麽這樣智慧”，“我為什麽這樣聰明”，“我為什麽寫出了這樣的好書”，用一種狂妄的藝術姿態睥睨傳統社會，重估一切價值。我不能不愛他叛逆的徹底。他對自己民族的批判更是淋漓痛快……“凡德國勢力所及之處，文學就會遭到摧殘，瓦格那在德國人中間純粹是個誤解，我也是這樣，並將永遠如此……首先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藝術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預言，有一天，人們會成立特別的講座去研究《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但是“今天還沒有人聽取，還沒有人懂得接受我的東西，這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我不想被人誤解，因此，我也不要誤解自己。”
難道尼采，在他曠世的大寂寞中，早巳知道他將如何地被他最蔑視的人所扭曲誤解？難道他早已知道他自己就是“悲劇的誕生”？
住進洪堡街36號的尼采已經是個無法與人溝通的病人。白天，他躺在沙發上睡覺；午夜，來探看他的好友卻聽見痛苦的喊叫，尼采在房裏用全身的力氣狂吼。第一個“誤解”尼采的是尼采的妹妹伊麗沙白。她掌握了所有的手稿和信件，按照自己的信念加以編撰，修改，重寫。很不幸的，伊麗沙自是個德意誌種族沙文主義者，而且有著庸俗不堪的品味。這個女人把自己打扮成尼采的大祭司，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尼采崇拜者。有一天，屋子裏觥籌交錯時，她還戲劇化地把一個大布簾突然拉開，讓大家“瞻仰”坐在輪椅中形容憔悴，目光呆滯的病人。墨索裏尼贈她以鮮花禮物，希特勒親自三度來訪；即將躍上權力舞台的納粹在尋找使其政權正統化的理論支柱，伊麗沙白熱切地提供了經她烹煮的美食，尼采的思想變成納粹的國學。洪堡街36號成為一個文化殿堂。
1945年，改朝換代了。無產階級專政，人民至上的魏瑪把洪堡街36號從地圖上塗掉，“法西斯”哲學家尼采成為禁忌。他的資料仍存在屋子裏，但在東德的曆史上，尼采已被政治的大橡皮擦整個擦掉。偶爾有外國學者來看檔案，計程車司機必須把每一個前往洪堡街36號的乘客向安全部報告。
是整整半個世紀的遺忘，使那鬆鼠如此大膽自得，縱橫來去，仿佛它才是這裏的主人。尼采死後一百年，前五十年被捧為官學，後五十年被貶為偽學。官學偽學當然都不是真正的尼采。“首先得要有一百年的心理和藝術的訓練，我的日爾曼先生們！”尼采的黑色預言聽起來傲慢無比，卻準確地道出了曆史的真相。曆史的真相，或者說，曆史的沒有真相，令人黯然神傷。
那熱愛文學、尊重文化、胸襟開闊的魏瑪，是死在誰的手裏？
——5——
希特勒的權力也是人民大眾所賦予的，不是君權神授，爵位世襲，當人民大眾取代了封建貴族掌權的時候，文化，又怎麽樣呢？
1919年，名建築師葛羅皮雅斯在魏瑪成立了一個新的美術建築學院，叫做“bauhaus”。bauhaus的原意是建築工地上暫時設置的工作房，葛氏以工作房為象征，推出自己的藝術理念：“視覺藝術的終極目的在於建築。美化建築曾經是美術最重要的任務……建築師、雕塑家、畫家，必須回到工匠的園地……我們要創造一個嶄新的未來建築，在其中建築設計、雕刻、繪畫渾為一體。”把美術從冰冷的畫廊裏帶出，帶進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裏去，是葛氏的美術哲學。很少人料到，bauhaus將影響整個20世紀的西方美學和建築。
葛氏招了一批誌同道合的藝術家來到魏瑪，最有名的包括pauiklee和kandinsky。頭四年裏，瑞士的johannesitten影響最大。他深受道家和禪宗的啟迪，祟尚美的訴諸直覺而排斥理性分析，並且以禪院裏師徒相授的方式教學，每堂課由打坐和音樂開始szlomoholy-nagy把結構主義的想法帶來，試圖結合藝術與現代科技。20世紀最前衛的藝術實驗就在小城魏瑪展開。一支文化的利刃正磨淬它的鋒芒。
魏瑪的居民開始覺得不安；bauhaus藝術家的穿著不符常規，他們的設計光怪陸離，事事背離傳統。魏瑪的父母們要恐嚇啼哭的孩子時就說，“再哭就把你送到bauhaus去！”最致命的是，工作房的藝術家們不是民族主義者。一次大戰的慘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使20年代初的德國人自信心盡失，自信心越低的民族越需要講民族自尊。bauhaus裏充斥著外國藝術家，而且他們的藝術理念是世界性的，於是沒多久，魏瑪的大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攻擊文字；“不以民族為本位的藝術就是對祖國的謀殺。”發動攻擊的是魏瑪本地的作家和藝術家，挾著市民的支持。
這裏，高漲的本土意識向bauhaus的國際意識宣戰了。諷刺的是，反對先鋒藝術的人多半以文化傳統的衛道者自居，而他所捍衛的文化傳統就是歌德席勒所代表的傳統。奇怪啊，席勒的作品裏有多少批判現狀、挑戰傳統的叛逆，歌德的思想裏有多少對寬闊的世界文學的向往，到了衛道者的手裏，全變成了死傳統，像泡在福爾馬林防腐劑裏的偉人屍體需要士兵的捍衛！唉，德國人與中國人怎麽這麽相似。
1925年，魏瑪已經成為反猶排外的納粹黨的根據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終於失去了最後一次發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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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光，隻有濃煙滾滾，從大煙囪裏呼呼噴出，遮蓋了魏瑪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藝術家選擇了魏瑪作為他們美學的烏托邦；剛剛推翻了封建帝製的德國共和國——德國曆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也選擇了魏瑪來開國會，作為民主的烏托邦；是為“魏瑪共和國”。共和國的結局是悲慘的。在亂局中人心求治，強人一呼百諾，魏瑪支持納粹的比例特別高。1937年，納粹設置了一個集中營，殺人滅跡的煤氣爐、焚化爐，一應俱全；地點，又是魏瑪。
地麵上屍橫遍野，天空裏濃煙滾滾。這是哲學家與詩人的國度，這是掙脫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時代。
我在20世紀末見到魏瑪，一個安靜樸素的小城，商店裏賣著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紀念品。沒有劍將出匣的隱隱光芒，沒有蠢蠢欲動的躁熱不安。看不出，它曾經撼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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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帝王貴族，我們得到獨裁者。推翻了獨裁者，我們得到大眾，同時得到最貼近大眾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當年，如果要公民投票來決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來決定瘋子尼采的命運，平庸主義恐怕是最後的勝利者；民主的傾向就是向平庸看齊、靠攏。但是，一個以平庸的標準為標準的社會，能思索什麽，創造什麽？平庸主義以大眾之名對菁英異類的壓抑和符騰堡公爵對席勒的壓迫有什麽根本差異？
我痛惜那飽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遺憾bauhaus藝術家的壯誌未酬。也不在乎大聲地說，我對民粹精神非常疑懼，對平庸主義絕對反感。如果大眾的勝利意味著文化的失敗，這個勝利隻能是虛假的，因為，缺少思索和創造的社會絕對走向停滯；在一個停滯的社會裏，還有誰是勝利者呢？大眾隻能擦亮前人的紀念品在黃昏裏過日子罷了。
嚴複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時，說到他自己對自由的理解：“隻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其實不隻如此啊，嚴複，還得加上“三不為群眾所惑”，才是真正的獨立自由吧。
準備離開魏瑪，在旅店付賬的時候，掌櫃的告訴我：“那當然共產黨時代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大家都是好朋友。現在呀，有了自由就沒有安全，這種自由太可怕了。”我抬頭仔細看看他，是的，日爾曼先生。請問往火車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條路？
（原載1998年6月4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