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麵對麵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裏頭。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著《野火集》。一個麵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裏。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裏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麽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隻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裏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裏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裏品茶；在酒吧裏喝酒；在書店裏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裏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隻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麵貌和感覺攝進印象裏，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麵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我說：“我知道。”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著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我仍舊捧著鮮花，看著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麽？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麽在這裏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裏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麽又看見了什麽？他們害怕著什麽又追求著什麽？他們有什麽樣的幻滅又有什麽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象他們生活裏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麽看見了什麽，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歎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曆史的長廊裏，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潦繞。
（原載1996年6月19日《文匯報·筆會》）
讀者來信（一）
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的關係，現在看什麽都容易忘。隻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麽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
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裏很窮，想看書時隻是去新華書店櫃台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劃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麽小，連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麽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一趟上海市裏。盡管還有些這方麵的靈感，也就隻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隻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裏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
永遠前進
寶冶讀者
1996.6.21草
讀者來信（二）
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陸的男讀者憋悶得慌。掃視大陸文壇，數十年來，少有能挺著脊梁、亮著喉嚨、坦然說話的，總是不得已說些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不知所雲的話。我們很少讀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悶得慌！除了數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陸女作家中大氣的作品似也少見。一個女子走出學校，走出家庭，麵向社會大聲說話，慷慨陳詞，怎麽能過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臥車廂裏。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裏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布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準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稍微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麽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隻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裏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裏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裏品茶；在酒吧裏喝酒；在書店裏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裏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隻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麵貌和感覺攝進印象裏，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麵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我說：“我知道。”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攝象記者正拍著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我仍舊捧著鮮花，看著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發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麽？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麽在這裏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裏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麽又看見了什麽？他們害怕著什麽又追求著什麽？他們有什麽樣的幻滅又有什麽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象他們生活裏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麽看見了什麽，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歎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曆史的長廊裏，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潦繞。
（原載1996年6月19日《文匯報·筆會》）
讀者來信（一）
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五十七、將近六十歲的老太了。從前天的《文匯報》上看到您說您還沒有發現老太喜歡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給您一個驚喜：有，我就是一個，而且非常之喜歡看您的文章。
自從您在報上發表專欄以來，我幾乎每期都看，我覺得您的文章很適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後，我更加喜歡，因為我也是湖南人。我覺得我們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為之高興和自豪。
對於您的文章內容我都記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齡及每天的家務太忙的關係，現在看什麽都容易忘。隻覺得您很有個性，很倔強。敢想敢說。看問題很敏銳。筆頭鋒芒四射。我就喜歡看這種文章。
至於我為什麽沒有去排隊買您的書呢？
說實在話，我不怕您見怪，我從小就喜歡看書，卻從來沒有自己買過書看過。小時候家裏很窮，想看書時隻是去新華書店櫃台邊看，或去圖書館借來看。從沒有想過自己去買書看。
以後有了工作結了婚，應該說條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覺得買書不劃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錢，二是要收檢和有地方存放。我們房子這麽小，連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個很喜歡買書的人，常去書店買書，但他是不大考慮錢和收檢的問題，因此經常為這事吵吵鬧鬧。當然吵歸吵，看我還是要看的。
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時更忙，更累，因為有了第三代，要幫他們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務。
因此像我們這種人，怎麽可能去排隊買書看呢？有時一年到頭都不去一趟上海市裏。盡管還有些這方麵的靈感，也就隻好免了。
今天和您寫這封信，隻是想讓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陸人們心中有何等的影響，更加增強您的自信，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這裏同時我還要告訴您，我的女兒也很喜歡您的文章。
祝您
永遠前進
寶冶讀者
1996.6.21草
讀者來信（二）
應台先生：您好！
拜讀19日刊於《文匯報》您的《給上海讀者》，為您的一片至誠所感，冒昧奉函，談一點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歲的男性讀者，一個以繪畫為主業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繪畫、讀書、記日記於吾如吃飯、喝水一樣重要。
讀先生的文章也僅從今年《文匯報》改版後的《筆會》上《龍應台專欄》開始，很驚喜，看到就讀。
您是我中國當代一位難得的睜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寫的東西讓人覺得實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氣，有一種中國古代大文人和外國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氣；特別可驚喜之處，這樣的文筆又是出自我們民族近現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長廊中”走出來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陸的男讀者憋悶得慌。掃視大陸文壇，數十年來，少有能挺著脊梁、亮著喉嚨、坦然說話的，總是不得已說些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不知所雲的話。我們很少讀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悶得慌！除了數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陸女作家中大氣的作品似也少見。一個女子走出學校，走出家庭，麵向社會大聲說話，慷慨陳詞，怎麽能過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