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我與上海相識是近兩年的事；在此之前，我與這個城市沒有任何關聯。
直到我去龍華看古寺，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古寺旁據說是烈士公墓，我從偏門進去。庭園空蕩寂靜，新植的小樹在風裏簌簌作響。淡淡的晚午陽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著一層紅暈。
驀然看見柔石和胡也頻幾個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腳步。龍華？我難道沒聽過“龍華”的名字嗎？
1975年我留學美國。在圖書館裏偶然讀到一本美國學者關於龍華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不受國民黨控製的文字，但是也隻需要那麽一次，國民黨在我身上所灌輸的整套政治神話係統全部崩潰。二十三歲的我，在台灣嚴格的思想管製中長大，對左翼文學和曆史還沒有任何理解，但是龍華事件對我所揭露的，一方麵是國民黨對異議文人迫害之殘酷，一方麵是國民黨對我這知識青年的有計劃的欺騙——我在台灣可不曾讀過這段血淋淋的曆史。那也是一個秋天的午後，我合起書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楊樹的葉子在風中千千萬片翻動，片片金黃耀眼，映著北美藍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後，我回台灣寫《野火集》。人們問我的政治“覺醒”始於何時何地，我想想，說，“在美國，1975。”但我真正想說的是，“在龍華，1931。”
可是龍華在我腦中一直是一個曆史事件的名字，從來不曾想過那是一個具體的地方，在中國地圖上有一個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後陽光暫時停格在一方冷然無聲的石壁上，漫步來看龍華古寺的我仿佛大夢初醒：啊，這個龍華，就是那個龍華。
原來我的政治啟蒙，始自上海。
那個安靜得隻有風聲的墓園，那片夕陽斜照的石壁，其實一直在那兒，等著我逐漸走近，最後發現於一刹那。生命裏隱藏著脈絡，脈絡浮現了，你才知道，許多以為是偶然的東西，背後竟深埋著千絲萬縷的因緣。
我不斷撞見那深埋的因緣脈絡，譬如認識了音樂學院的陳鋼。傍著一架鋼琴，我問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遠的微笑》：
“我不能夠給誰奪走僅有的春光／我不能夠讓誰吹熄心中的太陽／心上的人兒／你不要悲傷／願你的微笑／永遠那樣”
那是我母親愛唱的歌。當我隻有兩個醬油瓶那麽高，拉著她裙角跟她上菜場時，她唱這支歌；到現在她白發蒼蒼我得牽著她的手帶她過馬路了，她仍舊唱這支歌，唱的時候眼睛閃著我所熟悉的年輕的光芒。這樣的一支歌，隨時隨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淚來，它使我想起母親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梔子花香少年時。
陳鋼兩手搭上琴鍵，音樂像雨點打進池塘一樣淌開。他說：“當然知道，這是當年我父親寫給我母親的曲子。”
他低著頭彈琴。我難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動，但是鋼琴聲使我暈眩，如立深淵邊緣：一支歌，像一條河，也有它的流域。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越海峽，穿過半個世紀的冉冉光陰、穿過深不可測的曆史漩渦，我竟然來到這支歌湧動的源頭，在上海一架鋼琴邊。
於是我知道，我會認識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龍華的腳步，廿年前就已開始。每個城市有它的履曆。這個城市，處在古老的泥土上卻麵對著大江大海，永遠有豁出去的氣魄；這個城市，挾著西洋的骨架卻又緊緊係著中國的胸懷；這個城市，時時趕著現代的步伐但怎麽邁出也總帶著傳統的負重。我愛上這個城市，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履曆如此相像？
而上海會接納我這域外遊子，又何嚐隻是偶然？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這個城市一直是個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無數出類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無數消沉潦倒的革命誌士。哪一天我在西區哪個裏弄裏租下一個“亭子間”開始過起日子來，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氣度的開闊，開闊中蘊藏著無限的可能、瘋狂的夢想的可能。
所以我對上海有著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經有過種種夢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說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這一天的上海晴間多雲但無雨。梧桐已紛紛抽出新葉，空氣裏有春天的氣息。人行道上賣花攤子不少，攤子邊有賣樂的藝人，也許拉著二胡，也許是小提琴。行人走過，聽一陣，丟下幾塊錢。
這一天，有上千個外國學者在大學裏講課，有更多的外國研究生在這裏求學。外國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談，外國畫家在畫廊裏看畫，外國音樂家在演奏廳裏表演，也有外國人在這裏開各種各樣的餐館小吃。街上走著各色人種，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們也自覺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
這一天，有好幾場新書發布會，來自各地的作家與讀者見麵。這一天，上海有兩百場演講在進行，從繡花到烹飪，從莊子的和諧觀到韋伯的基督教倫理，從同性戀文學到死亡學的探討，不同的題目吸引不同的觀眾。同時，幾十家劇場在演戲：地方戲曲、現代話劇、實驗新劇、日本能劇、希臘悲劇……
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龍裏擠滿了人；文藝青年在朗誦他半生不熟但絕對前衛的詩，半裸的觀念藝術家在宣傳他警世駭俗的構想，即將成名的哲學家在高談闊論尼采“一切價值的重估”。這一天，好幾個創新的雜誌正在排版，兩個對抗的先鋒藝術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將震驚文壇的詩集正在簽約，一篇科學論文馬上要改變世界。
這一天，一場公開舉行的政治辯論使教育會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這一天，某個報紙的社論抨擊時事尖銳凶猛，編輯室電話響到半夜。
這一天，有幾個作家得了獎，他們的《得獎感言》刊在報紙上。他們很高興，雖然知道那頁報紙馬上會被拿去包油條或鞋子。
這一天，我從裏弄出來，在巷口“永和豆漿”買了個粢飯團——包了肉鬆榨菜的，邊走邊吃。晃到福州路，走進一家七層樓的書店，那書店門楣上有個木牌，上麵刻著漂亮的草書：“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著。
（原載1998年2月26日《文匯報·筆會》）
直到我去龍華看古寺，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古寺旁據說是烈士公墓，我從偏門進去。庭園空蕩寂靜，新植的小樹在風裏簌簌作響。淡淡的晚午陽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著一層紅暈。
驀然看見柔石和胡也頻幾個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腳步。龍華？我難道沒聽過“龍華”的名字嗎？
1975年我留學美國。在圖書館裏偶然讀到一本美國學者關於龍華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不受國民黨控製的文字，但是也隻需要那麽一次，國民黨在我身上所灌輸的整套政治神話係統全部崩潰。二十三歲的我，在台灣嚴格的思想管製中長大，對左翼文學和曆史還沒有任何理解，但是龍華事件對我所揭露的，一方麵是國民黨對異議文人迫害之殘酷，一方麵是國民黨對我這知識青年的有計劃的欺騙——我在台灣可不曾讀過這段血淋淋的曆史。那也是一個秋天的午後，我合起書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楊樹的葉子在風中千千萬片翻動，片片金黃耀眼，映著北美藍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後，我回台灣寫《野火集》。人們問我的政治“覺醒”始於何時何地，我想想，說，“在美國，1975。”但我真正想說的是，“在龍華，1931。”
可是龍華在我腦中一直是一個曆史事件的名字，從來不曾想過那是一個具體的地方，在中國地圖上有一個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後陽光暫時停格在一方冷然無聲的石壁上，漫步來看龍華古寺的我仿佛大夢初醒：啊，這個龍華，就是那個龍華。
原來我的政治啟蒙，始自上海。
那個安靜得隻有風聲的墓園，那片夕陽斜照的石壁，其實一直在那兒，等著我逐漸走近，最後發現於一刹那。生命裏隱藏著脈絡，脈絡浮現了，你才知道，許多以為是偶然的東西，背後竟深埋著千絲萬縷的因緣。
我不斷撞見那深埋的因緣脈絡，譬如認識了音樂學院的陳鋼。傍著一架鋼琴，我問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遠的微笑》：
“我不能夠給誰奪走僅有的春光／我不能夠讓誰吹熄心中的太陽／心上的人兒／你不要悲傷／願你的微笑／永遠那樣”
那是我母親愛唱的歌。當我隻有兩個醬油瓶那麽高，拉著她裙角跟她上菜場時，她唱這支歌；到現在她白發蒼蒼我得牽著她的手帶她過馬路了，她仍舊唱這支歌，唱的時候眼睛閃著我所熟悉的年輕的光芒。這樣的一支歌，隨時隨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淚來，它使我想起母親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梔子花香少年時。
陳鋼兩手搭上琴鍵，音樂像雨點打進池塘一樣淌開。他說：“當然知道，這是當年我父親寫給我母親的曲子。”
他低著頭彈琴。我難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動，但是鋼琴聲使我暈眩，如立深淵邊緣：一支歌，像一條河，也有它的流域。乘著歌聲的翅膀，飛越海峽，穿過半個世紀的冉冉光陰、穿過深不可測的曆史漩渦，我竟然來到這支歌湧動的源頭，在上海一架鋼琴邊。
於是我知道，我會認識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龍華的腳步，廿年前就已開始。每個城市有它的履曆。這個城市，處在古老的泥土上卻麵對著大江大海，永遠有豁出去的氣魄；這個城市，挾著西洋的骨架卻又緊緊係著中國的胸懷；這個城市，時時趕著現代的步伐但怎麽邁出也總帶著傳統的負重。我愛上這個城市，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履曆如此相像？
而上海會接納我這域外遊子，又何嚐隻是偶然？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這個城市一直是個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無數出類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無數消沉潦倒的革命誌士。哪一天我在西區哪個裏弄裏租下一個“亭子間”開始過起日子來，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氣度的開闊，開闊中蘊藏著無限的可能、瘋狂的夢想的可能。
所以我對上海有著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經有過種種夢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說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這一天的上海晴間多雲但無雨。梧桐已紛紛抽出新葉，空氣裏有春天的氣息。人行道上賣花攤子不少，攤子邊有賣樂的藝人，也許拉著二胡，也許是小提琴。行人走過，聽一陣，丟下幾塊錢。
這一天，有上千個外國學者在大學裏講課，有更多的外國研究生在這裏求學。外國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談，外國畫家在畫廊裏看畫，外國音樂家在演奏廳裏表演，也有外國人在這裏開各種各樣的餐館小吃。街上走著各色人種，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們也自覺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
這一天，有好幾場新書發布會，來自各地的作家與讀者見麵。這一天，上海有兩百場演講在進行，從繡花到烹飪，從莊子的和諧觀到韋伯的基督教倫理，從同性戀文學到死亡學的探討，不同的題目吸引不同的觀眾。同時，幾十家劇場在演戲：地方戲曲、現代話劇、實驗新劇、日本能劇、希臘悲劇……
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龍裏擠滿了人；文藝青年在朗誦他半生不熟但絕對前衛的詩，半裸的觀念藝術家在宣傳他警世駭俗的構想，即將成名的哲學家在高談闊論尼采“一切價值的重估”。這一天，好幾個創新的雜誌正在排版，兩個對抗的先鋒藝術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將震驚文壇的詩集正在簽約，一篇科學論文馬上要改變世界。
這一天，一場公開舉行的政治辯論使教育會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這一天，某個報紙的社論抨擊時事尖銳凶猛，編輯室電話響到半夜。
這一天，有幾個作家得了獎，他們的《得獎感言》刊在報紙上。他們很高興，雖然知道那頁報紙馬上會被拿去包油條或鞋子。
這一天，我從裏弄出來，在巷口“永和豆漿”買了個粢飯團——包了肉鬆榨菜的，邊走邊吃。晃到福州路，走進一家七層樓的書店，那書店門楣上有個木牌，上麵刻著漂亮的草書：“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著。
（原載1998年2月26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