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複兒子的信：永遠追趕壞的
親愛的安德烈：
我對你的世界沒有興趣？什麽跟什麽呀！你不記得，為了理解為什麽你們聽hip-hop音樂，我仔細聽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詞，對著歌詞細聽的。不但聽了正在流行的，還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來聽，為的是了解這個樂種的發展過程。理解之後，才知道，原來hip-hop來自一種抗議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詞，根本就進入了詩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來自於，他們正在成長的孩子不願意把門打開，讓他們進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願意進入。你不就嫌惡我“母愛”太多，電話太多嗎？今天抵達台北。在開往陽明山回家的路上，買了一瓶兩公升的鮮奶。回到家，打開冰箱，發現麗沙阿姨知道我要回來，早一步填滿了冰箱，裏頭已經有一瓶兩公升的鮮奶。現在我有兩瓶兩公升的鮮奶。仔細看了一下保鮮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經接近不新鮮了；另一瓶則是三天後。你會從哪一瓶開始喝，安德烈？一個青島的朋友跟我說過這個故事。人家送了他們一箱蘋果。打開一看，大部分新鮮青翠，有幾個卻已經開始變色。我的青島朋友不經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壞的；她17歲的兒子也不經思索就抓了一個最青翠的開始喀嚓喀嚓啃起來。他母親急急說，“唉呀，先吃壞的呀。壞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兒子覺得母親很奇怪，說，“你從壞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漸變壞了，結果你就一路在追趕那壞的，你永遠在吃那不新鮮的蘋果。你為什麽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說，她聽了兒子的話，半壞的蘋果拿在手裏，站在那兒，一時說不出話來。好吧，安德烈。現在我站在那打開的冰箱前麵。請問，你會先喝哪一瓶牛奶？
翩翩少年時
我在陽台上坐下來。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隻老鷹，孤孤單單，在風裏忽上忽下，像一個少年獨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聽不見他拍打翅膀的聲音？側耳細聽，知道是被滿山滿穀的蟬聲覆蓋了。夏天，陽明山被蟬的部隊占領。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頭檢視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麽？一件青煙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個大塑膠袋，在上麵剪出一個半圓，兩翼剪出兩個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沒有顏色，臉上沒有脂粉。身上沒有首飾；今天是個獨處的日子。我出門的時候，是會“打扮”的，安德烈。不過衣服總是白色或黑色，看起來像是一個“極簡主義者”的行動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時間投擲在衣著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謂“極簡”美學來掩飾自己其實對“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沒有成就。大概在你進入14歲左右的時候，我就發現，你穿衣服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歲的時候，開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種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說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賞。我驚訝，“成長”這東西多麽纖細、多麽複雜啊。誰都可以看見一個男孩子長高了，細細的胡子冒出來了，聲音突然改變了，鼓鼓的孩兒臉頰被棱角線條取代，但是人們不會注意到他眼裏的稚氣消失，一股英氣開始逼人；人們也不會發現，他的穿著、他的顧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個音符旋繞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領子豎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褲皮帶係在腰間的哪一個高度，他穿恤衫還是襯衫，襯衫尾紮進或露出……所有的細節都牽引著他的心的跳動。而你我之間，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個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異，甚至是階級的分野。
我是“台妹”
你的母親，安德烈，是一個在“第三世界”長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灣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體匱乏之外，這少女還來自一個難民家庭，從中國流離遷徙，一貧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裏看見冰箱和電視機——因此阿姆斯壯1969年的登陸月球，這個17歲的台灣少女是沒看見的。台灣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濟對象。“美援”，在這個台灣少女的記憶裏有三件東西：一是灑了金粉的聖誕卡，鄉村天主教堂裏的美國神父會給你，上麵有馬槽、嬰兒，還有肥胖可咬、長著翅膀的天使。二是鐵罐脫脂奶粉。三是麵粉麻布袋。機智的媽媽們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們的上衣和短褲。於是你看見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穿著麵粉袋恤衫”，胸前還印著兩隻大手緊握，寫著：“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馬鈴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親是“麵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麵粉袋恤衫，18歲以前我基本上隻穿過學校製服。別以為是英國學校那種表達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領帶和皮鞋。我們穿著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極簡美學”的原始來處了吧？）。裙長超過膝蓋，要受罰；發長超過耳根，要受罰。我的兄弟們穿的是卡其褲和白上衣，頭上頂著軍警的大盤帽，帽子裏是剃得發青的頭。外國人來台灣，嚇一跳，以為台灣滿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個警察國家；他們不知道，那是學生。你會說，可是這些和“貧窮”沒什麽關係。是的，這種美學的單調和品味的統一，和貧窮的關係少，和威權政治的關係大。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當威權政治和貧窮一起灑下天羅大網把你罩住的時候，品味，很難有空間。因為，請問品味是什麽？它不就是細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獨立個體的呈現嗎？每一件，都正好是貧窮所吝嗇給你的，也是威權政治所剝奪於你的。
另一種貧窮
安德烈，你是否開始覺得這樣成長的母親挺“可憐”的？那你就錯啦。貧窮使得我缺少對於物質的敏感和賞玩能力，但是卻加深了我對於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權統治也許減低了我的個人創造力，但是卻磨細了我對權力本質的認識而使我對於自由的信仰更加堅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著什麽。過去，是我們必須概括承受的。那麽你必須“概括承受”的過去，是什麽？你所成長的國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個民主開放、文化多元的社會；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學位（盡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屬於那種還不到15歲就已經走過半個地球的“國際人”；你簡直就是一個被太好的環境寵壞的現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如果這太好的環境賦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麽它剝奪了你一些什麽？你的一代，是否其實有另一種的 “貧窮”？
mm
2006-08-20
親愛的安德烈：
我對你的世界沒有興趣？什麽跟什麽呀！你不記得，為了理解為什麽你們聽hip-hop音樂，我仔細聽了hip-hop，而且是找到歌詞，對著歌詞細聽的。不但聽了正在流行的，還把1980年代前的也找出來聽，為的是了解這個樂種的發展過程。理解之後，才知道，原來hip-hop來自一種抗議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詞，根本就進入了詩的境界。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來自於，他們正在成長的孩子不願意把門打開，讓他們進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願意進入。你不就嫌惡我“母愛”太多，電話太多嗎？今天抵達台北。在開往陽明山回家的路上，買了一瓶兩公升的鮮奶。回到家，打開冰箱，發現麗沙阿姨知道我要回來，早一步填滿了冰箱，裏頭已經有一瓶兩公升的鮮奶。現在我有兩瓶兩公升的鮮奶。仔細看了一下保鮮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經接近不新鮮了；另一瓶則是三天後。你會從哪一瓶開始喝，安德烈？一個青島的朋友跟我說過這個故事。人家送了他們一箱蘋果。打開一看，大部分新鮮青翠，有幾個卻已經開始變色。我的青島朋友不經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壞的；她17歲的兒子也不經思索就抓了一個最青翠的開始喀嚓喀嚓啃起來。他母親急急說，“唉呀，先吃壞的呀。壞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兒子覺得母親很奇怪，說，“你從壞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漸變壞了，結果你就一路在追趕那壞的，你永遠在吃那不新鮮的蘋果。你為什麽就不能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朋友說，她聽了兒子的話，半壞的蘋果拿在手裏，站在那兒，一時說不出話來。好吧，安德烈。現在我站在那打開的冰箱前麵。請問，你會先喝哪一瓶牛奶？
翩翩少年時
我在陽台上坐下來。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蒙。一隻老鷹，孤孤單單，在風裏忽上忽下，像一個少年獨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聽不見他拍打翅膀的聲音？側耳細聽，知道是被滿山滿穀的蟬聲覆蓋了。夏天，陽明山被蟬的部隊占領。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頭檢視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麽？一件青煙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個大塑膠袋，在上麵剪出一個半圓，兩翼剪出兩個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沒有顏色，臉上沒有脂粉。身上沒有首飾；今天是個獨處的日子。我出門的時候，是會“打扮”的，安德烈。不過衣服總是白色或黑色，看起來像是一個“極簡主義者”的行動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時間投擲在衣著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謂“極簡”美學來掩飾自己其實對“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沒有成就。大概在你進入14歲左右的時候，我就發現，你穿衣服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14歲的時候，開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種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說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賞。我驚訝，“成長”這東西多麽纖細、多麽複雜啊。誰都可以看見一個男孩子長高了，細細的胡子冒出來了，聲音突然改變了，鼓鼓的孩兒臉頰被棱角線條取代，但是人們不會注意到他眼裏的稚氣消失，一股英氣開始逼人；人們也不會發現，他的穿著、他的顧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個音符旋繞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領子豎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褲皮帶係在腰間的哪一個高度，他穿恤衫還是襯衫，襯衫尾紮進或露出……所有的細節都牽引著他的心的跳動。而你我之間，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個差距既是世代之差，也是文化之異，甚至是階級的分野。
我是“台妹”
你的母親，安德烈，是一個在“第三世界”長大的少女。我出生的1952年，台灣的人均所得不到200美元。集體匱乏之外，這少女還來自一個難民家庭，從中國流離遷徙，一貧如洗。一直到 1970年，我才在家裏看見冰箱和電視機——因此阿姆斯壯1969年的登陸月球，這個17歲的台灣少女是沒看見的。台灣到1965年都是“美援”的救濟對象。“美援”，在這個台灣少女的記憶裏有三件東西：一是灑了金粉的聖誕卡，鄉村天主教堂裏的美國神父會給你，上麵有馬槽、嬰兒，還有肥胖可咬、長著翅膀的天使。二是鐵罐脫脂奶粉。三是麵粉麻布袋。機智的媽媽們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們的上衣和短褲。於是你看見大大小小的孩子們“穿著麵粉袋恤衫”，胸前還印著兩隻大手緊握，寫著：“中美合作，20公斤”。不是“馬鈴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親是“麵粉麻布袋”的一代。除了麵粉袋恤衫，18歲以前我基本上隻穿過學校製服。別以為是英國學校那種表達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領帶和皮鞋。我們穿著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極簡美學”的原始來處了吧？）。裙長超過膝蓋，要受罰；發長超過耳根，要受罰。我的兄弟們穿的是卡其褲和白上衣，頭上頂著軍警的大盤帽，帽子裏是剃得發青的頭。外國人來台灣，嚇一跳，以為台灣滿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個警察國家；他們不知道，那是學生。你會說，可是這些和“貧窮”沒什麽關係。是的，這種美學的單調和品味的統一，和貧窮的關係少，和威權政治的關係大。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當威權政治和貧窮一起灑下天羅大網把你罩住的時候，品味，很難有空間。因為，請問品味是什麽？它不就是細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獨立個體的呈現嗎？每一件，都正好是貧窮所吝嗇給你的，也是威權政治所剝奪於你的。
另一種貧窮
安德烈，你是否開始覺得這樣成長的母親挺“可憐”的？那你就錯啦。貧窮使得我缺少對於物質的敏感和賞玩能力，但是卻加深了我對於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權統治也許減低了我的個人創造力，但是卻磨細了我對權力本質的認識而使我對於自由的信仰更加堅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著什麽。過去，是我們必須概括承受的。那麽你必須“概括承受”的過去，是什麽？你所成長的國家，人均收入是30579美金。培育你的是一個民主開放、文化多元的社會；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學位（盡管“博士”可能是100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屬於那種還不到15歲就已經走過半個地球的“國際人”；你簡直就是一個被太好的環境寵壞的現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但是，你能回答這個問題嗎：如果這太好的環境賦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麽它剝奪了你一些什麽？你的一代，是否其實有另一種的 “貧窮”？
mm
2006-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