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菲利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記得這個年輕的老師,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菲利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麽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麵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想想看,菲利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點點頭。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裏: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20%的富有國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後頭關燈吧——還一麵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台或院子裏去晾,絕不用烘幹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裏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麽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後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遊走,巨大的身體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菲利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麽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裏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麽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裏,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直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著管子,就在籠子裏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裏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麽膽汁、用什麽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隻好到銀行裏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你穿著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卻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為什麽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架到雲裏。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馱著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著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麽?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東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30塊。


    安德烈,你知道30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利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裏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裏;剛好一輛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利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裏,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麽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麽我能做什麽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裏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麽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為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蟈蟈被放進小小的竹籠裏出售,人們喜歡它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菲利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裏,然後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然後要把竹籠裏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菲利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菲利普緊抱著蟈蟈怎麽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它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著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麵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製裏,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隻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於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於貧富不均的態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麽社會福利占了歐陸國家gdp的45%,而美國卻隻有30%?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60%的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環境所迫的,卻隻有29%的美國人這樣看。隻有24%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60%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咎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製度。


    海嘯的悲慘震動了世界,國家在比賽誰的捐款多,背後還藏著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態度,其實流露在平常時。我看見2003年各國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額占該國gnp比例計算):


    1 挪威0.92


    2 丹麥0.84


    3 荷蘭0.81


    4 盧森堡 0.8


    5 瑞典0.7


    6 比利時 0.61


    7 愛爾蘭 0.41


    8 法國0.41


    9 瑞士0.38


    10 英國0.34


    11 芬蘭0.34


    12 德國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0.25


    16 紐西蘭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臘0.21


    19 日本0.2


    20 奧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國0.14


    你看,22個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裏,17個是歐洲國家。前12名全部是歐洲國家。為什麽?難道不就因為,這些國家裏頭的人,對於社會公義,對於“人饑己饑”的責任,對於道德,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些國家裏的人民,準許,或說要求,他們的政府把大量的錢,花在離他們很遙遠但是貧病交迫的人們身上。他們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個孤兒帶到家中來撫養,而是通過這種方式已經在進行一種消極的道德行為了。你說不是嗎?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個“混蛋”,安德烈,隻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以具體著力的點。但你才19歲,那個時間會來到,當你必須決定自己行不行動,如何行動,那個時刻會來到。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麽,不做什麽,做不到什麽。


    我不覺得ralphuren的衣服有什麽了不起,你覺得呢?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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