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寄給龍應台的信——讓我自由吧……
mm：
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在那個小廣場上。我們用力揮舞手裏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杯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人們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淚。
在那之前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屏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說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在蘇聯戰場打過仗。他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大雪地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曆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來，是“錯誤”的。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針，每次看到在什麽指針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甚麽“欠債最多”前十名。好像也很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麵在關心自己的國家，以它為榮，另一方麵又要表現得很冷淡，很壓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國歌也很難聽得見。我記得，mm，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舉行，你大吃一驚。意思是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麽在學校有宗教影響？
你有沒有想過，mm，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至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當你對“國家”抱一種不信任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杯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賽，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麽低落，自我感覺多麽壞，二戰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麽糟，我還行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萊塢文化本來也籠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隻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聽起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mm，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非常可愛，教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msn交談，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網上與友人的交談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跟我談，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麽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玩世不恭），八十年代是punk（反叛），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講唱形式的音樂），而我們是什麽？
安：我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的。但是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長大，沒有什麽真正的痛苦，也沒有真正的災難……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麽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麽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隻會報道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製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麽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布什，我們這邊不太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麽？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麽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麽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麽？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在國際比賽，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教很多納粹那段曆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美國人，大叫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麽？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人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晃過來的是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
路：明白。
安：是什麽，使你成為“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其實，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麽你認同什麽？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麽是什麽，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麽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很少同齡人關心政治。他們說他們反對布什，事實上那樣說隻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麽價值去認同？
路：我們在一個富強的國家，富強的意思就是，年輕人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幼稚無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讓別人來為他思考。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隻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這大概是所有富有國家的共同特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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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在那個小廣場上。我們用力揮舞手裏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杯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人們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淚。
在那之前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屏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說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在蘇聯戰場打過仗。他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大雪地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曆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來，是“錯誤”的。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針，每次看到在什麽指針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甚麽“欠債最多”前十名。好像也很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麵在關心自己的國家，以它為榮，另一方麵又要表現得很冷淡，很壓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國歌也很難聽得見。我記得，mm，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舉行，你大吃一驚。意思是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麽在學校有宗教影響？
你有沒有想過，mm，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至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當你對“國家”抱一種不信任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杯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賽，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麽低落，自我感覺多麽壞，二戰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麽糟，我還行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萊塢文化本來也籠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隻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聽起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mm，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非常可愛，教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msn交談，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網上與友人的交談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跟我談，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麽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玩世不恭），八十年代是punk（反叛），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講唱形式的音樂），而我們是什麽？
安：我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的。但是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長大，沒有什麽真正的痛苦，也沒有真正的災難……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麽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麽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隻會報道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製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麽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布什，我們這邊不太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麽？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麽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麽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麽？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在國際比賽，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教很多納粹那段曆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美國人，大叫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麽？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人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晃過來的是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
路：明白。
安：是什麽，使你成為“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其實，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麽你認同什麽？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麽是什麽，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麽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很少同齡人關心政治。他們說他們反對布什，事實上那樣說隻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麽價值去認同？
路：我們在一個富強的國家，富強的意思就是，年輕人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幼稚無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讓別人來為他思考。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隻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這大概是所有富有國家的共同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