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8日,不是個普通的日子,對歐洲人而言,五十年前的今天,盟軍占領了柏林,結束了歐戰。


    我可以想像,半個世紀前的今天和今天一樣:二十幾度的氣溫,天空藍得幹幹淨淨,風輕輕一吹,蘋果花和梨花就漫天漫地飄舞下來。小孩大聲喊:下雪了!下雪了!細碎的花瓣落在孩子的頭發裏。


    可是孩子臉頰蒼白,立在冒煙的廢墟中。城市像骸骨一樣猙獰,街頭到處是屍體。許多人為了避免羞辱已經在自己的寓所裏舉家自戕,形容消瘦的女人在瓦礫間翻找可用的物資。德國戰敗了。究竟是戰敗還是解放呢?這個問題,到半個世紀之後仍舊是報紙醒目的大標題。曆史,什麽叫曆史,你說?


    在歐戰五十周年前夕,德國和俄羅斯共同做了一次意見調查:結束歐戰,誰的功勞最大?69%的德西人說是美國,87%的德東人說是蘇聯,96%的俄羅斯人說,是我們自己,蘇聯。這一節的曆史究竟該怎麽寫?難道所謂曆史完全看是誰在寫史?


    歐戰結束,每個民族都忙著重新建國——新的政府與新的權力,新的政治圖騰與新的建國神話。曾經被占領、被殖民的國家最熱烈擁抱的建國神話就是強調自己的悲情,控訴殖民者的不義,悲情將自己定位為純被害者。被害者當然是無辜、善良的,而且由於被害,所以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法國人多年來把歐戰看作一部光榮史,一邊強調自己的被害,一邊炫耀自己的抗暴事跡,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有人認真地探索法國人與占領者合作的關係;尊貴如密特朗總統也不得不從光輝的抗德英雄的地位墜下,變成一個灰色的人物。


    對德國最不願意原諒的,恐怕還是緊鄰的荷蘭人。多次的意見調查顯示:荷蘭人比其他歐洲人對德國人更疑懼。更沒有好感。即使隻是一場球賽,荷蘭人最想打敗的就是德國隊。“是不是因為,”一個德國記者尖銳地問荷蘭總理,“把大戰的責任全算在德國人頭上,荷蘭人自己的錯誤就不明顯了?”


    荷蘭自己有什麽“錯誤”?與他們對日耳曼人的憎惡成正比,荷蘭人在被占領期中與德國納粹的合作程度比其他歐洲人都高。德國記者的意思是說:當年你與納粹密切勾結,怎麽事後如此自許清高?


    荷蘭總理柯克率直地回答:“我想,荷蘭人喜歡說——那全是德國人幹的,以便讓他自己良心舒服。結論就是:德國人都是迫害者,我們嘛,都是被害者!”


    都是被害者?當然沒有這回事,世界上哪一個殖民勢力不是在一部分當地人的合作與支持下而得逞壯大的?荷蘭一家報紙因而統計淪陷期間,大約4%的荷蘭人是抗暴英雄,4%是“荷奸”,剩下的是灰色的沉默大多數,“什麽叫灰色的大多數?”柯克不高興地說,“……我的父親躲起來了,我的母親一個人帶著我;照那樣算,她也屬於那灰色的大多數了?你要她做什麽?背著小孩去抗暴?我們連吃的東西都沒有,把家裏最後一張床單給賣了,去換半公升牛奶,騎八公裏路……你要她在我們村子裏去革命抗暴嗎?”


    荷蘭總理的動怒中透著真情:他看見的是一個含辛茹苦,在動蕩中求生活的母親。這樣的一個母親在政治道德上卻被劃分為灰類,令他不平。有意思的是,被劃成黑類的德國人其實也由百萬個含辛茹苦,在動蕩中求生存的母親們組成,她們也要賣床單換半公升的牛奶來養自己的孩子;那麽她們是迫害者還是被害者呢?


    隻能把國家和人民分開來看吧。德國這個國家戰敗了,她的人民卻解放了,也就是說,被“國家”所奴役的,不隻是法國人和荷蘭人,還有德國人自己。春秋之筆寫忠奸之辨,得穿越識破多少層的所謂真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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