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會罵人。


    她真的很氣一個人的時候,會嘩啦嘩啦流利地說,這人,哼,“長不像個冬瓜,短不像個葫蘆”。對文字語言敏感的我馬上豎起耳朵天線:等等,什麽樣的人長得像個冬瓜,短得像個葫蘆?是說品格嗎?是說長相嗎?是說氣質嗎?


    這罵人的邏輯就是,要嘛長,要嘛短,不可以不長不短四不像。小時候我對這個生猛“格言”的理解就是:高矮長短像冬瓜或像葫蘆都好看,就是不可以難看。


    上初中了,她開始要求我做一件事。日本宿舍不都是榻榻米嗎?榻榻米的紅色布邊不都是直線嗎?她遞過來一本重重的書,讓我頂在頭上,然後挺直身軀,眼睛看前,一步一步踏著榻榻米的直線走路。所以不必教如何優雅,頭上的書不砸下來,脊椎挺直,就自然會優雅。


    後來發現張愛玲的母親讓她做過類似的事:


    我母親教我淑女行走時的姿勢,但我走路總是衝衝跌跌,在房裏也會三天兩天撞著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膚便是淤青,我就紅藥水搽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見了一驚,以為傷重流血到如此。


    很多年後,看見各種老畫報上滬杭“民國女子”的眼神、姿態,就仿佛明白了。即便是剛剛還赤腳和漁村婦女坐在地上編織漁網,她出門就要穿上剪裁有致的旗袍,衣襟裏塞一條細細的、有花露水淡香的手絹;或者,即便我的學費都還得她咬著牙四處張羅,在家裏的榻榻米上,還是要教自己的女孩兒什麽才是優雅淡定。


    她是個民國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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