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成了該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麵上。
外麵有很多人，汽車開的臨時棧道出現在木屋的周圍。
我小心翼翼地繞過那些人，走上了臨時的棧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驚，但並不感動，因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會在半路上等他，不僅是情誼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隻有我們兩個是同類了。
對視中，他問我道：“成功了?”我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麽。
我們走了兩個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場的小火車，偷偷爬上火車，等到在一個木站下了車，已經凍得連話也說不清。
我們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場迷路的建設兵團，拿了大衣和一些幹糧，坐火車回到了佳木斯。
那時候還沒有全國聯網，我們的身份證和軍官證通行無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飯。
後來王四川問我有什麽打算。
我說想回山西老家去，但這不太現實，以後我爹媽問起為什麽要回去，事情會很難辦。
隻有先找一個偏遠的地方待著，我想到了大慶附近的一些山村，那裏還在做地質普查，我們可以冒充地質隊待上一段時間。
王四川覺得可行，我們查了地圖，找了一個不通火車隻能步行進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兌換成糧票。
我們到了那裏以後，發現那是一個很安靜的小村子，這個村子裏的人甚至對抗日戰爭的事情也不熟悉，因為沒人願意走這麽遠來抓幾個壯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們在村公所用全國糧票換了一間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裏挨過了整個冬天。
快到夏天的時候，我們的糧票已經用完了，有一撥供銷社的人來做普查，我們朝他買了一個收音機，播放當時的廣播故事，來換取糧食。一直挨到立夏，我們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單位報到，我先回了老家，編了一個故事告訴爹娘，說自己做了逃兵，差點死在蘇聯人手裏，大部隊以為我犧牲了，先藏了起來——在那個消息閉塞年代的鄉下，這樣說是不會露出破綻的。
老爸對於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畢竟是他的親生兒子，我得以暫時躲在了家裏。
當時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打仗打完以後找不到部隊，隻好回老家，在部隊裏是作為烈士，以後重新登記戶口的時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頂替。
我父親托他部隊裏的朋友，嚐試幫我找個空戶口頂上，但一直沒有什麽結果。
另一邊，袁喜樂也沒有任何的消息，我沒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麽情況。
在老家待了一段時間，我終於受不了這種煎熬，決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離開了家鄉。
那段時間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難認出來，倒也不是很擔心，身上的證件齊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飯坐車什麽還都是免費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絕密的一個項目，我知道一切都絕不可能在表麵上被查到，但是，袁喜樂還活著，我一定可以在某個地方找到她。
她是東北人，我走遍了東三省幾乎所有的醫院，一路上，經過了不少地方，除了東走西看，空下來的時間，就是想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說實話時間真的不長，但閉上眼睛，一切卻仿佛都在眼前。
然而，袁喜樂卻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一樣，無論怎麽尋找，都沒有一絲線索。
我從堅持，一直找到絕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見到王四川，我的心裏，已經認定我再也不會見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礦上工作，他的父親權力很大，他頂了一個身份，也不求發展，隻求能在那個小地方安穩地待下去。
他看到我的樣子，說會想辦法讓他父親也幫我項個身份，被我謝絕了。
“文革”的苗頭當時已經逐漸展現，各種運動風潮湧動，這個國家的未來越來越難以預測，在這個時候，還是小心一點好。
後來說起了袁喜樂，他聽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著大部隊出去的，當時最合理的情況，很可能是到部隊醫院，然後被家裏人領回了家。
袁喜樂是孤兒，會由單位負責，安頓在單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裏。所以，很可能不在東北，而在南方。
於是我又輾轉到了南方尋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況會很少，所以我連錯誤的希望都不曾有過，隻是害怕命運和我開玩笑，對於每一個醫院都是親自問過和看過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鬆地找過來，卻還是沒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我來到了成都市郊區的雙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後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著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剛找到醫生，拿著王四川父親開給我的介紹信，想去病房看看，走過走廊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女人的背影。
那個女人正看著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顏。
我走了過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轉過身來，我們四目相對。
我想說話，但是那一刻，卻什麽也說不出來。
外麵有很多人，汽車開的臨時棧道出現在木屋的周圍。
我小心翼翼地繞過那些人，走上了臨時的棧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驚，但並不感動，因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會在半路上等他，不僅是情誼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隻有我們兩個是同類了。
對視中，他問我道：“成功了?”我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麽。
我們走了兩個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場的小火車，偷偷爬上火車，等到在一個木站下了車，已經凍得連話也說不清。
我們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場迷路的建設兵團，拿了大衣和一些幹糧，坐火車回到了佳木斯。
那時候還沒有全國聯網，我們的身份證和軍官證通行無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飯。
後來王四川問我有什麽打算。
我說想回山西老家去，但這不太現實，以後我爹媽問起為什麽要回去，事情會很難辦。
隻有先找一個偏遠的地方待著，我想到了大慶附近的一些山村，那裏還在做地質普查，我們可以冒充地質隊待上一段時間。
王四川覺得可行，我們查了地圖，找了一個不通火車隻能步行進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東西都兌換成糧票。
我們到了那裏以後，發現那是一個很安靜的小村子，這個村子裏的人甚至對抗日戰爭的事情也不熟悉，因為沒人願意走這麽遠來抓幾個壯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們在村公所用全國糧票換了一間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裏挨過了整個冬天。
快到夏天的時候，我們的糧票已經用完了，有一撥供銷社的人來做普查，我們朝他買了一個收音機，播放當時的廣播故事，來換取糧食。一直挨到立夏，我們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單位報到，我先回了老家，編了一個故事告訴爹娘，說自己做了逃兵，差點死在蘇聯人手裏，大部隊以為我犧牲了，先藏了起來——在那個消息閉塞年代的鄉下，這樣說是不會露出破綻的。
老爸對於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畢竟是他的親生兒子，我得以暫時躲在了家裏。
當時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打仗打完以後找不到部隊，隻好回老家，在部隊裏是作為烈士，以後重新登記戶口的時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頂替。
我父親托他部隊裏的朋友，嚐試幫我找個空戶口頂上，但一直沒有什麽結果。
另一邊，袁喜樂也沒有任何的消息，我沒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麽情況。
在老家待了一段時間，我終於受不了這種煎熬，決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離開了家鄉。
那段時間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難認出來，倒也不是很擔心，身上的證件齊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飯坐車什麽還都是免費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絕密的一個項目，我知道一切都絕不可能在表麵上被查到，但是，袁喜樂還活著，我一定可以在某個地方找到她。
她是東北人，我走遍了東三省幾乎所有的醫院，一路上，經過了不少地方，除了東走西看，空下來的時間，就是想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說實話時間真的不長，但閉上眼睛，一切卻仿佛都在眼前。
然而，袁喜樂卻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一樣，無論怎麽尋找，都沒有一絲線索。
我從堅持，一直找到絕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見到王四川，我的心裏，已經認定我再也不會見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礦上工作，他的父親權力很大，他頂了一個身份，也不求發展，隻求能在那個小地方安穩地待下去。
他看到我的樣子，說會想辦法讓他父親也幫我項個身份，被我謝絕了。
“文革”的苗頭當時已經逐漸展現，各種運動風潮湧動，這個國家的未來越來越難以預測，在這個時候，還是小心一點好。
後來說起了袁喜樂，他聽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著大部隊出去的，當時最合理的情況，很可能是到部隊醫院，然後被家裏人領回了家。
袁喜樂是孤兒，會由單位負責，安頓在單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裏。所以，很可能不在東北，而在南方。
於是我又輾轉到了南方尋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況會很少，所以我連錯誤的希望都不曾有過，隻是害怕命運和我開玩笑，對於每一個醫院都是親自問過和看過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鬆地找過來，卻還是沒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
我來到了成都市郊區的雙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後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著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剛找到醫生，拿著王四川父親開給我的介紹信，想去病房看看，走過走廊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女人的背影。
那個女人正看著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顏。
我走了過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轉過身來，我們四目相對。
我想說話，但是那一刻，卻什麽也說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