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錢的那兩塊磚頭就是巧妙偽裝過的黃砒，黃砒隻要進行再加工就成為4號海洛因。
在1999年春節嚴打期間，一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在報告中寫道：華城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有3萬多人，實際吸毒人數至少在5萬以上，甚至更多。華城火車站附近肯定有毒販子的秘密窩點，他們利用乞丐、流浪兒童進行販毒，據線人舉報說這個販毒團夥的頭目是一個外號叫三文錢的人……
當局領導向蔣衛東了解情況的時候，蔣衛東卻失蹤了，像空氣一樣從人間消失了。這份報告後來引起了大案指揮部的重視。
距華城火車站僅數步之遙有一條街，叫作登峰街，密布著大量出租屋，很多外來人口就聚居在這裏。
登峰街有一家富貴菜館，廳堂簡陋，不事裝修，然而卻天天爆滿，食客雲集。
華城人好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裏遊的，都能做成盤中美味。他們把賺錢叫作“揾食”，由此可見一斑。很多舊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東路有一家賣雲吞麵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裏，潮州巷有個賣鹵水鵝的把店開在了居民樓的樓頂，環市路上南海漁村的一條鐵殼船上有家海鮮餐館，若不是有人指引，這樣的店很容易就錯過了。
在20世紀80年代，華城還可以看到一種黑脖子的丹頂鶴，它們從黑龍江流域遷徙到南方過冬，因為華城人的捕食，這種鳥已經很罕見了。
富貴餐館最初經營一種蛇羹，這道名菜是用眼鏡蛇、銀環蛇、金環蛇、水蛇、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動物保護部門勒令禁止之後，開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雞。
將黃嘴、黃腳、黃皮的三黃土雞剖洗幹淨，用醬油、紹酒、精鹽醃製，多種香料碾末擦抹雞身，雞腹內雪藏炒好的輔料，兩腋各放一顆丁香夾住，然後用荷葉包裹，再裹上酒壇黃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麵點明火烤一個多鍾頭，炭火烤半小時，叫花雞就做成了。
敲開泥巴，荷葉上油水汪汪，仍舊泛著淡淡的綠色，荷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雞肉肥嫩酥爛，膏腴嫩滑。趁著熱氣嫋嫋，香氣四溢，撕下一隻色澤黃燦燦的雞腿，大快朵頤。若有三杯兩盞烈酒，定會豪氣幹雲，無論富貴貧賤，淋漓盡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們不得不說這叫花雞是最正宗的，因為老板以前就是一個乞丐，他就是大怪。
盡管菜館內店堂狹窄，又髒又差，但是每天都人頭攢動，生意奇好。店堂之後是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饅頭柳，兩間廂房就是大怪和店夥計的住處。樹下擺放著幾條長凳，數張矮桌，賓客爆滿之後，就會坐在這裏，甚至連菜館門前也擺了幾張桌子。
門前原先有一個銅做的招牌，後來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牆上貼著的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費。
這大概是唯一一家對乞丐免費的飯店，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個乞丐。大怪從來不掩飾自己做過叫花子的經曆，他給很多顧客都講過他那個吸血的兒子，他說：“我覺得自己是狗，現在我才是人。”人們對他的苦難經曆表示同情，對他的慈悲心腸表示讚賞。曾經有報紙電視台來采訪這個好人，他拒絕了。他替政府發揚人道主義，替有錢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開，把惡關閉起來。很多時候，美德隻是一個盒子，包裝著罪惡。
這種慈悲隻是一種表麵現象，那些蓬頭垢麵的乞丐出入餐館並不影響大怪的生意，因為他經營的不是飯店，而是販毒。隻有真正“要飯的”乞丐才會到這裏來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錢、寒少爺隻是將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組織起來，給他們劃分好地盤，每月收取保護費。1997年，三文錢不滿足做一個乞丐頭子，開始利用這些乞丐進行販賣毒品，給他們一些殘羹剩飯，然後讓他們運毒、出貨。這個菜館成為了一個隱蔽的毒品窩點。
1999年2月，那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曾經來這裏進行過兩次調查，第一次他買了一隻叫花雞，什麽話都沒有說；第二次，他又買了一隻雞，走進廚房直接對大怪說：“老板，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大怪問。
“三文錢。”
“不認識。”
“直說吧，我是警察，我懷疑你販毒，你最好識相點。雖然現在還沒掌握證據，我這也不是正式訊問，就是私下裏和你聊聊。下次再來，我會穿警服來，你要聰明的話，就給自己留條後路，以後也算是立功表現。再問你一遍，三文錢在哪兒？”
“在你背後。”
蔣衛東回頭一看，卻什麽都沒有看到。
藝術的眼光應該無處不在，並不是隻有螞蟻和蚯蚓才可以看見地下的事情。一年後，登峰街舊房拆遷，從院內的樹下挖出了一具骸骨，從一個生鏽的腰帶卡可以判斷出，死者是一個警察。
大怪站在院裏那棵樹下的時候，會有異樣的感覺，他的腳下埋著一個死人。他用殺雞的手殺了一個人，他將那警察打暈，勒個半死，像殺雞那樣在脖子上割一刀，將血放入木桶，那木桶裏本來有半桶雞血，慢慢地就注滿了。事實上，他一邊殺人一邊嘔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樹下，他感到一種虛脫，心裏還有一種恨意，他覺得自己剛剛消滅了全世界。
從那天開始，大怪常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的胳膊上臉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窩狀的小孔，從小孔裏爬出肉嘟嘟的白蟲子。他並沒有感到恐懼，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恐懼和坦然，他既不選這個，也不選那個，這便是他殺人後的選擇。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點，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走進富貴菜館，他找張桌子坐下，大怪說：“打烊了。”
年輕人說：“我找人。”
“找誰？”
“三文錢。”
大怪看著年輕人，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年輕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壺與一茶碗放置茶盤中，另一碗置於盤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點詫異。年輕人又從鄰桌拿了兩個茶碗，將四個茶碗橫放於壺的左邊，第三杯倒滿水，端起來，遞向大怪。端的姿勢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著茶杯，大怪以同樣的姿勢接過茶碗，一飲而盡。
這是一套江湖茶陣暗語，由明末清初的洪門開創，現代的特警作戰手勢中也有不少是根據黑幫手勢改編的。例如垂下手來，手掌置於腰間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開成抓狀，這代表“狗”。山西一些農村出殯時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規範的洪門禮。
那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就是高飛。
他擺的茶陣的第一個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個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認可了他，應允了其請求。
我們的眼淚應該從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來到火車站周邊，他們經營小生意，集聚一些資本後，就開始炒票。火車票、汽車票，成為黃牛黨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盈利資源。麵對市場競爭，老鄉聚合在一起，“潮汕幫”出現了。這是一個以生活地域和方言為劃分特征的鬆散團體，除了倒票之外，還從事拉客。兩年後，私人運輸的車輛越來越多，一個以華城本地人為主的拉客仔群體出現了。原本互不幹涉的“華城幫”和“潮汕幫”開始出現摩擦，爆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械鬥之後，“東北幫”和“湖南幫”悄然崛起。“潮汕幫”失去霸權地位轉而向旅客兜售假發票，他們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兒們在出站口賣地圖和列車時刻表，老娘兒們裝成發傳單的樣子，如果有人順手一接，那麽一大群人馬上圍了過來，無奈之下，隻得花高價買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東北口音的在火車站無人敢惹，下半年換成了湖南人稱霸一方。華城人也開始雇用外省的無業遊民，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華城火車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勢。
1991年，春節前後的“民工潮”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客流高峰迅速出現，大批外來務工人員滯留在華城火車站，幾千人流浪街頭。華城火車站及其周邊地區的治安狀況迅速惡化。從事非法營運的黑車越來越多，數以百計的拉客仔將人哄騙上車然後將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腳幫”和“丟錢幫”就是那時興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腳了。”一個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後對你這麽說。在這一刻，你的機智和應變能力會受到考驗。
你有三種選擇：一、若無其事的繼續往前走；二、大吼一聲滾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種選擇都有可能導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圍，包圍之後就是敲詐和勒索。
“丟錢幫”屬於一種低劣的騙術，利用人貪財的心理，很容易被識破。值得一提的是，華城火車站附近的騙子在惱羞成怒之後會實施搶劫，也就是說，這是一群偽裝成騙子的劫匪。
隨著警方的打擊，不少犯罪團夥不得不另辟蹊徑，“湖南幫”在逃避警方打擊的過程中改變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婦兒童、病人和老人來賣假鈔和假車票。以四川人張凱為首的犯罪團夥，開始拐賣和強迫婦女賣淫，他們在華城火車站四處尋找那些從外地來打工的年輕女子，以介紹工作為由，騙上車將其拐賣。廣東陸豐縣一個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買了一個媳婦，多年後，當地警方將那女子從一個封閉的石頭屋子裏解救出來時發現，女子已經精神失常。
1991年，內地的“發廊”還被稱為“理發店”，而在華城就出現了不洗頭的“洗頭房”，還有很多小旅館。旅館設施非常簡單，多數房間內隻有一張由兩條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覺的，而是提供賣淫的。
1992年，東北人周偉，糾集46名老鄉，也開始介入拐賣婦女的犯罪中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聯合華城當地爛仔，結夥在華城車站以冒充旅客親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機等接站的方式，對旅客實施詐騙和搶劫。
從此，各種新型犯罪現象不斷滋生。
1993年，王井記專門物色一些流浪街頭的少年，負責他們吃、住，並對這些孩子進行犯罪技巧培訓，一幫職業小偷出現了。
廣東中山大學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車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調查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來，在一個出租屋裏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在1999年春節嚴打期間，一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在報告中寫道：華城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有3萬多人，實際吸毒人數至少在5萬以上，甚至更多。華城火車站附近肯定有毒販子的秘密窩點，他們利用乞丐、流浪兒童進行販毒，據線人舉報說這個販毒團夥的頭目是一個外號叫三文錢的人……
當局領導向蔣衛東了解情況的時候，蔣衛東卻失蹤了，像空氣一樣從人間消失了。這份報告後來引起了大案指揮部的重視。
距華城火車站僅數步之遙有一條街，叫作登峰街，密布著大量出租屋，很多外來人口就聚居在這裏。
登峰街有一家富貴菜館，廳堂簡陋，不事裝修，然而卻天天爆滿，食客雲集。
華城人好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裏遊的，都能做成盤中美味。他們把賺錢叫作“揾食”，由此可見一斑。很多舊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東路有一家賣雲吞麵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裏，潮州巷有個賣鹵水鵝的把店開在了居民樓的樓頂，環市路上南海漁村的一條鐵殼船上有家海鮮餐館，若不是有人指引，這樣的店很容易就錯過了。
在20世紀80年代，華城還可以看到一種黑脖子的丹頂鶴，它們從黑龍江流域遷徙到南方過冬，因為華城人的捕食，這種鳥已經很罕見了。
富貴餐館最初經營一種蛇羹，這道名菜是用眼鏡蛇、銀環蛇、金環蛇、水蛇、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動物保護部門勒令禁止之後，開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雞。
將黃嘴、黃腳、黃皮的三黃土雞剖洗幹淨，用醬油、紹酒、精鹽醃製，多種香料碾末擦抹雞身，雞腹內雪藏炒好的輔料，兩腋各放一顆丁香夾住，然後用荷葉包裹，再裹上酒壇黃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麵點明火烤一個多鍾頭，炭火烤半小時，叫花雞就做成了。
敲開泥巴，荷葉上油水汪汪，仍舊泛著淡淡的綠色，荷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雞肉肥嫩酥爛，膏腴嫩滑。趁著熱氣嫋嫋，香氣四溢，撕下一隻色澤黃燦燦的雞腿，大快朵頤。若有三杯兩盞烈酒，定會豪氣幹雲，無論富貴貧賤，淋漓盡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們不得不說這叫花雞是最正宗的，因為老板以前就是一個乞丐，他就是大怪。
盡管菜館內店堂狹窄，又髒又差，但是每天都人頭攢動，生意奇好。店堂之後是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饅頭柳，兩間廂房就是大怪和店夥計的住處。樹下擺放著幾條長凳，數張矮桌，賓客爆滿之後，就會坐在這裏，甚至連菜館門前也擺了幾張桌子。
門前原先有一個銅做的招牌，後來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牆上貼著的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費。
這大概是唯一一家對乞丐免費的飯店，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個乞丐。大怪從來不掩飾自己做過叫花子的經曆，他給很多顧客都講過他那個吸血的兒子，他說：“我覺得自己是狗，現在我才是人。”人們對他的苦難經曆表示同情，對他的慈悲心腸表示讚賞。曾經有報紙電視台來采訪這個好人，他拒絕了。他替政府發揚人道主義，替有錢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開，把惡關閉起來。很多時候，美德隻是一個盒子，包裝著罪惡。
這種慈悲隻是一種表麵現象，那些蓬頭垢麵的乞丐出入餐館並不影響大怪的生意，因為他經營的不是飯店，而是販毒。隻有真正“要飯的”乞丐才會到這裏來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錢、寒少爺隻是將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組織起來，給他們劃分好地盤，每月收取保護費。1997年，三文錢不滿足做一個乞丐頭子，開始利用這些乞丐進行販賣毒品，給他們一些殘羹剩飯，然後讓他們運毒、出貨。這個菜館成為了一個隱蔽的毒品窩點。
1999年2月，那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曾經來這裏進行過兩次調查，第一次他買了一隻叫花雞，什麽話都沒有說；第二次，他又買了一隻雞，走進廚房直接對大怪說：“老板，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大怪問。
“三文錢。”
“不認識。”
“直說吧，我是警察，我懷疑你販毒，你最好識相點。雖然現在還沒掌握證據，我這也不是正式訊問，就是私下裏和你聊聊。下次再來，我會穿警服來，你要聰明的話，就給自己留條後路，以後也算是立功表現。再問你一遍，三文錢在哪兒？”
“在你背後。”
蔣衛東回頭一看，卻什麽都沒有看到。
藝術的眼光應該無處不在，並不是隻有螞蟻和蚯蚓才可以看見地下的事情。一年後，登峰街舊房拆遷，從院內的樹下挖出了一具骸骨，從一個生鏽的腰帶卡可以判斷出，死者是一個警察。
大怪站在院裏那棵樹下的時候，會有異樣的感覺，他的腳下埋著一個死人。他用殺雞的手殺了一個人，他將那警察打暈，勒個半死，像殺雞那樣在脖子上割一刀，將血放入木桶，那木桶裏本來有半桶雞血，慢慢地就注滿了。事實上，他一邊殺人一邊嘔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樹下，他感到一種虛脫，心裏還有一種恨意，他覺得自己剛剛消滅了全世界。
從那天開始，大怪常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的胳膊上臉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窩狀的小孔，從小孔裏爬出肉嘟嘟的白蟲子。他並沒有感到恐懼，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恐懼和坦然，他既不選這個，也不選那個，這便是他殺人後的選擇。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點，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走進富貴菜館，他找張桌子坐下，大怪說：“打烊了。”
年輕人說：“我找人。”
“找誰？”
“三文錢。”
大怪看著年輕人，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年輕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壺與一茶碗放置茶盤中，另一碗置於盤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點詫異。年輕人又從鄰桌拿了兩個茶碗，將四個茶碗橫放於壺的左邊，第三杯倒滿水，端起來，遞向大怪。端的姿勢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著茶杯，大怪以同樣的姿勢接過茶碗，一飲而盡。
這是一套江湖茶陣暗語，由明末清初的洪門開創，現代的特警作戰手勢中也有不少是根據黑幫手勢改編的。例如垂下手來，手掌置於腰間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開成抓狀，這代表“狗”。山西一些農村出殯時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規範的洪門禮。
那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就是高飛。
他擺的茶陣的第一個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個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認可了他，應允了其請求。
我們的眼淚應該從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來到火車站周邊，他們經營小生意，集聚一些資本後，就開始炒票。火車票、汽車票，成為黃牛黨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盈利資源。麵對市場競爭，老鄉聚合在一起，“潮汕幫”出現了。這是一個以生活地域和方言為劃分特征的鬆散團體，除了倒票之外，還從事拉客。兩年後，私人運輸的車輛越來越多，一個以華城本地人為主的拉客仔群體出現了。原本互不幹涉的“華城幫”和“潮汕幫”開始出現摩擦，爆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械鬥之後，“東北幫”和“湖南幫”悄然崛起。“潮汕幫”失去霸權地位轉而向旅客兜售假發票，他們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兒們在出站口賣地圖和列車時刻表，老娘兒們裝成發傳單的樣子，如果有人順手一接，那麽一大群人馬上圍了過來，無奈之下，隻得花高價買下才安全走掉。
在1990年上半年，操東北口音的在火車站無人敢惹，下半年換成了湖南人稱霸一方。華城人也開始雇用外省的無業遊民，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華城火車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勢。
1991年，春節前後的“民工潮”超出了人們的預計。客流高峰迅速出現，大批外來務工人員滯留在華城火車站，幾千人流浪街頭。華城火車站及其周邊地區的治安狀況迅速惡化。從事非法營運的黑車越來越多，數以百計的拉客仔將人哄騙上車然後將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腳幫”和“丟錢幫”就是那時興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腳了。”一個人故意往你的拉杆箱上踢一下，然後對你這麽說。在這一刻，你的機智和應變能力會受到考驗。
你有三種選擇：一、若無其事的繼續往前走；二、大吼一聲滾蛋；三、低三下四地道歉。任何一種選擇都有可能導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圍，包圍之後就是敲詐和勒索。
“丟錢幫”屬於一種低劣的騙術，利用人貪財的心理，很容易被識破。值得一提的是，華城火車站附近的騙子在惱羞成怒之後會實施搶劫，也就是說，這是一群偽裝成騙子的劫匪。
隨著警方的打擊，不少犯罪團夥不得不另辟蹊徑，“湖南幫”在逃避警方打擊的過程中改變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婦兒童、病人和老人來賣假鈔和假車票。以四川人張凱為首的犯罪團夥，開始拐賣和強迫婦女賣淫，他們在華城火車站四處尋找那些從外地來打工的年輕女子，以介紹工作為由，騙上車將其拐賣。廣東陸豐縣一個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買了一個媳婦，多年後，當地警方將那女子從一個封閉的石頭屋子裏解救出來時發現，女子已經精神失常。
1991年，內地的“發廊”還被稱為“理發店”，而在華城就出現了不洗頭的“洗頭房”，還有很多小旅館。旅館設施非常簡單，多數房間內隻有一張由兩條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覺的，而是提供賣淫的。
1992年，東北人周偉，糾集46名老鄉，也開始介入拐賣婦女的犯罪中來，不僅如此，他們還聯合華城當地爛仔，結夥在華城車站以冒充旅客親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機等接站的方式，對旅客實施詐騙和搶劫。
從此，各種新型犯罪現象不斷滋生。
1993年，王井記專門物色一些流浪街頭的少年，負責他們吃、住，並對這些孩子進行犯罪技巧培訓，一幫職業小偷出現了。
廣東中山大學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車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調查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來，在一個出租屋裏有過這樣一段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