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會議的漩渦中
1949年迎來了解放。當時我同北大絕大多數的教授一樣，眼前一下子充滿了光明，心情振奮，無與倫比。我覺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為兩段或者兩部分的話，現在是新的一段的開始。當時我隻有38歲，還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鮮事物，並無困難。
我本來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際；又是一個上不得台麵的人。在大庭廣眾中、在盛大的宴會或招待會中，處在衣裝整潔、珠光寶氣的男女社交家或什麽交際花包圍之中，渾身緊張，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個縫鑽入地中。看見有一些人應對進退，如魚得水，真讓我羨煞。但是命運或者機遇卻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進了社會活動的中心，甚至國際活動的領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來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麵處理係裏的工作。有一段時間，由於國家外交需要東方語言的人才，東語係成為全校最大的係。教員人數增加了10倍，學生人數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擴漲到了800人。我作為係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緊張，概可想見。另一方麵，我又參加了教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並進一步參加了教職員聯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看來黨組織的意圖是成立全校的工會。但是，到了籌建教職員聯合會這個階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對同教職員聯合。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職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哪裏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這樣一來，豈不是顛倒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地位!這哪裏能行!在工人們眼中，這樣就是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是絕對不行的。幸而我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及時發了話：“大學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有了“上頭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頂。北大工會終於成立起來了。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是活躍分子。我擔任過北大工會組織部長、秘書長、沙灘分會主席，出城以後又擔任過工會主席。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多被批鬥了許多次。這是對我非聖無德行為的懲罰，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此是後話，暫且不談了。
當時北大常常請一些革命老前輩到沙灘民主廣場來做報告，對我們進行教育。陳毅元帥就曾來過，受到全校師生極其熱烈的歡迎。其次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揚同誌的報告，記得不是在民主廣場，而是在一個禮堂中。他極有風趣地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他這一句話，從許多人口中都聽到過，它確實反映了實際情況。一直到今天，半個世紀快要過去了，情況一點沒有改變。有許多次領導上號召精簡會議，然而收效極微。暫時收斂，立即膨脹，成為一個極難治療的頑症。
學校秩序還沒有十分安定，中央領導立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
大家都知道，運動一來，首先就是開會；大會、小會、大會套小會，總而言之是會、會、會，會開得你筋疲力盡，一塌糊塗。在北大，在奉行極“左”路線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幾乎是人人過關。自我檢查，群眾評議。這種自我檢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別。校一級領導，以及少數同國民黨關係比較親密的教授們，自然必然是“大盆”。換言之，就是召開全校大會，向全校師生做自我檢查。檢查得深刻才能過關。深刻與否，全由群眾決定。一次過不了關，再來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檢查到聲淚俱下，打動了群眾的心，這個“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檢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為一時的美談。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當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還不夠深重，地位也不夠高，隻能湊合著洗一個“中盆”。檢查兩次就通過了。我檢查稿上沒有注上“哭!”我也沒有真哭，這樣通過，算是順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後，真頗覺得神清氣爽，心中極為振奮。我現在已經取得了資格，可以參加領導東語係的思想改造運動了；後來甚至於成了文、法兩個學院的領導小組組長。秘書或副組長是法學院院長秘書餘叔通同誌，他曾是地下黨員，是掌握實權的人物。這樣一來，我當然更加忙碌了，表現出來就是開會越來越多了。白天開會，晚上開會，天天開會。
我真正陷入了會議的漩渦裏了。
開了三四十年的會以後，我曾對人說過：我現在的專業是開會，專門化也是開會。可惜大學裏沒有開設“開會學”這一門課，如果開的話，我是最理想的主講教授。我對開會真正下了工夫，費了時間。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從大到小，從長到短，從校內到校外，從國內到國外，形式不同，內容各異，我都能應付裕如，如魚在水，提其綱而挈其領，鉤其要而探其玄，理論和實踐，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建立“開會學”博士點，我相信，我將是第一個合格的“博導”。
對1949年再做一點補充
在這一年，我寫了兩篇可以算是學術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與佛典》，上麵已經談過。如果把1949年分為兩半的話，還有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屬於後一半，這篇文章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
1949年迎來了解放。當時我同北大絕大多數的教授一樣，眼前一下子充滿了光明，心情振奮，無與倫比。我覺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為兩段或者兩部分的話，現在是新的一段的開始。當時我隻有38歲，還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鮮事物，並無困難。
我本來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際；又是一個上不得台麵的人。在大庭廣眾中、在盛大的宴會或招待會中，處在衣裝整潔、珠光寶氣的男女社交家或什麽交際花包圍之中，渾身緊張，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個縫鑽入地中。看見有一些人應對進退，如魚得水，真讓我羨煞。但是命運或者機遇卻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進了社會活動的中心，甚至國際活動的領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來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麵處理係裏的工作。有一段時間，由於國家外交需要東方語言的人才，東語係成為全校最大的係。教員人數增加了10倍，學生人數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擴漲到了800人。我作為係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緊張，概可想見。另一方麵，我又參加了教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並進一步參加了教職員聯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看來黨組織的意圖是成立全校的工會。但是，到了籌建教職員聯合會這個階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對同教職員聯合。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職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哪裏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這樣一來，豈不是顛倒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地位!這哪裏能行!在工人們眼中，這樣就是黃鍾毀棄，瓦釜雷鳴，是絕對不行的。幸而我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及時發了話：“大學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有了“上頭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頂。北大工會終於成立起來了。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是活躍分子。我擔任過北大工會組織部長、秘書長、沙灘分會主席，出城以後又擔任過工會主席。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多被批鬥了許多次。這是對我非聖無德行為的懲罰，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此是後話，暫且不談了。
當時北大常常請一些革命老前輩到沙灘民主廣場來做報告，對我們進行教育。陳毅元帥就曾來過，受到全校師生極其熱烈的歡迎。其次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揚同誌的報告，記得不是在民主廣場，而是在一個禮堂中。他極有風趣地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他這一句話，從許多人口中都聽到過，它確實反映了實際情況。一直到今天，半個世紀快要過去了，情況一點沒有改變。有許多次領導上號召精簡會議，然而收效極微。暫時收斂，立即膨脹，成為一個極難治療的頑症。
學校秩序還沒有十分安定，中央領導立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
大家都知道，運動一來，首先就是開會；大會、小會、大會套小會，總而言之是會、會、會，會開得你筋疲力盡，一塌糊塗。在北大，在奉行極“左”路線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幾乎是人人過關。自我檢查，群眾評議。這種自我檢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別。校一級領導，以及少數同國民黨關係比較親密的教授們，自然必然是“大盆”。換言之，就是召開全校大會，向全校師生做自我檢查。檢查得深刻才能過關。深刻與否，全由群眾決定。一次過不了關，再來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檢查到聲淚俱下，打動了群眾的心，這個“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檢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為一時的美談。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當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還不夠深重，地位也不夠高，隻能湊合著洗一個“中盆”。檢查兩次就通過了。我檢查稿上沒有注上“哭!”我也沒有真哭，這樣通過，算是順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後，真頗覺得神清氣爽，心中極為振奮。我現在已經取得了資格，可以參加領導東語係的思想改造運動了；後來甚至於成了文、法兩個學院的領導小組組長。秘書或副組長是法學院院長秘書餘叔通同誌，他曾是地下黨員，是掌握實權的人物。這樣一來，我當然更加忙碌了，表現出來就是開會越來越多了。白天開會，晚上開會，天天開會。
我真正陷入了會議的漩渦裏了。
開了三四十年的會以後，我曾對人說過：我現在的專業是開會，專門化也是開會。可惜大學裏沒有開設“開會學”這一門課，如果開的話，我是最理想的主講教授。我對開會真正下了工夫，費了時間。從上到下，從裏到外，從大到小，從長到短，從校內到校外，從國內到國外，形式不同，內容各異，我都能應付裕如，如魚在水，提其綱而挈其領，鉤其要而探其玄，理論和實踐，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建立“開會學”博士點，我相信，我將是第一個合格的“博導”。
對1949年再做一點補充
在這一年，我寫了兩篇可以算是學術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與佛典》，上麵已經談過。如果把1949年分為兩半的話，還有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屬於後一半，這篇文章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正史與印度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