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與德國學術交換處訂的合同，規定學習期限為兩年。我原來也隻打算在德國住兩年。在這期間，我的身份是學生。在德國十年中，這二年的學生生活可以算是一個階段。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隻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 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製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製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隻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麵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製度還沒有實行，隻要有錢，什麽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裏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幹奶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麵飯館裏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麽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六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隻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麵。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麵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裏。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麵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閑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隻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係：一個主係，兩個副係。我的主係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係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係和副係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係。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麵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裏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鬥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麽?”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裏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麽，就說是什麽。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麽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幹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回頭來談我的副係問題。我堅決不選漢學，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麽選什麽呢?我考慮過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後來，又考慮過阿拉伯文。我還真下工夫學了一年阿拉伯文。後來，又覺得不妥，決定放棄。最後選定了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隻學一門俄文。我又加學了南斯拉夫文。從此天下大定。
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裏麵。從那以後，我每天到研究所來，學習一整天。主要精力當然是用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隻有我一個學生。大概從第三學期開始，來了兩個德國學生：一個是曆史係學生，一個是一位鄉村牧師。前者在我來哥廷根以前已經跟西克教授學習過幾個學期。等到我第二學年開始時，他來參加，沒有另外開班，就在一個班上。我最初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是老學生了。然而，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學習頗為吃力。盡管他在中學時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對付這個語法規則煩瑣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卻束手無策。在課堂上，隻要老師一問，他就眼睛發直、口發呆，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他始終沒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沒有跳過龍門。
我自己學習梵文，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一種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我當然會感到困難。但是，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學習，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這二年內，我曾多次暗表決心：一定要跳過這個龍門。
十三 章用一家
我上麵屢次提到章用，對他的家世也做了一點簡要的介紹，現在集中談他的一家。
章士釗下台以後，夫婦倆帶著三個兒子，到歐洲來留學，就定居在哥廷根。後來章士釗先回國，大兒子章可轉赴意大利去就學，三兒子章因到英國去念書。隻有二兒子章用留在哥廷根，陪伴母親。我到哥廷根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母子在這裏已經住了幾年了。
他們租了一層樓，是在一座小洋樓的頂層，下麵兩層德國房東自己住。男房東一臉橫肉，從來不見笑容，是一個令人見而生厭的人。他有一個退休的老母親，看樣子有七八十歲了，老態龍鍾，路都走不全，孤身一人，住在二樓的一間小房子裏。母子不在一起吃飯。我拜訪章用時，有時候看到她的臥室門外地上擺著一份極其粗糲的飯菜，一點熱氣都沒有。用中國話說就是“連狗都不吃的”。男房東確實養著一條大狼狗。他這條狗不但不吃這樣的飯，據說非吃牛肉不行。牛肉吃多了，患了胃病，還要請狗大夫會診。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我到章家去，一連幾天，看到同一份飯擺在房門口，清冷，寂寞，在等候著老太太享用。可惜這時候她大概連床都起不來了。
這是順便提到的閑話，還是談主題吧。
章老太太（我同龍丕炎管她叫“章伯母”）是英國留學生，英文蠻好的。她當孫中山的秘書，據說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國，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英國人的傲慢與偏見，她樣樣俱全。對英文的崇拜，也決不下於英國人。英國人常以英文自傲。他們認為，口叼雪茄煙而能運用自如的語言，大千世界中隻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國家中，最不肯學外國語言的人，就是英國人。而其他國家的人則必須以學習英文為神聖職責。在這方麵，章伯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她來德國幾年，連一句“早安”、“晚安”都不會說。她每天必須出去買東西。無論有多大本領，多少偏見，她反正無法讓德國店員都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無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買什麽東西，先找出英文，下麵跟著就是德文，隻需用手指頭一指，店員就明白了。要買三個或者三斤，再伸出三個手指頭。於是這一個買賣活動立即完成，不費吹灰之力，皆大歡喜。
她不肯說德國話，當然更不肯認德國字，德國的花體字母更成了她的眼中釘，這種字母與英法德等國通用的拉丁字母不同，認起來比較麻煩。法西斯銳意提倡花體字，以表示自己德意誌超於一切的愛國主義。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這種字母。因此，章伯母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再加上，她識別方向記憶街名的能力低到驚人的水平。在哥廷根住了幾年，依然不辨東西南北。有幾次出門，走路比較遠了一點，結果是找不回家來。
章伯母就是這樣一個人。她雖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卻幼稚而單純，似乎有點不失其赤子之心。在別的方麵也有同樣的表現，她出身名門大族，自己是留英學生，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嫁的丈夫又是北洋政府的總長。很自然地養成一種惡性發展的門第優越感。別人也許有這種優越感，但總是想方設法來掩蔽起來，也許還做出一點謙恭下士的偽裝。章伯母不懂這一套，她認為自己是“官家”，我們都是“民家”，官民懸隔，有如天壤，涇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開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如何，你們民家又如何如何。”態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們聽了，最初是吃一大驚，繼之是覺得可笑。有時候也來點惡作劇，故意提高了聲音說：“你們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飯，用茶杯喝茶嗎?”她絲毫也覺察不出我們的用心，繼續“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這方麵，她已修煉得超凡入聖，我輩凡人實在是束手無策。
她兒子章用是很聰明的人，對自己母親這種舉動當然是看不慣的。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他從不打斷母親的話。但是從他那緊蹙的眉頭來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經常好像是在考慮什麽問題，也許是數學問題，也許是什麽別的東西。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親閑聊。老太太獨處危樓，舉目無親，沒有任何德國朋友，沒有人可以說話，一定是寂寞得難以忍耐。所以一見我們這些“民家”，便喜笑顏開，嘴裏連連說著：“我告訴你一件大事!”連氣都喘不上來。她所說“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話總說不完。但是她一不讀書，二不看報，可談的話題實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話過後，就談章士釗。談章士釗同她結婚時的情景。章士釗當了大官，但是對待妻子，總以西方禮節為準。上汽車給她開車門，走路挽著她的胳臂，而且滿嘴喊darling（親愛的）不止。她自己如坐雲端，認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婦女。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她忽然發現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於是立刻從九天之上的雲端墜了下來。適逢章士釗也下了台，於是夫婦同兒子們來到了哥廷根。
她談的有關章士釗的情況，遠遠不止這一點。為了為賢者諱，我在這裏就講這一些。在將近二年的時間內，她講丈夫的故事，不知講了多少遍，有時候繪形繪聲，講得瑣細生動之至。這對章用當然更是刺激。他雖然照常是沉默不語，然而眉頭卻蹙得更加厲害了。
就這樣，章伯母歡迎我們到她家去，我自己也願意去看一看這一位簡單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聽他談一些問題。他母親說，我一去，章用就好像變了一個人，臉上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這時，老太太顯然也高興了起來，立刻拿點心，沏龍井茶，還多半要留我吃飯，嘴裏一方麵講章士釗，一方麵忙前忙後，忙得不可開交。我同章用談論什麽問題，也談得興致正濃。有幾次，在這樣談話的間隙中，忽然聽到樓外雷聲如擂鼓。從樓頂上的小玻璃窗子裏看出去，天空陰雲翻滾，東麵山上的叢林被亂雲封住，迷濛成一片，頗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們談興不減，稍一注意，就聽到大雨敲窗的聲音。
這樣美好的時光並不很長，可能隻有1936年一個夏天。一轉到1937年，章家的國內經濟來源出了問題，無力供給在德、英、意三個國家的孩子讀書和生活。他們決定，章用先回國去探聽探聽。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此時，我同龍丕炎就承擔了照看老太太的責任。我們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裏一起吃午飯。每天見麵時，老太太照例氣喘籲籲地說：“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我們知道，沒有什麽大事。吃過午飯，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後來，章用從國內來了信：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章用不能回來了，要老太太也立即回國。我們於是又幫她退房子，收拾東西，辦護照，買車船票，忙成一團。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還並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們幫她挑選“標準相”，回國後好送給新聞記者。
老太太終於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長達六七年的生活也終於結束了。章用在德國苦讀了六七年，最終也沒有能再回德國來，沒有能取得博士學位。從此以後，我同他們母子都沒有能再見麵。章用先在浙江大學教書，抗戰軍興，到處播遷，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寫詩。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盡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隻剩下我這個受他重托的人還活在人間。綜觀章用一生，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落落寡合的人，一個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這個同他僅僅有一年多交誼的人，看作自己唯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現在茫茫人世，芸芸眾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隻有我一個了。我愈來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懸隔，欲哭無淚，“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恐怕我要抱恨終天了。悲夫!
在這二年內，一般說來，生活是比較平靜的，沒有大風大浪，沒有劇烈的震動。希特勒剛上台不幾年，德國崇拜他如瘋如狂。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年輕貌美。有一次同她偶爾談到希特勒，她脫口而出：“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是我莫大的光榮!”我真是大吃一驚，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沒有見過希特勒本人，隻是常常從廣播中聽到他那瘋狗的狂吠聲。在德國人中，反對他的微乎其微。他手下那著名的兩支隊伍：sa（sturm-abteilung，衝鋒隊）和 ss（schutz-staffel，黨衛軍），在街上隨時可見。前者穿黃製服，我們稱之為“黃狗”；後者著黑製服，我們稱之為“黑狗”。這黃黑二狗從來沒有跟我們中國學生找過麻煩。進商店，會見朋友，你喊你的“希特勒萬歲!”我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能和平共處。我們同一般德國人從來不談政治。
實際上，在當時，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德國，都是處在大風暴的前夕。兩年以後，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
這一點我是有所察覺的，不過是無能為力，隻好能過一天平靜的日子，就過一天，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
從表麵上來看，市場還很繁榮，食品供應也極充足，限量製度還沒有實行，隻要有錢，什麽都可以買到。我每天早晨在家裏吃早點：小麵包、牛奶、黃油、幹奶酪，佐之以一壺紅茶。然後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課，或學習。中午在外麵飯館裏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從來不懂什麽睡午覺。下午也是或上課，或學習。晚上六點回家，房東老太太把他們中午吃的熱飯菜留一份給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國人那樣，晚飯隻吃麵包香腸喝茶了。
就這樣，日子過得有條有理，滿愜意的。
一到星期日，當時住在哥廷根的幾個中國留學生：龍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黃席棠、盧壽枬等就不約而同地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綠草地去會麵。這片草地終年綠草如茵，周圍古木參天，東麵靠山，山上也是樹木繁茂，大森林長寬各幾十裏。山中頗有一些名勝，比如俾斯麥塔，高踞山巔，登臨一望，全城盡收眼底。此外還有幾處咖啡館和飯店。我們在席勒草坪會麵以後，有時也到山中去遊逛，午飯就在山中吃。見到中國人，能說中國話，真覺得其樂無窮。往往是在閑談笑話中忘記了時間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時間時，已是暝色四合，月出於東山之上了。
至於學習，我仍然是全力以赴。我雖然原定隻能留兩年，但我仍然做參加博士考試的準備。根據德國的規定，考博士必須讀三個係：一個主係，兩個副係。我的主係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謂印度學（indologie），這是大局已定。關鍵是在兩個副係上，然而這件事又是頗傷腦筋的。當年我在國內患“留學熱”而留學一事還渺茫如蓬萊三山的時候，我已經立下大誓：決不寫有關中國的博士論文。魯迅先生說過，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用老子與莊子謀得了博士頭銜，令洋人大吃一驚；然而回國後講的卻是康德、黑格爾。我鄙薄這種博士，決不步他們的後塵。現在到了德國，無論主係和副係決不同中國學沾邊。我聽說，有一個學自然科學的留學生，想投機取巧，選了漢學作副係。在口試的時候，漢學教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杜甫與英國的莎士比亞，誰先誰後?中國文學史長達幾千年，同屈原等比起來，杜甫是偏後的。而在英國則莎士比亞已算較古的文學家。這位留學生大概就受這種印象的影響，開口便說：“杜甫在後。”漢學教授說：“你落第了!下麵的問題不需要再提了。”
談到口試，我想在這裏補充兩個小例子，以見德國口試的情況，以及教授的權威。19世紀末，德國醫學泰鬥微耳和（virchow）有一次口試學生，他把一盤子豬肝擺在桌子上，問學生道：“這是什麽?”學生瞠目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哪裏會想到教授會拿豬肝來呢。結果是口試落第。微耳和對他說：“一個醫學工作者一定要實事求是，眼前看到什麽，就說是什麽。連這點本領和勇氣都沒有，怎能當醫生呢?”又一次，也是這位微耳和在口試，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問：“這是什麽顏色?”學生端詳了一會，鄭重答道：“樞密顧問（德國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種榮譽稱號）先生!您的衣服曾經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說：“你及格了!”因為他不大注意穿著，一身衣服穿了十幾年，原來的褐色變成黑色了。這兩個例子雖小，但是意義卻極大。它告訴我們，德國教授是怎樣處心積慮地培養學生實事求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幹擾的觀察問題的能力。
回頭來談我的副係問題。我堅決不選漢學，這已是定不可移的了。那麽選什麽呢?我考慮過英國語言學和德國語言學。後來，又考慮過阿拉伯文。我還真下工夫學了一年阿拉伯文。後來，又覺得不妥，決定放棄。最後選定了英國語言學與斯拉夫語言學。但斯拉夫語言學，不能隻學一門俄文。我又加學了南斯拉夫文。從此天下大定。
斯拉夫語研究所也在高斯—韋伯樓裏麵。從那以後，我每天到研究所來，學習一整天。主要精力當然是用到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原先隻有我一個學生。大概從第三學期開始，來了兩個德國學生：一個是曆史係學生，一個是一位鄉村牧師。前者在我來哥廷根以前已經跟西克教授學習過幾個學期。等到我第二學年開始時，他來參加，沒有另外開班，就在一個班上。我最初對他真是肅然起敬，他是老學生了。然而，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學習頗為吃力。盡管他在中學時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對付這個語法規則煩瑣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的梵文，他卻束手無策。在課堂上，隻要老師一問，他就眼睛發直、口發呆，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被征從軍，他始終沒能征服梵文，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他沒有跳過龍門。
我自己學習梵文，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一種在現在世界上已知的語言中語法最複雜的古代語言，形態變化之豐富，同漢語截然相反。我當然會感到困難。但是，既然已經下定決心要學習，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這二年內，我曾多次暗表決心：一定要跳過這個龍門。
十三 章用一家
我上麵屢次提到章用，對他的家世也做了一點簡要的介紹，現在集中談他的一家。
章士釗下台以後，夫婦倆帶著三個兒子，到歐洲來留學，就定居在哥廷根。後來章士釗先回國，大兒子章可轉赴意大利去就學，三兒子章因到英國去念書。隻有二兒子章用留在哥廷根，陪伴母親。我到哥廷根的時候，情況就是這樣，母子在這裏已經住了幾年了。
他們租了一層樓，是在一座小洋樓的頂層，下麵兩層德國房東自己住。男房東一臉橫肉，從來不見笑容，是一個令人見而生厭的人。他有一個退休的老母親，看樣子有七八十歲了，老態龍鍾，路都走不全，孤身一人，住在二樓的一間小房子裏。母子不在一起吃飯。我拜訪章用時，有時候看到她的臥室門外地上擺著一份極其粗糲的飯菜，一點熱氣都沒有。用中國話說就是“連狗都不吃的”。男房東確實養著一條大狼狗。他這條狗不但不吃這樣的飯，據說非吃牛肉不行。牛肉吃多了，患了胃病，還要請狗大夫會診。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我到章家去，一連幾天，看到同一份飯擺在房門口，清冷，寂寞，在等候著老太太享用。可惜這時候她大概連床都起不來了。
這是順便提到的閑話，還是談主題吧。
章老太太（我同龍丕炎管她叫“章伯母”）是英國留學生，英文蠻好的。她當孫中山的秘書，據說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國，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英國人的傲慢與偏見，她樣樣俱全。對英文的崇拜，也決不下於英國人。英國人常以英文自傲。他們認為，口叼雪茄煙而能運用自如的語言，大千世界中隻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國家中，最不肯學外國語言的人，就是英國人。而其他國家的人則必須以學習英文為神聖職責。在這方麵，章伯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她來德國幾年，連一句“早安”、“晚安”都不會說。她每天必須出去買東西。無論有多大本領，多少偏見，她反正無法讓德國店員都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無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買什麽東西，先找出英文，下麵跟著就是德文，隻需用手指頭一指，店員就明白了。要買三個或者三斤，再伸出三個手指頭。於是這一個買賣活動立即完成，不費吹灰之力，皆大歡喜。
她不肯說德國話，當然更不肯認德國字，德國的花體字母更成了她的眼中釘，這種字母與英法德等國通用的拉丁字母不同，認起來比較麻煩。法西斯銳意提倡花體字，以表示自己德意誌超於一切的愛國主義。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這種字母。因此，章伯母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再加上，她識別方向記憶街名的能力低到驚人的水平。在哥廷根住了幾年，依然不辨東西南北。有幾次出門，走路比較遠了一點，結果是找不回家來。
章伯母就是這樣一個人。她雖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卻幼稚而單純，似乎有點不失其赤子之心。在別的方麵也有同樣的表現，她出身名門大族，自己是留英學生，做過孫中山的秘書，嫁的丈夫又是北洋政府的總長。很自然地養成一種惡性發展的門第優越感。別人也許有這種優越感，但總是想方設法來掩蔽起來，也許還做出一點謙恭下士的偽裝。章伯母不懂這一套，她認為自己是“官家”，我們都是“民家”，官民懸隔，有如天壤，涇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開口就是：“我們官家如何如何，你們民家又如何如何。”態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們聽了，最初是吃一大驚，繼之是覺得可笑。有時候也來點惡作劇，故意提高了聲音說：“你們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飯，用茶杯喝茶嗎?”她絲毫也覺察不出我們的用心，繼續“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這方麵，她已修煉得超凡入聖，我輩凡人實在是束手無策。
她兒子章用是很聰明的人，對自己母親這種舉動當然是看不慣的。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他從不打斷母親的話。但是從他那緊蹙的眉頭來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經常好像是在考慮什麽問題，也許是數學問題，也許是什麽別的東西。平日家居，大概不大同母親閑聊。老太太獨處危樓，舉目無親，沒有任何德國朋友，沒有人可以說話，一定是寂寞得難以忍耐。所以一見我們這些“民家”，便喜笑顏開，嘴裏連連說著：“我告訴你一件大事!”連氣都喘不上來。她所說“大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話總說不完。但是她一不讀書，二不看報，可談的話題實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話過後，就談章士釗。談章士釗同她結婚時的情景。章士釗當了大官，但是對待妻子，總以西方禮節為準。上汽車給她開車門，走路挽著她的胳臂，而且滿嘴喊darling（親愛的）不止。她自己如坐雲端，認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婦女。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她忽然發現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個樣子。於是立刻從九天之上的雲端墜了下來。適逢章士釗也下了台，於是夫婦同兒子們來到了哥廷根。
她談的有關章士釗的情況，遠遠不止這一點。為了為賢者諱，我在這裏就講這一些。在將近二年的時間內，她講丈夫的故事，不知講了多少遍，有時候繪形繪聲，講得瑣細生動之至。這對章用當然更是刺激。他雖然照常是沉默不語，然而眉頭卻蹙得更加厲害了。
就這樣，章伯母歡迎我們到她家去，我自己也願意去看一看這一位簡單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聽他談一些問題。他母親說，我一去，章用就好像變了一個人，臉上有了笑容，話也多了起來。這時，老太太顯然也高興了起來，立刻拿點心，沏龍井茶，還多半要留我吃飯，嘴裏一方麵講章士釗，一方麵忙前忙後，忙得不可開交。我同章用談論什麽問題，也談得興致正濃。有幾次，在這樣談話的間隙中，忽然聽到樓外雷聲如擂鼓。從樓頂上的小玻璃窗子裏看出去，天空陰雲翻滾，東麵山上的叢林被亂雲封住，迷濛成一片，頗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們談興不減，稍一注意，就聽到大雨敲窗的聲音。
這樣美好的時光並不很長，可能隻有1936年一個夏天。一轉到1937年，章家的國內經濟來源出了問題，無力供給在德、英、意三個國家的孩子讀書和生活。他們決定，章用先回國去探聽探聽。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此時，我同龍丕炎就承擔了照看老太太的責任。我們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裏一起吃午飯。每天見麵時，老太太照例氣喘籲籲地說：“我告訴你一件大事!”我們知道，沒有什麽大事。吃過午飯，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後來，章用從國內來了信：經濟問題無法解決，章用不能回來了，要老太太也立即回國。我們於是又幫她退房子，收拾東西，辦護照，買車船票，忙成一團。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還並沒有忘記了自己的“官家”身份。她照了相，要我們幫她挑選“標準相”，回國後好送給新聞記者。
老太太終於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根長達六七年的生活也終於結束了。章用在德國苦讀了六七年，最終也沒有能再回德國來，沒有能取得博士學位。從此以後，我同他們母子都沒有能再見麵。章用先在浙江大學教書，抗戰軍興，到處播遷，在顛沛流離之中，他沒有忘記我，也沒有忘記寫詩。時常有信給我，有時附上自己的詩。我現在還能記住一些他的詩，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豈意祁門來看山”等等。不記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寫的不算太多的詩全部寄給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樣考慮的。難道他已經預感到自己肺病纏身，將不久於人世，因而盡早把自己的心血的結晶寄給可靠的朋友，傳之其人嗎?他的預感是正確的，不久他就在流離播遷中離開人世，隻剩下我這個受他重托的人還活在人間。綜觀章用一生，他是一個寂寞的人，一個孤傲的人，一個落落寡合的人，一個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這個同他僅僅有一年多交誼的人，看作自己唯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現在茫茫人世，芸芸眾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隻有我一個了。我愈來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難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懸隔，欲哭無淚，“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恐怕我要抱恨終天了。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