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是我這一次萬裏長途旅行的目的地，是我的留學熱的最後歸宿，是我舊生命的結束，是我新生命的開始。在我眼中，柏林是一個無比美妙的地方。經過長途勞頓，跋山涉水，我終於來到了。我心裏的感覺是異常複雜的，既有興奮，又有好奇；既有興會淋漓，又有忐忑不安。從當時不算太發達的中國，一下子來到這裏，置身於高聳的樓房之中，漫步於寬敞的長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為我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使我們避免了許多麻煩，在離開家鄉萬裏之外，感到故園的溫暖。然而也有不太愉快的地方。我在上麵提到的敦福堂，在柏林車站上，表演了他最後的一次特技：丟東西。這次丟的東西更是至關重要，丟的是護照。雖然我們同行者都已十分清楚，丟的東西終究會找回來的；但是我們也一時有點擔起心來。敦公本人則是雙目發直，滿臉流汗，翻兜倒衣，搜索枯腸，在車站上的大混亂中，更增添了混亂。等我們辦完手續，走出車站，敦公汗已流完，伸手就從褲兜中把那個在國外至關重要的護照掏了出來。他自己莞爾一笑，我們則是啼笑皆非。
老同學把我們先帶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頓好，又帶我們到中國飯店去吃飯。當時柏林的中國飯館不是很多，據說隻有三家。飯菜還可以，隻是價錢太貴。除了大飯店以外，還有一家可以包飯的小館子。男主人是中國北方人，女主人則是意大利人。兩個人的德國話都非常蹩腳。隻是服務極為熱情周到，能蒸又白又大的中國饅頭，菜也炒得很好，價錢又不太貴。所以中國留學生都趨之若鶩，生意非常好。我們初到的幾個人卻饒有興趣地探討另一個問題：店主夫婦二人怎樣交流思想呢?都不懂彼此的語言。難道他們都是我上麵提到的那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大使的信徒，隻使用“這個”一個詞兒，就能涵蓋宇宙、包羅天地嗎?
這樣的事確實與我們無關，不去管它也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間房子。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人民。他們不管是幹什麽的，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臥室、起居室、客廳、廚房、廁所，有的還有一間客房。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的或外國的大學生，連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間裏的一切東西，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裏麵，租賃者不需要帶任何行李，麵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間裏的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麵，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閃光鋥亮了。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親自下手，她們絲毫也沒有什麽下賤的感覺。德國人之愛清潔，聞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個上午都在忙忙叨叨，擦這擦那，自己屋子裏麵不必說了，連外麵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是潔無纖塵。
清華老同學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夫人，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名叫羅斯瑙（rosenau），看長相是一個猶太人。一提到找房子，人們往往會想到老舍早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中講到中國人在英國倫敦找房子的情況。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出租招貼上沒有明說可以租給中國人，你就別去問，否則一定會碰釘子。在德國則沒有這種情況。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隻有少數過去中國學生住過的房子是例外。在這裏你會受到白眼，遭到閉門羹。個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著我來羅嗦了。
說到猶太人，我必須講一講當時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順便講一講法西斯統治的情況。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我是1935年到德國的，我一直看到他惡貫滿盈，自殺身亡，幾乎與他的政權相始終。對德國法西斯政權，我是目擊者，是有點發言權的。我初到的時候，柏林的納粹味還不算太濃；當然已經有了一點。希特勒的相片到處懸掛，巫製煲菜媧可見。人們見麵時，不像以前那樣說一聲“早安”、“日安”、“晚安”等等，分手時也不說“再見”，而是右手一舉，喊一聲“希特勒萬歲”便能表示一切。我們中國學生，不管在什麽地方，到飯館去吃飯，進商店去買東西，總是一仍舊慣，說我們的“早安”等等，出門時說“再見”。有的德國人，看我們是外國人，也用舊方式向我們表示敬意。但是，大多數人仍然喊他們的“萬歲”!我們各行其是，互不幹擾，並沒有遇到什麽不如意的事情。根據法西斯聖經希特勒《我的奮鬥》，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列為劣等民族，是人類文化的破壞者，而金黃頭發的“北方人”，則被法西斯認為是優秀民族，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可惜的是，據個別人偷偷地告訴我，希特勒自己那一副尊容，他那滿頭的黑紅相間的頭發，一點也不“北方”，成為極大的諷刺。不管怎樣，中國人在法西斯眼中，反正是劣等民族，同猶太人成為難兄難弟。
在這裏，需要講一點歐洲曆史。歐洲許多國家仇視猶太人，由來久矣。有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可以為證。在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就發生過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慘劇。在這方麵，希特勒隻是繼承過去的衣缽，他並沒有什麽發明創造。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他對猶太人進行了“科學的”定性分析。在他那一架政治化學天平上，他能夠確定猶太人的“猶太性”，計有百分之百的猶太人，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二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父母雙方一方為猶太人；四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其餘都是德國人；八分之一等等，依此類推。這就是納粹“民族政策”的理論根據。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必須迫害，決不手軟；二分之一的稍遜。至於四分之一的則是處在政策的臨界線上，可以暫時不動，八分之一以下則可以納入人民內部，不以敵我矛盾論處了。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此項政策大概剛進行了第一階段，迫害還隻限於全猶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後來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東可能屬於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暫時平安。希特勒們這一架特製的天平，能準確到什麽程度，我是門外人，不敢多說。但是，德國人素以科學技術蜚聲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於德國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這迫害猶太人的事件，我初來乍到，不敢亂說。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呆頭呆腦。比如說，你到商店裏去買東西，店員有時候要找錢。你買了七十五分尼的東西，付了一馬克。若在中國，店員過去用算盤，今天用計算器，或者幹脆口中念念有詞：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氣說出了應該找的錢數：二十五分尼。德國店員什麽也不用，他先說七十五分尼，把五分尼擺在桌子上，說一聲：八十分尼；然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九十分尼；最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一馬克，於是完了，皆大歡喜。
我還遇到過一件小事，更能說明德國人的老實忠厚。根據我的日記，這件事情發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壞了，走到大街上一個鍾表店去修理，約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樓大廈的莽叢中，在車水馬龍的喧鬧中，我仿佛變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表的時候，影影綽綽，隱隱約約，記得是這個表店，邁步走了進去。那個店員老頭，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鏡，同昨天見的那一個一模一樣。我拿出了發票，遞給他，他就到玻璃櫥裏去找我的表，沒有。老頭有點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從眼鏡上麵射出了目光，看著我，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回到家，心裏直念叨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當然找不到。老頭更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點發抖了。在玻璃櫥裏翻騰了半天，忽然靈光一閃，好像上帝佑護，他仔細看了看發票，說：“這不是我的發票!”我於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錯了門。這一件小事我曾寫過一篇散文：《表的喜劇》，收在我的散文集裏。
這樣的洋相，我還出過不少次。我隻說一次。德國人每天隻吃一頓熱餐，這就是中午。晚飯則隻吃麵包和香腸、幹奶酪等等，佐之以熱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裏去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我興致勃勃地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但是，一咬香腸，覺得不是味，原來裏麵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為氣憤，忿忿不平：“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連在夢中，也覺得難咽下這一口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個肉食店裏去，擺出架勢，要大興問罪之師。一位女店員，聽了我的申訴，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腸，起初有點大惑不解，繼而大笑起來。她告訴我說：“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隻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我還有什麽話好說呢?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阿木林。
我到德國來，不是專門來吃香腸的，我是來念書的。要想念好書，必須先學好德語。我在清華學德語，雖然四年得了八個優，其實是張不開嘴的。來到柏林，必須補習德語口語，不再成為啞巴。遠東協會的林德（linde）和羅哈爾（rochall）博士熱心協助，帶我到柏林大學的外國學院去，見到校長，他讓我念了幾句德文，認為滿意，就讓我參加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的最高班。從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天天去上課。教授名叫赫姆（h?hm），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外語教員。他發音之清晰，講解之透徹，簡直達到了神妙的程度。在9月20日的日記裏，我寫道：“教授名叫h?hm，真講得太好了，好到不能說。我是第一次聽德文講書，然而沒有一句不能懂，並不是我的聽的能力大，隻是他說得太清楚了。”可見我當時的感受。我上課時，總和喬冠華在一起。我們每天乘城內火車到大學去上課，樂此不疲。
說到喬冠華，我要講一講我同他的關係，以及同其他中國留學生中我的熟人的關係，也談一談一般中國學生的情況。我同喬是清華同學，他是哲學係，比我高兩級。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因為不是一個行道，我們雖認識，但並不熟。同被錄取為交換研究生，才熟了起來。到了柏林以後，更是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共同上課、吃飯、訪友、遊玩婉湖（wansee）和動物園。我們都是書呆子，念念不忘逛舊書鋪，頗買了幾本好書。他頗有些才氣，有一些古典文學的修養。我們很談得來。有時候閑談到深夜，有幾次就睡在他那裏。我們同敦福堂已經幾乎斷絕了往來，我們同他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們同一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往來，同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無共同的語言。
當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是相當多的。原因並不複雜。我前麵談到“鍍金”問題，到德國來鍍的金是24k金，在中國社會上聲譽卓著，是搶手貨。所以有條件的中國青年趨之若鶩。這樣的機會，大官兒們和大財主們，是決不會放過的，他們紛紛把子女派來，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愁供不起紈絝子弟們揮霍浪費。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戴傳賢、居正，以及許許多多的國民黨的大官，無不有子女或親屬在德國，而且幾乎都聚集在柏林。因為這裏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既不用上學聽課，也用不著說德國話。有一部分留德學生，隻需要四句簡單的德語，就能夠供幾年之用。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一聲“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個中國飯館裏，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家，見到房東，說一聲“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謝謝”，加上一句“再見”，語言之功畢矣。我不能說這種人很多，但確實是有，這是事實，無法否認。
我同喬冠華曾到中國飯館去吃過幾次飯。一進門，高聲說話的聲音，吸溜呼嚕喝湯的聲音，吃飯呱唧嘴的聲音，碗筷碰盤子的聲音，匯成了一個大合奏，其勢如暴風驟雨，迎麵撲來。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國。歐洲人吃飯，都是異常安靜的，有時甚至正襟危坐，喝湯決不許出聲，吃飯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說，這就是天經地義；但是總能給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們的留學生把祖國的這一份國粹，帶到了萬裏之外，無論如何，也讓人覺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國民黨的“衙內”們那種狂傲自大、唯我獨尊的神態。聽一聽他們談話的內容：吃、喝、玩、樂，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這樣的鄉下人實在有點受不了。他們眼眶裏根本沒有像我同喬冠華這樣的窮學生。然而我們眼眶裏又何嚐有這一批卑鄙齷齪的紈絝子弟呢?我們從此再沒有進這裏中國飯館的門。
但是，這些“留學生”的故事，卻接二連三地向我們耳朵裏湧，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很多留學生同德國人發生了糾葛，有的要法律解決。既然打官司，就需要律師。德國律師很容易找，但花費太大。於是有識之士應運而生。有一位老留學生，在柏林呆得頗有年頭了，對柏林的大街小巷，五行八作，都了如指掌，因此綽號叫“柏林土地”，真名反隱而不揚。此公急公好義，據說學的是法律，他公開揚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替中國留學生打官司，分文不取，連車馬費都自己掏腰包。我好像是沒有見到這一位英雄。對他我心裏頗有矛盾，一方麵欽佩他的義舉，一方麵又覺得十分奇怪。這個人難道說頭腦是正常的嗎?
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界，情況就是這個樣子。10月17日的日記裏，我寫道：“在沒有出國以前，我雖然也知道留學生的泄氣，然而終究對他們存著敬畏的觀念，覺得他們終究有神聖的地方，尤其是德國留學生。然而現在自己也成了留學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國學生，每人手裏提著照相機，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氣。談話，不是怎樣去跳舞，就是國內某某人做了科長了，某某做了司長了。不客氣地說，我簡直還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學生的真麵目!”這都是原話，我一個字也沒有改。從中可見我當時的真實感情。我曾動念頭，寫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這一本書真能寫成的話，我相信，它一定會是一部傑作，洛陽紙貴，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呆的時間太短，隻有一個多月，致使這一部傑作沒能寫出來，真要為中國文壇惋惜。
我到德國來念書，柏林隻是一個臨時站，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的。但是，到哪裏去呢?德國學術交換處的魏娜（wiehner），最初打算把我派到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nigsberg）大學去。德國最偉大的古典哲學家康德就在這裏擔任教授。這當然是一個十分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這地方離柏林較遠，比較偏僻，我人地生疏，表示不願意去。最後，幾經磋商，改派我到哥廷根（g?ttingen）大學去，我同意了。我因此就想到，人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因果交互影響。我的老師吳宓先生有兩句詩：“世事紛紜果造因，錯疑微似便成真。”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話，是參透了人生真諦才能道出的。如果我當年到了哥尼斯堡，那麽我的人生道路就會同今天的截然不同。我不但認識不了西克（sieg）教授和瓦爾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就連梵文和巴利文也不會去學。這樣一個季羨林今天會是什麽樣子呢?那隻有天曉得了。
決定到哥廷根去，這算是大局已定，我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我到處打聽哥廷根的情況，幸遇老學長樂森璕先生。他正在哥廷根大學讀書，現在來柏林辦事。他對我詳細談了哥廷根大學的情況。我心中的疑團盡釋，大有耳聰目明之感。又在柏林呆了一段時間，最後在大學開學前終於離開了柏林。我萬萬沒有想到，此番一去就是七年，沒有再回來過。我不喜歡柏林，也不喜歡這裏那些成群結隊的中國留學生。
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為我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使我們避免了許多麻煩，在離開家鄉萬裏之外，感到故園的溫暖。然而也有不太愉快的地方。我在上麵提到的敦福堂，在柏林車站上，表演了他最後的一次特技：丟東西。這次丟的東西更是至關重要，丟的是護照。雖然我們同行者都已十分清楚，丟的東西終究會找回來的；但是我們也一時有點擔起心來。敦公本人則是雙目發直，滿臉流汗，翻兜倒衣，搜索枯腸，在車站上的大混亂中，更增添了混亂。等我們辦完手續，走出車站，敦公汗已流完，伸手就從褲兜中把那個在國外至關重要的護照掏了出來。他自己莞爾一笑，我們則是啼笑皆非。
老同學把我們先帶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頓好，又帶我們到中國飯店去吃飯。當時柏林的中國飯館不是很多，據說隻有三家。飯菜還可以，隻是價錢太貴。除了大飯店以外，還有一家可以包飯的小館子。男主人是中國北方人，女主人則是意大利人。兩個人的德國話都非常蹩腳。隻是服務極為熱情周到，能蒸又白又大的中國饅頭，菜也炒得很好，價錢又不太貴。所以中國留學生都趨之若鶩，生意非常好。我們初到的幾個人卻饒有興趣地探討另一個問題：店主夫婦二人怎樣交流思想呢?都不懂彼此的語言。難道他們都是我上麵提到的那一位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大使的信徒，隻使用“這個”一個詞兒，就能涵蓋宇宙、包羅天地嗎?
這樣的事確實與我們無關，不去管它也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間房子。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人民。他們不管是幹什麽的，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臥室、起居室、客廳、廚房、廁所，有的還有一間客房。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的或外國的大學生，連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間裏的一切東西，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裏麵，租賃者不需要帶任何行李，麵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間裏的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麵，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閃光鋥亮了。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親自下手，她們絲毫也沒有什麽下賤的感覺。德國人之愛清潔，聞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個上午都在忙忙叨叨，擦這擦那，自己屋子裏麵不必說了，連外麵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是潔無纖塵。
清華老同學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夫人，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名叫羅斯瑙（rosenau），看長相是一個猶太人。一提到找房子，人們往往會想到老舍早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中講到中國人在英國倫敦找房子的情況。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出租招貼上沒有明說可以租給中國人，你就別去問，否則一定會碰釘子。在德國則沒有這種情況。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隻有少數過去中國學生住過的房子是例外。在這裏你會受到白眼，遭到閉門羹。個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著我來羅嗦了。
說到猶太人，我必須講一講當時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順便講一講法西斯統治的情況。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我是1935年到德國的，我一直看到他惡貫滿盈，自殺身亡，幾乎與他的政權相始終。對德國法西斯政權，我是目擊者，是有點發言權的。我初到的時候，柏林的納粹味還不算太濃；當然已經有了一點。希特勒的相片到處懸掛，巫製煲菜媧可見。人們見麵時，不像以前那樣說一聲“早安”、“日安”、“晚安”等等，分手時也不說“再見”，而是右手一舉，喊一聲“希特勒萬歲”便能表示一切。我們中國學生，不管在什麽地方，到飯館去吃飯，進商店去買東西，總是一仍舊慣，說我們的“早安”等等，出門時說“再見”。有的德國人，看我們是外國人，也用舊方式向我們表示敬意。但是，大多數人仍然喊他們的“萬歲”!我們各行其是，互不幹擾，並沒有遇到什麽不如意的事情。根據法西斯聖經希特勒《我的奮鬥》，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列為劣等民族，是人類文化的破壞者，而金黃頭發的“北方人”，則被法西斯認為是優秀民族，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可惜的是，據個別人偷偷地告訴我，希特勒自己那一副尊容，他那滿頭的黑紅相間的頭發，一點也不“北方”，成為極大的諷刺。不管怎樣，中國人在法西斯眼中，反正是劣等民族，同猶太人成為難兄難弟。
在這裏，需要講一點歐洲曆史。歐洲許多國家仇視猶太人，由來久矣。有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可以為證。在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就發生過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慘劇。在這方麵，希特勒隻是繼承過去的衣缽，他並沒有什麽發明創造。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他對猶太人進行了“科學的”定性分析。在他那一架政治化學天平上，他能夠確定猶太人的“猶太性”，計有百分之百的猶太人，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二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父母雙方一方為猶太人；四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其餘都是德國人；八分之一等等，依此類推。這就是納粹“民族政策”的理論根據。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必須迫害，決不手軟；二分之一的稍遜。至於四分之一的則是處在政策的臨界線上，可以暫時不動，八分之一以下則可以納入人民內部，不以敵我矛盾論處了。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此項政策大概剛進行了第一階段，迫害還隻限於全猶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後來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東可能屬於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暫時平安。希特勒們這一架特製的天平，能準確到什麽程度，我是門外人，不敢多說。但是，德國人素以科學技術蜚聲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於德國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這迫害猶太人的事件，我初來乍到，不敢亂說。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呆頭呆腦。比如說，你到商店裏去買東西，店員有時候要找錢。你買了七十五分尼的東西，付了一馬克。若在中國，店員過去用算盤，今天用計算器，或者幹脆口中念念有詞：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氣說出了應該找的錢數：二十五分尼。德國店員什麽也不用，他先說七十五分尼，把五分尼擺在桌子上，說一聲：八十分尼；然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九十分尼；最後再擺一個十分尼，說一聲：一馬克，於是完了，皆大歡喜。
我還遇到過一件小事，更能說明德國人的老實忠厚。根據我的日記，這件事情發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壞了，走到大街上一個鍾表店去修理，約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樓大廈的莽叢中，在車水馬龍的喧鬧中，我仿佛變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表的時候，影影綽綽，隱隱約約，記得是這個表店，邁步走了進去。那個店員老頭，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鏡，同昨天見的那一個一模一樣。我拿出了發票，遞給他，他就到玻璃櫥裏去找我的表，沒有。老頭有點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從眼鏡上麵射出了目光，看著我，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回到家，心裏直念叨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當然找不到。老頭更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點發抖了。在玻璃櫥裏翻騰了半天，忽然靈光一閃，好像上帝佑護，他仔細看了看發票，說：“這不是我的發票!”我於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錯了門。這一件小事我曾寫過一篇散文：《表的喜劇》，收在我的散文集裏。
這樣的洋相，我還出過不少次。我隻說一次。德國人每天隻吃一頓熱餐，這就是中午。晚飯則隻吃麵包和香腸、幹奶酪等等，佐之以熱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裏去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我興致勃勃地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但是，一咬香腸，覺得不是味，原來裏麵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為氣憤，忿忿不平：“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連在夢中，也覺得難咽下這一口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個肉食店裏去，擺出架勢，要大興問罪之師。一位女店員，聽了我的申訴，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腸，起初有點大惑不解，繼而大笑起來。她告訴我說：“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隻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我還有什麽話好說呢?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阿木林。
我到德國來，不是專門來吃香腸的，我是來念書的。要想念好書，必須先學好德語。我在清華學德語，雖然四年得了八個優，其實是張不開嘴的。來到柏林，必須補習德語口語，不再成為啞巴。遠東協會的林德（linde）和羅哈爾（rochall）博士熱心協助，帶我到柏林大學的外國學院去，見到校長，他讓我念了幾句德文，認為滿意，就讓我參加柏林大學外國留學生德語班的最高班。從此我就成了柏林大學的學生，天天去上課。教授名叫赫姆（h?hm），我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好的外語教員。他發音之清晰，講解之透徹，簡直達到了神妙的程度。在9月20日的日記裏，我寫道：“教授名叫h?hm，真講得太好了，好到不能說。我是第一次聽德文講書，然而沒有一句不能懂，並不是我的聽的能力大，隻是他說得太清楚了。”可見我當時的感受。我上課時，總和喬冠華在一起。我們每天乘城內火車到大學去上課，樂此不疲。
說到喬冠華，我要講一講我同他的關係，以及同其他中國留學生中我的熟人的關係，也談一談一般中國學生的情況。我同喬是清華同學，他是哲學係，比我高兩級。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因為不是一個行道，我們雖認識，但並不熟。同被錄取為交換研究生，才熟了起來。到了柏林以後，更是天天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我們共同上課、吃飯、訪友、遊玩婉湖（wansee）和動物園。我們都是書呆子，念念不忘逛舊書鋪，頗買了幾本好書。他頗有些才氣，有一些古典文學的修養。我們很談得來。有時候閑談到深夜，有幾次就睡在他那裏。我們同敦福堂已經幾乎斷絕了往來，我們同他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們同一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往來，同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無共同的語言。
當時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人數是相當多的。原因並不複雜。我前麵談到“鍍金”問題，到德國來鍍的金是24k金，在中國社會上聲譽卓著，是搶手貨。所以有條件的中國青年趨之若鶩。這樣的機會，大官兒們和大財主們，是決不會放過的，他們紛紛把子女派來，反正老子有的是民脂民膏，不愁供不起紈絝子弟們揮霍浪費。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馮玉祥、戴傳賢、居正，以及許許多多的國民黨的大官，無不有子女或親屬在德國，而且幾乎都聚集在柏林。因為這裏有吃，有喝，有玩，有樂，既不用上學聽課，也用不著說德國話。有一部分留德學生，隻需要四句簡單的德語，就能夠供幾年之用。早晨起來，見到房東，說一聲“早安!”就甩手離家，到一個中國飯館裏，洗臉，吃早點，然後打上幾圈麻將，就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午飯後，相約出遊。晚飯時回到飯館。深夜回家，見到房東，說一聲“晚安”，一天就過去了。再學上一句“謝謝”，加上一句“再見”，語言之功畢矣。我不能說這種人很多，但確實是有，這是事實，無法否認。
我同喬冠華曾到中國飯館去吃過幾次飯。一進門，高聲說話的聲音，吸溜呼嚕喝湯的聲音，吃飯呱唧嘴的聲音，碗筷碰盤子的聲音，匯成了一個大合奏，其勢如暴風驟雨，迎麵撲來。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國。歐洲人吃飯，都是異常安靜的，有時甚至正襟危坐，喝湯決不許出聲，吃飯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說，這就是天經地義；但是總能給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們的留學生把祖國的這一份國粹，帶到了萬裏之外，無論如何，也讓人覺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國民黨的“衙內”們那種狂傲自大、唯我獨尊的神態。聽一聽他們談話的內容：吃、喝、玩、樂，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這樣的鄉下人實在有點受不了。他們眼眶裏根本沒有像我同喬冠華這樣的窮學生。然而我們眼眶裏又何嚐有這一批卑鄙齷齪的紈絝子弟呢?我們從此再沒有進這裏中國飯館的門。
但是，這些“留學生”的故事，卻接二連三地向我們耳朵裏湧，什麽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很多留學生同德國人發生了糾葛，有的要法律解決。既然打官司，就需要律師。德國律師很容易找，但花費太大。於是有識之士應運而生。有一位老留學生，在柏林呆得頗有年頭了，對柏林的大街小巷，五行八作，都了如指掌，因此綽號叫“柏林土地”，真名反隱而不揚。此公急公好義，據說學的是法律，他公開揚言，要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替中國留學生打官司，分文不取，連車馬費都自己掏腰包。我好像是沒有見到這一位英雄。對他我心裏頗有矛盾，一方麵欽佩他的義舉，一方麵又覺得十分奇怪。這個人難道說頭腦是正常的嗎?
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界，情況就是這個樣子。10月17日的日記裏，我寫道：“在沒有出國以前，我雖然也知道留學生的泄氣，然而終究對他們存著敬畏的觀念，覺得他們終究有神聖的地方，尤其是德國留學生。然而現在自己也成了留學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國學生，每人手裏提著照相機，一臉滿不在乎的神氣。談話，不是怎樣去跳舞，就是國內某某人做了科長了，某某做了司長了。不客氣地說，我簡直還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學生的真麵目!”這都是原話，我一個字也沒有改。從中可見我當時的真實感情。我曾動念頭，寫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這一本書真能寫成的話，我相信，它一定會是一部傑作，洛陽紙貴，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呆的時間太短，隻有一個多月，致使這一部傑作沒能寫出來，真要為中國文壇惋惜。
我到德國來念書，柏林隻是一個臨時站，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的。但是，到哪裏去呢?德國學術交換處的魏娜（wiehner），最初打算把我派到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k?nigsberg）大學去。德國最偉大的古典哲學家康德就在這裏擔任教授。這當然是一個十分令人神往的地方。但是這地方離柏林較遠，比較偏僻，我人地生疏，表示不願意去。最後，幾經磋商，改派我到哥廷根（g?ttingen）大學去，我同意了。我因此就想到，人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因果交互影響。我的老師吳宓先生有兩句詩：“世事紛紜果造因，錯疑微似便成真。”這的確是很有見地的話，是參透了人生真諦才能道出的。如果我當年到了哥尼斯堡，那麽我的人生道路就會同今天的截然不同。我不但認識不了西克（sieg）教授和瓦爾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就連梵文和巴利文也不會去學。這樣一個季羨林今天會是什麽樣子呢?那隻有天曉得了。
決定到哥廷根去，這算是大局已定，我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我到處打聽哥廷根的情況，幸遇老學長樂森璕先生。他正在哥廷根大學讀書，現在來柏林辦事。他對我詳細談了哥廷根大學的情況。我心中的疑團盡釋，大有耳聰目明之感。又在柏林呆了一段時間，最後在大學開學前終於離開了柏林。我萬萬沒有想到，此番一去就是七年，沒有再回來過。我不喜歡柏林，也不喜歡這裏那些成群結隊的中國留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