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濃烈的留學熱彌漫全國，其聲勢之大決不下於今天。留學牽動著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我曾親眼看到，一位同學聽到別人出國而自己則無份時，一時渾身發抖，眼直口呆，滿麵流汗，他內心震動之劇烈可想而知。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則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這裏不談了。不同的原因，其根底是社會製度不同。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身價百倍，金光閃爍，好多地方會搶著要他，成了“搶手貨”。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隻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質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隻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材。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煞。
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可惜我投胎找錯了地方，我的家庭在鄉下是貧農，在城裏是公務員，連個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強糊口。我於1934年大學畢業時，叔父正失業，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其貧窘之狀可想而知。私費留學，我想都沒有想過，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官費留學呢，當時隻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今天歧視社會科學，源遠流長，我們社會科學者運交華蓋，隻好怨我們命苦了。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黴，留學無望，飯碗難搶；臨淵羨魚，有網難結；窮途痛哭，無地自容。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要我回母校當國文教員，好像絕處逢生。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滿腦袋歌德、莎士比亞，一旦換為屈原、杜甫，我換得過來嗎?當時中學生頗有“架”教員的風氣。所謂“架”，就是趕走。我自己“架”人的經驗是有一點的，被“架”的經驗卻無論如何也不想沾邊。我考慮再三，到了暑假離開清華園時，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了。
省立濟南高中是當時全山東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國文教員，待遇優渥，每月一百六十塊大洋，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幣，至少可以等於三千二百元。這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為什麽這樣一隻“肥”飯碗竟無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點的。我雖然讀西洋文學，但從小喜歡舞筆弄墨，發表了幾篇散文，於是就被認為是作家，而在當時作家都是被認為能教國文的，於是我就成了國文教員。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幾碗幹飯，心虛在所難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講台。
但是，宋校長真正聘我的原因，還不就這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鬥是異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就被撤換。一個校長身邊都有一個行政班子，教務長、總務長、訓育主任、會計，等等，一應俱全，好像是一個內閣。在外圍還有一個教員隊伍。這些人都是與校長共進退的。這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係：北大派與師大派，兩者勾心鬥角，爭奪地盤。宋校長是北大派的頭領，與當時的教育廳長何思源，是菏澤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私交頗深。有人說，如果宋校長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與何在國外也是同學，則他的地位會更上一層樓，不止是校長，而是教育廳的科長了。
總之，宋校長率領著北大派浩蕩大軍，同師大派兩軍對壘。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軍。於是一眼就看上了我這個超然於兩派之外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兼高中第一級的畢業生。他就請我當了國文教員，授意我組織高中畢業同學會，以壯他的聲勢。我雖涉世未深，但他這一點苦心，我還是能夠體會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幹這種事的料，我不會吹牛拍馬，不願陪什麽人的太太打麻將。結果同學會沒有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無能為力。宋校長對別人說：“羨林很安靜!”宋校長不愧是北大國文係畢業生，深通國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學造詣，他使用了“安靜”二字，借用王國維的說法，一著此二字，則境界全出，勝似別人的千言萬語。不幸的是，我也並非白癡，多少還懂點世故，聆聽之下，心領神會；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隻飯碗，則搖搖欲飛矣。
因此，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到哪裏去呢?“抬眼望盡天涯路”，我隻看到人海茫茫，沒有一個歸宿。按理說，我當時的生活和處境是相當好的。我同學生相處得很好。我隻有二十三歲，不懂什麽叫架子。學生大部分同我年齡差不多，有的比我還要大幾歲，我覺得他們是夥伴。我在一家大報上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可以刊登學生的文章，這對學生是極有吸引力的。同教員同事關係也很融洽，幾乎每周都同幾個誌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館，反正工資優厚，物價又低，誰也不會吝嗇，感情更易加深。從外表看來，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我情緒低沉，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至高無上的夢就是出國鍍金。我常常麵對屋前的枝葉繁茂花朵鮮豔的木槿花，麵對小花園裏的亭台假山，做著出國的夢。同時，在燈紅酒綠中，又會驀地感到手中的飯碗在動搖。二十剛出頭的年齡，卻心懷百歲之憂。我的精神無論如何也振作不起來。我有時候想：就這樣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無辦法，空想也白搭。俗話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我這輛車還沒駛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說吧。
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消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消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是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則像人間凡夫，“更隔蓬山千萬重”了。
我就這樣度過了一整年。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仔細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則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這裏不談了。不同的原因，其根底是社會製度不同。那時候有兩句名言：“畢業即失業”；“要努力搶一隻飯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沒有後門，照樣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樣搶不到一隻飯碗。如果一個人能出國一趟，當時稱之為“鍍金”，一回國身價百倍，金光閃爍，好多地方會搶著要他，成了“搶手貨”。
當時要想出國，無非走兩條路：一條是私費，一條是官費。前者隻有富商、大賈、高官、顯宦的子女才能辦到。後者又有兩種：一種是全國性質的官費，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類；一種是各省舉辦的。二者都要經過考試。這兩種官費人數都極端少，隻有一兩個。在芸芸學子中，走這條路，比駱駝鑽針眼還要困難。是否有走後門的?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一般是比較公道的，錄取的學員中頗多英俊之材。這種官費錢相當多，可以在國外過十分舒適的生活，往往令人羨煞。
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可惜我投胎找錯了地方，我的家庭在鄉下是貧農，在城裏是公務員，連個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強糊口。我於1934年大學畢業時，叔父正失業，家庭經濟實際上已經破了產，其貧窘之狀可想而知。私費留學，我想都沒有想過，我這個癩蛤蟆壓根兒不想吃天鵝肉，我還沒有糊塗到那個程度。官費留學呢，當時隻送理工科學生，社會科學受到歧視。今天歧視社會科學，源遠流長，我們社會科學者運交華蓋，隻好怨我們命苦了。
總而言之，我大學一畢業，立刻就倒了黴，留學無望，飯碗難搶；臨淵羨魚，有網難結；窮途痛哭，無地自容。母校（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要我回母校當國文教員，好像絕處逢生。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滿腦袋歌德、莎士比亞，一旦換為屈原、杜甫，我換得過來嗎?當時中學生頗有“架”教員的風氣。所謂“架”，就是趕走。我自己“架”人的經驗是有一點的，被“架”的經驗卻無論如何也不想沾邊。我考慮再三，到了暑假離開清華園時，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了。
省立濟南高中是當時全山東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國文教員，待遇優渥，每月一百六十塊大洋，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幣，至少可以等於三千二百元。這是頗有一些吸引力的。為什麽這樣一隻“肥”飯碗竟無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點的。我雖然讀西洋文學，但從小喜歡舞筆弄墨，發表了幾篇散文，於是就被認為是作家，而在當時作家都是被認為能教國文的，於是我就成了國文教員。但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幾碗幹飯，心虛在所難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講台。
但是，宋校長真正聘我的原因，還不就這樣簡單。當時山東中學界搶奪飯碗的搏鬥是異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換校長，一大批教員也就被撤換。一個校長身邊都有一個行政班子，教務長、總務長、訓育主任、會計，等等，一應俱全，好像是一個內閣。在外圍還有一個教員隊伍。這些人都是與校長共進退的。這時山東中學教育界有兩大派係：北大派與師大派，兩者勾心鬥角，爭奪地盤。宋校長是北大派的頭領，與當時的教育廳長何思源，是菏澤六中和北京大學的同學，私交頗深。有人說，如果宋校長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與何在國外也是同學，則他的地位會更上一層樓，不止是校長，而是教育廳的科長了。
總之，宋校長率領著北大派浩蕩大軍，同師大派兩軍對壘。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軍。於是一眼就看上了我這個超然於兩派之外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兼高中第一級的畢業生。他就請我當了國文教員，授意我組織高中畢業同學會，以壯他的聲勢。我雖涉世未深，但他這一點苦心，我還是能夠體會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幹這種事的料，我不會吹牛拍馬，不願陪什麽人的太太打麻將。結果同學會沒有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無能為力。宋校長對別人說：“羨林很安靜!”宋校長不愧是北大國文係畢業生，深通國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學造詣，他使用了“安靜”二字，借用王國維的說法，一著此二字，則境界全出，勝似別人的千言萬語。不幸的是，我也並非白癡，多少還懂點世故，聆聽之下，心領神會；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隻飯碗，則搖搖欲飛矣。
因此，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到哪裏去呢?“抬眼望盡天涯路”，我隻看到人海茫茫，沒有一個歸宿。按理說，我當時的生活和處境是相當好的。我同學生相處得很好。我隻有二十三歲，不懂什麽叫架子。學生大部分同我年齡差不多，有的比我還要大幾歲，我覺得他們是夥伴。我在一家大報上主編一個文學副刊，可以刊登學生的文章，這對學生是極有吸引力的。同教員同事關係也很融洽，幾乎每周都同幾個誌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館，反正工資優厚，物價又低，誰也不會吝嗇，感情更易加深。從外表看來，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我情緒低沉，我必須想法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至高無上的夢就是出國鍍金。我常常麵對屋前的枝葉繁茂花朵鮮豔的木槿花，麵對小花園裏的亭台假山，做著出國的夢。同時，在燈紅酒綠中，又會驀地感到手中的飯碗在動搖。二十剛出頭的年齡，卻心懷百歲之憂。我的精神無論如何也振作不起來。我有時候想：就這樣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無辦法，空想也白搭。俗話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我這輛車還沒駛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說吧。
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消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消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是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則像人間凡夫，“更隔蓬山千萬重”了。
我就這樣度過了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