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鬆林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薑夔《過垂虹》
青樓的存在，是與文化藝術分不開的。文化藝術是它的風光主體，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費內容。假設青樓是一卷裝幀精美、圖文並茂的古書，那麽文化藝術就是書裏的文字和圖畫。這樣的一卷古書，它的最重要的讀者、最理想的讀者應該是什麽人呢？答曰：士。
這裏所說的士，指的是讀書人。不論已經高官做得的，還是終身白衣卿相的，這些人是文化藝術的承載者、建設者、傳播者和消費者。青樓文化，無論從其社會功能還是審美追求上來說，實質就是一種士的文化。
這樣講的意思並不是說，青樓是專門為士人服務的機構。正像“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所比喻的，青樓的大門原則上是向一切人敞開的，“有嫖無類”。隻要有錢，別說工農兵學商一視同仁，就是老弱病殘幼也不能拒之門外。理論上盡管如此，然而事實上卻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樓的欲望、資格和興趣，正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聽交響樂一樣，任何一個文化場所，都是有其主要針對的接受者的。
中國的妓女從一開始，就以藝術工作者的身份出現。那時她們的服務對象，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統治階級。隨著封建社會的上升發展，士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成為統治階級的基本力量和人才來源。大量的士，身懷安邦治國之策，吟風弄月之才，特別需要一個滋養他們精神生活的銷魂之地，於是，青樓就成為他們最理想的場所。
士人最重要的進身之道是科舉。一旦金榜題名，便可免除差徭賦役，前途無限，令人刮目相看。科舉考試的前前後後，日夜溫習，四處奔走，造成極度的精神緊張，再加上多數士人背井離鄉，孤身在外，這便使青樓對於他們顯得格外溫柔親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與貢院對門而居。餘懷的《板橋雜記》中寫道：
舊院與賞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遨旬日之歡，或計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間拋玉馬。此平康之蠱事，乃文戰之外篇。
貢院乃是國家高等學府，在堂堂天子腳下，竟然與妓院“麵對麵的愛”，實在令人深思。試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牆，對麵是一片紅燈區，歌女、舞女、按摩女、應召女郎、遊擊女郎、導遊女郎，淫聲朗朗，香風陣陣，那邊教授學者歡聚一堂，大談如何整頓學風，這邊博士碩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騙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體統！令人擔憂的是，真有這麽一天也說不定。
士人在經濟上一般都比較富裕，即使寒門出身，其實也是中小地主，屬於“中產階級”。為了官場角逐，家庭對他們的供給無疑是豐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來給子弟揮霍。若做了官之後，自然俸祿有加，無須有阮囊之憂。但妓女之喜歡與士人交遊來往，經濟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妓女作為活生生的個人，自然也有著主觀上的好惡。士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來，一般要風流倜儻，錦心繡口，不僅能夠十分內行地欣賞妓女的“藝”與“色”，而且他們自身的“藝”與“色”也反過來可使妓女產生審美愉悅。這便是自古以來，才子須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會上被看做精英人物，能與他們相好，自然也無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愛吟詩作賦，等於是最好的廣告媒體，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贈詩，自然身價倍增；反過來，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廣告媒體，詩作若能被青樓女子四處傳唱，自然也名聲大振。可見，士人與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賴，開句不太過分的玩笑，可以說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長期共存，互相欣賞，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關係。
以上幾點都是從功利角度進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夠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春風得意時，“小語偷聲賀玉郎”，時乖命蹇時，“同是天涯淪落人”。士人最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賞識玉郎才子，所謂“慧眼識英雄”，所謂“喚取紅巾翠袖，媼英雄淚”是也。
下麵結合一些實例，展現一下妓女與士之間說不盡的萬種風情。
有一個“旗亭畫壁”的故事，曆來膾炙人口，被多次編為戲劇。其最早的出處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原文如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
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
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返曰：“奉命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相。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ft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裏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諸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妓女對於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沒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化傳媒，一首優秀的詩作往往就是靠青樓妓女來傳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渙之”，應作“王之渙”，他自認為詩才高於王昌齡和高適，可是三個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齡和高適的詩作。王之渙胸有成竹，相信那個色藝最佳的妓女不唱則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負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級歌星一開口便唱了他著名的《涼州詞》。王之渙那份高興，比二十歲評上副教授還要得意。因為這充分證明了他的價值。而妓女那邊，聽說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勝，口稱“俗眼不識神仙”，雙方彼此傾慕之情畢現無遺。
文人的詩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說被著名導演搬上銀幕一樣，變得家喻戶曉，香名遠揚。而反過來，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價倍增，一夜走紅。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得意地寫道：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搞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於會唱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把價碼抬得老高，因為這的確是一種水平的標誌。今天的妓女能因為自己會唱幾首鄧麗君就悍然漲價嗎？
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例如有個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愛褒貶青樓妓女，而且由於文筆好，產生的影響十分顯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讚譽，就會門庭若市，若受到他的i幾諷，就差不多要關門停業了。他曾題詩嘲笑一個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憂心如焚，在路邊拉住他苦苦哀求，請大作家一定可憐可憐。崔涯心腸一軟，又重新贈詩一首，把李端端誇得跟朵花兒似的，結果“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李端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對於妓女的衰榮如此重要，難道其他人就無法比擬嗎？比如說皇帝，難道就比不上一個酸腐文人嗎？讓我們來看看宋徽宗趙佶和詞人周邦彥君臣二人競爭李師師的事例。事載宋人張端義的筆記《貴耳集》：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雲：“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雲：“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雲“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雲：“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雲：“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察京同知所以，奏雲：“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複奏。”京尹至，蔡以禦前聖旨諭之。京尹雲：“唯周邦彥課額增羨。”蔡雲上意如此，隻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複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雲“爾去那裏？”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抻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雲：“有《蘭陡王》詞，今《柳蔭直》者是也。”道君雲：“唱一遍看。”李奏雲：“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複召為大晟樂王。
趙倍是君，周邦彥是臣。趙倍來了，周邦彥就藏到床底下聽廣播劇，然後還寫詞叫李師師唱。這不是二人合夥氣趙佶嗎？趙佶醋興大發，誣陷周邦彥收稅不賣力，趕出首都。沒想到李師師顛顛地跑去“十八相送”，回來又唱周邦彥的詞，而且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看來是從此不打算給他笑模樣了。老趙實在沒辦法，隻好一個電話把小周請回來，官升三級，薪加一倍，方可討得李師師歡心。可見在李師師心中，誰輕誰重，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家不過看在趙佶好歹是個皇上這一條，給他個麵子而已。況且，趙佶也並不敢以皇帝身份強加於人，他是向士靠攏，以風流才子的身份去嫖妓的。所以，既因此得到幾分妓女對士的感情，也因此而終究得不到真正的士妓之愛。
妓與士，可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對雙璧。他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留下了數不清的美麗動人的故事。妓與士的關係最密切的時代，也就是中華民族最強盛、最繁榮的時代。當妓與士的關係逐漸疏遠，妓女們忙著接待大款，士人們忙著下海騙錢的時候，青樓的氣數已盡，中國古代社會的氣數也巳盡了。
今曰的社會，青樓巳然沒有了，這也許並不算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問題是：士，也沒有了。
曲終過盡鬆林路，回首煙波十四橋。
——薑夔《過垂虹》
青樓的存在，是與文化藝術分不開的。文化藝術是它的風光主體，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費內容。假設青樓是一卷裝幀精美、圖文並茂的古書，那麽文化藝術就是書裏的文字和圖畫。這樣的一卷古書，它的最重要的讀者、最理想的讀者應該是什麽人呢？答曰：士。
這裏所說的士，指的是讀書人。不論已經高官做得的，還是終身白衣卿相的，這些人是文化藝術的承載者、建設者、傳播者和消費者。青樓文化，無論從其社會功能還是審美追求上來說，實質就是一種士的文化。
這樣講的意思並不是說，青樓是專門為士人服務的機構。正像“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所比喻的，青樓的大門原則上是向一切人敞開的，“有嫖無類”。隻要有錢，別說工農兵學商一視同仁，就是老弱病殘幼也不能拒之門外。理論上盡管如此，然而事實上卻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樓的欲望、資格和興趣，正如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去聽交響樂一樣，任何一個文化場所，都是有其主要針對的接受者的。
中國的妓女從一開始，就以藝術工作者的身份出現。那時她們的服務對象，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統治階級。隨著封建社會的上升發展，士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成為統治階級的基本力量和人才來源。大量的士，身懷安邦治國之策，吟風弄月之才，特別需要一個滋養他們精神生活的銷魂之地，於是，青樓就成為他們最理想的場所。
士人最重要的進身之道是科舉。一旦金榜題名，便可免除差徭賦役，前途無限，令人刮目相看。科舉考試的前前後後，日夜溫習，四處奔走，造成極度的精神緊張，再加上多數士人背井離鄉，孤身在外，這便使青樓對於他們顯得格外溫柔親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與貢院對門而居。餘懷的《板橋雜記》中寫道：
舊院與賞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征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遨旬日之歡，或計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間拋玉馬。此平康之蠱事，乃文戰之外篇。
貢院乃是國家高等學府，在堂堂天子腳下，竟然與妓院“麵對麵的愛”，實在令人深思。試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牆，對麵是一片紅燈區，歌女、舞女、按摩女、應召女郎、遊擊女郎、導遊女郎，淫聲朗朗，香風陣陣，那邊教授學者歡聚一堂，大談如何整頓學風，這邊博士碩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騙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體統！令人擔憂的是，真有這麽一天也說不定。
士人在經濟上一般都比較富裕，即使寒門出身，其實也是中小地主，屬於“中產階級”。為了官場角逐，家庭對他們的供給無疑是豐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來給子弟揮霍。若做了官之後，自然俸祿有加，無須有阮囊之憂。但妓女之喜歡與士人交遊來往，經濟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妓女作為活生生的個人，自然也有著主觀上的好惡。士人比起其他階層的人來，一般要風流倜儻，錦心繡口，不僅能夠十分內行地欣賞妓女的“藝”與“色”，而且他們自身的“藝”與“色”也反過來可使妓女產生審美愉悅。這便是自古以來，才子須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會上被看做精英人物，能與他們相好，自然也無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愛吟詩作賦，等於是最好的廣告媒體，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贈詩，自然身價倍增；反過來，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廣告媒體，詩作若能被青樓女子四處傳唱，自然也名聲大振。可見，士人與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賴，開句不太過分的玩笑，可以說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種“長期共存，互相欣賞，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關係。
以上幾點都是從功利角度進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夠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春風得意時，“小語偷聲賀玉郎”，時乖命蹇時，“同是天涯淪落人”。士人最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賞識玉郎才子，所謂“慧眼識英雄”，所謂“喚取紅巾翠袖，媼英雄淚”是也。
下麵結合一些實例，展現一下妓女與士之間說不盡的萬種風情。
有一個“旗亭畫壁”的故事，曆來膾炙人口，被多次編為戲劇。其最早的出處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原文如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
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
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台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返曰：“奉命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相。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ft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裏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諸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妓女對於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沒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化傳媒，一首優秀的詩作往往就是靠青樓妓女來傳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渙之”，應作“王之渙”，他自認為詩才高於王昌齡和高適，可是三個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齡和高適的詩作。王之渙胸有成竹，相信那個色藝最佳的妓女不唱則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負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級歌星一開口便唱了他著名的《涼州詞》。王之渙那份高興，比二十歲評上副教授還要得意。因為這充分證明了他的價值。而妓女那邊，聽說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勝，口稱“俗眼不識神仙”，雙方彼此傾慕之情畢現無遺。
文人的詩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說被著名導演搬上銀幕一樣，變得家喻戶曉，香名遠揚。而反過來，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價倍增，一夜走紅。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得意地寫道：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搞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於會唱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把價碼抬得老高，因為這的確是一種水平的標誌。今天的妓女能因為自己會唱幾首鄧麗君就悍然漲價嗎？
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例如有個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愛褒貶青樓妓女，而且由於文筆好，產生的影響十分顯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讚譽，就會門庭若市，若受到他的i幾諷，就差不多要關門停業了。他曾題詩嘲笑一個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憂心如焚，在路邊拉住他苦苦哀求，請大作家一定可憐可憐。崔涯心腸一軟，又重新贈詩一首，把李端端誇得跟朵花兒似的，結果“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李端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對於妓女的衰榮如此重要，難道其他人就無法比擬嗎？比如說皇帝，難道就比不上一個酸腐文人嗎？讓我們來看看宋徽宗趙佶和詞人周邦彥君臣二人競爭李師師的事例。事載宋人張端義的筆記《貴耳集》：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馬，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雲：“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少年遊》雲：“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雲“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雲：“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雲：“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察京同知所以，奏雲：“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複奏。”京尹至，蔡以禦前聖旨諭之。京尹雲：“唯周邦彥課額增羨。”蔡雲上意如此，隻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複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雲“爾去那裏？”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抻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雲：“有《蘭陡王》詞，今《柳蔭直》者是也。”道君雲：“唱一遍看。”李奏雲：“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複召為大晟樂王。
趙倍是君，周邦彥是臣。趙倍來了，周邦彥就藏到床底下聽廣播劇，然後還寫詞叫李師師唱。這不是二人合夥氣趙佶嗎？趙佶醋興大發，誣陷周邦彥收稅不賣力，趕出首都。沒想到李師師顛顛地跑去“十八相送”，回來又唱周邦彥的詞，而且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看來是從此不打算給他笑模樣了。老趙實在沒辦法，隻好一個電話把小周請回來，官升三級，薪加一倍，方可討得李師師歡心。可見在李師師心中，誰輕誰重，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家不過看在趙佶好歹是個皇上這一條，給他個麵子而已。況且，趙佶也並不敢以皇帝身份強加於人，他是向士靠攏，以風流才子的身份去嫖妓的。所以，既因此得到幾分妓女對士的感情，也因此而終究得不到真正的士妓之愛。
妓與士，可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對雙璧。他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國古典文學藝術，留下了數不清的美麗動人的故事。妓與士的關係最密切的時代，也就是中華民族最強盛、最繁榮的時代。當妓與士的關係逐漸疏遠，妓女們忙著接待大款，士人們忙著下海騙錢的時候，青樓的氣數已盡，中國古代社會的氣數也巳盡了。
今曰的社會，青樓巳然沒有了，這也許並不算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問題是：士，也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