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熱。
50年代一出世，就熱。
60、70年代，熱得四海翻騰雲水怒，東南亞人民風雷激。
80年代，又隨改革開放的春風，熱遍九州十八省，其暢銷和傳播的速度，真可謂：“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
90年代，不但熱浪未減，而且在華人世界中愈來愈牢固地樹立了其當代文學經典的形象。直到世紀末的1999年，先是全國十幾家衛星電視台同時播放《天龍八部》——盡管這部片子改編得如同其他港台片一樣粗俗低劣，但依靠原著的精彩故事，仍然獲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視率。隨後金庸本人又被浙江大學聘任為文學院院長，再次成為熱點話題。
從時間上看，金庸小說已經熱了將近半個世紀，而且勢頭不衰，下一世紀仍是婦孺皆知的優秀經典無疑。從空間上看，有華人之處，便有金庸小說，其跨越地域之廣，不但超過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柳永，甚至超過了大英帝國的心肝寶貝莎士比亞和《國際歌》。從讀者的層次來看，有鄧小平、江澤民、蔣經國這樣的政治家，有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王選這樣的科學家，有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馮其庸和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會長嚴家炎這樣的學術權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劉再複、錢理群、陳墨等批評家，有剛剛能閱讀長篇小說的小學生，有看門的老頭，開電梯的小姐，公司的“白領”，黑社會的兄弟……工農兵學商，黨政民青婦，沒有一個領域一個行業沒有金庸的讀者。金庸小說不是暢銷於一時一地，而是長銷於各時各地。金庸小說的印數是以“億”作為計量單位的。從文化商品的角度看，不但金庸本人成為稿酬最豐厚的華人作家，無數金庸小說的出版者、盜版者、改編者都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可以說，金庸小說已成為中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它對這個共和國所產生的影響，用嚴家炎先生的話說，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
金庸小說為什麽能夠廣受喜愛，長盛不衰？我們可以從它作為“武俠小說”這一基本類型的特征出發，進行由淺人深的解析。
“武俠小說”從字麵上看，包含“武”、“俠”、“小說”幾個要素。金庸小說在這幾個要素上，都達到了一流乃至超一流的境界。
首先說“武”。武俠小說的核心雖並不在“武”，但它不可缺“武”。武功描寫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小說的欣賞效果。在中國古代的武俠小說中，武功的描寫比較簡略，多為粗線條的寫意式。《水滸傳》中具體寫出了人物的兵刃和一些招數，但武鬆練的是什麽功，林衝使的是哪路槍，李逵的內力有多大，魯智深為什麽能倒拔垂楊柳，都沒有說明。在冷兵器戰爭時代，人們對於短兵相接的廝殺，司空見慣，作者和讀者都不去深究武功的內部世界。而且那時的“武功”一詞，也不是指“武打的功夫”，而是指在軍事方麵的業績。可是到了熱兵器戰爭時代，小說中的武功描寫突然得到了高度重視，“武功”一詞開始包括各種近身搏鬥的技能，對它的描寫日趨細致和係統。從20世紀20年代的武俠小說“前五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顧明道、姚民哀、文公直——開始，武功分為內功和外功，武術與氣功、雜技、人體特異功能日益結合，顯露出脫離現實武術，自成一套“紙上武學”的傾向。從時代思潮上看，這是受五四科學精神和“整理國故”文化氣氛的影響。到了40年代的武俠小說“後五家”——還珠樓主、宮白羽、鄭證因、王度廬、朱貞木，這套“紙上武學”已然頗具規模，他們發明了各種內功外功，拳法掌法，兵刃暗器，毒藥輕功。在這個基礎上，50年代之後的新派武俠小說青出於藍，把“紙上武功”園林建設得益發五光十色。其中金庸筆下的武功，既精彩奇異，又追求客觀可信，合乎武術原理和人體生理極限的要求。金庸的武功描寫，寫得奇，寫得美，寫得絕。每一段武功描寫，都力求合乎情節需要，合乎人物性格，豐富多彩，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調料，也不是小說惟一的精華，而是與小說的情節一起，推動著人物的命運。在閱讀效果上，金庸的武功做到了充分的視覺化，影視化，舞蹈化。在美學境界上，金庸的武功達到了“進乎技矣”，直趨於道的地步。他的武功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成為人生多種實踐活動的絕好像征。
其次說“俠”。梁羽生認為“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武俠小說的核心應該是俠。有俠無武，小說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無俠，小說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書。什麽是俠？學者們有千百種定義，梁羽生認為：“俠就是正義的行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就是正義的行為。”我們說得簡單一點，俠就是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的行為。助人為樂，舍己為人，舍生取義，這都是俠的精神。在中國，就是雷鋒精神。在西方，就是基督精神。俠的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和外延，金庸的小說就卓越地展示出了這些豐富的俠義層次。在金庸的小說中，有郭靖這樣的為國為民的充滿儒墨精神的“俠之大者”，有楊過、令狐衝這樣的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帶有道家氣質的逍遙之俠，有黃藥師這樣的魏晉名士風度的“邪俠”，有洪七公這樣的疾惡如仇、剛健豪邁的正俠，有石破天這樣的無名無我、蘊涵著佛家機理的最本色的俠，有蕭峰這樣的經曆了人生種種慘痛屈辱絕望，但仍然直麵現實熱愛生活，最終為民族和平慷慨捐軀的包含了最豐富的文化含義的“超俠”，有嶽不群這樣的道貌岸然、陰險毒辣的“偽俠”，還有韋小寶這樣的貪生怕死，見風使舵，專靠溜須拍馬而飛黃騰達的“反俠”……金庸幾乎寫盡了“俠”的各種麵目，各種變體，各種可能性，實際也就是寫出了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無窮變幻性，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或是周圍的他人。金庸並沒有停留於俠的各個側麵的展示，在看透了人生百態之後，金庸小說仍然給人以昂揚向上的鼓舞和激勵，給人以正義的尊嚴感。這種“看透之後仍然戰鬥”的精神與孔子和魯迅的精神是一脈相傳的？
再次，作為“小說”，金庸的作品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品位。金庸的15部小說，一篇有一篇的形式，決不自我雷同，每部都別開生麵。在結構上，有《越女劍》之精巧玲瓏，有《天龍八部》之宏偉絕倫。《越女劍》短短2萬字，包含了曆史、言情、政治、劍仙，包含了國家與個人、複仇與屈辱、真情與美貌等多重主題。《天龍八部》以130餘萬字的規模，寫到了大宋、大遼、西夏、女真、大理、吐蕃，還有慕容父子朝思暮想恢複的大燕，共7個政治勢力的錯綜複雜的衝突對立，可以說是一部“七國演義”。小說不但寫出了民族隔膜民族仇視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還寫出了一個“有情皆孽，無人不冤”的充滿存在主義意義的荒謬的現世圖景。它的主題可以說是中國的“戰爭與和平”和中國的“罪與罰”。
在人物描寫上，金庸嫻熟地運用人類已有的文學技巧，寫出了形形色色的性格、心理、人性。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構成了一個琳琅滿目的畫廊。讀者隨口就能夠數出幾十個栩栩如生的金庸人物，在這方麵，可以說古今中外，無人可與比肩。他的許多人物，已經成為某類品性的代名詞，如韋小寶、嶽不群、小龍女、梅超風……在情節上，金庸的小說既緊張激烈，扣人心弦，又張弛有致，風光旖旎。金庸可稱是“懸念大師”，他把偵探小說講究布局，重視信息控製的特長發揮到出神人化的境地。他的懸念經常不是一個，而是一團，小說的發展如萬花筒一般變幻莫測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往往拍案叫絕。讀金庸的小說恨不能一口氣讀完，另一方麵又恐怕讀完，希望書無限地厚下去，這充分表明了金庸小說巨大的藝術魅力。在語言上，金庸達到了“語到極致是平常”的佛家境地，既樸素，又典雅，既標準，又有個性。既可以朗讀，又可以默誦。金庸的文字，是完全應該選人中學語文課本的。
除了“武”、“俠”、“小說”幾個要素，金庸在寫情——包括男女之情，結義之情，手足之情，親子之情，師門之情——的方麵，也是絕對一流的。他寫情的力度、深度、廣度，可以說勝過了專門的言情小說，許多讀者甚至認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說的精髓。此外，金庸寫曆史、寫政治、寫景物、寫風俗，均出手不凡，著筆成春。更難能可貴的是，金庸在這一切之上，寫出了豐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釋道，馳騁文史哲，驅譴琴棋書畫，星相醫卜，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輝燦爛以最立體最藝術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麵前。
金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得益於他“十年磨一劍”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得益於他能夠繼承五四新文學的現代精神，得益於他能夠博采世界上各種文學的精華。諸種優勢條件具備於一人之身，無疑是一種“機緣”，這樣的“機緣”往往幾十年幾百年才能出現一次。金庸小說當然也像其他藝術品一樣，有瑕疵之點，有平庸之處，但我們應該擺脫隻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習，根據我們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預言，金庸的小說，必將長存在人類的文學史上。
50年代一出世，就熱。
60、70年代，熱得四海翻騰雲水怒，東南亞人民風雷激。
80年代，又隨改革開放的春風，熱遍九州十八省，其暢銷和傳播的速度，真可謂：“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
90年代，不但熱浪未減，而且在華人世界中愈來愈牢固地樹立了其當代文學經典的形象。直到世紀末的1999年，先是全國十幾家衛星電視台同時播放《天龍八部》——盡管這部片子改編得如同其他港台片一樣粗俗低劣，但依靠原著的精彩故事，仍然獲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視率。隨後金庸本人又被浙江大學聘任為文學院院長，再次成為熱點話題。
從時間上看，金庸小說已經熱了將近半個世紀，而且勢頭不衰，下一世紀仍是婦孺皆知的優秀經典無疑。從空間上看，有華人之處，便有金庸小說，其跨越地域之廣，不但超過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柳永，甚至超過了大英帝國的心肝寶貝莎士比亞和《國際歌》。從讀者的層次來看，有鄧小平、江澤民、蔣經國這樣的政治家，有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王選這樣的科學家，有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馮其庸和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會長嚴家炎這樣的學術權威，有王蒙、李陀、宗璞等作家，有劉再複、錢理群、陳墨等批評家，有剛剛能閱讀長篇小說的小學生，有看門的老頭，開電梯的小姐，公司的“白領”，黑社會的兄弟……工農兵學商，黨政民青婦，沒有一個領域一個行業沒有金庸的讀者。金庸小說不是暢銷於一時一地，而是長銷於各時各地。金庸小說的印數是以“億”作為計量單位的。從文化商品的角度看，不但金庸本人成為稿酬最豐厚的華人作家，無數金庸小說的出版者、盜版者、改編者都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可以說，金庸小說已成為中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文學現象，它對這個共和國所產生的影響，用嚴家炎先生的話說，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
金庸小說為什麽能夠廣受喜愛，長盛不衰？我們可以從它作為“武俠小說”這一基本類型的特征出發，進行由淺人深的解析。
“武俠小說”從字麵上看，包含“武”、“俠”、“小說”幾個要素。金庸小說在這幾個要素上，都達到了一流乃至超一流的境界。
首先說“武”。武俠小說的核心雖並不在“武”，但它不可缺“武”。武功描寫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小說的欣賞效果。在中國古代的武俠小說中，武功的描寫比較簡略，多為粗線條的寫意式。《水滸傳》中具體寫出了人物的兵刃和一些招數，但武鬆練的是什麽功，林衝使的是哪路槍，李逵的內力有多大，魯智深為什麽能倒拔垂楊柳，都沒有說明。在冷兵器戰爭時代，人們對於短兵相接的廝殺，司空見慣，作者和讀者都不去深究武功的內部世界。而且那時的“武功”一詞，也不是指“武打的功夫”，而是指在軍事方麵的業績。可是到了熱兵器戰爭時代，小說中的武功描寫突然得到了高度重視，“武功”一詞開始包括各種近身搏鬥的技能，對它的描寫日趨細致和係統。從20世紀20年代的武俠小說“前五家”——平江不肖生、趙煥亭、顧明道、姚民哀、文公直——開始，武功分為內功和外功，武術與氣功、雜技、人體特異功能日益結合，顯露出脫離現實武術，自成一套“紙上武學”的傾向。從時代思潮上看，這是受五四科學精神和“整理國故”文化氣氛的影響。到了40年代的武俠小說“後五家”——還珠樓主、宮白羽、鄭證因、王度廬、朱貞木，這套“紙上武學”已然頗具規模，他們發明了各種內功外功，拳法掌法，兵刃暗器，毒藥輕功。在這個基礎上，50年代之後的新派武俠小說青出於藍，把“紙上武功”園林建設得益發五光十色。其中金庸筆下的武功，既精彩奇異，又追求客觀可信，合乎武術原理和人體生理極限的要求。金庸的武功描寫，寫得奇，寫得美，寫得絕。每一段武功描寫，都力求合乎情節需要，合乎人物性格，豐富多彩，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調料，也不是小說惟一的精華，而是與小說的情節一起，推動著人物的命運。在閱讀效果上，金庸的武功做到了充分的視覺化，影視化，舞蹈化。在美學境界上，金庸的武功達到了“進乎技矣”，直趨於道的地步。他的武功包含著豐富的文化意蘊，成為人生多種實踐活動的絕好像征。
其次說“俠”。梁羽生認為“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武俠小說的核心應該是俠。有俠無武，小說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無俠，小說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書。什麽是俠？學者們有千百種定義，梁羽生認為：“俠就是正義的行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行為就是正義的行為。”我們說得簡單一點，俠就是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的行為。助人為樂，舍己為人，舍生取義，這都是俠的精神。在中國，就是雷鋒精神。在西方，就是基督精神。俠的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和外延，金庸的小說就卓越地展示出了這些豐富的俠義層次。在金庸的小說中，有郭靖這樣的為國為民的充滿儒墨精神的“俠之大者”，有楊過、令狐衝這樣的追求個體精神自由的帶有道家氣質的逍遙之俠，有黃藥師這樣的魏晉名士風度的“邪俠”，有洪七公這樣的疾惡如仇、剛健豪邁的正俠，有石破天這樣的無名無我、蘊涵著佛家機理的最本色的俠，有蕭峰這樣的經曆了人生種種慘痛屈辱絕望，但仍然直麵現實熱愛生活，最終為民族和平慷慨捐軀的包含了最豐富的文化含義的“超俠”，有嶽不群這樣的道貌岸然、陰險毒辣的“偽俠”，還有韋小寶這樣的貪生怕死，見風使舵，專靠溜須拍馬而飛黃騰達的“反俠”……金庸幾乎寫盡了“俠”的各種麵目，各種變體，各種可能性，實際也就是寫出了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無窮變幻性，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或是周圍的他人。金庸並沒有停留於俠的各個側麵的展示，在看透了人生百態之後，金庸小說仍然給人以昂揚向上的鼓舞和激勵，給人以正義的尊嚴感。這種“看透之後仍然戰鬥”的精神與孔子和魯迅的精神是一脈相傳的？
再次，作為“小說”，金庸的作品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品位。金庸的15部小說，一篇有一篇的形式，決不自我雷同，每部都別開生麵。在結構上，有《越女劍》之精巧玲瓏，有《天龍八部》之宏偉絕倫。《越女劍》短短2萬字，包含了曆史、言情、政治、劍仙，包含了國家與個人、複仇與屈辱、真情與美貌等多重主題。《天龍八部》以130餘萬字的規模，寫到了大宋、大遼、西夏、女真、大理、吐蕃，還有慕容父子朝思暮想恢複的大燕，共7個政治勢力的錯綜複雜的衝突對立，可以說是一部“七國演義”。小說不但寫出了民族隔膜民族仇視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還寫出了一個“有情皆孽，無人不冤”的充滿存在主義意義的荒謬的現世圖景。它的主題可以說是中國的“戰爭與和平”和中國的“罪與罰”。
在人物描寫上，金庸嫻熟地運用人類已有的文學技巧，寫出了形形色色的性格、心理、人性。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構成了一個琳琅滿目的畫廊。讀者隨口就能夠數出幾十個栩栩如生的金庸人物，在這方麵，可以說古今中外，無人可與比肩。他的許多人物，已經成為某類品性的代名詞，如韋小寶、嶽不群、小龍女、梅超風……在情節上，金庸的小說既緊張激烈，扣人心弦，又張弛有致，風光旖旎。金庸可稱是“懸念大師”，他把偵探小說講究布局，重視信息控製的特長發揮到出神人化的境地。他的懸念經常不是一個，而是一團，小說的發展如萬花筒一般變幻莫測而又合情合理，令人往往拍案叫絕。讀金庸的小說恨不能一口氣讀完，另一方麵又恐怕讀完，希望書無限地厚下去，這充分表明了金庸小說巨大的藝術魅力。在語言上，金庸達到了“語到極致是平常”的佛家境地，既樸素，又典雅，既標準，又有個性。既可以朗讀，又可以默誦。金庸的文字，是完全應該選人中學語文課本的。
除了“武”、“俠”、“小說”幾個要素，金庸在寫情——包括男女之情，結義之情，手足之情，親子之情，師門之情——的方麵，也是絕對一流的。他寫情的力度、深度、廣度，可以說勝過了專門的言情小說，許多讀者甚至認為言情部分才是金庸小說的精髓。此外，金庸寫曆史、寫政治、寫景物、寫風俗，均出手不凡，著筆成春。更難能可貴的是，金庸在這一切之上，寫出了豐富的文化和高深的人生境界。他打通儒釋道，馳騁文史哲，驅譴琴棋書畫，星相醫卜，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光輝燦爛以最立體最藝術的方式，展現在世人麵前。
金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得益於他“十年磨一劍”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得益於他能夠繼承五四新文學的現代精神，得益於他能夠博采世界上各種文學的精華。諸種優勢條件具備於一人之身，無疑是一種“機緣”，這樣的“機緣”往往幾十年幾百年才能出現一次。金庸小說當然也像其他藝術品一樣，有瑕疵之點，有平庸之處，但我們應該擺脫隻知崇拜死人，不知尊重活人的陋習，根據我們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勇敢地預言，金庸的小說，必將長存在人類的文學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