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的死亡意識
作為一名現代文學教師，我對聞一多沒有進行過專門的個案研究。但我對聞一多這個人是從少年時代就懷著深深的敬意的。這種敬意源自於他的死，他的不同尋常的死。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中，毛澤東用激越的語調寫道：“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由於毛澤東的這句話後來成為權威評價，導致人們誤以為聞一多是為某種政治訴求而死。今天看來，“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並不意味著聞一多就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意味著聞一多反對整個國民黨。他所怒對的是“手槍”而不是某個黨。手槍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能夠怒對這樣的手槍，恰恰說明聞一多是個真正的為自由而戰的戰士，而決不是什麽“由自由主義墮落到民粹主義”，難道說隻有對國家社會漠不關心的逍遙派才是自由主義的代表嗎？毛選中的注釋說聞一多是“中國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教授”。我那時覺得知識分子中也能有這樣的人，的確是了不起。後來又學習了他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不禁更加為他麵對死亡的氣概所折服。我還以這篇作品代表學校到區裏參加朗誦比賽，獲得了第二名。後來到大學裏學習現代文學，接觸的第一首聞一多的詩是《死水》。我隱隱覺得聞一多的生命與某種死亡意識有著聯係。後來我當了老師，每當講到聞一多時，我總是不自覺地圍繞死亡來講。現在我把這點零散的思考談一談，就教於諸位聞一多研究專家和詩歌研究專家。
我發現聞一多詩歌中有許多篇什與死亡有關。在他傳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詩作裏，在主題上明確涉及死亡的，就有《紅燭》、《李白之死》、《劍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夢者》、《也許》、《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門》、《飛毛腿》等十幾首。另外還有一些雖不明確指涉死亡但在具體詩句中對死亡有所描寫的篇什，那些詩句大多出現在詩的後半和結尾。如《愛之神》結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盤踞著的一座迷宮！”《心跳》結尾：“聽！又是一陣炮聲，死神在咆哮。/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現“死”字的詩一共有20多首。
聞一多筆下的死，首先是一種生命的完成，帶有鮮明的目的論意義。《紅燭》可以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聞一多把紅燭分為“軀體”和“靈魂”，“是誰製的蠟——給你軀體？/是誰點的火——點著靈魂？”軀體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燒出靈魂，否則，軀體就是靈魂的監獄。“燒罷！燒罷！/燒破世人底夢，燒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們的靈魂，/也搗破他們的監獄！”所以說，“匠人造了你，/原是為燒的。”燒的結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兒，/結成快樂底果子！”聞一多明確地總結道：“灰心流淚你的果，/創造光明你的因。”這裏，紅燭自身的死亡與外在世界的改變構成了清楚的因果邏輯關係。所以，聞一多實際上把死不看做簡單的死，而是看成轉生，看成另一種價值的實現。於是，他筆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李白之死》寫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裏想的卻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劍匣》寫“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因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寫成“櫻桃豔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顆燦爛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兩片枯骨。”《爛果》寫果子徹底爛透之後，“我的幽閉的靈魂/便穿著豆綠的背心，/笑眯眯地要跳出來了！”總之，聞一多的生命觀裏，死亡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間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儀式，又是新的生命誕生的奠基禮。《色彩》一詩中寫道：“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當上麵畫滿了紅、黃、藍、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內容之後，“再完成這幀彩圖，/黑還要加我以死。”
所以，聞一多筆下的死，或者給人奇異，或者給人怪誕，但並不使人恐怖，並不使人反感。聞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吳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這樣一段話：“來信談及生死問題。這正是我近來思想之域裏一陣大風雲。我近覺身體日衰，發落不止，飲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時時覺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嚨上比畫，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聞一多將一種類似唯美主義的情趣貫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經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達到一種區別和超越了“惡之花”模式的美學效果。《夢者》一詩寫道：“假如那綠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夢裏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劍匣》的主人公“展玩著我這自製的劍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爛果》和《死水》都對喪失生命的客體進行了窮形盡相的描繪和雕琢，結果是使客體煥發出了嶄新的生命，爛果中跳出了豆綠的靈魂，死水裏爭豔著翡翠、桃花、羅綺、雲霞，可謂是“爛極生春”，“死而後生”。《末日》一詩更是全方位地發揮了聞一多的格律化技巧，從“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幾方麵將死神寫得栩栩如生。
聞一多有三首懷念早夭的女兒立瑛的詩，即《死水》裏的《也許》、《忘掉她》、《我要回來》。這三首詩寫得異常舒緩平靜，喪女的悲哀幾乎完全被詩人對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繪所洗淨。《也許》寫女兒的長眠是去聽“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樂；《忘掉她》說忘掉女兒“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風裏一出夢，/像夢裏的一聲鍾”；《我要回來》形容女兒之死是“一口陰風把殘燈吹熄”，“一隻冷手來掇走了你”。這與後來高蘭的《哭亡女蘇菲》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詩人似乎對死者所前往的那個世界懷著下意識的向往，寫死後如寫生前。
由於這種目的論和“準唯美主義”的死亡觀，聞一多經常將人的肉體實存看成對靈魂的束縛和監禁。《紅燭》裏將“靈魂”與“監獄”對稱，《宇宙》則說：“宇宙是個監獄”，《美與愛》裏也寫道：“一心隻要飛出去找你，/把監牢底鐵檻也撞斷了”，《心跳》更是一篇要“衝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作者的潛意識裏有一種“棄生向死”的衝動，《紅豆》中說：“我是吐盡明絲的蠶兒，死是我的休息”，《死》這首直接謳歌死亡的詩作更是發出盡情的禮讚：“啊！我的靈魂底靈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讓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裏！/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熔爐裏！/讓我醉死在你音樂底瓊醪裏！/讓我悶死在你呼吸底馥鬱裏！”顯然，詩人向往著一種壯烈的死，一種富於美感的死，他將這樣的死視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歸宿，“死是我對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
聞一多有幾首詩寫到普通民眾的死。《荒村》寫戰爭後的村落“瞧不見人煙！”《天安門》以一個洋車夫的口吻寫軍警鎮壓學生，“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那是餓的沒法兒去當兵”，“聽說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飛毛腿》寫一個叫“飛毛腿”的洋車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裏漂著的屍首。這些死的內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語形式呈現的。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詩人看來沒有詩意，甚至有幾分令人擔憂恐懼，《天安門》最後一句寫道：“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詩人不喜歡這樣的死，他在《深夜底淚》中說：“戰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聞一多喜歡以高音來結束，以超越來收場。他詩作中的轉折處喜歡使用問號尤其是歎號，結尾使用歎號更是成了下意識的習慣，聞一多以歎號結尾的詩作多達五十餘首。這成為聞一多生命軌跡的堅實的讖緯。
聞一多的詩歌創作生涯並不長，隻是從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詩集也隻有《紅燭》和《死水》兩本，此外的零星詩作屈指可數（《奇跡》，《漁陽曲》，《教授頌》，《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時期的詩歌創作，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選擇。聞一多屬於“詩與人合一”型的詩人，他的詩不是生命的餘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則是一首節奏強烈，富於“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的昂揚的詩。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聞一多寫下了《文藝與愛國》，文中說：
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遊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誌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偉大的死等於偉大的詩，聞一多終於以生命實踐了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著招致死亡的極大危險，但他卻似乎視而不見，甚至是迎著死亡無畏地前行。對於自身所處的法西斯恐怖環境，聞一多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塗的學者或者別有用心的文人那樣認為國民黨是保護民主自由的黨。當“一二·一”慘案發生後，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教授緊急會議上憤怒地說道：
魯迅先生說民國十五年的“三·一八“慘案是中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還有更凶殘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衛兵，是在執政府門前向徒手的學生開槍；“一二·九”的時候，北平的軍閥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裝殺到學校裏麵來了。這是最野蠻最凶殘的恐怖統治！我們為人師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學生，抗議這個暴行……
在刻於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中，聞一多強調：“死難四烈士的血給中華民族打開了一條生路。”“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這裏所體現出來的死亡觀，與他早期詩作中的死亡觀是一脈相傳的。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聞一多認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留給昆明的光榮！也是昆明人的光榮！”他最後莊嚴宣布：“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當時，聞一多已經明知自己是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黑名單上繼李公仆之後的第二號人物，又親眼看見特務就在會場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強烈的挑戰口氣向特務主動進擊。他說：“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演講中多次使用“你”和“你們”這樣的第二人稱來直接呼喚“特務”和“反動派”，講演中對李公仆之死的悲痛隻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對“敵人”的斥罵和極端蔑視，對自己力量和勇氣的顯示和自豪。這個講演所可能導致的危險後果，在理智上是不難推測的，而聞一多又並非是缺乏這樣的理智的人。所以，聞一多在進行這場講演時以及講演結束後，關於死亡的種種意識活動，一定是他頭腦中的一個占據核心地位的興奮點。《最後一次的講演》的結尾幾句話，給人以極大的心靈震撼，其奧秘或許就是從中已經可以感覺到聞一多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預感。這種預感不是充滿著恐怖，而是懷著相當的興奮，懷著一種宗教獻身般的激動。就在這種激動的興奮狀態中，響起了衝鋒槍的掃射聲。聞一多的被殘酷殺害，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當然是一件令人悲憤的暴行。但對於聞一多本人來講，可不可以說，這正是他潛意識中最理想的結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衝鋒槍子彈橫飛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強音。
聞一多在《奇跡》中寫道：
……
既然當初許下心願，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輪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隻靜候著一個奇跡的來臨。總不能沒有那一天讓雷來劈我，火山來燒，全地獄翻起來撲我，……害怕嗎？你放心，反正罡風吹不熄靈魂的燈，願這蛻殼化成灰燼，不礙事，因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陣異香，最神秘的肅靜，（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動早被喝住，時間也止步了）最渾圓的和平……
這奇跡，不就是對於死亡的讚美詩嗎？聞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後，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潛心學術研究，實際上，他是在靜候著那個奇跡，靜候著那個雷劈火燒的一刹那。他所說的“蛻殼”，“異香”，“渾圓”，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這個境界終於在有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最尖銳的搏戰中來臨了，聞一多縱身投入，完成了這一奇跡。
學術界一般將聞一多的一生劃分為詩人、學者、戰士幾個階段，然後說他的思想在幾個階段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過程。而經過我們較為細致地探討了聞一多的死亡意識，則似乎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聞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統一的。詩人，學者，戰士，不過是他外在的活動形式，而實際上終其一生，聞一多都是個“詩人”，是個把生命當作詩、用生命來寫詩的詩人。他作為新月派格律詩的盟主，對詩歌藝術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對詩歌語言的精雕細刻，都基源於他對生命美、對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藝術觀和生命觀，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義的合力中達到了統一。所以，詩人，學者，戰士，並不是一個單線發展的曆時性鏈條，而是始終互相修飾限製，互相滲透輝映的一組共時性的本體意義的概念。以毀滅為代價達到美麗的完成，使聞一多的藝術實踐和生命實踐有機地融入了20世紀的中國藝術史和中國革命史，因為20世紀的中國，正是以無數“美麗的毀滅”為代價，煥發出她鳳凰蹈火般的奇異的光輝。
（發表於聞一多誕辰100周年國際研討會，被多家學術和新聞媒體轉載）
作為一名現代文學教師，我對聞一多沒有進行過專門的個案研究。但我對聞一多這個人是從少年時代就懷著深深的敬意的。這種敬意源自於他的死，他的不同尋常的死。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中，毛澤東用激越的語調寫道：“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由於毛澤東的這句話後來成為權威評價，導致人們誤以為聞一多是為某種政治訴求而死。今天看來，“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並不意味著聞一多就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意味著聞一多反對整個國民黨。他所怒對的是“手槍”而不是某個黨。手槍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敵，能夠怒對這樣的手槍，恰恰說明聞一多是個真正的為自由而戰的戰士，而決不是什麽“由自由主義墮落到民粹主義”，難道說隻有對國家社會漠不關心的逍遙派才是自由主義的代表嗎？毛選中的注釋說聞一多是“中國著名的詩人，學者和教授”。我那時覺得知識分子中也能有這樣的人，的確是了不起。後來又學習了他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不禁更加為他麵對死亡的氣概所折服。我還以這篇作品代表學校到區裏參加朗誦比賽，獲得了第二名。後來到大學裏學習現代文學，接觸的第一首聞一多的詩是《死水》。我隱隱覺得聞一多的生命與某種死亡意識有著聯係。後來我當了老師，每當講到聞一多時，我總是不自覺地圍繞死亡來講。現在我把這點零散的思考談一談，就教於諸位聞一多研究專家和詩歌研究專家。
我發現聞一多詩歌中有許多篇什與死亡有關。在他傳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詩作裏，在主題上明確涉及死亡的，就有《紅燭》、《李白之死》、《劍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夢者》、《也許》、《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門》、《飛毛腿》等十幾首。另外還有一些雖不明確指涉死亡但在具體詩句中對死亡有所描寫的篇什，那些詩句大多出現在詩的後半和結尾。如《愛之神》結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盤踞著的一座迷宮！”《心跳》結尾：“聽！又是一陣炮聲，死神在咆哮。/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現“死”字的詩一共有20多首。
聞一多筆下的死，首先是一種生命的完成，帶有鮮明的目的論意義。《紅燭》可以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聞一多把紅燭分為“軀體”和“靈魂”，“是誰製的蠟——給你軀體？/是誰點的火——點著靈魂？”軀體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燒出靈魂，否則，軀體就是靈魂的監獄。“燒罷！燒罷！/燒破世人底夢，燒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們的靈魂，/也搗破他們的監獄！”所以說，“匠人造了你，/原是為燒的。”燒的結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兒，/結成快樂底果子！”聞一多明確地總結道：“灰心流淚你的果，/創造光明你的因。”這裏，紅燭自身的死亡與外在世界的改變構成了清楚的因果邏輯關係。所以，聞一多實際上把死不看做簡單的死，而是看成轉生，看成另一種價值的實現。於是，他筆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李白之死》寫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裏想的卻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劍匣》寫“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因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寫成“櫻桃豔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顆燦爛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兩片枯骨。”《爛果》寫果子徹底爛透之後，“我的幽閉的靈魂/便穿著豆綠的背心，/笑眯眯地要跳出來了！”總之，聞一多的生命觀裏，死亡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間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儀式，又是新的生命誕生的奠基禮。《色彩》一詩中寫道：“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當上麵畫滿了紅、黃、藍、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內容之後，“再完成這幀彩圖，/黑還要加我以死。”
所以，聞一多筆下的死，或者給人奇異，或者給人怪誕，但並不使人恐怖，並不使人反感。聞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吳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這樣一段話：“來信談及生死問題。這正是我近來思想之域裏一陣大風雲。我近覺身體日衰，發落不止，飲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時時覺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嚨上比畫，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聞一多將一種類似唯美主義的情趣貫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經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達到一種區別和超越了“惡之花”模式的美學效果。《夢者》一詩寫道：“假如那綠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夢裏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劍匣》的主人公“展玩著我這自製的劍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裏！”《爛果》和《死水》都對喪失生命的客體進行了窮形盡相的描繪和雕琢，結果是使客體煥發出了嶄新的生命，爛果中跳出了豆綠的靈魂，死水裏爭豔著翡翠、桃花、羅綺、雲霞，可謂是“爛極生春”，“死而後生”。《末日》一詩更是全方位地發揮了聞一多的格律化技巧，從“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幾方麵將死神寫得栩栩如生。
聞一多有三首懷念早夭的女兒立瑛的詩，即《死水》裏的《也許》、《忘掉她》、《我要回來》。這三首詩寫得異常舒緩平靜，喪女的悲哀幾乎完全被詩人對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繪所洗淨。《也許》寫女兒的長眠是去聽“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樂；《忘掉她》說忘掉女兒“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風裏一出夢，/像夢裏的一聲鍾”；《我要回來》形容女兒之死是“一口陰風把殘燈吹熄”，“一隻冷手來掇走了你”。這與後來高蘭的《哭亡女蘇菲》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詩人似乎對死者所前往的那個世界懷著下意識的向往，寫死後如寫生前。
由於這種目的論和“準唯美主義”的死亡觀，聞一多經常將人的肉體實存看成對靈魂的束縛和監禁。《紅燭》裏將“靈魂”與“監獄”對稱，《宇宙》則說：“宇宙是個監獄”，《美與愛》裏也寫道：“一心隻要飛出去找你，/把監牢底鐵檻也撞斷了”，《心跳》更是一篇要“衝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作者的潛意識裏有一種“棄生向死”的衝動，《紅豆》中說：“我是吐盡明絲的蠶兒，死是我的休息”，《死》這首直接謳歌死亡的詩作更是發出盡情的禮讚：“啊！我的靈魂底靈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讓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裏！/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熔爐裏！/讓我醉死在你音樂底瓊醪裏！/讓我悶死在你呼吸底馥鬱裏！”顯然，詩人向往著一種壯烈的死，一種富於美感的死，他將這樣的死視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歸宿，“死是我對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
聞一多有幾首詩寫到普通民眾的死。《荒村》寫戰爭後的村落“瞧不見人煙！”《天安門》以一個洋車夫的口吻寫軍警鎮壓學生，“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那是餓的沒法兒去當兵”，“聽說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飛毛腿》寫一個叫“飛毛腿”的洋車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裏漂著的屍首。這些死的內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語形式呈現的。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詩人看來沒有詩意，甚至有幾分令人擔憂恐懼，《天安門》最後一句寫道：“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詩人不喜歡這樣的死，他在《深夜底淚》中說：“戰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聞一多喜歡以高音來結束，以超越來收場。他詩作中的轉折處喜歡使用問號尤其是歎號，結尾使用歎號更是成了下意識的習慣，聞一多以歎號結尾的詩作多達五十餘首。這成為聞一多生命軌跡的堅實的讖緯。
聞一多的詩歌創作生涯並不長，隻是從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詩集也隻有《紅燭》和《死水》兩本，此外的零星詩作屈指可數（《奇跡》，《漁陽曲》，《教授頌》，《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時期的詩歌創作，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選擇。聞一多屬於“詩與人合一”型的詩人，他的詩不是生命的餘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則是一首節奏強烈，富於“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的昂揚的詩。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聞一多寫下了《文藝與愛國》，文中說：
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遊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誌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
偉大的死等於偉大的詩，聞一多終於以生命實踐了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著招致死亡的極大危險，但他卻似乎視而不見，甚至是迎著死亡無畏地前行。對於自身所處的法西斯恐怖環境，聞一多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塗的學者或者別有用心的文人那樣認為國民黨是保護民主自由的黨。當“一二·一”慘案發生後，聞一多在西南聯大的教授緊急會議上憤怒地說道：
魯迅先生說民國十五年的“三·一八“慘案是中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還有更凶殘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衛兵，是在執政府門前向徒手的學生開槍；“一二·九”的時候，北平的軍閥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裝殺到學校裏麵來了。這是最野蠻最凶殘的恐怖統治！我們為人師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學生，抗議這個暴行……
在刻於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中，聞一多強調：“死難四烈士的血給中華民族打開了一條生路。”“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這裏所體現出來的死亡觀，與他早期詩作中的死亡觀是一脈相傳的。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聞一多認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殺，是李先生留給昆明的光榮！也是昆明人的光榮！”他最後莊嚴宣布：“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的精神，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當時，聞一多已經明知自己是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黑名單上繼李公仆之後的第二號人物，又親眼看見特務就在會場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強烈的挑戰口氣向特務主動進擊。他說：“這裏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是好漢的站出來！”演講中多次使用“你”和“你們”這樣的第二人稱來直接呼喚“特務”和“反動派”，講演中對李公仆之死的悲痛隻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對“敵人”的斥罵和極端蔑視，對自己力量和勇氣的顯示和自豪。這個講演所可能導致的危險後果，在理智上是不難推測的，而聞一多又並非是缺乏這樣的理智的人。所以，聞一多在進行這場講演時以及講演結束後，關於死亡的種種意識活動，一定是他頭腦中的一個占據核心地位的興奮點。《最後一次的講演》的結尾幾句話，給人以極大的心靈震撼，其奧秘或許就是從中已經可以感覺到聞一多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預感。這種預感不是充滿著恐怖，而是懷著相當的興奮，懷著一種宗教獻身般的激動。就在這種激動的興奮狀態中，響起了衝鋒槍的掃射聲。聞一多的被殘酷殺害，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當然是一件令人悲憤的暴行。但對於聞一多本人來講，可不可以說，這正是他潛意識中最理想的結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衝鋒槍子彈橫飛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強音。
聞一多在《奇跡》中寫道：
……
既然當初許下心願，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輪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隻靜候著一個奇跡的來臨。總不能沒有那一天讓雷來劈我，火山來燒，全地獄翻起來撲我，……害怕嗎？你放心，反正罡風吹不熄靈魂的燈，願這蛻殼化成灰燼，不礙事，因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陣異香，最神秘的肅靜，（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動早被喝住，時間也止步了）最渾圓的和平……
這奇跡，不就是對於死亡的讚美詩嗎？聞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後，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潛心學術研究，實際上，他是在靜候著那個奇跡，靜候著那個雷劈火燒的一刹那。他所說的“蛻殼”，“異香”，“渾圓”，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這個境界終於在有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最尖銳的搏戰中來臨了，聞一多縱身投入，完成了這一奇跡。
學術界一般將聞一多的一生劃分為詩人、學者、戰士幾個階段，然後說他的思想在幾個階段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過程。而經過我們較為細致地探討了聞一多的死亡意識，則似乎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聞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統一的。詩人，學者，戰士，不過是他外在的活動形式，而實際上終其一生，聞一多都是個“詩人”，是個把生命當作詩、用生命來寫詩的詩人。他作為新月派格律詩的盟主，對詩歌藝術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對詩歌語言的精雕細刻，都基源於他對生命美、對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藝術觀和生命觀，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義的合力中達到了統一。所以，詩人，學者，戰士，並不是一個單線發展的曆時性鏈條，而是始終互相修飾限製，互相滲透輝映的一組共時性的本體意義的概念。以毀滅為代價達到美麗的完成，使聞一多的藝術實踐和生命實踐有機地融入了20世紀的中國藝術史和中國革命史，因為20世紀的中國，正是以無數“美麗的毀滅”為代價，煥發出她鳳凰蹈火般的奇異的光輝。
（發表於聞一多誕辰100周年國際研討會，被多家學術和新聞媒體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