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媒體都在“回顧百年”，大多是熱烈歌頌剛剛過去的那100年的“豐功偉績”。我本人對時間是很超脫的，平常對過節過生日都比較淡漠，心情好就是節日，心情不好這節日對我就沒什麽意義。如果真要把時間之流生生截下一段來，問問這100年怎麽樣，那麽我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的。
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說人類在這100年中過得很不幸。同時，更嚴重的是，人類中的大多數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認為自己過得很幸福，經常沉浸在各種美夢中。比如沉浸在科學的美夢中，沉浸在革命的美夢中，沉浸在進步的美夢中，總覺得我們的時代很好，比以前好。實際上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體上的苦難，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人類的死亡數量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人類受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種種酷刑。除了肉體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奧斯威辛、毒氣室、中國的噴氣式批鬥，全世界幾千萬幾千萬人的殺戮，這是以往的任何一個世紀都望塵莫及的。
以前的世紀，人們雖然也經常處在不幸中，但同時也認識到了這種不幸。比如曹操那個時代就認識到那是個荒涼的時代，“白骨蔽平原，千裏無雞鳴”。
這種情況在文學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兩大分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就是大麵積再現苦難，而現代主義本身就是苦難的產物。因為有了苦難才有了現代主義這種變形的表現，現代主義是一種人類思維的苦難變形，所以說整個藝術領域是跟苦難聯係在一起的。20世紀的人類已經完全喪失了19世紀以前人類那種高貴的氣質。20世紀的人類在痛苦之下變得屈辱、卑汙。因此從本質上講，我是比較反對企圖美化、打扮、總結“20世紀美好成就”的動機和努力的。對於未來，毫無理由說現在21世紀到來了，事情就會完全變樣，一個簡單的年份變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它隻不過是一種人肉筵席的符號性欺騙。
但從另一個角度，從我孔慶東個人來看，20世紀很有意思，這個世紀太好了，我願意活在這個世紀。但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願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紀，我有幸生活在這個世紀，我有幸感受到了這麽大的悲痛，也親眼看到、親身經曆了許多事情。對於我個人的成長、精神的豐富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有人說20世紀是一個“民主”不斷“進步”的世紀。我覺得這需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處，這沒有疑問。但是民主經常被簡化成“多數人說了算”，大多數人的意見就是正確的，這一點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叢”，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這跟“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是無法相比的。在20世紀初的時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那種文化幻想是充滿希望的，他們真的相信20世紀會消滅苦難。而今天我們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報刊的炒作，作者和讀者都不相信，隻是為了賣報紙、賣刊物而進行“碼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啟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慚愧得無地自容。
過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麵層次上，的確是有進步，但這種進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進步、國力的增長、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進步多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需要警惕這“進步”背後所掩蓋的是什麽，這個進步的代價是什麽，這是許多人不清楚的。按進化論的觀點，人類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糧食產量，當然要比100年前提高，這種進步是應該的，自然的，沒什麽值得誇耀的。100年前梁啟超等大師們做過很多夢，他們的夢是很偉大也很真誠的，但後來這些夢卻沒有實現，或者說一半以上都破滅了。到魯迅的時候，魯迅開始總結這個夢，魯迅說我年輕時候做過很多夢，這些夢大致都破滅了，而魯迅的話並沒引起太多人的重視，後來人們還是在不斷地做夢。到本世紀下半葉做15年超英趕美的夢，後來做解放全人類的夢。我上小學時被告訴2000年實現共產主義，後來又說2000年實現四化。而實際又如何呢？用駱駝祥子的話說，把我們原來心裏的那點兒清涼勁兒，都給毀盡了。
“回望”是為了“展望”，展望未來要有立足點，立足點就是不要做夢，不要再沉浸在做夢上，而是要撲在現實身上，解決“眼巴前”的問題。可能問題解決不了，那無所謂，但靠做夢是肯定不行了。我們既要把自己的夢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諾給我們的夢，我們接受人家的承諾、許諾已經太多了。不管這種許諾是來自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如告訴我們全球化多麽美好，告訴我們信息技術發展將使我們如何如何幸福，我覺得這些東西都不能輕信。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決自己的問題，能力大的除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再解決別人的問題，如果社會上有很多人這樣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發表於民航刊物，經補充後發表於韓國刊物）
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說人類在這100年中過得很不幸。同時，更嚴重的是，人類中的大多數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認為自己過得很幸福，經常沉浸在各種美夢中。比如沉浸在科學的美夢中，沉浸在革命的美夢中，沉浸在進步的美夢中，總覺得我們的時代很好，比以前好。實際上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體上的苦難，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人類的死亡數量也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人類受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種種酷刑。除了肉體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奧斯威辛、毒氣室、中國的噴氣式批鬥，全世界幾千萬幾千萬人的殺戮，這是以往的任何一個世紀都望塵莫及的。
以前的世紀，人們雖然也經常處在不幸中，但同時也認識到了這種不幸。比如曹操那個時代就認識到那是個荒涼的時代，“白骨蔽平原，千裏無雞鳴”。
這種情況在文學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兩大分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就是大麵積再現苦難，而現代主義本身就是苦難的產物。因為有了苦難才有了現代主義這種變形的表現，現代主義是一種人類思維的苦難變形，所以說整個藝術領域是跟苦難聯係在一起的。20世紀的人類已經完全喪失了19世紀以前人類那種高貴的氣質。20世紀的人類在痛苦之下變得屈辱、卑汙。因此從本質上講，我是比較反對企圖美化、打扮、總結“20世紀美好成就”的動機和努力的。對於未來，毫無理由說現在21世紀到來了，事情就會完全變樣，一個簡單的年份變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它隻不過是一種人肉筵席的符號性欺騙。
但從另一個角度，從我孔慶東個人來看，20世紀很有意思，這個世紀太好了，我願意活在這個世紀。但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願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紀，我有幸生活在這個世紀，我有幸感受到了這麽大的悲痛，也親眼看到、親身經曆了許多事情。對於我個人的成長、精神的豐富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有人說20世紀是一個“民主”不斷“進步”的世紀。我覺得這需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處，這沒有疑問。但是民主經常被簡化成“多數人說了算”，大多數人的意見就是正確的，這一點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叢”，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這跟“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是無法相比的。在20世紀初的時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那種文化幻想是充滿希望的，他們真的相信20世紀會消滅苦難。而今天我們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報刊的炒作，作者和讀者都不相信，隻是為了賣報紙、賣刊物而進行“碼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啟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慚愧得無地自容。
過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麵層次上，的確是有進步，但這種進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進步、國力的增長、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進步多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需要警惕這“進步”背後所掩蓋的是什麽，這個進步的代價是什麽，這是許多人不清楚的。按進化論的觀點，人類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糧食產量，當然要比100年前提高，這種進步是應該的，自然的，沒什麽值得誇耀的。100年前梁啟超等大師們做過很多夢，他們的夢是很偉大也很真誠的，但後來這些夢卻沒有實現，或者說一半以上都破滅了。到魯迅的時候，魯迅開始總結這個夢，魯迅說我年輕時候做過很多夢，這些夢大致都破滅了，而魯迅的話並沒引起太多人的重視，後來人們還是在不斷地做夢。到本世紀下半葉做15年超英趕美的夢，後來做解放全人類的夢。我上小學時被告訴2000年實現共產主義，後來又說2000年實現四化。而實際又如何呢？用駱駝祥子的話說，把我們原來心裏的那點兒清涼勁兒，都給毀盡了。
“回望”是為了“展望”，展望未來要有立足點，立足點就是不要做夢，不要再沉浸在做夢上，而是要撲在現實身上，解決“眼巴前”的問題。可能問題解決不了，那無所謂，但靠做夢是肯定不行了。我們既要把自己的夢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諾給我們的夢，我們接受人家的承諾、許諾已經太多了。不管這種許諾是來自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如告訴我們全球化多麽美好，告訴我們信息技術發展將使我們如何如何幸福，我覺得這些東西都不能輕信。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決自己的問題，能力大的除了解決自己的問題再解決別人的問題，如果社會上有很多人這樣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發表於民航刊物，經補充後發表於韓國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