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些什麽書
我小時候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我曾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祖父是大兒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東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這座大宅子有五進，前廳掛著一塊大匾，是康熙皇帝給我祖先查升寫的堂名，“澹遠堂”三個大字周圍有九條金龍作裝飾。我祖父有三個兒子，我父親第三，他還有兩個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個孫兒。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紀大很多，他們都喜歡讀小說。我哥哥查良鏗學習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在上海上大學，他花費不少錢買書，常常弄得飯錢也不夠，受到我父親嚴厲責備。他買的書有茅盾、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擁有的書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來借去。所以我在小學期間，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我父親、母親見我一天到晚地看書，不喜歡遊玩運動，身體衰弱，很是擔憂，常帶我到野外去放紙鳶、騎自行車，但我隻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讀小說了。我上的小學，圖書館裏書籍也相當豐富，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讀課外書。我記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兒》三部書給閱讀。這三部書的譯者鄭曉滄先生是美國留學生，是我故鄉海寧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為榮，因此，這三部外國書在我故鄉竟相當流行。我年輕時代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還有一部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我印象也很深，是15個法國少年航海及在荒島曆險的故事。
文學的想象力是從哪裏發芽的
我以為，文學的想象力是天賦的，故事的組織力也是天賦的。同樣一個故事，我向妻子、兒女、外孫兒女講述時，就比別人講得精彩動聽得多，我可以把平平無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許多幻想而說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至於語言文字的運用，則由於多讀書及後天的努力。
十五歲出第一本暢銷書
《獻給投考初中者》那本書，內容平凡，隻是搜集了當時許多中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輯，出版得到很大成功。我們在浙江南部的麗水出版，書籍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這本書的收益，支持我們合作的三人順利從高中畢業，再到重慶去進大學。這本書和文學修養無關，而是商業上的成功。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來說，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費者的需要，用簡捷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以後我創辦《明報》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於這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
我高中一年級時，在學校壁報上撰文諷刺訓導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開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之一。因為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後來終於在原校長張印通先生及舊同學好友餘兆文君的幫助下進入衢州中學，那是生死係於一線的大難。“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字中暢所欲言”，這也是後來所以得到成功的一個主要關鍵。
我怎樣當上編輯
我編過報紙的副刊，要處理、編輯，同時自己撰寫關於電影與戲劇的稿件，我對影藝本是門外漢，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癡如狂地閱讀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麵的“半專家”，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麵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已超過了普通的電影或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即學即用”便成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麵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摘自《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
我小時候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我曾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祖父是大兒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東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這座大宅子有五進，前廳掛著一塊大匾，是康熙皇帝給我祖先查升寫的堂名，“澹遠堂”三個大字周圍有九條金龍作裝飾。我祖父有三個兒子，我父親第三，他還有兩個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個孫兒。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紀大很多，他們都喜歡讀小說。我哥哥查良鏗學習古典文學和新文學。在上海上大學，他花費不少錢買書，常常弄得飯錢也不夠，受到我父親嚴厲責備。他買的書有茅盾、魯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擁有的書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來借去。所以我在小學期間，讀過的小說就已不少。我父親、母親見我一天到晚地看書，不喜歡遊玩運動，身體衰弱，很是擔憂，常帶我到野外去放紙鳶、騎自行車，但我隻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讀小說了。我上的小學，圖書館裏書籍也相當豐富，老師們很鼓勵學生讀課外書。我記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師，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婦人》、《好妻子》、《小男兒》三部書給閱讀。這三部書的譯者鄭曉滄先生是美國留學生，是我故鄉海寧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為榮，因此，這三部外國書在我故鄉竟相當流行。我年輕時代最愛讀的三部書是《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法國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及其續集。還有一部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我印象也很深，是15個法國少年航海及在荒島曆險的故事。
文學的想象力是從哪裏發芽的
我以為，文學的想象力是天賦的，故事的組織力也是天賦的。同樣一個故事，我向妻子、兒女、外孫兒女講述時，就比別人講得精彩動聽得多，我可以把平平無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許多幻想而說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至於語言文字的運用，則由於多讀書及後天的努力。
十五歲出第一本暢銷書
《獻給投考初中者》那本書，內容平凡，隻是搜集了當時許多中學校的招考試題，加以分析解答，同時用一種易於翻查的方式來編輯，出版得到很大成功。我們在浙江南部的麗水出版，書籍一直行銷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這本書的收益，支持我們合作的三人順利從高中畢業，再到重慶去進大學。這本書和文學修養無關，而是商業上的成功。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來說，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費者的需要，用簡捷的方式來滿足他們。以後我創辦《明報》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於這種洞悉讀者心理的直覺能力。
我高中一年級時，在學校壁報上撰文諷刺訓導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開除，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機之一。因為給學校開除，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後來終於在原校長張印通先生及舊同學好友餘兆文君的幫助下進入衢州中學，那是生死係於一線的大難。“不怕重大壓力而在文字中暢所欲言”，這也是後來所以得到成功的一個主要關鍵。
我怎樣當上編輯
我編過報紙的副刊，要處理、編輯，同時自己撰寫關於電影與戲劇的稿件，我對影藝本是門外漢，由於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癡如狂地閱讀電影與藝術的理論書，終於在相當短的時期內成為這方麵的“半專家”，沒有實踐的經驗，但理論方麵的知識和對重要戲劇、電影的了解與認識，已超過了普通的電影或戲劇工作者。從此以後，“即學即用”便成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為我學問淵博、知識麵極廣。其實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學，把“不懂”變作“稍懂”，使得自己從“外行”轉為“半內行”。
（摘自《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