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認為，與禹或類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確定性更大一些。雖然並不知道這個王朝是不是傳承了禹的血統，但它卻可以用“大”來形容。
各部族的首領會議的議長一職，最初是由推舉產生，但慢慢地改為世襲製，處於該職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權力。權力越大，這個寶座就越讓人眼饞。隻要是世襲製，就會有明君，也會有昏君，王朝也隨之時榮時衰。隻要魅力四射的權力寶座還在，自然就會有人想占為己有。
中國王朝的興亡有種固定模式。除了秦漢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趕出的情況以外，大體上都是由王朝內部的人依靠實力奪取王位。
西漢是被大司馬——外戚王莽接管。東漢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國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國司馬炎（晉武帝）篡奪了。晉被相國——將軍劉裕（宋武帝）取代。統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國（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淵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國，還是隋的重臣。奪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後梁太祖）曾是唐的節度使，之前投黃巢軍，後又反叛。除了幾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國的王朝基本上是被體製內僅次於皇帝的實力派，也就是二號人物所顛覆。
根據《史記》中的記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湯是夏的方伯。所謂方伯，就是討伐不服從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將軍。一個叫葛伯的首領不舉行祭祀，湯以此為由去討伐他。通過這第一次討伐，湯必定能夠逐漸掌握軍事力量，成為夏王朝內部最大的實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時代的人。母親簡狄是有嫆氏的女兒，據說是吞了玄鳥的蛋後懷孕，生下了契。這種卵生神話在東北亞、朝鮮等地非常多。“夷夏東西說”認為殷出身於東方，卵生傳說便是證據之一。
契幫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麵提到，契被封於商地，所以殷又稱商。文獻記錄顯示從契到湯，殷共遷都八次。《史記》中提到從契到湯共十四世，所以遷都是非常頻繁的。
夏王朝從禹到最後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繼發生過三次王位傳承。如果按世代算，則和諸侯國殷一樣是十四世。在中國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為三十年。“世”這個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書中說，夏持續了458年，《竹書紀年》則稱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讓人起疑，那麽其壽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從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計算得出的。是不是從夏代起就有了天幹十二支呢？沒有確證。不過，殷甲骨文中已經以幹支記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數的十二進製法，在這方麵“巴比倫起源說”顯得很有說服力，這也成了“中國文化西方傳來說”的依據。但也並不一定，“天下”是個新詞，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詞是“四方”。四方再切成兩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數也是十二。
殷遺址位於安陽縣小屯村，所以考古學家稱之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層，上麵是龍山文化層，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層了。其中龍山文化層一般很薄。不能說龍山遺址就等於夏遺址，按時期來講，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樣式的遺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後，顯示出向更優秀一方的傾斜，政權和文化層完全一致的看法過於單純。
甲骨文已完全證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們繼續談殷。契之後十四世的湯是個傑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個傑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國運因此昌隆，這也是中國曆史的一個模式。神話時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於益這個人物而獲得成功的，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後一個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稱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個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領叛亂不斷，在他討伐有施氏的時候，有施氏獻上妹喜，從此桀對妹喜非常寵愛，言聽計從。有個叫關龍逢的人勸諫，卻被桀抓起來殺掉了。殷湯聽到這件事後歎了口氣，顯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湯關到夏台（監獄），不過最後還是釋放了他。
這也是後來曆史上重複發生的情節模式。在準備要幹掉二號人物湯的時候，這事卻沒能執行。大概要是殺了湯，他背後的勢力不會善罷甘休。
沒過多久，昆吾氏發起叛亂，夏方伯湯前去討伐。不過此時的湯已經下了決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領跟隨湯參加了對桀的討伐。桀敗退到叫鳴條的地方，湯緊追不舍。《史記·夏本紀》中記載了桀死前的遺言
——吾悔不遂殺湯於夏台，使至此。
這場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讓人覺得黑白分明得太離譜了。夏為中原之主已有很長時間，但殷作為方伯掌握著軍隊，到了湯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馬來。在武力的背後也有文化的力量，製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體現，這也被應用到武器上。
應該這樣認為，在文化上殷壓倒了夏，政權也就隨之交替。
2
殷代的曆史因有文字記錄而為人所知。尤其是後二百幾十年，因為有豐富的卜辭，所以殷帝國的社會環境就格外詳盡地展示在我們麵前。
這一切多虧了對殷墟的發掘。關於殷墟的發現，有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藥店裏賣一種叫做“龍骨”的東西，人們相信把它磨成粉後飲用，能治療瘧疾。事情發生在1899年，正是義和團事件的前夕。王懿榮（1845—1900）時任國子監祭酒（國立大學校長），他有一個幕僚精通金石學，叫劉鐵雲（即劉鶚，1857—1909）。所謂金石學，指的是古代文字學，是對刻在青銅器及石碑上的文字進行研究的學科。王懿榮因患瘧疾，經常讓人去買龍骨。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鐵雲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買來的龍骨，在龍骨上有像文字的東西。若是旁人倒也罷了，但浸淫金石學的劉鐵雲注意到，這些文字好像比青銅器上所鑄的文字更為古老。
其實，王懿榮既然能當國子監祭酒，必然也是個優秀的學者，精通金石學。可能王懿榮見到的都是家仆粉碎處理過後的龍骨，因此沒有注意到上麵的文字。在劉鐵雲說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後，兩人就開始著手研究起來。
無獨有偶，同年，山東有個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龍骨，也認為上麵刻的像是古代文字，於是就將這些龍骨贈給對金石學有興趣的湖北巡撫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這些龍骨的重要性，覺得不能白拿，於是每一字支付了二兩銀子。山東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緊搜買同樣的東西。
幾乎是同時，劉鐵雲他們在北京的藥店裏奔波，大量收購龍骨，也就是甲骨。甲骨賣得多，而且還賣得貴，所以藥店和古董店都爭相到產地采購囤積。如果產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買，所以業者撒謊說產地是河南的湯陰縣。劉鐵雲信以為真，還把這些話記錄在自己的著作《鐵雲藏龜》中。而實際的產地是河南省安陽縣的小屯村。這在1910年羅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中得到確認。占卜王的出入平安與否的甲骨出土之處，極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國都。這個時代的學者多不承認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對此地的發掘調查就顯得格外重要。
不過，在小屯村被確認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之後又是南北對立，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法正式開展發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派遣董作賓（1895—1963）一行做預備調查，不久，發掘工作正式啟動。在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啟蒙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的兒子），回國後即為發掘隊隊長兼總指揮。除了前麵提到的董作賓，還有其他年輕氣盛的學者參加，有李濟（1896—1979）、夏鼐、尹達（1906—1983，原名劉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遺址、周口店的北京人發掘調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學調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這些外國學者主導並參加實施的。而殷墟的發掘，最早開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國人。發掘調查需要長期進行，但因為日中戰爭和之後的內戰，中斷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科學院下設考古研究所，並立即恢複了殷墟的發掘工作。甲骨在戰爭中被疏散到雲南省的昆明，董作賓借此複原了殷曆，於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曆譜》。戰時無法開展發掘調查，所以這可以說是當時考古學界最大的收獲了。在戰前參加了殷墟發掘的尹達，1939年在陝西延安撰寫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戰火並沒有消減他們的熱情，隻是戰前發掘的資料和筆記等被從昆明送往台灣，隊長梁思永、夏鼐、尹達留在了大陸，而李濟、董作賓去了台灣。
發掘工作是恢複了，但不用說，巨大的困難也隨之而來。不過卻有了一個大收獲——發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雖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沒有墳丘，這就是所謂的暗墓，沒有墓碑也沒有建築物，沒有任何墓的標記。
3
曾被戰爭阻斷的艱苦的發掘調查，通過對甲骨文的解讀，在我們麵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曆史。
最讓人震驚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的記述幾乎完全正確。殷人連牙痛的時候都會去占卜是哪個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頻頻出現自湯以來的曆代王名。從湯到帝辛（紂）共三十代王，《史記·殷本紀》中列出了他們的名字。
在發明並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記》自然是手抄流傳的。長此以往就難免會有筆誤。在《史記·殷本紀》中所記三十個殷王名中，根據卜辭必須加以訂正的隻有三個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慮到《史記》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筆誤應該不會少。卜辭中有的王名在《史記》的殷王譜係中並沒出現，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過，《史記》中說，湯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後世的人們也把他列到王裏，卜辭中也同樣處理。祖己在《史記》中是以勸諫武丁的賢臣身份出現的，他因為是優秀的王族，雖然沒有即位，卻可能像日本的聖德太子那樣掌握實際政治權力。故此，有可能卜辭也將他視為王。
《史記·殷本紀》中還記載了中壬、沃丁、廩辛三王，但並未出現在卜辭中。畢竟很多甲骨被製成了藥粉，所以有丟失的，還有沒被發現的，不能說甲骨記載的是完整的。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距離殷滅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時間了。《竹書紀年》中記載，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從殷王朝創始開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盡管時間已過去這麽久，卻還能保證記載的準確性，確實讓人讚歎。卜辭和《史記》的一致性，徹底否定了殷王朝虛構說，並且，使得《史記》的權威性也越來越高。
那麽，存在過的殷王朝是個怎樣的政權呢？
從海量的卜辭及其內容來研究，殷王朝是個祭政合一的國家，每件事情都會向上天和祖先求問。有大量的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認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還是他們的頭領。殷王根據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說殷是個神國，根據神意而行動的王也就是神聖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雖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間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持續時間約500年的殷代（《三統曆》中為629年，《經世書》中為644年）也曾曆經盛衰。《史記》中說，諸侯即各地部族首領，當他們接踵入朝就是盛時，不怎麽前來的就是衰時。如果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還帶有首領同盟盟主的性質。
從遠祖契受封於商，到湯成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遷都，前文中已提到。湯之後到十九代的盤庚，其間也遷都五次。首次遷都是十代的中丁遷往隞地，相當於現在的河南省鄭州市。鄭州市周邊發現了兩個青銅器工房，其中一個工房內出土了1000多個鑄型。1950年建設新市街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多處遺址。
龍山文化擁有製造和卵殼一樣薄的黑陶的技術，但沒有留下製作銅器的痕跡。殷代終於進入了青銅器時代，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是劃時代的進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銅製作祭祀用的器具，不過，銅也可以被製成農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發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製造黑陶所用的旋盤看作龍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製造青銅器所用的坩堝。
遷都到隞的中丁是個怎樣的人物，為什麽要遷都，當時的社會狀況如何，這些都沒有記錄遺留下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關於中丁的記錄已經散佚而未能流傳下來。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史記·殷本紀》中記述如上，說的是家庭內部爭鬥不休。對比卜辭和《史記》，王名雖然一致，《史記》中卻有兩處把父子關係和兄弟關係弄錯了。這兩處都是九世時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馬遷，大概也沒到利用卜辭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當於“冊”和“典”的文字。“冊”表示把竹簡或木簡串起的形狀，“典”表示把冊鄭重地放在台上，雙手高舉的樣子。據此，就可推斷出殷代也將正式記錄書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甲骨占卜的是實時遇到的問題，充其量是個備忘錄。正式的竹簡、木簡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時就會消失。而並未受到重視的甲骨卻因很難腐壞而保存到了現在，這確實具有諷刺意味。司馬遷說中丁時期的記錄散佚了，指的應該就是冊和典。
4
十九代王盤庚，被認為是個有能力、有決斷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諸侯久不入朝，盤庚決心要讓王朝再度強盛。為此，他決定遷都。
《史記》中記載，殷的人民雖然長籲短歎非常悲傷，但為了讓人心一新，恢複建國時的上進，盤庚說服人們渡過黃河南下。盤庚選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現在我們稱為殷墟的安陽縣小屯村。
在此之後二百餘年間，殷再也沒有遷都。《史記·殷本紀》記載，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時期也遷過都，但那是因為河水泛濫什麽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臨時措施，之後立刻還都。武乙時期以及之後的卜辭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發現。《史記·殷本紀》把盤庚遷都稱為“南下”，如果沒有“北上”，就沒法把話說圓。
除了甲骨外，殷墟還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大墓裏麵有很多陪葬的青銅器。據說二戰之前進行發掘調查時，還不得不防備前來搶奪出土青銅器的強盜團夥。
殷代青銅器是世界級的謎題，因為這是突然出現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類的製造工藝都有這樣一個過程：先從稚拙的階段開始，再逐漸加以改良、洗練，最後攀升到高級階段。對殷代青銅器來說，並沒發現有這樣一個先行過程，就毫無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級的作品。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有種說法認為，這可能是西亞已經高度發達的青銅技術，通過斯基泰人遊牧民傳到東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鄭州出土的工房和鑄型比殷墟的青銅器顯得稚拙，穩定性也欠佳。看來，殷代青銅器是在中原通過某個適當的階段獨立發展起來的，這種說法非常有力。不過，鄭州也沒有發現更早階段的青銅器，所以“中原起源說”還需進一步證明。
沒有被發現不等於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樣。作為中國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們麵前的甲骨文字，絕不是稚拙階段的產物。它應該是由單純的象形文字發展而來，明顯已進入表意的階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發現，可能是寫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沒有存留下來。用獸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們偶爾在獸骨等利於保存的材料上進行占卜，記錄的文字就被遺留下來。也有很多甲骨被鑽灼取割紋，卻沒有上刻文字。
突發奇想要在甲骨上寫入文字，應該把這理解為文字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發達的階段。否則就會跟研究青銅器一樣，也出現其先祖來自西方的看法。實際情況確實也是如此，已經有人提出了漢字西方傳來之說。
殷代青銅器令人傾倒，比起之後的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要好很多。不僅如此，即使采用現代的技術，也製造不出和殷代青銅器完全一樣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銅器主要用於祭祀，而且絕大多數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儀式，人們和神一起主要以飲酒為樂，可能他們認為在醉酒時的恍惚狀態下就能夠和神接近。總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飲酒的，各種各樣形狀的酒器。雖說這些是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卻是毫無疑問的。有些尖刻的中國史學家甚至發出這樣的論調，認為殷因酒滅國。
我認為，與禹或類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確定性更大一些。雖然並不知道這個王朝是不是傳承了禹的血統，但它卻可以用“大”來形容。
各部族的首領會議的議長一職，最初是由推舉產生，但慢慢地改為世襲製，處於該職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權力。權力越大，這個寶座就越讓人眼饞。隻要是世襲製，就會有明君，也會有昏君，王朝也隨之時榮時衰。隻要魅力四射的權力寶座還在，自然就會有人想占為己有。
中國王朝的興亡有種固定模式。除了秦漢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趕出的情況以外，大體上都是由王朝內部的人依靠實力奪取王位。
西漢是被大司馬——外戚王莽接管。東漢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國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國司馬炎（晉武帝）篡奪了。晉被相國——將軍劉裕（宋武帝）取代。統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國（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淵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國，還是隋的重臣。奪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後梁太祖）曾是唐的節度使，之前投黃巢軍，後又反叛。除了幾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國的王朝基本上是被體製內僅次於皇帝的實力派，也就是二號人物所顛覆。
根據《史記》中的記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湯是夏的方伯。所謂方伯，就是討伐不服從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將軍。一個叫葛伯的首領不舉行祭祀，湯以此為由去討伐他。通過這第一次討伐，湯必定能夠逐漸掌握軍事力量，成為夏王朝內部最大的實力派。
殷的祖先契是舜時代的人。母親簡狄是有嫆氏的女兒，據說是吞了玄鳥的蛋後懷孕，生下了契。這種卵生神話在東北亞、朝鮮等地非常多。“夷夏東西說”認為殷出身於東方，卵生傳說便是證據之一。
契幫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麵提到，契被封於商地，所以殷又稱商。文獻記錄顯示從契到湯，殷共遷都八次。《史記》中提到從契到湯共十四世，所以遷都是非常頻繁的。
夏王朝從禹到最後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繼發生過三次王位傳承。如果按世代算，則和諸侯國殷一樣是十四世。在中國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為三十年。“世”這個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書中說，夏持續了458年，《竹書紀年》則稱是472年。
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讓人起疑，那麽其壽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從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計算得出的。是不是從夏代起就有了天幹十二支呢？沒有確證。不過，殷甲骨文中已經以幹支記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數的十二進製法，在這方麵“巴比倫起源說”顯得很有說服力，這也成了“中國文化西方傳來說”的依據。但也並不一定，“天下”是個新詞，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詞是“四方”。四方再切成兩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數也是十二。
殷遺址位於安陽縣小屯村，所以考古學家稱之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層，上麵是龍山文化層，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層了。其中龍山文化層一般很薄。不能說龍山遺址就等於夏遺址，按時期來講，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樣式的遺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後，顯示出向更優秀一方的傾斜，政權和文化層完全一致的看法過於單純。
甲骨文已完全證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們繼續談殷。契之後十四世的湯是個傑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個傑出的臣下，叫伊尹。
明君得名相，國運因此昌隆，這也是中國曆史的一個模式。神話時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於益這個人物而獲得成功的，這在前文已提到。
夏王朝最後一個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稱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又沉迷酒色，是一個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領叛亂不斷，在他討伐有施氏的時候，有施氏獻上妹喜，從此桀對妹喜非常寵愛，言聽計從。有個叫關龍逢的人勸諫，卻被桀抓起來殺掉了。殷湯聽到這件事後歎了口氣，顯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湯關到夏台（監獄），不過最後還是釋放了他。
這也是後來曆史上重複發生的情節模式。在準備要幹掉二號人物湯的時候，這事卻沒能執行。大概要是殺了湯，他背後的勢力不會善罷甘休。
沒過多久，昆吾氏發起叛亂，夏方伯湯前去討伐。不過此時的湯已經下了決心，要推翻暴君桀。
各地的首領跟隨湯參加了對桀的討伐。桀敗退到叫鳴條的地方，湯緊追不舍。《史記·夏本紀》中記載了桀死前的遺言
——吾悔不遂殺湯於夏台，使至此。
這場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讓人覺得黑白分明得太離譜了。夏為中原之主已有很長時間，但殷作為方伯掌握著軍隊，到了湯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馬來。在武力的背後也有文化的力量，製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體現，這也被應用到武器上。
應該這樣認為，在文化上殷壓倒了夏，政權也就隨之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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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代的曆史因有文字記錄而為人所知。尤其是後二百幾十年，因為有豐富的卜辭，所以殷帝國的社會環境就格外詳盡地展示在我們麵前。
這一切多虧了對殷墟的發掘。關於殷墟的發現，有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藥店裏賣一種叫做“龍骨”的東西，人們相信把它磨成粉後飲用，能治療瘧疾。事情發生在1899年，正是義和團事件的前夕。王懿榮（1845—1900）時任國子監祭酒（國立大學校長），他有一個幕僚精通金石學，叫劉鐵雲（即劉鶚，1857—1909）。所謂金石學，指的是古代文字學，是對刻在青銅器及石碑上的文字進行研究的學科。王懿榮因患瘧疾，經常讓人去買龍骨。一個偶然的機會，劉鐵雲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買來的龍骨，在龍骨上有像文字的東西。若是旁人倒也罷了，但浸淫金石學的劉鐵雲注意到，這些文字好像比青銅器上所鑄的文字更為古老。
其實，王懿榮既然能當國子監祭酒，必然也是個優秀的學者，精通金石學。可能王懿榮見到的都是家仆粉碎處理過後的龍骨，因此沒有注意到上麵的文字。在劉鐵雲說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後，兩人就開始著手研究起來。
無獨有偶，同年，山東有個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龍骨，也認為上麵刻的像是古代文字，於是就將這些龍骨贈給對金石學有興趣的湖北巡撫端方（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這些龍骨的重要性，覺得不能白拿，於是每一字支付了二兩銀子。山東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緊搜買同樣的東西。
幾乎是同時，劉鐵雲他們在北京的藥店裏奔波，大量收購龍骨，也就是甲骨。甲骨賣得多，而且還賣得貴，所以藥店和古董店都爭相到產地采購囤積。如果產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買，所以業者撒謊說產地是河南的湯陰縣。劉鐵雲信以為真，還把這些話記錄在自己的著作《鐵雲藏龜》中。而實際的產地是河南省安陽縣的小屯村。這在1910年羅振玉（1866—1940）所著《殷商貞卜文字考》中得到確認。占卜王的出入平安與否的甲骨出土之處，極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國都。這個時代的學者多不承認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對此地的發掘調查就顯得格外重要。
不過，在小屯村被確認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之後又是南北對立，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法正式開展發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派遣董作賓（1895—1963）一行做預備調查，不久，發掘工作正式啟動。在哈佛大學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啟蒙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的兒子），回國後即為發掘隊隊長兼總指揮。除了前麵提到的董作賓，還有其他年輕氣盛的學者參加，有李濟（1896—1979）、夏鼐、尹達（1906—1983，原名劉燿）、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遺址、周口店的北京人發掘調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學調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svenhedin，1865—1952）這些外國學者主導並參加實施的。而殷墟的發掘，最早開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國人。發掘調查需要長期進行，但因為日中戰爭和之後的內戰，中斷了十三年之久。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科學院下設考古研究所，並立即恢複了殷墟的發掘工作。甲骨在戰爭中被疏散到雲南省的昆明，董作賓借此複原了殷曆，於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曆譜》。戰時無法開展發掘調查，所以這可以說是當時考古學界最大的收獲了。在戰前參加了殷墟發掘的尹達，1939年在陝西延安撰寫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戰火並沒有消減他們的熱情，隻是戰前發掘的資料和筆記等被從昆明送往台灣，隊長梁思永、夏鼐、尹達留在了大陸，而李濟、董作賓去了台灣。
發掘工作是恢複了，但不用說，巨大的困難也隨之而來。不過卻有了一個大收獲——發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雖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沒有墳丘，這就是所謂的暗墓，沒有墓碑也沒有建築物，沒有任何墓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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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戰爭阻斷的艱苦的發掘調查，通過對甲骨文的解讀，在我們麵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曆史。
最讓人震驚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的記述幾乎完全正確。殷人連牙痛的時候都會去占卜是哪個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頻頻出現自湯以來的曆代王名。從湯到帝辛（紂）共三十代王，《史記·殷本紀》中列出了他們的名字。
在發明並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記》自然是手抄流傳的。長此以往就難免會有筆誤。在《史記·殷本紀》中所記三十個殷王名中，根據卜辭必須加以訂正的隻有三個字：
（十五代）沃甲→羌甲
（二十六代）庚丁→康丁
（二十八代）太丁→文丁
如果考慮到《史記》以手抄本形式流傳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筆誤應該不會少。卜辭中有的王名在《史記》的殷王譜係中並沒出現，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過，《史記》中說，湯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後世的人們也把他列到王裏，卜辭中也同樣處理。祖己在《史記》中是以勸諫武丁的賢臣身份出現的，他因為是優秀的王族，雖然沒有即位，卻可能像日本的聖德太子那樣掌握實際政治權力。故此，有可能卜辭也將他視為王。
《史記·殷本紀》中還記載了中壬、沃丁、廩辛三王，但並未出現在卜辭中。畢竟很多甲骨被製成了藥粉，所以有丟失的，還有沒被發現的，不能說甲骨記載的是完整的。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距離殷滅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時間了。《竹書紀年》中記載，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從殷王朝創始開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盡管時間已過去這麽久，卻還能保證記載的準確性，確實讓人讚歎。卜辭和《史記》的一致性，徹底否定了殷王朝虛構說，並且，使得《史記》的權威性也越來越高。
那麽，存在過的殷王朝是個怎樣的政權呢？
從海量的卜辭及其內容來研究，殷王朝是個祭政合一的國家，每件事情都會向上天和祖先求問。有大量的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認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還是他們的頭領。殷王根據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說殷是個神國，根據神意而行動的王也就是神聖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雖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間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持續時間約500年的殷代（《三統曆》中為629年，《經世書》中為644年）也曾曆經盛衰。《史記》中說，諸侯即各地部族首領，當他們接踵入朝就是盛時，不怎麽前來的就是衰時。如果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還帶有首領同盟盟主的性質。
從遠祖契受封於商，到湯成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遷都，前文中已提到。湯之後到十九代的盤庚，其間也遷都五次。首次遷都是十代的中丁遷往隞地，相當於現在的河南省鄭州市。鄭州市周邊發現了兩個青銅器工房，其中一個工房內出土了1000多個鑄型。1950年建設新市街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了多處遺址。
龍山文化擁有製造和卵殼一樣薄的黑陶的技術，但沒有留下製作銅器的痕跡。殷代終於進入了青銅器時代，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是劃時代的進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銅製作祭祀用的器具，不過，銅也可以被製成農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發生一次巨大的革新。
如果把製造黑陶所用的旋盤看作龍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製造青銅器所用的坩堝。
遷都到隞的中丁是個怎樣的人物，為什麽要遷都，當時的社會狀況如何，這些都沒有記錄遺留下來。司馬遷在《史記》中說，關於中丁的記錄已經散佚而未能流傳下來。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史記·殷本紀》中記述如上，說的是家庭內部爭鬥不休。對比卜辭和《史記》，王名雖然一致，《史記》中卻有兩處把父子關係和兄弟關係弄錯了。這兩處都是九世時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馬遷，大概也沒到利用卜辭的程度吧。
甲骨文中有相當於“冊”和“典”的文字。“冊”表示把竹簡或木簡串起的形狀，“典”表示把冊鄭重地放在台上，雙手高舉的樣子。據此，就可推斷出殷代也將正式記錄書寫在竹簡或木簡上。甲骨占卜的是實時遇到的問題，充其量是個備忘錄。正式的竹簡、木簡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時就會消失。而並未受到重視的甲骨卻因很難腐壞而保存到了現在，這確實具有諷刺意味。司馬遷說中丁時期的記錄散佚了，指的應該就是冊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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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代王盤庚，被認為是個有能力、有決斷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諸侯久不入朝，盤庚決心要讓王朝再度強盛。為此，他決定遷都。
《史記》中記載，殷的人民雖然長籲短歎非常悲傷，但為了讓人心一新，恢複建國時的上進，盤庚說服人們渡過黃河南下。盤庚選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現在我們稱為殷墟的安陽縣小屯村。
在此之後二百餘年間，殷再也沒有遷都。《史記·殷本紀》記載，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時期也遷過都，但那是因為河水泛濫什麽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臨時措施，之後立刻還都。武乙時期以及之後的卜辭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發現。《史記·殷本紀》把盤庚遷都稱為“南下”，如果沒有“北上”，就沒法把話說圓。
除了甲骨外，殷墟還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大墓裏麵有很多陪葬的青銅器。據說二戰之前進行發掘調查時，還不得不防備前來搶奪出土青銅器的強盜團夥。
殷代青銅器是世界級的謎題，因為這是突然出現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類的製造工藝都有這樣一個過程：先從稚拙的階段開始，再逐漸加以改良、洗練，最後攀升到高級階段。對殷代青銅器來說，並沒發現有這樣一個先行過程，就毫無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級的作品。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有種說法認為，這可能是西亞已經高度發達的青銅技術，通過斯基泰人遊牧民傳到東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鄭州出土的工房和鑄型比殷墟的青銅器顯得稚拙，穩定性也欠佳。看來，殷代青銅器是在中原通過某個適當的階段獨立發展起來的，這種說法非常有力。不過，鄭州也沒有發現更早階段的青銅器，所以“中原起源說”還需進一步證明。
沒有被發現不等於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樣。作為中國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們麵前的甲骨文字，絕不是稚拙階段的產物。它應該是由單純的象形文字發展而來，明顯已進入表意的階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發現，可能是寫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沒有存留下來。用獸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們偶爾在獸骨等利於保存的材料上進行占卜，記錄的文字就被遺留下來。也有很多甲骨被鑽灼取割紋，卻沒有上刻文字。
突發奇想要在甲骨上寫入文字，應該把這理解為文字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發達的階段。否則就會跟研究青銅器一樣，也出現其先祖來自西方的看法。實際情況確實也是如此，已經有人提出了漢字西方傳來之說。
殷代青銅器令人傾倒，比起之後的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要好很多。不僅如此，即使采用現代的技術，也製造不出和殷代青銅器完全一樣的作品。
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銅器主要用於祭祀，而且絕大多數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儀式，人們和神一起主要以飲酒為樂，可能他們認為在醉酒時的恍惚狀態下就能夠和神接近。總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飲酒的，各種各樣形狀的酒器。雖說這些是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卻是毫無疑問的。有些尖刻的中國史學家甚至發出這樣的論調，認為殷因酒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