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麵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1
有人論斷，一八三四年發生律勞卑事件時，清英兩國關係一觸即發，當時事態如果發展下去，鴉片戰爭可能早就發生了。
英國的擴張主義者，當時確實恨得咬牙切齒，對本國政府的優柔寡斷十分憤慨。但鴉片戰爭在律勞卑事件五年之後才發生。
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
從英國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麥尊給商務監督的訓令可以看出，他們是想極力避免同清國的摩擦，首先還是爭取和平進入中國。另外對於主要出口商品“鴉片”的性質，也還是感到有些理虧。
即使當時政府要采取強硬政策，但要獲得國會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難的。有實力的鴉片商人查頓、馬地臣、顛地等人派人回國宣傳“應當打擊清國”，也是在律勞卑事件之後才開始的。
盡管強硬派到處向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遊說，在五年後的鴉片戰爭中，國會裏也隻是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強通過了批準軍費的決議。
當時英國的精神、思想存在著一種奇妙的矛盾。新興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進取精神，貪得無厭地向外謀求大英帝國的利益，特別要求擴大貿易市場。
但另一方麵，人們通過產業革命，親眼看到了機器的偉大，但他們也感到一種不安，擔心人會淪為機器的奴隸。
當時的哲學家卡萊爾這麽寫道：
如果非要用一個形容詞來表現現代的性質的話，那麽，我們不想稱它為英雄的、信仰的、哲學的或道德的時代，而首先想稱它為機器的時代。從詞的外在和內在的一切意義來說，現代完全是機器的時代。……不僅是人的雙手，就連頭腦和心也變成機器的了。……
這裏產生了追求“人的尊嚴”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義和博愛主義的精神。
當時不單純是對清國的強硬派橫行一時，也還有一群人道主義者譴責鴉片的無人性。
從清朝方麵來說，也不願意同英國發生事端。律勞卑事件的解決，道光皇帝嘉獎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而免釁端”，就是因為他的處理沒有導致戰爭。
說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實力，那是言過其實。當政者也深知軍隊的軟弱，連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諭中也慨歎“武備廢弛”。在征討連州瑤族叛亂時，士兵因吸鴉片而根本不起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清朝方麵也盡量避免衝突，弛禁論就這樣冒了出來。這種弛禁論使廣州和澳門的外國鴉片商人大為高興，以為清國正在屈服。
律勞卑死後，德庇時提升為英國商務總監督。他曾是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比海軍軍人律勞卑穩健，一味采取靜觀的態度。英國的鴉片商人們不滿意他的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反對，而且派出全權代表團，建議本國政府率領軍艦去北京。這個時期因律勞卑的氣死而產生的激動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時任職不到四個月就下台了。
羅賓臣被任命為德庇時的後任，他大體上也繼承了德庇時的方針。
弛禁論就是在羅賓臣擔任總監督官時期抬頭的。羅賓臣對許太常奏議和廣東複奏抱著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廣州的外國商人，一時也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弛禁論出現的一八三六年，鴉片的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萬箱。
在廣州的清國官員中，也同樣洋溢著弛禁的氣氛。因為廣東複奏是從這裏發出的。可以說這裏是弛禁論的發源地。
伍紹榮、盧繼光等公行的人，邀請學海堂的學者們，大開宴會。
學海堂是道光四年由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建的一所學堂，曆史比較短。阮元曾著有《疇人傳》，介紹過代數學，並在《天象賦》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學術，是一個進步的人物；後來擔任大學士，曆任刑部、兵部的尚書。他在中央時，人們都知道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鏞不睦。他是“實學派”，而曹振鏞卻認為寫端正的楷書就是政治。他們的意見對立，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一個由阮元所創建的學海堂，卻成了弛禁論者的大本營，這大概是由於他的“實學”遭到了極大的歪曲。
最覺得掃興的是韓肇慶。他當初由於取締鴉片的功勞而被升為副將。他把一部分作默許費的鴉片交給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現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廣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隻日益增多，商人們就逐漸把默許費壓低了。
禁嚴才付默許費，禁弛，當然就沒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了。收入減少當然不愉快。因此他變成了“嚴禁論者”。
於是他通過有關方麵，懇求軍機大臣穆彰阿嚴禁鴉片。但是沒有答複。不僅如此，有一天，海關監督把他叫去，跟他說：“暫時停止取締鴉片！這是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下的特別指示。違背這個指示，對你將會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是多麽的可怕。韓肇慶的情緒更加消沉了。
盧繼光的希望也同樣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韓肇慶那兒去告密，說有兩個名叫簡誼譚和連承文的小夥子不僅私賣鴉片，甚至還在鴉片裏摻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購茶葉時，曾對連承文溜須拍馬，為公行大肆活動。可是卻中了連維材的計謀，弄得麵子掃地。他滿以為這次是挽回麵子的好機會，跑去唆使韓肇慶。可韓肇慶卻皺巴著臉說：“你來報告是好事。不過，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麽呀？”郭青吃了一驚，這麽問道。
“現在要想逮捕這些家夥，我可能就會完蛋。”
盧繼光聽了郭青的報告，咂了咂舌頭說道：“弛禁也不盡是好事呀！叫那小子發財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決定之前，認為弛禁對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廣東進行這方麵工作。
簡誼譚和連承文乘著這股弛禁的浪潮，大賺了一筆錢，整夜整夜地在廣州的妓院裏拍著手兒，大聲地唱著淫穢的小調，沉湎在酒色之中。
廣州的國內外商人，就這樣在提前製造一種弛禁的繁榮景象。其實中央的形勢正朝著與他們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態度並沒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倒向弛禁。連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個人經驗”，他隻認為皇帝的猶豫是受反弛禁論的影響。
關於朱嶟與許球的反駁，前麵已經說過。除了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論。像江南道禦史袁玉麟就極其猛烈地抨擊了弛禁論。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論點：
即使按舊例，鴉片每百斤課稅銀三兩和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二萬箱隻不過十二三萬兩；加倍課稅為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也隻是五十餘萬兩。弛禁課稅論乃是僅見小利而傷大體的妄說。
外夷售鴉片，為欲獲銀，不會同意“以貨易貨”，一定暗中攫取內地之銀。總之，漏銀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是否認真監視銀的流出。認真查辦，鴉片之禁可行，銀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認真，即使弛禁鴉片，禁銀出洋肯定也會忽視。
如允許栽培罌粟，鴉片之利數倍於農，無知小民將會棄農奔利。人口日增，穀產日耗。這樣，即使連年豐收，亦不能充分養活戶口。如遇災害，則將束手無策。
至於所謂愚民自縮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應沐一切人民。
所謂禁亦無效，等於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內和平，盜奸事件仍有發生。雖禁盜奸，事件仍然不絕，但從未因此而聽到要求弛禁盜奸之議論。何況鴉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實無道理。
淡巴菰（煙草）過去一向禁止，解禁後亦無害。因此有人主張鴉片亦應按此辦理。淡巴菰確實無益，但不至因之“廢事耗神”，怎能將它與鴉片相比。
所謂禁嚴則賄賂多，禁弛則賄賂少。但此乃綱紀問題。奉法如得人，雖禁鴉片，亦不會有賄賂；奉法如不得其人，雖弛禁鴉片，賄賂仍將以某種形式橫行。
袁玉麟所說的“得人”，確實是說到了點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樣，他們的奏文雖然詞句不夠文雅，但確實將弛禁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從此以後，弛禁鴉片的議論再也沒有公開露麵過。它在輿論上失敗了。
另外，廣東複奏的主持人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並不是積極的弛禁論者，這也是弛禁論的弱點。他們沒有熱情對反弛禁論再一次進行反駁。
就鄧廷楨來說，據說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論者，對他進行了勸說。
廣州的司後街有一所官立學校，名叫越華書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當時的鹽運司範時紀創建的，是比學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學校。這所學校的主講教官陳鴻墀著有《全唐文紀事》等著作。在廣州掀起弛禁論的高xdx潮時，他是嚴禁論的急先鋒。他是總督鄧廷楨的門生，據說他跟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約好，要在總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間的閑談中批判弛禁論。
朋友中有一個叫李可瓊的老人說道：“鴉片要不嚴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擔心，將來說不定自己的子孫也會吸上鴉片，傾家蕩產，落個悲慘的下場。”
李可瓊這麽一說，陳鴻墀大聲說道：“事關天下的風化！擔心一家之私事，與擔心吾師（指總督）百年之後，在青史上被寫上倡導弛禁的魁首，損傷其名聲相比，那算什麽呀！”
不知道這是否是事先導演好的一幕戲。不過，據說鄧廷楨就因為這幾句話而大大地覺悟了。他以後再沒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同林則徐齊心協力，共赴難局。
如果加以推測的話，廣州的兩所名牌學校越華書院和學海堂的對立，也許就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後來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時，越華書院是他的行轅。這所曆史悠久、正統的學校，當時已受到新興的學海堂相當嚴重的欺壓。學海堂的規模大，正處於興盛發展時期。當學海堂的學者傾向於弛禁時，越華書院的人很可能是乘這個機會來反對他們。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可以說是弛禁論的點火人。他和龔定庵是同鄉，都是浙江仁和人。嘉慶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廣州的粵秀書院擔任過兩年教官。
這些情況不能不令人感到，廣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關於鴉片的嚴禁和弛禁的論爭裏去了。
附帶說一下，學海堂就是現在廣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華書院在光緒二十九年停辦。許乃濟曾經執教的粵秀書院變為後來省立大學的附屬中學。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連維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兩個來月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待在廈門的望潮山房裏。
他既未去廣州，也沒有去北方。
他俯視著大海，深深地感到“時間”的逼近。
時間與他播下的種子並無關係，照常邁動它的步伐。他隻想在各個方麵接上導火線，看著時間的破壞力。他感到有點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視它的勇氣。破壞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這一年的年底，英國商務總監督羅賓臣辭職，由查爾斯?義律繼任。義律曾作為律勞卑的隨員來過清國，在清國待過兩年多時間。
義律一就任，就通過公行向兩廣總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廣州管理商務。
自從律勞卑退出廣州後，英國的商務監督一直住在澳門，未曾進入廣州。以前的大班——即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員，獲得清朝政府的允許，平時都住在廣州。清朝方麵采取的方針是，準許民間人士住在廣州，“夷官”則不準。
總督向北京奏報說：
英夷義律者，奉本國之命，前來監督本國之商人和船員。現在夷船雲集於黃埔，商人與船員之中，不識天朝法律不在少數，為恐徒增事端，希望親自常住廣州，以便管理雲雲。
雖非大班，但“名異實同”。則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準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為或者勾結漢奸圖謀私利之情事，當即驅令其歸國，以絕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陽曆二月二十二日），批準了這個奏報。
林則徐於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達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進士的舊友和同鄉們的歡迎，住宿於城外的三官廟。
以前在江蘇協助過他的征稅能手予厚庵也來到北京。林則徐的日記上記載著他們久別重逢、歡談舊誼的情景。
朝廷向廣東發出準許義律進入廣州的指示時，林則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會見吳鍾世，聽取各種情報。
“老大人的情況如何？”他這麽一問，吳鍾世搖了搖頭說：
“鴉片把人變成鬼啦！不定庵裏住著一個鬼。”
林則徐中進士待在北京時，吳鍾世的父親還正當壯年，是一位慷慨之士。他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懷有各種抱負，林則徐曾多次向他請教。而現在他已瘦得皮包骨頭，整天把蠟黃的臉衝著天棚，躺倒在床上。枕邊擺著吸食鴉片的器具，他的眼睛已變成鴉片鬼的那種帶淚的眼，林則徐的模樣恐怕已經映不進他的眼簾；不，即使能映進去，肯定也喪失了識別人的機能。
林則徐了解他過去的情況。他的變化，使林則徐感到一陣淒涼。
王尚辰寫過一首《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蠶蠱，皂鴉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搗春華，摶就相思一塊土。
相思土碎青煙飛，拌使內地輸金錢；
閭閻元氣日澆薄，縕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朝暮無已時。
但願不識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遲。
籲嗟乎！
世間多少奇男子，一生甘為相思死。
傳說印度在栽培罌粟時，把相親相愛的年輕男女捆綁起來，當兩人的情欲達到最高xdx潮時，用利刃刺穿他們的心髒，用流出的縷縷鮮血來澆灌。——這個傳說當時在中國相當流行。大概是人們一旦吸上了鴉片就很難斷絕，這和相思的男女難分難舍很相似，因此而編造了這樣的故事。在詩中也稱鴉片為“相思草”。
吳鍾世的父親確實如他的兒子所說的那樣，已經不是人，而是一個鴉片鬼。
吳鍾世從林則徐那兒拿的津貼並不少，但光靠這筆錢還不能支付父親的鴉片費。他現在協助金順記的工作，才勉強能應付。有了這樣的工作他才得了救，否則他恐怕怎麽也弄不到鴉片。
當時犯罪的動機，大半都是與鴉片有關。
“燃眉之急的問題是鴉片。”林則徐痛切地這麽認為。
鴉片問題不僅是同保守派針鋒相對地鬥爭而產生的一種爭論，其本身是關係到國民是否滅亡的最緊迫的問題。
二月五日，林則徐從北京出發，奔赴新的任地。他已被任命為湖廣總督。
這個官名因有一個“廣”字，往往被誤解可能與廣東方麵有關。其實湖廣總督是管轄湖北、湖南兩省的總督。有時稱作湖北湖南總督，在兼管四川省的時期，曾叫川湖總督。
三月四日，林則徐到達漢口；第二天進入總督駐地武昌城。
武昌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陷入革命軍手中；這個城市在推翻清朝方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華民國於第二年成立。民國元年恰好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遂定為紀念節日“雙十節”。
在親眼看到武昌的街頭高呼革命成功萬歲的老人們當中，恐怕還有人隱約記得林則徐當總督的時代。武昌革命距林則徐到任七十三年。
3
道光十七年三月，林則徐到達武昌任湖廣總督時，龔定庵任禮部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主事，兼任祠祭司，為正六品官。
清朝行政機構的“六部”，來源於周代的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製，概略地說，其所管轄的事項如下：
吏部——一般行政
戶部——財政
禮部——典禮
兵部——軍事
刑部——司法
工部——技術、建設
沒有專管外交的部。這是因為清朝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華對等，因而不能有對等的外交。這種天朝的思想意識，承認民間的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但不準英國的官吏——商務監督入境。律勞卑不僅擅自進入廣州，而且要求對等地交換信件，因此，“天朝”的政府認為這是荒謬絕倫的行為。
接待進貢國或外藩，同它們交涉，由禮部承擔。所以勉強地說，外交屬“禮部”管轄。但就對外貿易來說，因有海關的關係，而海關屬戶部所管，所以戶部也承擔了一部分外交任務。
由此可見中國的“部”相當於日本的“省”。現在中國仍使用“部”字，如內閣的各機構就有民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等。這是繼承了“六部”以來的傳統。
部的長官為“尚書”，滿族、漢族各一人擔任，所以各部有兩名長官，如道光十七年吏部漢族尚書為湯金釗，滿族尚書是奕經。副長官為“侍郎”，侍郎分左侍郎與右侍郎，而且與尚書同樣，分別由滿漢各一人擔任，合計有四名副長官。
按順序排列，侍郎以下有郎中、員外郎、主事。郎中相當於日本的局長，員外郎相當於部長，主事則大體相當於課長。日本的局長、部長、課長，相當於中國的司局長、處長、科長。
定庵也於這一年被選任為湖北的同知。但他沒有赴任。同知為正五品官，是知府的輔佐官。
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順序是省、道、府、州、縣。中國的縣比日本的縣小，可以大體比作日本的“郡”。中國的知縣相當於日本的縣知事。他不過是個七品的官兒。中國的府大體相當於日本的府、縣。府的長官叫知府，同知相當於副知府。
湖北有林則徐，定庵雖然也想去那裏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去了就再也見不到默琴了，因此他還是以六品官在北京，而沒有到地方上去當五品官。
這一年定庵有不少有關佛教的著述，校訂了七卷《龍藏考證》和七卷《三普銷文記》等。
弛禁論到這一年已經銷聲匿跡了。許乃濟上奏弛禁，反而導致了嚴禁氣氛的增強。
義律雖獲準進入廣州，但在那兒無事可做，又返回了澳門。原因是英國政府要采取同清國對等的立場，不準義律以“稟”（請求書）的形式通過公行與清國官方接觸。而清國方麵的態度雖準許義律入境，但仍按以前大班的舊例，堅持“如有要求，應通過公行呈稟”的原則。清英兩國的關係再次出現緊張的氣氛。
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麵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在許球主張嚴禁鴉片的奏文中，曾列舉了夷商中九名最惡劣的鴉片販子。兩廣總督鄧廷楨通過公行的伍紹榮，命令這九人撤回澳門。但這九人仍賴在廣州不走。
這一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即位。
道光十七年，對道光皇帝來說，又值第七個不祥的“凶年”。但這一年骨肉親人中誰也沒有死。
皇帝的情緒略有好轉。看來已脫離倦怠期而進入勤勉的季節。寢宮養心殿裏燈火徹夜通明。他在燈光下執著朱筆，批閱奏文。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麵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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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論斷，一八三四年發生律勞卑事件時，清英兩國關係一觸即發，當時事態如果發展下去，鴉片戰爭可能早就發生了。
英國的擴張主義者，當時確實恨得咬牙切齒，對本國政府的優柔寡斷十分憤慨。但鴉片戰爭在律勞卑事件五年之後才發生。
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
從英國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麥尊給商務監督的訓令可以看出，他們是想極力避免同清國的摩擦，首先還是爭取和平進入中國。另外對於主要出口商品“鴉片”的性質，也還是感到有些理虧。
即使當時政府要采取強硬政策，但要獲得國會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難的。有實力的鴉片商人查頓、馬地臣、顛地等人派人回國宣傳“應當打擊清國”，也是在律勞卑事件之後才開始的。
盡管強硬派到處向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遊說，在五年後的鴉片戰爭中，國會裏也隻是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強通過了批準軍費的決議。
當時英國的精神、思想存在著一種奇妙的矛盾。新興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進取精神，貪得無厭地向外謀求大英帝國的利益，特別要求擴大貿易市場。
但另一方麵，人們通過產業革命，親眼看到了機器的偉大，但他們也感到一種不安，擔心人會淪為機器的奴隸。
當時的哲學家卡萊爾這麽寫道：
如果非要用一個形容詞來表現現代的性質的話，那麽，我們不想稱它為英雄的、信仰的、哲學的或道德的時代，而首先想稱它為機器的時代。從詞的外在和內在的一切意義來說，現代完全是機器的時代。……不僅是人的雙手，就連頭腦和心也變成機器的了。……
這裏產生了追求“人的尊嚴”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義和博愛主義的精神。
當時不單純是對清國的強硬派橫行一時，也還有一群人道主義者譴責鴉片的無人性。
從清朝方麵來說，也不願意同英國發生事端。律勞卑事件的解決，道光皇帝嘉獎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而免釁端”，就是因為他的處理沒有導致戰爭。
說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實力，那是言過其實。當政者也深知軍隊的軟弱，連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諭中也慨歎“武備廢弛”。在征討連州瑤族叛亂時，士兵因吸鴉片而根本不起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清朝方麵也盡量避免衝突，弛禁論就這樣冒了出來。這種弛禁論使廣州和澳門的外國鴉片商人大為高興，以為清國正在屈服。
律勞卑死後，德庇時提升為英國商務總監督。他曾是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比海軍軍人律勞卑穩健，一味采取靜觀的態度。英國的鴉片商人們不滿意他的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反對，而且派出全權代表團，建議本國政府率領軍艦去北京。這個時期因律勞卑的氣死而產生的激動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時任職不到四個月就下台了。
羅賓臣被任命為德庇時的後任，他大體上也繼承了德庇時的方針。
弛禁論就是在羅賓臣擔任總監督官時期抬頭的。羅賓臣對許太常奏議和廣東複奏抱著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廣州的外國商人，一時也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弛禁論出現的一八三六年，鴉片的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萬箱。
在廣州的清國官員中，也同樣洋溢著弛禁的氣氛。因為廣東複奏是從這裏發出的。可以說這裏是弛禁論的發源地。
伍紹榮、盧繼光等公行的人，邀請學海堂的學者們，大開宴會。
學海堂是道光四年由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建的一所學堂，曆史比較短。阮元曾著有《疇人傳》，介紹過代數學，並在《天象賦》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學術，是一個進步的人物；後來擔任大學士，曆任刑部、兵部的尚書。他在中央時，人們都知道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鏞不睦。他是“實學派”，而曹振鏞卻認為寫端正的楷書就是政治。他們的意見對立，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一個由阮元所創建的學海堂，卻成了弛禁論者的大本營，這大概是由於他的“實學”遭到了極大的歪曲。
最覺得掃興的是韓肇慶。他當初由於取締鴉片的功勞而被升為副將。他把一部分作默許費的鴉片交給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出現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廣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隻日益增多，商人們就逐漸把默許費壓低了。
禁嚴才付默許費，禁弛，當然就沒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了。收入減少當然不愉快。因此他變成了“嚴禁論者”。
於是他通過有關方麵，懇求軍機大臣穆彰阿嚴禁鴉片。但是沒有答複。不僅如此，有一天，海關監督把他叫去，跟他說：“暫時停止取締鴉片！這是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下的特別指示。違背這個指示，對你將會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是多麽的可怕。韓肇慶的情緒更加消沉了。
盧繼光的希望也同樣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韓肇慶那兒去告密，說有兩個名叫簡誼譚和連承文的小夥子不僅私賣鴉片，甚至還在鴉片裏摻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購茶葉時，曾對連承文溜須拍馬，為公行大肆活動。可是卻中了連維材的計謀，弄得麵子掃地。他滿以為這次是挽回麵子的好機會，跑去唆使韓肇慶。可韓肇慶卻皺巴著臉說：“你來報告是好事。不過，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麽呀？”郭青吃了一驚，這麽問道。
“現在要想逮捕這些家夥，我可能就會完蛋。”
盧繼光聽了郭青的報告，咂了咂舌頭說道：“弛禁也不盡是好事呀！叫那小子發財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決定之前，認為弛禁對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廣東進行這方麵工作。
簡誼譚和連承文乘著這股弛禁的浪潮，大賺了一筆錢，整夜整夜地在廣州的妓院裏拍著手兒，大聲地唱著淫穢的小調，沉湎在酒色之中。
廣州的國內外商人，就這樣在提前製造一種弛禁的繁榮景象。其實中央的形勢正朝著與他們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態度並沒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倒向弛禁。連穆彰阿也不了解皇帝的“個人經驗”，他隻認為皇帝的猶豫是受反弛禁論的影響。
關於朱嶟與許球的反駁，前麵已經說過。除了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論。像江南道禦史袁玉麟就極其猛烈地抨擊了弛禁論。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論點：
即使按舊例，鴉片每百斤課稅銀三兩和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二萬箱隻不過十二三萬兩；加倍課稅為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也隻是五十餘萬兩。弛禁課稅論乃是僅見小利而傷大體的妄說。
外夷售鴉片，為欲獲銀，不會同意“以貨易貨”，一定暗中攫取內地之銀。總之，漏銀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是否認真監視銀的流出。認真查辦，鴉片之禁可行，銀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認真，即使弛禁鴉片，禁銀出洋肯定也會忽視。
如允許栽培罌粟，鴉片之利數倍於農，無知小民將會棄農奔利。人口日增，穀產日耗。這樣，即使連年豐收，亦不能充分養活戶口。如遇災害，則將束手無策。
至於所謂愚民自縮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應沐一切人民。
所謂禁亦無效，等於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內和平，盜奸事件仍有發生。雖禁盜奸，事件仍然不絕，但從未因此而聽到要求弛禁盜奸之議論。何況鴉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實無道理。
淡巴菰（煙草）過去一向禁止，解禁後亦無害。因此有人主張鴉片亦應按此辦理。淡巴菰確實無益，但不至因之“廢事耗神”，怎能將它與鴉片相比。
所謂禁嚴則賄賂多，禁弛則賄賂少。但此乃綱紀問題。奉法如得人，雖禁鴉片，亦不會有賄賂；奉法如不得其人，雖弛禁鴉片，賄賂仍將以某種形式橫行。
袁玉麟所說的“得人”，確實是說到了點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樣，他們的奏文雖然詞句不夠文雅，但確實將弛禁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從此以後，弛禁鴉片的議論再也沒有公開露麵過。它在輿論上失敗了。
另外，廣東複奏的主持人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並不是積極的弛禁論者，這也是弛禁論的弱點。他們沒有熱情對反弛禁論再一次進行反駁。
就鄧廷楨來說，據說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論者，對他進行了勸說。
廣州的司後街有一所官立學校，名叫越華書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當時的鹽運司範時紀創建的，是比學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學校。這所學校的主講教官陳鴻墀著有《全唐文紀事》等著作。在廣州掀起弛禁論的高xdx潮時，他是嚴禁論的急先鋒。他是總督鄧廷楨的門生，據說他跟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約好，要在總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間的閑談中批判弛禁論。
朋友中有一個叫李可瓊的老人說道：“鴉片要不嚴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擔心，將來說不定自己的子孫也會吸上鴉片，傾家蕩產，落個悲慘的下場。”
李可瓊這麽一說，陳鴻墀大聲說道：“事關天下的風化！擔心一家之私事，與擔心吾師（指總督）百年之後，在青史上被寫上倡導弛禁的魁首，損傷其名聲相比，那算什麽呀！”
不知道這是否是事先導演好的一幕戲。不過，據說鄧廷楨就因為這幾句話而大大地覺悟了。他以後再沒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同林則徐齊心協力，共赴難局。
如果加以推測的話，廣州的兩所名牌學校越華書院和學海堂的對立，也許就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後來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時，越華書院是他的行轅。這所曆史悠久、正統的學校，當時已受到新興的學海堂相當嚴重的欺壓。學海堂的規模大，正處於興盛發展時期。當學海堂的學者傾向於弛禁時，越華書院的人很可能是乘這個機會來反對他們。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可以說是弛禁論的點火人。他和龔定庵是同鄉，都是浙江仁和人。嘉慶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廣州的粵秀書院擔任過兩年教官。
這些情況不能不令人感到，廣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關於鴉片的嚴禁和弛禁的論爭裏去了。
附帶說一下，學海堂就是現在廣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華書院在光緒二十九年停辦。許乃濟曾經執教的粵秀書院變為後來省立大學的附屬中學。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連維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兩個來月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待在廈門的望潮山房裏。
他既未去廣州，也沒有去北方。
他俯視著大海，深深地感到“時間”的逼近。
時間與他播下的種子並無關係，照常邁動它的步伐。他隻想在各個方麵接上導火線，看著時間的破壞力。他感到有點可怕，但他提醒自己要有正視它的勇氣。破壞力愈大，突破口也愈大。
這一年的年底，英國商務總監督羅賓臣辭職，由查爾斯?義律繼任。義律曾作為律勞卑的隨員來過清國，在清國待過兩年多時間。
義律一就任，就通過公行向兩廣總督提出要求，希望去廣州管理商務。
自從律勞卑退出廣州後，英國的商務監督一直住在澳門，未曾進入廣州。以前的大班——即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員，獲得清朝政府的允許，平時都住在廣州。清朝方麵采取的方針是，準許民間人士住在廣州，“夷官”則不準。
總督向北京奏報說：
英夷義律者，奉本國之命，前來監督本國之商人和船員。現在夷船雲集於黃埔，商人與船員之中，不識天朝法律不在少數，為恐徒增事端，希望親自常住廣州，以便管理雲雲。
雖非大班，但“名異實同”。則是否可比照大班之往例，準之入境？但若其有擅自非為或者勾結漢奸圖謀私利之情事，當即驅令其歸國，以絕弊源。……
第二年——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陽曆二月二十二日），批準了這個奏報。
林則徐於道光十七年正月四日到達北京，受到跟他同年中進士的舊友和同鄉們的歡迎，住宿於城外的三官廟。
以前在江蘇協助過他的征稅能手予厚庵也來到北京。林則徐的日記上記載著他們久別重逢、歡談舊誼的情景。
朝廷向廣東發出準許義律進入廣州的指示時，林則徐正在北京。他一有空就悄悄地會見吳鍾世，聽取各種情報。
“老大人的情況如何？”他這麽一問，吳鍾世搖了搖頭說：
“鴉片把人變成鬼啦！不定庵裏住著一個鬼。”
林則徐中進士待在北京時，吳鍾世的父親還正當壯年，是一位慷慨之士。他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懷有各種抱負，林則徐曾多次向他請教。而現在他已瘦得皮包骨頭，整天把蠟黃的臉衝著天棚，躺倒在床上。枕邊擺著吸食鴉片的器具，他的眼睛已變成鴉片鬼的那種帶淚的眼，林則徐的模樣恐怕已經映不進他的眼簾；不，即使能映進去，肯定也喪失了識別人的機能。
林則徐了解他過去的情況。他的變化，使林則徐感到一陣淒涼。
王尚辰寫過一首《相思曲》：
炎荒瘴毒金蠶蠱，皂鴉嘬人肌骨腐；
磨脂滴血搗春華，摶就相思一塊土。
相思土碎青煙飛，拌使內地輸金錢；
閭閻元氣日澆薄，縕化作相思天。
相思兮相思，朝暮無已時。
但願不識相思味，待到相思悔已遲。
籲嗟乎！
世間多少奇男子，一生甘為相思死。
傳說印度在栽培罌粟時，把相親相愛的年輕男女捆綁起來，當兩人的情欲達到最高xdx潮時，用利刃刺穿他們的心髒，用流出的縷縷鮮血來澆灌。——這個傳說當時在中國相當流行。大概是人們一旦吸上了鴉片就很難斷絕，這和相思的男女難分難舍很相似，因此而編造了這樣的故事。在詩中也稱鴉片為“相思草”。
吳鍾世的父親確實如他的兒子所說的那樣，已經不是人，而是一個鴉片鬼。
吳鍾世從林則徐那兒拿的津貼並不少，但光靠這筆錢還不能支付父親的鴉片費。他現在協助金順記的工作，才勉強能應付。有了這樣的工作他才得了救，否則他恐怕怎麽也弄不到鴉片。
當時犯罪的動機，大半都是與鴉片有關。
“燃眉之急的問題是鴉片。”林則徐痛切地這麽認為。
鴉片問題不僅是同保守派針鋒相對地鬥爭而產生的一種爭論，其本身是關係到國民是否滅亡的最緊迫的問題。
二月五日，林則徐從北京出發，奔赴新的任地。他已被任命為湖廣總督。
這個官名因有一個“廣”字，往往被誤解可能與廣東方麵有關。其實湖廣總督是管轄湖北、湖南兩省的總督。有時稱作湖北湖南總督，在兼管四川省的時期，曾叫川湖總督。
三月四日，林則徐到達漢口；第二天進入總督駐地武昌城。
武昌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陷入革命軍手中；這個城市在推翻清朝方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華民國於第二年成立。民國元年恰好是日本的大正元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遂定為紀念節日“雙十節”。
在親眼看到武昌的街頭高呼革命成功萬歲的老人們當中，恐怕還有人隱約記得林則徐當總督的時代。武昌革命距林則徐到任七十三年。
3
道光十七年三月，林則徐到達武昌任湖廣總督時，龔定庵任禮部主事，四月補主客司主事，兼任祠祭司，為正六品官。
清朝行政機構的“六部”，來源於周代的天、地、春、夏、秋、冬的六官製，概略地說，其所管轄的事項如下：
吏部——一般行政
戶部——財政
禮部——典禮
兵部——軍事
刑部——司法
工部——技術、建設
沒有專管外交的部。這是因為清朝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華對等，因而不能有對等的外交。這種天朝的思想意識，承認民間的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但不準英國的官吏——商務監督入境。律勞卑不僅擅自進入廣州，而且要求對等地交換信件，因此，“天朝”的政府認為這是荒謬絕倫的行為。
接待進貢國或外藩，同它們交涉，由禮部承擔。所以勉強地說，外交屬“禮部”管轄。但就對外貿易來說，因有海關的關係，而海關屬戶部所管，所以戶部也承擔了一部分外交任務。
由此可見中國的“部”相當於日本的“省”。現在中國仍使用“部”字，如內閣的各機構就有民政部、外交部、國防部等。這是繼承了“六部”以來的傳統。
部的長官為“尚書”，滿族、漢族各一人擔任，所以各部有兩名長官，如道光十七年吏部漢族尚書為湯金釗，滿族尚書是奕經。副長官為“侍郎”，侍郎分左侍郎與右侍郎，而且與尚書同樣，分別由滿漢各一人擔任，合計有四名副長官。
按順序排列，侍郎以下有郎中、員外郎、主事。郎中相當於日本的局長，員外郎相當於部長，主事則大體相當於課長。日本的局長、部長、課長，相當於中國的司局長、處長、科長。
定庵也於這一年被選任為湖北的同知。但他沒有赴任。同知為正五品官，是知府的輔佐官。
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順序是省、道、府、州、縣。中國的縣比日本的縣小，可以大體比作日本的“郡”。中國的知縣相當於日本的縣知事。他不過是個七品的官兒。中國的府大體相當於日本的府、縣。府的長官叫知府，同知相當於副知府。
湖北有林則徐，定庵雖然也想去那裏從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去了就再也見不到默琴了，因此他還是以六品官在北京，而沒有到地方上去當五品官。
這一年定庵有不少有關佛教的著述，校訂了七卷《龍藏考證》和七卷《三普銷文記》等。
弛禁論到這一年已經銷聲匿跡了。許乃濟上奏弛禁，反而導致了嚴禁氣氛的增強。
義律雖獲準進入廣州，但在那兒無事可做，又返回了澳門。原因是英國政府要采取同清國對等的立場，不準義律以“稟”（請求書）的形式通過公行與清國官方接觸。而清國方麵的態度雖準許義律入境，但仍按以前大班的舊例，堅持“如有要求，應通過公行呈稟”的原則。清英兩國的關係再次出現緊張的氣氛。
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麵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在許球主張嚴禁鴉片的奏文中，曾列舉了夷商中九名最惡劣的鴉片販子。兩廣總督鄧廷楨通過公行的伍紹榮，命令這九人撤回澳門。但這九人仍賴在廣州不走。
這一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即位。
道光十七年，對道光皇帝來說，又值第七個不祥的“凶年”。但這一年骨肉親人中誰也沒有死。
皇帝的情緒略有好轉。看來已脫離倦怠期而進入勤勉的季節。寢宮養心殿裏燈火徹夜通明。他在燈光下執著朱筆，批閱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