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他們來了。”我看見墳場外麵的短牆揚起一片黃塵,接著一輔外交牌照的賓士牌汽車慢慢的停在鐵門的入口處。


    荷西和我都沒有動,泥水工正在拌水泥,加裏樸素得如一個長肥皂盒的棺木靜靜的放在牆邊。


    炎熱的陽光下,隻聽見蒼蠅成群的嗡嗡聲在四周回響著,雖然這一道如同兩層樓那麽高的牆都被水泥封死了,但是砌在裏麵的棺木還是發出一陣陣令人不舒服的氣味,要放入加裏的那一個牆洞是在底層,正張著黑色的大嘴等著屍體去填滿它。


    那個瑞典領事的身後跟著一個全身穿黑色長袍的教士,年輕紅潤的臉孔,被一頭如嬉皮似的金發罩到肩膀。


    這兩人下車時,正高聲的說著一件有趣的事,高昂的笑聲從門外就傳了過來。


    等他們看見等著的我們時,才突然收住了滿臉的笑紋,他們走過來時,還抿著嘴,好似意猶未盡的樣子。“啊!你們已經來了。”領事走過來打招呼。


    “日安!”我回答他。


    “這是神父夏米葉,我們領事館請來的。”


    “您好!”我們彼此又握了握手。


    四個人十分窘迫的站了一會,沒有什麽話說。


    “好吧!我們開始吧!”神父咳了一聲就走近加裏的棺木邊去。


    他拿出聖經來用瑞典文念了一段經節,然後又用瑞典文說了幾句我們聽不懂的話,不過兩分鍾的時間吧,他表示說完了,做了一個手勢。


    我們請墳園的泥水工將加裏的棺木推到牆內的洞裏去,大家看著棺木完全推進去了,神父這才拿出一個小瓶子來,裏麵裝著一些水。


    “這個,你來灑吧!”他一麵用手很小心的摸著他的長發,一麵將水瓶交給我。


    “是家屬要灑的?”


    “是,也不是。”領事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我拿起瓶子來往加裏的棺木上灑了幾滴水,神父站在我旁邊突然劃了一個十字。


    “好了!可以封上了。”領事對泥水工說。


    “等一下。”我將一把加裏院子裏的花丟到他的棺材上去,泥水工這才一塊磚一塊磚的封起牆來。


    我們四個人再度沉默的木立著,不知說什麽好。“請問你們替加裏付了多少醫藥費?”


    “帳單在這裏,不多,住院時先付了一大半。”荷西將帳單拿出來。


    “好,明後天請你們再來一次,我們弄好了文件就會結清給你們,好在加裏自己的錢還有剩。”


    “謝謝!”我們簡短的說了一句。


    這時墳場刮起了一陣風,神父將他的聖經夾在腋下,兩隻手不斷的理他的頭發,有禮的舉止卻蓋不住他的不耐。“這樣吧!我們很忙,先走了,這麵牆——”


    “沒關係,我們等他砌好了再走,您們請便。”我很快的說。


    “那好,加裏的家屬我們已經通知了,到現在沒有回音,他的衣物——唉!”


    “我們會理好送去領事館的,這不重要了。”


    “好,那麽再見了。”


    “再見!謝謝你們來。”等砌好了牆,我再看了一眼這麵完全是死人居所的牆,給了泥水工他該得的費用,也大步的跟荷西一起走出去。


    荷西與我離開了撒哈拉沙漠之後,就搬到了近西北非在大西洋海中的西屬加納利群島暫時安居下來。


    在我們租下新家的這個沿海的社區裏,住著大約一百多戶人家,這兒大半是白色的平房,沿著山坡往一個平靜的小海灣裏建築下去。


    雖說它是西班牙的屬地,我們住的地方卻完完全全是北歐人來度假、退休、居留的一塊樂土,西班牙人反倒不多見。


    這兒終年不雨,陽光普照,四季如春,尤其是我們選擇的海灣,往往散步兩三小時也碰不到一個人影。海灘就在家的下麵,除了偶爾有一兩個步伐蹣跚的老人拖著狗在曬太陽之外,這一片地方安詳得近乎荒涼,望著一排排美麗的洋房和蕃茄田,我常常不相信這兒有那麽多活著的人住著。“歡迎你們搬來這裏,我們這個社區,太需要年輕人加入。這塊美麗的山坡,唯一缺少的就是笑聲和生命的氣氛,這兒,樹和花年年都在長,隻有老人,一批批像蒼蠅似的在死去,新的一代,再也不肯來這片死寂的地方了。”


    社區的瑞典負責人與我們重重的握著手,誠懇的表示他對我們的接納,又好似惋惜什麽的歎了口氣。


    “這一點您不用愁,三毛是個和氣友愛的太太,我,是個粗人,不會文文靜靜的說話,隻要鄰居不嫌吵,我們會把住的一整條街都弄活潑起來。”荷西半開玩笑的對這個負責人說,同時接下了一大串租來小屋的鑰匙。


    我們從車上搬東西進新家去的那一天,每一幢房子裏都有人從窗口在張望,沒有一個月左右,這條街上的鄰居大部分都被我們認識了,早晚經過他們的家,我都叫著他們的名字,揚揚手,打個招呼,再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的車去市場買些什麽東西帶回來。偶爾荷西在海裏捉到了魚,我們也會拿蠅子串起來,挨家去送魚給這些平均都算高齡的北歐人,把他們的門打得碰碰地響。


    “其實這裏埋伏著好多人,隻是乍時看不出來,我們可不能做壞事。”我對荷西說。


    “這麽安靜的地方,要我做什麽搗蛋的事也找不到對象,倒是你,老是跳進隔壁人家院子去采花,不要再去了。”“隔壁沒有人住。”我理直氣壯的回答著他。


    “我前幾天還看到燈光。”


    “真的?奇怪。”我說著就往花園跑去。


    “你去哪裏?三毛。”


    他叫我的時候,我早已爬過短牆了。


    這個像鬼屋一樣的小院子裏的花床一向開得好似一匹彩色的緞子,我總是挑白色的小菊花采,很少注意到那幢門窗緊閉,窗簾完全拉上的房子裏是不是有人住,因為它那個氣氛,不像是有生命的一幢住家,我幾乎肯定它是空的。我繞了一圈房子,窗簾密密的對著大窗,實在看不進去,繞到前麵,拿臉湊到鑰匙洞裏去看,還是看不到什麽。“荷西,你弄錯了,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往家的方向喊著。


    再一回頭,突然在我那麽近的玻璃窗口,我看見了一張可怕的老臉,沒有表情的注視著我,我被這意外嚇得背脊都涼了,慢慢的轉身對著他,口裏很勉強的才吐出一句結結巴巴的“日安。”


    我盯住這個老人看,他卻緩緩的開了大玻璃門。“我不知道這裏住著個人。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對他說。


    “啊!啊!”這個老人顯然是跛著腳,他用手撐著門框費力的發出一些聲音。


    “你說西班牙話?”我試探的問他。


    “不,不,西班牙,不會。”沙啞的聲音,盡力的打著手勢,臉上露出一絲絲微笑,不再那麽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問他。


    “是,是,我,加裏,加裏。”他可能聽得懂德文,卻講不成句。


    “我,三毛,我講德文你懂嗎?”


    “是,是,我,德國,會聽,不會講。”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連忙把他扶進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邊,再見!”說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牆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著一個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說。“幾歲?”


    “不知道,大概好幾百歲了,皺紋好多,人很臭,家裏亂七八糟,一雙腳是跛的。”


    “難怪從來不出門,連窗戶都不打開。”


    看見了隔壁的加裏之後,我一直在想念著他,過了幾天,我跟鄰居談天,順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裏,他住了快兩年了,跟誰也不來往。”“他沒法子走路。”我輕輕的反駁這個中年的丹麥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輛輪椅。”


    “他的家那麽多石階,椅子也下不來。”


    “三毛,那不是我們的事情,看見這種可憐的人,我心裏就煩,你能把他怎麽辦?我們又不是慈善機關,何況,他可以在瑞典進養老院,偏偏住到這個舉目無親的島上來。”“這裏天氣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爭辯的說著,也就走開了。


    每天望著那一片繁花似錦的小院落裏那一扇扇緊閉的門窗,它使我心理上負擔很重,我恨不得看見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來曬太陽,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靜得使自己消失,夜間,很少燈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維持著他的帶病的生命,對我不止是一個謎,而是一片令我悶悶不樂的牽掛了,這個安靜的老人每天如何度過他的歲月?


    “荷西,我們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時候不如分一點去給隔壁的那個加裏吃。”


    “隨便你,我知道你的個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飯也吃不下了。”


    我拿著一盤菜爬過牆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門,加裏才跛著腳來開。


    “加裏,是我,我拿菜來給你吃。”


    他呆呆的望著我,好似又不認識了我似的。


    “荷西,快過來,我們把加裏抬出來吹吹風,我來替他開窗打掃。”


    荷西跨過了矮牆,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麵替他架了一個小桌子,給他叉子,老人好似嚇壞了似的望著我們,接著看看盤子。


    “吃,加裏,吃,”荷西打著手勢,我在他的屋內掃出堆積如山的空食物罐頭,把窗戶大開著透氣,屋內令人作嘔的氣味一陣陣漫出來。


    “天啊,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望著他沒有床單的軟墊子,上麵黑漆漆的不知是幹了的糞便還是什麽東西糊了一大塊,衣服內褲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頭一張發黃了的照片,裏麵有一對夫婦和五個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個父親是不是這個加裏。


    “荷西,他這樣一個人住著不行,他有一大櫃子罐頭,大概天天吃這個。”


    荷西呆望著這語言不能的老人,歎了口氣,加裏正坐在花園裏像夢遊似的吃著我煮的一盤魚和生菜。


    “荷西,你看這個,”我在加裏的枕頭下麵掏出一大卷瑞典錢來,我們當他的麵數了一下。


    “加裏,你聽我說,我,他,都是你的鄰居,你太老了,這樣一個人住著不方便,你那麽多錢,存到銀行去,明天我們替你去開戶頭,你自己去簽字,以後我常常帶菜來給你吃,窗天天來替你打開,懂不懂?我們不會害你,請你相信我們,你懂嗎?嗯!”


    我慢慢的用德文說,加裏啊啊的點著頭,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腳趾。”荷西突然叫了起來,我的眼光很快的掠過老人,他的右腳,有兩個腳趾已經爛掉了,隻露出紅紅的膿血,整個腳都是黑紫色,腫脹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腳。


    我蹲下去,把他的褲筒拉了起來,這片紫黑色的肉一直快爛到膝蓋,臭不可當。


    “麻瘋嗎?”我直著眼睛張著口望著荷西,不由得打了一個寒顫。


    “不會,一定是壞疽,他的家人在哪裏,要通知他們。”“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會在這裏了,這個人馬上要去看醫生。”


    蒼蠅不知從那裏成群的飛了來,叮在加裏膿血的殘腳上,好似要吃掉一個漸漸在腐爛了的屍體。


    “加裏,我們把你抬進去,你的腳要看醫生。”我輕輕的對他說,他聽了我說的話,突然低下頭去,眼淚靜靜的爬過他布滿皺紋的臉,他隻會說瑞典話,他不能回答我。


    這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沒有跟外界接觸了。“荷西,我想我們陷進這個麻煩裏去了。”我歎了口氣。“我們不能對這個人負責,明天去找瑞典領事,把他的家人叫來。”


    黃昏的時候,我走到同一社區另外一家不認識的瑞典人家去打門,開門的女主人很訝異的、有禮的接待了我。“是這樣的,我有一個瑞典鄰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這個島上沒有親人,我想——我想請你們去問問他,他有沒有醫藥保險,家人是不是可以來看顧他,我們語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這不是我們的事,你最好去城裏找領事,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麽忙。”


    說話時她微微一笑,把門輕輕帶上了。


    我又去找這社區的負責人,說明了加裏的病。


    “三毛,我隻是大家公推出來做一個名譽負責人,我是不受薪的,這種事你還是去找領事館吧!我可以給你領事的電話號碼。”


    “謝謝!”我拿了電話號碼回來,馬上去打電話。“太太,你的瑞典鄰居又老又病,不是領事館的事,隻有他們死了,我們的職責是可以代辦文件的,現在不能管他,因為這兒不是救濟院。”


    第二天我再爬牆過去看加裏,他躺在床上,嘴唇幹得裂開了,手裏卻緊緊的扯著他的錢和一本護照,看見我,馬上把錢搖了搖,我給他喝了一些水,翻開他的護照來一看,不過是七十三歲的人,為何已經被他的家人丟棄到這個幾千裏外的海島上來等死了。


    我替他開了窗,喂他吃了一點稀飯又爬回家去。“其實,我一點也不想管這件事,我們不是他的誰,我們為什麽要對他負責任?”荷西苦惱的說。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這可憐的人會怎麽樣?他會慢慢的爛死,我不能眼看有一個人在我隔壁靜靜的死掉,而我,仍然過一樣的日子。”


    “為什麽不能?你們太多管閑事了。”在我們家喝著咖啡,抽著煙的英國太太嘲笑的望著我們。


    “因為我不是冷血動物。”我慢慢的盯著這個中年女人吐出這句話來。


    “好吧!年輕人,你們還是孩子,等你們有一天五十多歲了,也會跟我一樣想法。”


    “永遠不會,永遠。”我幾乎發起怒來。


    那一陣鄰居們看見我們,都漠然地轉過身去,我知道,他們怕極了,怕我們為了加裏的事,把他們也拖進去,彼此禮貌的打過招呼,就一言不發地走了。


    我們突然成了不受歡迎又不懂事的鄰居了。


    “加裏,我們帶你去醫院,來,荷西抱你去,起來。”我把加裏穿穿好,把他的家鎖了起來,荷西抱著他幾乎幹癟的身體出門時,不小心把的的腳撞到了床角,膿血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來,臭得眼睛都張不開了。


    “謝謝、謝謝!”加裏隻會喃喃地反複的說著這句話。“要鋸掉,下午就鋸,你們來簽字。”國際醫院的醫生是一個月前替我開刀的,他是個仁慈的人,但手術費也是很可觀的。


    “我們能簽嗎?”


    “是他的誰?”


    “鄰居。”


    “那得問問他,三毛,你來問。”


    “加裏,醫生要鋸你的腿,鋸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嗎?要不要打電報去瑞典,叫你家裏人來,你有什麽親人?”加裏呆呆的望著我,我再問:“你懂我的德文嗎?懂嗎?”


    他點點頭,閉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滲出絲絲的淚來。“我——太太沒有,沒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給我死——給我死。”


    我第一次聽見他斷斷續續的說出這些句子來,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一個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對生命已沒有了盼望,才會說出這麽令人震驚的願望吧!


    “他說沒有親人,他要死。”我對醫生說。


    “這是不可能的,他不鋸,會爛死,已經臭到這個地步了,你再勸勸他。”


    我望著加裏,固執的不想再說一句話,對著這個一無所有的人,我能告訴他什麽?


    我能告訴他,他鋸了腳,一切都會改變嗎?他對這個已經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麽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誰,能給他什麽補償,他的寂寞和創傷不是我造成的,想來我也不會帶給他生的意誌,我呆呆的望著加裏,這時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對他說:“加裏,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鋸腳,好嗎?”


    加裏終於鋸掉了腳,他的錢,我們先替他換成西幣,付了手術費,剩下的送去了領事館。


    “快起床,我們去看看加裏。”加裏鋸腳的第二天,我催著荷西開車進城。


    走進他的病房,門一推開,一股腐屍般的臭味撲麵而來,我忍住呼吸走進去看他,他沒有什麽知覺地醒著,床單上一大片殷紅的膿血,有已經幹了的,也有從紗布裏新流出來的。“這些護士!我去叫她們來。”我看了馬上跑出去。“那個老頭子,臭得人煩透了,”護士滿臉不耐的抱了床單跟進來,粗手粗腳的拉著加裏剛剛動過大手術的身子。“小心一點!”荷西脫口說了一句。


    “我們去走廊裏坐著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麵,一會兒醫生走過來,我站了起來。


    “加裏還好吧?請問。”我低聲下氣的問。


    “不錯!不錯!”


    “怎麽還是很臭?不是鋸掉了爛腳?”


    “啊!過幾天會好的。”他漠然的走開了,不肯多說一句話。


    那幾日,我飲食無心,有空了就去加裏的房子裏看看,他除了一些陳舊的衣服和幾條破皮帶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點值錢的東西,除了那一大櫃子的罐頭食品之外,隻有重重的窗簾和幾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裏,反倒不相稱的長滿了糾纏不清、開得比那一家都要燦爛的花朵。


    最後一次看見加裏,是在一個夜晚,荷西與我照例每天進城去醫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電可以走動的輪椅。


    “荷西,三毛。”加裏清楚的坐在床上叫著我倆的名字。“加裏,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來。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從加裏的嘴裏說出來。


    “好,明天回家,我們也在等你。”我說著跑到洗手間去,流下大滴的淚來。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醫生也這麽說。


    第二天我們替加裏換了新床單,又把他的家灑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齊,又去花園裏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點多才去接他。


    “這個老人到底是誰?”荷西滿懷輕鬆的開著車,好笑的對我說。


    “隨便他是誰,在我都是一樣。”我突然覺得車窗外的和風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氣裏滿滿的都是希望。“你喜歡他嗎?”


    “談不上,我沒有想過,你呢?”


    “我昨天聽見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張片子裏的主題曲,奇怪的老人,居然會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愛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屍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麽會在離家那麽遠的地方一個人住著。”


    到了醫院,走廊上沒有護士,我們直接走進加裏的房間去,推開門,加裏不在了,綠色空床鋪上了淡的床罩,整個病房清潔得好似一場夢。


    我們待在那兒,定定的注視著那張已經沒有加裏了的床,不知做什麽解釋。


    “加裏今天清晨死了,我們正愁著如何通知你們。”護士不知什麽時候來了,站在我們背後。


    “你是說,他——死了?”我愣住了,輕輕的問著護士。


    “是,請來結帳,醫生在開刀,不能見你們。”“昨天他還吹著口哨,還吃了東西,還講了話。”我不相信的追問。


    “人死以前總會這個樣子的,大約總會好一天,才死。”


    我們跟著護士到了帳房間,她走了,會計小姐交給我們一張帳單。


    “人呢?”


    “在殯儀館,一死就送去了,你們可以去看。”“我們,不要看,謝謝你。”荷西付了錢慢慢的走出來。醫院的大門外,陽光普照,天,藍得好似一片平靜的海,路上的汽車,無聲的流過,紅男綠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過,偶爾夾著高昂的笑聲。


    這是一個美麗動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離我們是那麽的遙遠而不著邊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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