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宗祺把幾張白紙從抽屜裏拿出來,推到我麵前。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怎麽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信箋上部的標誌和下麵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裏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係。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揀到。”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隻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秸。屋子裏,雖然並沒有減少什麽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北麵牆上那幅由意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掛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他親手繃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麵。象跌進了一個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兩鬢爬滿了白發,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裏,更給我一股涼颼颼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颼颼的感覺。


    上麵的那一幕戲演完,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隻有四十裏路,怎麽會走這麽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讓人檢查過了。”他苦著臉笑了笑。“你別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裏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我說。


    “是呀。”他喟然長歎,“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麵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準;往好的方麵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麽?”


    “怎麽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象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他抬起頭,眼睛朝上,鼻翼噏動著,好象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麽味道。他的眼光裏有一種曆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麽屬於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裏煩躁地扭動。


    “這麽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眾,但又都說成是群眾運動。‘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著瞧。”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麽‘事件’,可是真正屬於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裏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象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人民前麵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爭的第一線上去,那麽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裏,我眼睛裏不能克製地蒙上了淚水。“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致我們於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裏。他也在藤椅裏凝然不動。屋子裏一時異常靜謐,但又洶湧著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著說:“那麽,你準備怎麽辦呢?走?走到哪裏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劃,別說個人了!我隻知道,這裏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係,運動一深人,我就會象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裏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麵,你知道,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麽‘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隻能以失敗告終。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眾身上,發動群眾,組織群眾,至少是支持人民群眾,還是象過去一樣等著挨打,等著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著屁股低頭請罪,那麽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黴了!……”


    “哦,哦。”他抬起一隻手,苦笑著說,“你別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象: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裏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象我們兩個在這裏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後來居然會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這裏促膝談心,如果不承認這是曆史造成的,又怎樣去解釋?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中國的空氣在孕育著一場真正的人民的運動。我們的國家和中國共產黨,隻有經過這場運動才能開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覺地盯著我問:


    “你準備好了嗎?有……什麽聯係沒有?”


    “沒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麽聯係?跟誰聯係?這十幾年來他們作的最大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關係,而是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橫向交往。我甚至認為這是他們造成的最大禍患。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善意、人道和義快氣概全部破壞掉了,把人變成了浪和狐狸。這樣的道德狀態,也隻有在一次人民運動裏才能淨化,建立起新的人與人的之間聯係……所以你不用緊張,不用擔心我現在和什麽人有聯係。你革命幾十年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戰友有私人聯係嗎?能互相推心置腹嗎?”


    “沒有。”他承認,“都是‘人一走,茶就涼’!”他長歎一聲,感慨地說,“也別說沒來往,來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調人員牽的線。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訊的戰友,倒是通過外調人員的嘴才知道他們在哪裏,現在出了什麽問題……”


    驀地,一股悲涼的而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向我們襲來。我們竟然生活在這樣一片沙漠,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殘,而又摧殘著我們,但我們卻對其無能為力的沙漠之中。這時,他家小院的牆外,一個人孤寂地唱起來:“東風吹,戰鼓擂,當今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我們靜靜地聽著,仿佛要從歌詞裏得到什麽啟示。但什麽啟示都沒有。在這個時代,凡是能夠大聲唱出來或喊出來的聲音,全是沒有內容,沒有意義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著說:“不過,我要告訴你,你想的那個什麽……不會有什麽好結果的。因為——”他向上豎起一個指頭,“他還在……一切都別想改觀。”


    “我明白。”我仰在沙發上,歎道,“可是周總理說過,‘人生難得幾回搏’,現在全部情勢都決定我必須去‘搏’一下了。別人可以等待,我也願意等待,但我連窩裏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搗進窩裏來了,還怎麽能等呢?他們要搞你這樣的‘民主派’,還要先糊幾張大字報,發動一下群眾,造成點聲勢;要搞我的話,這些表麵文章都不用做,光拿一副手銬來就行了。這十年來,我這種人是一直給你這種人當陪襯,又是打頭陣的。”


    “哼哼!”他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這就叫‘先掃清外圍’。”


    我也笑道:“也可以說是先搞垮你們的‘社會基礎’!這十年間我非常榮幸地給很多不同的人當過‘社會基礎’。最早是‘劉鄧司令部’的‘社會基礎’,後來是‘五·一六’的‘社會基礎’,再後來是林彪孔老二的‘社會基礎’。現在又循環回來了,是‘右傾翻案風’,也就是說仍然是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幸虧我的背已經鍛煉得和烏龜一樣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烏龜”,我心中一動,情不自禁地臉漲得緋紅。恰好這時朱蜀君端著托盤進來,招呼我們吃飯。她臉上有一種壓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陰影。一年前那種歡快的氣氛不見了,她的一舉一動仿佛都怕弄出聲響,好象羅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麽事,什麽事情都還沒有發生,但是報紙、廣播、各種宣傳工具,已經把毒氣散布到每一個家庭裏,使得男人鬱鬱不樂,女人提心吊膽。我食而不知其味地吃著餃子,默默地想:我的決心是對的。


    吃完飯,朱蜀君收拾著桌子,憂心忡忡地問我:“你走就走,為什麽非要離婚呢?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斷她的話。我不能說她不好,並且也不願意別人懷疑她有什麽不好之處。我尋字斟句地說:


    “有的夫妻離婚,是因為沒有感情;有的夫妻離婚,卻是因為感情太複雜了。也許,即使我不走,我們倆也會離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著說,“能夠白首偕老的夫妻,大概就是能夠掌握適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門外,那個唱歌的男人又踅回來了,嗚嗚地唱著另一支什麽“革命歌曲”。這真是一個快樂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沒有再問下去。羅宗祺並不理解,但是也沒問。於是,空氣凝固住了。我覺得這正好是我告辭的時間。


    “我走了,”我說。


    羅宗祺當即從藤椅裏掙紮著站起身。他大概還沒有從他的什麽想象中走出來,心不在焉,眼神恍惚。過了一會兒,他才仿佛很羞澀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潮熱,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說。


    走到門口,我回過頭來和朱蜀君點點頭,算作告別。她站在屋當中,依然是那樣憂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門。我在一瞥之間再次環顧了這間房子,這個曾經給予我友情的家庭,這個我能夠暢所欲言而不怕被檢舉的地方,從此以後我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羅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麵,在一條平整的通道前麵,是一排高大的白楊樹,象衛兵似地挺立著,銀色的樹皮隱隱地泛出了綠色。白楊樹的那邊,才是用碎石鋪的公路。我將沿著這條公路走向曠野。


    “老章,我把這個送給你吧。”羅宗祺看看四周沒有什麽人,突然想起來,解下腕上的手表。“這塊表走得還很準,你在外麵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過表。秒針急促地跑著,好象後麵有什麽東西在追捕它似的。這真是一個用得著的東西,逃亡者的命運往往決定於一秒鍾之間。我沒有推辭,把它揣進我的懷裏,跟空白介紹信放在一起。


    “謝謝!”我說。


    他兩手亂搖,咕噥著:“謝什麽!……看來一切都要靠時間來解決了……要是有什麽事,可以寫信來。”


    “好的,”我說,“如果我還能夠寫信的話。”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幾裏,沒有碰見一輛汽車,隻有幾輛大車和我迎麵錯過去。趕車的把式晃著鞭子,弓著背,和海喜喜一樣地沉鬱。他們是去城裏裝磚的,車廂板上落滿紅色的磚渣。從這裏可以看到大路的盡頭:在藍色的天空下的一個小黑點。那就是喧囂的城市,正在向人們猛烈開火的城市。先是用語言文字,緊接著就要用棍棒和槍彈。北邊,大路的盡頭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條河似的,分散成為許多支流,於是也就無所謂哪是它的源頭了。在大路兩旁,還有一條條人踏出來的小道,向曠野裏延伸。我走到一條幹涸的大渠上,就開始岔向去我們連隊的小路了。


    草原已經被“學大寨”的人們破壞了。曠野上到處是一塊塊廢棄的田地,上麵覆蓋著厚厚的硝堿,象肮髒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兒。雖然經過多少次風吹雨淋,但仍能看到一條條如傷疤般的犁溝,橫七豎八地劃在曠野的肌膚上。自然和人同時受到鞭笞;“學大寨”的結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堿地上連一株草都不長。歡快的春風從黃河岸邊吹來,一下子跌落在這裏嗚咽,表示對草原的痛惜。啊,這就是我的田野!


    走過硝堿地,穿過幹竭了的沼澤,是一片沙化了的草灘。一叢叢芨芨草的宿根周圍堆滿細沙,並且風還不斷地把沙子刮來,越積越厚,越積越高。於是,一個個綠色的生命就窒息了、淹沒了、死亡了。綠色在無可奈何地退卻;生命在軟弱無力地消失。春天回到這裏。但是她找不到落腳的地方,所以這片黃色的土地上便沒有春天。


    我走著。我走過硝堿地,走過沙化的曠野。我練就了一雙慣於走流沙的腳。這雙腳生下來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襪對它來說都太粗糙了,它隻能悟在母親的手掌之中。但現在它已經習慣於赤裸裸地走過礫石,走過荊棘,走過發黑的沼澤,走過蜇人的硝堿地……


    在硝堿地和曠野的那邊,才是麥田。麥田的邊緣,還可看到白色的硝堿,麥苗稀稀拉拉的。這是生命和死亡對峙的地帶,誰勝誰負,還很難預料。再往裏走,麥苗才顯得旺盛起來。田埂上長著苦苦菜的嫩芽,還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澆灌也是濕潤的、柔軟的。空氣中有一股哀婉的綠色的氣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這個季節,我回連隊走的也是這條路。當時的景色和這時竟毫無二致,仿佛這一年間並沒有發生什麽事,一切都不還是我的幻覺,我的夢境。過去,在我麵臨突如其來的、不可理解的災禍時,我常常幻想,如果時光能倒流,如果能讓我再從某年某月某日開始生活就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做得更聰明一些,躲過這場可以避免的災禍,或是有充分的準備,來迎接這場不可避免的災禍。那麽,現在,是不是還讓時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這個時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從那時開始生活一次,我從這裏走回連隊以後,還是會象去年一樣向她求婚的。這一年,是我短暫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我的預感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會再演一遍了。今後我不可能遭到這樣的屈辱,經曆這樣的精神痛苦,但也從此不會再有這樣的快樂和這樣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隻能有一次。


    我走著,邁著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後就要離婚,這和我們必然會結婚一樣,也是一個命定。


    啊!我的曠野,我的硝堿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園,我的廣闊的黃土高原,我即將和你告別了!你也和她一樣,曾經被人摧殘,被人蹂躪,但又曾經脫得精光,心甘情願地躺在別人下麵;你曾經對我不貞,曾經把我欺騙過,把我折磨過;你是一片幹竭的沼澤,我把多少汗水灑在你上麵都留不下痕跡。你是這樣的醜陋,惡劣,但又美麗得近乎神奇;我詛咒你,但我又愛你;你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幹了我的汗水,我的淚水,也吸幹了我的愛情,從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靈。自此以後,我將沒有一點愛情能夠給予別的土地和別的女人。


    我走著,不覺地掉下了最後的一滴眼淚,浸潤進我腳下春天的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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