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長林上次參加金馬獎還是11年，施施陪他一起…
今年，就他一個。
他是作為《燃燒》的編劇、製片人來的。
《八佰》並沒有報名…
抵達台北後，並沒有第一時間參加什麽酒會，而是逛了一圈…
台北，包括寶島發展已經停滯了！
當年亞洲四小龍之首啊！
從數據上來看的話，進入到21世紀以來隨著大陸、印度、越南等國家經濟的崛起，亞洲四小龍被人們提及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所以，甭管什麽小龍不小龍的，在巨龍麵前，都得叫爸爸！
當然，叫爸爸，你還得花錢給他娶媳婦兒、買房子…
無所謂，都可以惠！
但有一條，我們是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寫進《國家安全法》裏麵的！
統一都做不到，還談什麽複興不複興呢？
他是跟幾個安保人員一起逛的台北，吃了不少東西，還去了一趟比較有名的誠品書店，買了兩本書，分別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還有一本民國版本的《金瓶梅》…
想著直接回酒店，然後接到了阿謀的電話，讓他前往麗晶酒店，說是要介紹幾個人給他認識…
估摸著是侯曉賢、焦雄屏之類的人！
……
坦白講，如果是最開始，沈長林可能不太想跟這幫人碰麵。
焦雄屏之前是電影雜誌的編輯，混跡於各大頒獎典禮。
台灣電影獨立宣言簽署後，焦雄屏成為了台灣電影、電影人和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交流的紐帶…
推介了侯曉賢、李胺、楊德昌、蔡鳴亮等等！
也就是缸子口中的‘台灣有一幫專門公關電影節的人，有個焦姓的就靠這個！’
跟他們見麵？
意義何在？
但最近沈長林的心態有了一些變化。
這幫人確實有才華的，尤其是楊德昌，91年的《恐怖分子》，無論思想性還是講述方式，現在來看依然給人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對了，《恐怖分子》是多線敘事，而且是三條線雜糅的多線敘事…
確實有水平！
簡單說一下，《恐怖分子》裏麵的男主和《隱秘的角落》裏麵的張東升有相似之處，二人均麵對妻子做出了一定的妥協，但是最後都遭到了妻子的背叛。
所不同的是張東升是殺了妻子和她父母，而《恐怖分子》的劇情就令人糟心多了，離婚了，還被離職了，他隻能幻想自己升職了，但當幻想結束，他的槍口不敢對準任何人，隻敢給自己一個解脫。
侯曉賢也很有意思的，不是他的電影，而是他這個人！
沈長林一直想補一下侯曉賢的電影，但…看不下去！
但侯曉賢這個人蠻有意思的，據說年輕時候，侯曉賢的時間大多花在打架和賭博上。學校有外來的孩子，他都會先打一仗，經常他一出手對方眼睛就花了。
茬架男孩！
內部打完，還要跟外部打一下！
見了麵，沈長林接問了這些事，侯曉賢點頭：“想要建立自己的名聲，那就打一次大的，比如砸士官俱樂部。”
“砸俱樂部？那會不會被抓？”
“不會，我們跑得快！”頓了頓，他接著道：“接著，我發現別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樣了，多少會帶點尊敬。朋友受欺負，跑回來找我撐腰，說報他的名字不頂用，然後我就衝過去找到那人就打，發現對方並不還手…”
“不還手？為什麽？”
“你已經有名聲累積了。”
哦，這叫聲望累計！
“後來呢？”
“後來我去當兵了！”
喝了一口酒，侯曉賢繼續道：“那個年代，片場也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出了點小狀況，直接開打，幾乎每個片子都打。我是跟李行導演入行的，最開始做場記，後來做當編劇、導演…我記得第一次做導演，《就是溜溜的她》，在片場，製片和攝影助理突然打起來了。
兩人一前一後地追著，我也不自覺地跟著跑。跑到一半，我才突然想，“不行，今天我開始當導演，不能再打了。””
“說到做到，做了導演之後，我再也沒有打過架！”
聽到這，焦雄屏樂了：“但後果是，侯導的手經常骨折受傷…”
“為什麽？”
“因為脾氣上來的時候，他隻能用拳砸門，砸牆，或者砸其他任何麵前的物件，所以，在劇組若看到侯曉賢手上突然纏繃帶打石膏，所有人都會識趣地乖乖閉嘴。”
沈長林沒忍住，直接笑噴了…
……
其實，提到台灣電影，不得不說台灣電影賠錢宣言，不對，是新浪潮宣言！
宣言之後，台灣電影徹底放棄商業化！
然後本土市場拱手讓人。
至於他們這幫人是怎麽湊在一起的？
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電影大多是暴力或澀情。
1981年，台灣電影局想改變現狀，推出了電影輔導金計劃，給優秀的新電影導演提供啟動資金。
計劃的推行人是吳念真，想著一部電影隻能推出一個導演，不如做個拚盤，於是策劃了《光陰的故事》——一部電影找四個導演，省錢又有效果。
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
侯曉賢當時拍了《小畢的故事》，票房也很好！
那時候，楊德昌是領頭人，很長一段時間，在楊德昌的日式公寓裏，一批電影人聚在他家看各國的藝術電影。
看完，楊德昌就給每個人發一份分場表，給大家講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他做得像手風琴一樣，拉開來長長的一份。
楊德昌和一眾歸國導演介紹的國外電影，侯曉賢完全沒有聽過，看所謂的“大師電影”時還會睡著。
“我從學徒、場記一路做到導演，接觸實務工作比較多，拍電影靠的是直覺經驗。聽了很多新潮理論，反倒不知道從何拍起了。”
“後來朱天文推薦了一本書給我，《沈從文自傳》，這本有一個觀點，是俯視的，好像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悲傷的事情，他都很客觀地在看，有一種胸襟，看完這本書，我就知道怎麽拍電影了！”
沈長林點頭：“我也讀過沈老的自傳！”
估計大家應該都知道《邊城》，但《從文自傳》跟《邊城》一點不一樣…
在這本書裏，沈老好像變成了一個鏡頭，一台影機，帶著讀者一點點的鋪開了他湘西的童年。
辛亥前夜家門口滾滾人頭滿地碎耳；行軍途中肆意殺戮人如草芥；破開的肚腸，剜去的人鼻；僥幸留守而存得性命的幸運、山穀的機槍、路邊的暗殺等等…
這是近代中國最蠻荒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路遇凶殺毫不稀奇的年代，沈老毫無保留也不帶感情的把這些從腦海的記憶裏掏出來，放在案板上剁碎，告訴你，這些人命，就是這樣。這也許是你不認可的年代，但這卻是我經曆過的眾生。
沈長林接著反問：“您的意思是電影應該是俯視的角度？”
“對，你隻是一個講述著，並不是親曆者，導演不需要夾雜自己的情感…”
“我不讚成你的觀點！”沈長林搖頭：“如果隻是講述，那電影就成了紀錄片，拍一部電影首先是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未必發生，但絕不應該平淡乏味。它必須兼具戲劇性和人性的特征。畢竟，如果不是刪去了乏味之處的生活，戲劇還能是什麽？”
今年，就他一個。
他是作為《燃燒》的編劇、製片人來的。
《八佰》並沒有報名…
抵達台北後，並沒有第一時間參加什麽酒會，而是逛了一圈…
台北，包括寶島發展已經停滯了！
當年亞洲四小龍之首啊！
從數據上來看的話，進入到21世紀以來隨著大陸、印度、越南等國家經濟的崛起，亞洲四小龍被人們提及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所以，甭管什麽小龍不小龍的，在巨龍麵前，都得叫爸爸！
當然，叫爸爸，你還得花錢給他娶媳婦兒、買房子…
無所謂，都可以惠！
但有一條，我們是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寫進《國家安全法》裏麵的！
統一都做不到，還談什麽複興不複興呢？
他是跟幾個安保人員一起逛的台北，吃了不少東西，還去了一趟比較有名的誠品書店，買了兩本書，分別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還有一本民國版本的《金瓶梅》…
想著直接回酒店，然後接到了阿謀的電話，讓他前往麗晶酒店，說是要介紹幾個人給他認識…
估摸著是侯曉賢、焦雄屏之類的人！
……
坦白講，如果是最開始，沈長林可能不太想跟這幫人碰麵。
焦雄屏之前是電影雜誌的編輯，混跡於各大頒獎典禮。
台灣電影獨立宣言簽署後，焦雄屏成為了台灣電影、電影人和國際電影節、電影市場交流的紐帶…
推介了侯曉賢、李胺、楊德昌、蔡鳴亮等等！
也就是缸子口中的‘台灣有一幫專門公關電影節的人，有個焦姓的就靠這個！’
跟他們見麵？
意義何在？
但最近沈長林的心態有了一些變化。
這幫人確實有才華的，尤其是楊德昌，91年的《恐怖分子》，無論思想性還是講述方式，現在來看依然給人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對了，《恐怖分子》是多線敘事，而且是三條線雜糅的多線敘事…
確實有水平！
簡單說一下，《恐怖分子》裏麵的男主和《隱秘的角落》裏麵的張東升有相似之處，二人均麵對妻子做出了一定的妥協，但是最後都遭到了妻子的背叛。
所不同的是張東升是殺了妻子和她父母，而《恐怖分子》的劇情就令人糟心多了，離婚了，還被離職了，他隻能幻想自己升職了，但當幻想結束，他的槍口不敢對準任何人，隻敢給自己一個解脫。
侯曉賢也很有意思的，不是他的電影，而是他這個人！
沈長林一直想補一下侯曉賢的電影，但…看不下去！
但侯曉賢這個人蠻有意思的，據說年輕時候，侯曉賢的時間大多花在打架和賭博上。學校有外來的孩子，他都會先打一仗，經常他一出手對方眼睛就花了。
茬架男孩！
內部打完，還要跟外部打一下！
見了麵，沈長林接問了這些事，侯曉賢點頭：“想要建立自己的名聲，那就打一次大的，比如砸士官俱樂部。”
“砸俱樂部？那會不會被抓？”
“不會，我們跑得快！”頓了頓，他接著道：“接著，我發現別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樣了，多少會帶點尊敬。朋友受欺負，跑回來找我撐腰，說報他的名字不頂用，然後我就衝過去找到那人就打，發現對方並不還手…”
“不還手？為什麽？”
“你已經有名聲累積了。”
哦，這叫聲望累計！
“後來呢？”
“後來我去當兵了！”
喝了一口酒，侯曉賢繼續道：“那個年代，片場也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出了點小狀況，直接開打，幾乎每個片子都打。我是跟李行導演入行的，最開始做場記，後來做當編劇、導演…我記得第一次做導演，《就是溜溜的她》，在片場，製片和攝影助理突然打起來了。
兩人一前一後地追著，我也不自覺地跟著跑。跑到一半，我才突然想，“不行，今天我開始當導演，不能再打了。””
“說到做到，做了導演之後，我再也沒有打過架！”
聽到這，焦雄屏樂了：“但後果是，侯導的手經常骨折受傷…”
“為什麽？”
“因為脾氣上來的時候，他隻能用拳砸門，砸牆，或者砸其他任何麵前的物件，所以，在劇組若看到侯曉賢手上突然纏繃帶打石膏，所有人都會識趣地乖乖閉嘴。”
沈長林沒忍住，直接笑噴了…
……
其實，提到台灣電影，不得不說台灣電影賠錢宣言，不對，是新浪潮宣言！
宣言之後，台灣電影徹底放棄商業化！
然後本土市場拱手讓人。
至於他們這幫人是怎麽湊在一起的？
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電影大多是暴力或澀情。
1981年，台灣電影局想改變現狀，推出了電影輔導金計劃，給優秀的新電影導演提供啟動資金。
計劃的推行人是吳念真，想著一部電影隻能推出一個導演，不如做個拚盤，於是策劃了《光陰的故事》——一部電影找四個導演，省錢又有效果。
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
侯曉賢當時拍了《小畢的故事》，票房也很好！
那時候，楊德昌是領頭人，很長一段時間，在楊德昌的日式公寓裏，一批電影人聚在他家看各國的藝術電影。
看完，楊德昌就給每個人發一份分場表，給大家講這個電影的敘事手法。他做得像手風琴一樣，拉開來長長的一份。
楊德昌和一眾歸國導演介紹的國外電影，侯曉賢完全沒有聽過，看所謂的“大師電影”時還會睡著。
“我從學徒、場記一路做到導演，接觸實務工作比較多，拍電影靠的是直覺經驗。聽了很多新潮理論，反倒不知道從何拍起了。”
“後來朱天文推薦了一本書給我，《沈從文自傳》，這本有一個觀點，是俯視的，好像這個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悲傷的事情，他都很客觀地在看，有一種胸襟，看完這本書，我就知道怎麽拍電影了！”
沈長林點頭：“我也讀過沈老的自傳！”
估計大家應該都知道《邊城》，但《從文自傳》跟《邊城》一點不一樣…
在這本書裏，沈老好像變成了一個鏡頭，一台影機，帶著讀者一點點的鋪開了他湘西的童年。
辛亥前夜家門口滾滾人頭滿地碎耳；行軍途中肆意殺戮人如草芥；破開的肚腸，剜去的人鼻；僥幸留守而存得性命的幸運、山穀的機槍、路邊的暗殺等等…
這是近代中國最蠻荒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路遇凶殺毫不稀奇的年代，沈老毫無保留也不帶感情的把這些從腦海的記憶裏掏出來，放在案板上剁碎，告訴你，這些人命，就是這樣。這也許是你不認可的年代，但這卻是我經曆過的眾生。
沈長林接著反問：“您的意思是電影應該是俯視的角度？”
“對，你隻是一個講述著，並不是親曆者，導演不需要夾雜自己的情感…”
“我不讚成你的觀點！”沈長林搖頭：“如果隻是講述，那電影就成了紀錄片，拍一部電影首先是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未必發生，但絕不應該平淡乏味。它必須兼具戲劇性和人性的特征。畢竟，如果不是刪去了乏味之處的生活，戲劇還能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