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她那張月球明信片一個星期後,我要到函館出公差。這照例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工作,但從我的角度又很難對工作挑三揀四。況且輪到我頭上的差事,哪一件都糟得無甚茲別,幸也罷不幸也罷,一般來說越是接觸事物的邊緣,其質的差別越是難以分辨。如同頻率一樣,一旦過了某一點,就很難聽出相鄰的兩個音孰高孰低,而且不一會兒便什麽也聽不清楚,自然也就無須聽了。
這次公差的內容,是為一家婦女雜誌調查介紹函館美食店。我和攝影師兩人去,轉幾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攝影,預計占5頁篇幅。婦女雜誌這類刊物總需要這方麵的報道,也就必須有人去寫。這同收垃圾掃積雪是一回事,總得有人幹,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
三年半時間裏,我始終在做這種兼帶文化性質的工作——文化積雪清掃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個朋友合開過一間事務所,因故停業後,半年時間裏幾乎無所事事,整天渾渾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間,事情多得不可開交。離婚;死別,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見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當這一切終結之時,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靜寂之中。一種久無人居的特有氛圍充滿房間,幾乎令人窒息。我一動不動地蟋縮在這房間裏,除非購買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幾乎閉門不出。隻是在闖無人息的黎明時間裏才到街上漫無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開始在街上出現,便返回房間倒頭睡大覺。
傍晚醒來,簡單做點東西吃下,再給貓喂點食物。吃罷飯,便坐在地板上,反複回顧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並加以歸納整理。或編排序號,或對其中可能存在過的選擇填空式試題分門別類,或就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續到黎明時分。然後出門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往來彷徨,踽踽獨行。
日複一日,持續了半年之久,對了,是1979年1月到6月。書也沒讀,報紙也沒翻,音樂也沒聽,電視也沒看,收音機也沒開。和誰也不見麵,和誰也不交談。酒也幾乎沒喝,沒有心思喝。至於社會上發生了什麽,何人聲名鵲起,何人嗚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曉。並非我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信息,隻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覺到了世界在動,即使蜷縮在房間裏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對其產生不了任何興致。一切猶如無聲的微風,從我身邊倏然掠過。
我一味坐在房間地板上,讓過去的一切永無休止地在腦海裏顯現出來。說來也怪,盡管半年時間裏天天周而複始,我卻絲毫未曾感到無聊和倦怠。這是因為,我經曆過的事件過於龐大,其斷麵多得不可勝數。龐大,具體,幾乎伸手可觸,宛如夜空中聳立的紀念碑,而且是為我個人聳立的。於是我將其從上到下檢驗一遍。我經曆過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當的創傷,不少的創傷。很多血無聲地淌出。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傷痛逐漸消失,有些則卷土重來。但我在那房間裏死死獨守半年之久,卻不是為這創傷之故,我僅僅是需要時間罷了。要把有關那些事件的一切具體地——客觀地整理清楚,必須有半年時間。我決不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拒絕同外界接觸。接觸隻是時間問題。我需要純粹客觀的時間,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於重整旗鼓的意義和將來的發展方向,我盡可能不去考慮。我認為那是另一個問題,屆時再考慮也不遲。現在首先是要恢複平衡性。
我甚至和貓也沒有說話。
好幾次有電話打來,我一次也沒拿起聽筒。
還有時候有人敲門,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來了幾封,是我過去的合夥人來的,他說很惦念我。信上寫道:“不知你在何處做什麽事,姑且按這個地址寫信給你。如果需要我幫忙,隻管吩咐就是。我這裏的工作眼下還算順利。”此外還談到我們共同熟人的情況。我反複看了幾遍,把握住(為此看了四五遍)內容之後,把信放進抽屜。
以前的妻子也來過信。信上寫的幾件事都實際得很。最後提到她準備再婚,說對方是我不認識的人。那語氣很冷淡,就差沒說以後連我也不可能認識了。這無非意味著,她已經和那個同我離婚時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個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會彈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鳴驚人的天賦。人也不甚幽默。我實在不明白她為何傾心於那樣的男人。不過,這已是他人與她人之間的問題,她說她一點也不為我擔心。“因為你無論做什麽都萬無一失。我所擔心的倒是以後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總是為此心神不安。”——她寫道。
這封信我同樣看了好幾遍,之後同樣塞進抽屜。
時光就這樣流過。
經濟方麵不成問題。存款起碼可以應付半年吃用,往後的事往後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來。溫煦而平和的陽光朗照我的房間。每天我都細細觀察窗口射進的光線,我發現太陽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間充滿各種各樣往日的回憶。離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對同胞姐妹,我和她倆——三個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是1973年的事,也許吧。當時我住在高爾夫球場旁邊。每當黃昏降臨,我們就翻過鐵絲網進入球場,隻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裏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還記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裏我們度過雜亂無章的時間。可如今看來,卻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為具體而充實的時光。奇怪!酒吧裏放的古典音樂也記起來了。那時我們是大學生,在那裏喝啤酒、吸煙。我們需要那樣的場所。同時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但什麽話卻是無從記起了,記起的隻是說了很多很多的話。
他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背負著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轉眼之間,春日闌珊。風的氣味變了,夜幕的色調變了,聲音也開始帶有異樣的韻味。於是遞變為初夏時節。
5月末,貓死了,死得唐突,無任何預兆。一天早上起來,隻見它在廚房角落裏縮成一團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身體變得烤肉塊般硬邦邦的,毛也顯得比活著的時候髒亂。貓的名字叫“沙丁魚”,它的一生絕非幸福的代名詞,既未被人家深深地愛過,它也沒有深深地愛過什麽。它總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視別人的臉,仿佛惟恐馬上失去什麽東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貓恐怕世所罕見。說千道萬,它已經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死的好處即在這裏。
我將貓的屍骸裝進超級市場的購物袋,放到汽車後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買了一把鐵鍬。而後打開久違了的收音機,邊聽電子音樂邊向西駛去。音樂大多不值一提,弗裏特伍德-麥克、阿巴、梅裏莎-曼徹斯特、比-基斯、kc與陽光樂隊、唐娜-薩默、雄鷹、波士頓、“海軍上尉”、約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羅傑斯……這樣的音樂如同泡沫,漂浮幾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費的音樂垃圾,不過是為了搜刮年輕娃娃們的腰包罷了。
但轉而我還是不由悲從中來。
時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著方向盤,試圖記起我們青少年時代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幾支無聊樂曲。西納特拉——噢,這家夥糟糕極了。門格斯也一塌糊塗。就連愛爾維斯也整天價大唱那些百無聊賴的東西。還有個叫陶裏尼-洛佩斯的。帕蒂麗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麵皂。費彼安、波比-賴迪爾、阿艾特,當然還有“赫曼隱士”,統統是災難。接下去便是層出不窮的枯燥乏味的英國樂隊,個個長發披肩,一色奇裝異服。還能想起幾多?哈尼卡穆茲、戴夫-克拉克、蓋裏和韻律創造者、弗萊迪和夢想者……數不勝數。使人想起僵屍的傑弗遜飛機,一聽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湯姆-瓊斯及其醜角勃特-亨柏迪格,無論什麽聽起來都像是廣告音樂的哈布-阿爾帕托和蒂芙娜-布維斯,假惺惺的西蒙-加豐凱爾,神經兮兮的傑克遜五兄弟。
統統一路貨色。
一切都一成不變。任何時候、任何年月、任何時代,事物的發展方式都如出一轍。變的隻是年號,隻是交椅上的麵孔。這種無聊至極的破爛音樂哪個時代都存在過,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一樣。
如此陷入沉思的時間裏,我已驅車跑出很遠。途中我打開“滾石”的《褐色砂糖》。聽得我不由一陣欣喜,這才是正經音樂,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會,終於未能算準。不過這無所謂,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沒有關係,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慮這些呢?
差不多車到深山的時候,我駛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適當的樹林,準備葬貓。在樹林深處,我用鍬挖了一個1米來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紙袋裏的“沙丁魚”投進坑內,往上壓土。我對“沙丁魚”最後說道:對不起,我這算盡了你我相應的情分了!埋坑時間裏,一隻小鳥不知在哪裏一直叫個不止,那音階竟如長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後,我把鍬扔進車後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邊聽音樂邊朝東京方向疾馳。
這回我什麽也沒想,隻是傾聽音樂。
收音機裏傳出羅德和丁-蓋格爾斯樂隊的樂曲。之後播音員說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爾斯的《小艇慢慢劃》。歌曲哀怨淒婉。“我出生以來便一直失去,”查爾斯唱道,“現在即將失去你。”聽著聽著,我真的傷感起來,幾乎落淚,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個偶然的什麽,會突然觸動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關掉收音機,把車停進路旁休息場,進飯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進衛生間把沾在手上的土衝洗得幹幹淨淨,然後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兩杯咖啡。
那貓現在如何呢?我想,那裏該是漆黑一團吧?我記起上塊碰擊西友商店紙袋的聲音,不過做到這個程度也就可以了,無論對你還是對我。
我坐在飯店裏呆呆地盯視著裝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個小時。剛盯到一小時,一個身穿紫色製服的女特走來,客氣地問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點點頭。
好了,我想,該是重返社會的時候了!——
這次公差的內容,是為一家婦女雜誌調查介紹函館美食店。我和攝影師兩人去,轉幾家美食店,我撰文,他攝影,預計占5頁篇幅。婦女雜誌這類刊物總需要這方麵的報道,也就必須有人去寫。這同收垃圾掃積雪是一回事,總得有人幹,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
三年半時間裏,我始終在做這種兼帶文化性質的工作——文化積雪清掃工。
在那之前我曾同一個朋友合開過一間事務所,因故停業後,半年時間裏幾乎無所事事,整天渾渾噩噩。我役心思做任何事。那年前一年的秋冬之間,事情多得不可開交。離婚;死別,死得莫名其妙;情人不告而去;遇見奇妙的男女,卷入奇妙的事件。而當這一切終結之時,我便深深陷入前所未有的靜寂之中。一種久無人居的特有氛圍充滿房間,幾乎令人窒息。我一動不動地蟋縮在這房間裏,除非購買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物品,白天幾乎閉門不出。隻是在闖無人息的黎明時間裏才到街上漫無目的地散步。及至人影開始在街上出現,便返回房間倒頭睡大覺。
傍晚醒來,簡單做點東西吃下,再給貓喂點食物。吃罷飯,便坐在地板上,反複回顧自己身邊發生的事,並加以歸納整理。或編排序號,或對其中可能存在過的選擇填空式試題分門別類,或就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苦苦思索。如此一直持續到黎明時分。然後出門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往來彷徨,踽踽獨行。
日複一日,持續了半年之久,對了,是1979年1月到6月。書也沒讀,報紙也沒翻,音樂也沒聽,電視也沒看,收音機也沒開。和誰也不見麵,和誰也不交談。酒也幾乎沒喝,沒有心思喝。至於社會上發生了什麽,何人聲名鵲起,何人嗚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曉。並非我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信息,隻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覺到了世界在動,即使蜷縮在房間裏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對其產生不了任何興致。一切猶如無聲的微風,從我身邊倏然掠過。
我一味坐在房間地板上,讓過去的一切永無休止地在腦海裏顯現出來。說來也怪,盡管半年時間裏天天周而複始,我卻絲毫未曾感到無聊和倦怠。這是因為,我經曆過的事件過於龐大,其斷麵多得不可勝數。龐大,具體,幾乎伸手可觸,宛如夜空中聳立的紀念碑,而且是為我個人聳立的。於是我將其從上到下檢驗一遍。我經曆過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當的創傷,不少的創傷。很多血無聲地淌出。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傷痛逐漸消失,有些則卷土重來。但我在那房間裏死死獨守半年之久,卻不是為這創傷之故,我僅僅是需要時間罷了。要把有關那些事件的一切具體地——客觀地整理清楚,必須有半年時間。我決不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拒絕同外界接觸。接觸隻是時間問題。我需要純粹客觀的時間,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於重整旗鼓的意義和將來的發展方向,我盡可能不去考慮。我認為那是另一個問題,屆時再考慮也不遲。現在首先是要恢複平衡性。
我甚至和貓也沒有說話。
好幾次有電話打來,我一次也沒拿起聽筒。
還有時候有人敲門,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來了幾封,是我過去的合夥人來的,他說很惦念我。信上寫道:“不知你在何處做什麽事,姑且按這個地址寫信給你。如果需要我幫忙,隻管吩咐就是。我這裏的工作眼下還算順利。”此外還談到我們共同熟人的情況。我反複看了幾遍,把握住(為此看了四五遍)內容之後,把信放進抽屜。
以前的妻子也來過信。信上寫的幾件事都實際得很。最後提到她準備再婚,說對方是我不認識的人。那語氣很冷淡,就差沒說以後連我也不可能認識了。這無非意味著,她已經和那個同我離婚時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個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會彈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鳴驚人的天賦。人也不甚幽默。我實在不明白她為何傾心於那樣的男人。不過,這已是他人與她人之間的問題,她說她一點也不為我擔心。“因為你無論做什麽都萬無一失。我所擔心的倒是以後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總是為此心神不安。”——她寫道。
這封信我同樣看了好幾遍,之後同樣塞進抽屜。
時光就這樣流過。
經濟方麵不成問題。存款起碼可以應付半年吃用,往後的事往後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來。溫煦而平和的陽光朗照我的房間。每天我都細細觀察窗口射進的光線,我發現太陽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間充滿各種各樣往日的回憶。離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對同胞姐妹,我和她倆——三個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是1973年的事,也許吧。當時我住在高爾夫球場旁邊。每當黃昏降臨,我們就翻過鐵絲網進入球場,隻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裏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還記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裏我們度過雜亂無章的時間。可如今看來,卻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為具體而充實的時光。奇怪!酒吧裏放的古典音樂也記起來了。那時我們是大學生,在那裏喝啤酒、吸煙。我們需要那樣的場所。同時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但什麽話卻是無從記起了,記起的隻是說了很多很多的話。
他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背負著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轉眼之間,春日闌珊。風的氣味變了,夜幕的色調變了,聲音也開始帶有異樣的韻味。於是遞變為初夏時節。
5月末,貓死了,死得唐突,無任何預兆。一天早上起來,隻見它在廚房角落裏縮成一團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身體變得烤肉塊般硬邦邦的,毛也顯得比活著的時候髒亂。貓的名字叫“沙丁魚”,它的一生絕非幸福的代名詞,既未被人家深深地愛過,它也沒有深深地愛過什麽。它總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視別人的臉,仿佛惟恐馬上失去什麽東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貓恐怕世所罕見。說千道萬,它已經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失去。死的好處即在這裏。
我將貓的屍骸裝進超級市場的購物袋,放到汽車後座上,去附近一家五金店買了一把鐵鍬。而後打開久違了的收音機,邊聽電子音樂邊向西駛去。音樂大多不值一提,弗裏特伍德-麥克、阿巴、梅裏莎-曼徹斯特、比-基斯、kc與陽光樂隊、唐娜-薩默、雄鷹、波士頓、“海軍上尉”、約翰-丹佛、芝加哥、肯尼-羅傑斯……這樣的音樂如同泡沫,漂浮幾下便告消失,分文不值,大量消費的音樂垃圾,不過是為了搜刮年輕娃娃們的腰包罷了。
但轉而我還是不由悲從中來。
時代不同了,如此而已。
我握著方向盤,試圖記起我們青少年時代從收音機中聽到的幾支無聊樂曲。西納特拉——噢,這家夥糟糕極了。門格斯也一塌糊塗。就連愛爾維斯也整天價大唱那些百無聊賴的東西。還有個叫陶裏尼-洛佩斯的。帕蒂麗大部分歌曲使我想起洗麵皂。費彼安、波比-賴迪爾、阿艾特,當然還有“赫曼隱士”,統統是災難。接下去便是層出不窮的枯燥乏味的英國樂隊,個個長發披肩,一色奇裝異服。還能想起幾多?哈尼卡穆茲、戴夫-克拉克、蓋裏和韻律創造者、弗萊迪和夢想者……數不勝數。使人想起僵屍的傑弗遜飛機,一聽名字就不寒而栗的湯姆-瓊斯及其醜角勃特-亨柏迪格,無論什麽聽起來都像是廣告音樂的哈布-阿爾帕托和蒂芙娜-布維斯,假惺惺的西蒙-加豐凱爾,神經兮兮的傑克遜五兄弟。
統統一路貨色。
一切都一成不變。任何時候、任何年月、任何時代,事物的發展方式都如出一轍。變的隻是年號,隻是交椅上的麵孔。這種無聊至極的破爛音樂哪個時代都存在過,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一樣。
如此陷入沉思的時間裏,我已驅車跑出很遠。途中我打開“滾石”的《褐色砂糖》。聽得我不由一陣欣喜,這才是正經音樂,這才叫地道,我想。《褐色砂糖》的流行大概是在1971年——我推算了一會,終於未能算準。不過這無所謂,1971年也好,1972年也好,如今哪一年都沒有關係,自己何苦煞有介事地——考慮這些呢?
差不多車到深山的時候,我駛下高速公路,找一片適當的樹林,準備葬貓。在樹林深處,我用鍬挖了一個1米來深的坑,把包在西友商店紙袋裏的“沙丁魚”投進坑內,往上壓土。我對“沙丁魚”最後說道:對不起,我這算盡了你我相應的情分了!埋坑時間裏,一隻小鳥不知在哪裏一直叫個不止,那音階竟如長苗的高音部一般。
坑完全埋好後,我把鍬扔進車後的行李箱,折回高速公路,邊聽音樂邊朝東京方向疾馳。
這回我什麽也沒想,隻是傾聽音樂。
收音機裏傳出羅德和丁-蓋格爾斯樂隊的樂曲。之後播音員說播放一首老歌。接下去是查爾斯的《小艇慢慢劃》。歌曲哀怨淒婉。“我出生以來便一直失去,”查爾斯唱道,“現在即將失去你。”聽著聽著,我真的傷感起來,幾乎落淚,這在我是常有的事。一個偶然的什麽,會突然觸動心中最脆弱的部分。途中我關掉收音機,把車停進路旁休息場,進飯店要了一份青菜三明治和咖啡。我進衛生間把沾在手上的土衝洗得幹幹淨淨,然後吃了一片三明治,喝了兩杯咖啡。
那貓現在如何呢?我想,那裏該是漆黑一團吧?我記起上塊碰擊西友商店紙袋的聲音,不過做到這個程度也就可以了,無論對你還是對我。
我坐在飯店裏呆呆地盯視著裝有青菜三明治的碟子,足足盯了一個小時。剛盯到一小時,一個身穿紫色製服的女特走來,客氣地問我可否把碟子撤去,我點點頭。
好了,我想,該是重返社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