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是個令我頗感意外的電話。2008年3月1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周日下午，我剛從室內網球場回家，美聯儲理事會的一位高級官員就打來電話警示說，理事會剛剛宣布在數十年來第一次動用《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act）中含義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響的第13條第3款的授權。概括地說，第13條第3款的含義是，授予美聯儲接近於無限製地向任何人借出現金的權力。當日，美聯儲授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借出290億美元，以幫助摩根大通完成對貝爾斯登公司的收購。
成立於1923年的貝爾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資銀行中規模最小的，當時已處於破產邊緣，前一周才剛剛揮霍掉近200億美元。貝爾斯登的衰落揭開了此後延續6個月的全球金融局勢惡化的序幕，最終在2008年9月15日導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進而引發了曆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當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起的經濟滑坡幅度要大得多，但為日常商業活動服務的短期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如此大麵積的癱瘓，此前還從未有過。隨著投資者的情緒從狂熱跌入恐慌，市場流動性幾乎在一夜之間停滯，龐大而複雜的金融體係瓦解，引起全世界範圍的經濟緊縮。在9月那個宿命之日以及之後的數周，人性對經濟的影響被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從表麵上看，這次金融危機也代表著經濟預測行業的生存危機。本書是我在危機之後進行探索與思考的結晶，我希望弄清楚我們為何錯得那麽離譜，以及從我們做過的這些事情中能夠學到些什麽。從根本上說，這是一本關於預測人性的書籍，我們對於預知未來有多少了解，我們認為應該在這方麵做些什麽。本書要探討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或許最重要的還是短期和長期之間相互轉化的模糊地帶。我們目前麵臨著若幹嚴峻的長期經濟困難，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由我們對經濟未來的投資不足引起的。但我最大的擔憂是破敗的美國政治體製，我們需要政治體製來實行法治，那是美國憲法的明確規定（參見本書第十四章）。我對本書最深切的期盼莫過於，我的思考所帶來的某些創見能推動在當下或短期內采取必要的行動，這些行動盡管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短期痛苦，卻符合我們共同的長遠利益。否則，未來可能麵臨無數更大的痛苦和災難。我們已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預測的必要性
盡管我們並不希望如此，但經濟預測始終是一門關於概率的學問。“硬科學”在度量物質世界運動時所能達到的精確程度，在經濟領域似乎不可企及。然而，預測雖然時有失敗，卻從未被人們放棄，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對於自己所處世界的事件進程預見得越多，就越有能力為應對這些事件做好準備，從而改善生活品質。
我們從內心深知，對遠期的預見能力是有限的。毫無疑問，甚至從文字出現之前開始，這種認識就推動我們不斷地尋找途徑來彌補這一惱人的“缺陷”。在古希臘，國王和將軍們在采取政治或軍事冒險行動前要征詢特爾斐城先知們的建議。2000多年之後，歐洲國家依舊癡迷於諾查丹瑪斯的神秘預言。今天的算命人和選股人都還有著不錯的營生。預測的不斷失敗並不能阻止我們對無法實現的先知先覺的追求，這是人類的本性使然。
計量經濟學
我們預見未來的努力在曆史上有一個關鍵轉折點，那就是過去80年來以模型為基礎的經濟預測學科的發展。該學科采用物理學中使用的數學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門中幾乎所有經濟預測人員都使用這些工具，以建立可以“解釋”過去的模型，期盼更輕鬆地把握未來。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我被納入當時還算新潮的這種數量經濟學的完善工作中。我的指導教授雅各布·沃爾福威茨（jacob wolfowitz）和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是數理統計學的先驅學者。但我早年的興趣隨後逐漸被打壓，令我越來越懷疑它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因為看似無法模型化的動物精神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設定了當今宏觀經濟模型的基本框架。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影響了大多數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凱恩斯本人的模型則是個完整而簡化的、描述市場經濟主要部分如何運轉的版本。這類以“凱恩斯主義”命名的模型如今仍然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中被廣泛使用，尤其是用於判斷各種政府政策會對gdp（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水平產生何種影響。
古典經濟學家們堅信，市場經濟總是在自我修複中，受到擾亂之後也能在較短時間內回到充分就業水平。凱恩斯的思考向他們提出了直接挑戰，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經濟的自我穩定機製將失效，導致“就業不足的均衡”狀態，此時應該通過政府的赤字支出來彌補總需求的不足。令人吃驚的是，3/4個世紀之後，經濟學家們依然在激烈爭辯此類政策的利弊。
各種類型的經濟預測，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其他學派，都總是伴隨著永無休止的挑戰。模型從本質上來說是對複雜經濟現實的超級簡化。即使在一個相對簡單的市場經濟體中，gdp的創造也意味著每天實際發生了千百萬次的人際交互作用。任何經濟模型都隻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慮進來，經濟學家們隻能處理數量有限的方程組，並假設它們反映了現代經濟的基本驅動因素。
在實際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模型構建者會不斷調整所選擇的變量和方程組，直到其運行結果能以經濟上可靠的形式重現真實的曆史數據。所有預測者都必須判斷，哪些數量有限的“等式”能夠最有效地反映經濟體運行的總體特征。
在大多數時候，市場經濟中非金融部門的模型運行得還算不錯。大量研究成果不斷深化了我們對於這些市場運行規律的理解。可我們發現，金融市場的運行則處於一個杠杆作用非常不同的環境中，其風險量級比其他經濟部門大得多。承擔風險與規避風險幾乎是所有金融決策的根本，相比之下，非金融部門則更多取決於工程、技術和組織管理等因素。
非金融部門在資本投資和其他決策中當然也會考慮風險因素，但它們的主要關注點卻在其他方麵，例如，一塊芯片上可以集成多少個晶體管，如何確保橋梁能夠安全承載預定的重量等。這些問題屬於量子力學或工程學的應用領域，風險因素在決策時一般很少考慮。而在金融部門，綜合性衍生產品交易和其他新業務涉及的風險水平，與非金融部門常用的自然科學相比，要高出許多倍。人性對於亞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沒有任何影響，但我們的恐懼、狂熱和從眾本性以及文化傳統等卻決定著金融活動的走向。由於金融嚴重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儲蓄對前沿技術的投資水平，它對於整體經濟結果的影響，無論其好壞，都遠遠超過該產業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額（不足10%）。此外，金融失衡無疑是引發現代商業周期的直接或間接的主要原因。金融業向來是最難以模型化的經濟組成部分。
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服務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ea）采用的預測模型的成功，經濟計量學從象牙塔走上了經濟政策製定的前線。到60年代後期，經濟計量模型已成為政府和私人部門決策的必備組成部分，並延續至今。
然而預測者的道路一直不平坦。簡單模型在教室裏能夠很好地發揮指導作用，但遺憾的是在實踐中卻不那麽成功。在凱恩斯的理論模板被經濟學界廣泛接受後不久，美國經濟就開始呈現出一些與凱恩斯主義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則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凱恩斯主義認為，失業的增加表明經濟活動放緩，進而會降低通貨膨脹率，但在70年代的大多數時期，失業率都在上升，而通貨膨脹率依然高企，這種現象在當時被稱為“滯脹”。
於是，10年前還使政府經濟學家們顯得頗有先見之明的預測工具，開始暴露出錯漏。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此時吸引了學術界的目光，他指出，當時的擴張式經濟政策通過快速增加貨幣供應提高了市場的通脹預期，其影響超過了勞動力市場疲軟導致的通貨緊縮效應。弗裏德曼及其追隨者發展出了貨幣主義經濟理論和基於貨幣供應增速的預測工具，他們對70年代後期經濟形勢的預測的準確度遠遠超越了各種凱恩斯主義模型的變體。因此到70年代末，美聯儲每周發布的貨幣供應數據，就像如今公布的失業率數據一樣被市場高度關注。
到了80年代，隨著通貨膨脹受到控製（這部分歸功於美聯儲限製了貨幣供應增速），一種更為精練的凱恩斯主義得以重生，並對滯脹進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脹預期的重要性。新模型在隨後的20年裏運行得相當出色，當然這主要是因為市場上沒有出現重大的結構性破壞事件。其中，美聯儲建構的模型結合了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近期經濟理論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現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內為美聯儲理事會提供了極大的決策支持。
驚天之變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機卻幾乎沒有人預見到，宏觀經濟模型在我們最需要它的時候遭遇了徹底失敗，這令經濟學界大為沮喪。直到危機爆發，美聯儲理事會高度發達的預測體係都沒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跡象。在業界頗具聲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模型也是如此，它們在2007年春季還報告說，“自2006年9月以來……全球的經濟風險有所下降……美國經濟總體上運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況也令人歡欣鼓舞”。美國金融業的翹楚摩根大通銀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機爆發前3天）還預測說，美國的gdp增長將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大多數分析師和預測者都讚同英國《經濟學人》在2006年12月發表的觀點：“占據世界經濟主體地位的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動機看起來運轉良好。”甚至在市場崩潰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14日，預測前景依然非常不明朗，我在參加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星期日早間節目《本周》（this week）時還被問及下述問題：“避免本次衰退的可能性是否大於50%？”距離危機爆發不到24小時的時候，人們在傳統思維上還沒有達成可能發生一次正常衰退的共識，更別提80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了。
甚至在市場崩潰之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依然預測，失業率將從2009年1月的7.8%下降到2010年年底的7.0%，到2011年年底將降至6.5%。可是到2011年12月，實際的失業率躥升到8.5%。
哪裏出了問題？為什麽幾乎所有聲名卓著的經濟學家和政策製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錯得如此離譜？
我的思考將從對“動物精神”的分析開始，這個知名術語是凱恩斯發明的，用以描述“一種自發的行動本能，同時這種行動也不是對加權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斷的結果”。凱恩斯討論的動物精神是從事經濟活動的驅動力，我們的討論對此概念有所擴展，把恐懼導致的風險規避的一麵也包括在內。我對這種動物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體會：1959年，作為一名年輕的經濟學家，我在一次公開預測中首次深切體會到犯錯的滋味。我在《財富》雜誌中撰文稱，對投資者的“過分樂觀”感到擔憂，但後來發現，當時距離大牛市的頂峰還差得很遠。,問題並不在於我和其他經濟預測者不知道市場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亂狀態，會脫離理性基礎，而在於這樣的“非理性”行為實在太難測算，所有可靠的係統分析幾乎都不適用。
但如今，在過去幾年深入研究動物精神在嚴重危機期間的表現後，我又形成了這樣的觀點：人們的非理性行為有著比我們以前設想的更係統的特征，尤其在經濟極端緊張時期。或者說，這種非理性行為是可以被測算的，可以成為經濟預測過程和經濟政策製定的內在組成部分。
在視角轉化中，我逐漸意識到這種動物精神其實展現了某種“一致性”，它將非常有助於我們發現即將出現的股票、商品或匯率的資產價格泡沫，乃至預見泡沫最終破滅的經濟後果和複蘇前景。
特別是在本書第一章，我將試圖辨析某些行為動機的非理性特征，諸如狂熱、恐懼、驚慌、樂觀等，並討論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傳統如何與理性經濟行為相互作用，並導致重大的市場影響。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把經濟人假設連同肮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為盡管有大量證據顯示非理性市場行為的持續存在，但也有數據表明，理性經濟判斷從長期來看依然引導著自由市場經濟的前進方向。當然，眾所周知，長期可能意味著相當長的時間。
不過，當我們探討2008年危機及其後續的乏力複蘇時，必須兼顧長期和短期兩個視角。數據表明，1994~2008年的兩次資產價格泡沫的興起和破滅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率的實際進步，但泡沫背後也伴隨著非理性繁榮和泡沫狂熱的浪潮。這些浪潮在不可避免地破滅時會引發廣泛的恐慌情緒，進而令市場癱瘓。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需要認識到，並非所有的泡沫在破滅時都會造成2008年那種程度的浩劫。本書第二章將會詳細討論，1987年和2000年的泡沫破滅對整體經濟都隻有比較有限的負麵影響。泡沫破滅造成的破壞程度不但取決於“有毒”資產的類型，還與這些資產的持有人的杠杆大小有關。後者決定了危機能夠蔓延到多廣的範圍。簡而言之，第二章將闡述債務杠杆的大小至關重要。
本書涉及許多對我們的經濟未來非常關鍵的議題，整個撰寫過程把我本人帶到了一些未知領域，由於我自己對目前的前進道路的某些擔憂，這些思考可能會令人感覺有些不舒服。當然，這並不表示我是帶著一種批判或者悲觀的情緒在寫作。寫作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闡述我目前的所有想法，而是那些我有把握證明的內容。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進入了全盛時代。生產率快速提高，居民和企業儲蓄率接近10%，資本投資和住房建設繁榮發展。在滿足蓬勃的本國資本投資之餘，美國甚至還有足夠的儲蓄從事境外投資。
在確保經濟世界的領導地位之後，美國人慷慨大度地轉向國內，希望確保社會下層民眾也能分享整個國家發展的福利成果。在社會保障製度和其他福利製度實施多年之後，此類“由政府發放給個人的社會福利”在gdp中的占比達到4.7%。然後自1965年以來，隨著公共醫療計劃（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實施，加上社會福利水平與通貨膨脹率掛鉤造成的社會保障項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達40年的社會福利支出暴漲，年均漲幅接近10%——由兩黨聯合推動。本書後續的章節將指出，這一過分慷慨舉措的不幸後果是，福利支出嚴重擠壓了私人儲蓄，擠出效應的比率幾乎達到1∶1。資本投資的減少導致生產率增速下降，如果美國沒有從國外大規模借款，情況將更加惡化。而且，為維持這種慷慨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得不盡量搜刮聯邦預算的其他各類項目，才能應付社會性支出的瘋漲。我們正在消耗自己的種糧，破壞美國立足於世界所依賴的強大發動機。我們迫切需要調整前進方向。但這種調整，美國人在曆史上也曾經多次成功過。
給讀者的提示
在本書後續各章節，我將在合適的時候加上支持自己結論的附錄，包括深入的解釋性文字、表格、圖示以及回歸分析（使用最廣泛的判斷經濟因果關係的統計工具）。統計數據將從第二章開始出現，統計附錄2–1是一個解釋回歸分析結果的入門級介紹。當然對那些沒有興趣的讀者而言，這些附錄的內容完全可以忽略。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論述已足以闡述附錄裏的公式推理。
在本書展示的統計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bea）提供的國民收入與產值賬戶（national incots）數據。就在本書出版之前，國家經濟分析局發布了對這些賬戶數據的重大修訂信息。雖然許多數據序列出現了重大調整，但本書後續章節得出的所有結論不會受到顯著影響。
第13條第3款後來又被《多德–弗蘭克法案》修訂。
沃爾福威茨正好是後來成為世界銀行行長的保羅的父親。讓我頗為感動的是，保羅曾建議我給他的孩子們寫封短信，講講他們祖父的事情。
第四章將談到，我相信大多數模型中的資產價格的因果關係沒有被充分表達。
例如，結合了人力和工程學的有效管理就要求深入分析人們在各類垂直層級型企業組織中的相互關係，但這隻是非財務決策過程中的一小部分。
參見：iic outlook, april 2007, p. xii。
我暗自說：“我不敢相信，這樣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不會給全球實體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參見：christina romer and jared bernstein, “the job i recovery and reinvestn”; january 9, 2009。
參見：john he general theory of e and money (whitefish, mt:kessinger publishers, 1936/2010), pp. 161–162。
參見：fortune, march 1959。那段時間我並不怎麽走運，股票市場後來維持了多年的上漲趨勢。
大約在40年後，我在一個罕見的場合大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不管是非理性還是其他類型的恐懼都會控製市場參與者，使其不假思索地追求有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資產，而拋棄風險資產。對於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轉極其關鍵的投資者之間的細微差異，此時已被拋棄。”——1998年10月1日，我在美國眾議院銀行與金融服務委員會會議上的陳述。
回歸分析從本質上來說隻是分析變量之間的聯係以及這種聯係不是純粹出於偶然的概率。判斷因果關係必須結合經濟作用方麵的考慮。
這是個令我頗感意外的電話。2008年3月1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周日下午，我剛從室內網球場回家，美聯儲理事會的一位高級官員就打來電話警示說，理事會剛剛宣布在數十年來第一次動用《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act）中含義模糊但具有爆炸性影響的第13條第3款的授權。概括地說，第13條第3款的含義是，授予美聯儲接近於無限製地向任何人借出現金的權力。當日，美聯儲授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借出290億美元，以幫助摩根大通完成對貝爾斯登公司的收購。
成立於1923年的貝爾斯登公司是一流投資銀行中規模最小的，當時已處於破產邊緣，前一周才剛剛揮霍掉近200億美元。貝爾斯登的衰落揭開了此後延續6個月的全球金融局勢惡化的序幕，最終在2008年9月15日導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進而引發了曆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當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引起的經濟滑坡幅度要大得多，但為日常商業活動服務的短期金融市場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如此大麵積的癱瘓，此前還從未有過。隨著投資者的情緒從狂熱跌入恐慌，市場流動性幾乎在一夜之間停滯，龐大而複雜的金融體係瓦解，引起全世界範圍的經濟緊縮。在9月那個宿命之日以及之後的數周，人性對經濟的影響被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
從表麵上看，這次金融危機也代表著經濟預測行業的生存危機。本書是我在危機之後進行探索與思考的結晶，我希望弄清楚我們為何錯得那麽離譜，以及從我們做過的這些事情中能夠學到些什麽。從根本上說，這是一本關於預測人性的書籍，我們對於預知未來有多少了解，我們認為應該在這方麵做些什麽。本書要探討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或許最重要的還是短期和長期之間相互轉化的模糊地帶。我們目前麵臨著若幹嚴峻的長期經濟困難，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由我們對經濟未來的投資不足引起的。但我最大的擔憂是破敗的美國政治體製，我們需要政治體製來實行法治，那是美國憲法的明確規定（參見本書第十四章）。我對本書最深切的期盼莫過於，我的思考所帶來的某些創見能推動在當下或短期內采取必要的行動，這些行動盡管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短期痛苦，卻符合我們共同的長遠利益。否則，未來可能麵臨無數更大的痛苦和災難。我們已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預測的必要性
盡管我們並不希望如此，但經濟預測始終是一門關於概率的學問。“硬科學”在度量物質世界運動時所能達到的精確程度，在經濟領域似乎不可企及。然而，預測雖然時有失敗，卻從未被人們放棄，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對於自己所處世界的事件進程預見得越多，就越有能力為應對這些事件做好準備，從而改善生活品質。
我們從內心深知，對遠期的預見能力是有限的。毫無疑問，甚至從文字出現之前開始，這種認識就推動我們不斷地尋找途徑來彌補這一惱人的“缺陷”。在古希臘，國王和將軍們在采取政治或軍事冒險行動前要征詢特爾斐城先知們的建議。2000多年之後，歐洲國家依舊癡迷於諾查丹瑪斯的神秘預言。今天的算命人和選股人都還有著不錯的營生。預測的不斷失敗並不能阻止我們對無法實現的先知先覺的追求，這是人類的本性使然。
計量經濟學
我們預見未來的努力在曆史上有一個關鍵轉折點，那就是過去80年來以模型為基礎的經濟預測學科的發展。該學科采用物理學中使用的數學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門中幾乎所有經濟預測人員都使用這些工具，以建立可以“解釋”過去的模型，期盼更輕鬆地把握未來。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我被納入當時還算新潮的這種數量經濟學的完善工作中。我的指導教授雅各布·沃爾福威茨（jacob wolfowitz）和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是數理統計學的先驅學者。但我早年的興趣隨後逐漸被打壓，令我越來越懷疑它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因為看似無法模型化的動物精神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極為關鍵的作用。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1936年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設定了當今宏觀經濟模型的基本框架。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影響了大多數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凱恩斯本人的模型則是個完整而簡化的、描述市場經濟主要部分如何運轉的版本。這類以“凱恩斯主義”命名的模型如今仍然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中被廣泛使用，尤其是用於判斷各種政府政策會對gdp（國內生產總值）和就業水平產生何種影響。
古典經濟學家們堅信，市場經濟總是在自我修複中，受到擾亂之後也能在較短時間內回到充分就業水平。凱恩斯的思考向他們提出了直接挑戰，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經濟的自我穩定機製將失效，導致“就業不足的均衡”狀態，此時應該通過政府的赤字支出來彌補總需求的不足。令人吃驚的是，3/4個世紀之後，經濟學家們依然在激烈爭辯此類政策的利弊。
各種類型的經濟預測，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其他學派，都總是伴隨著永無休止的挑戰。模型從本質上來說是對複雜經濟現實的超級簡化。即使在一個相對簡單的市場經濟體中，gdp的創造也意味著每天實際發生了千百萬次的人際交互作用。任何經濟模型都隻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慮進來，經濟學家們隻能處理數量有限的方程組，並假設它們反映了現代經濟的基本驅動因素。
在實際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模型構建者會不斷調整所選擇的變量和方程組，直到其運行結果能以經濟上可靠的形式重現真實的曆史數據。所有預測者都必須判斷，哪些數量有限的“等式”能夠最有效地反映經濟體運行的總體特征。
在大多數時候，市場經濟中非金融部門的模型運行得還算不錯。大量研究成果不斷深化了我們對於這些市場運行規律的理解。可我們發現，金融市場的運行則處於一個杠杆作用非常不同的環境中，其風險量級比其他經濟部門大得多。承擔風險與規避風險幾乎是所有金融決策的根本，相比之下，非金融部門則更多取決於工程、技術和組織管理等因素。
非金融部門在資本投資和其他決策中當然也會考慮風險因素，但它們的主要關注點卻在其他方麵，例如，一塊芯片上可以集成多少個晶體管，如何確保橋梁能夠安全承載預定的重量等。這些問題屬於量子力學或工程學的應用領域，風險因素在決策時一般很少考慮。而在金融部門，綜合性衍生產品交易和其他新業務涉及的風險水平，與非金融部門常用的自然科學相比，要高出許多倍。人性對於亞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沒有任何影響，但我們的恐懼、狂熱和從眾本性以及文化傳統等卻決定著金融活動的走向。由於金融嚴重影響著一個國家的儲蓄對前沿技術的投資水平，它對於整體經濟結果的影響，無論其好壞，都遠遠超過該產業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額（不足10%）。此外，金融失衡無疑是引發現代商業周期的直接或間接的主要原因。金融業向來是最難以模型化的經濟組成部分。
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為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服務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ea）采用的預測模型的成功，經濟計量學從象牙塔走上了經濟政策製定的前線。到60年代後期，經濟計量模型已成為政府和私人部門決策的必備組成部分，並延續至今。
然而預測者的道路一直不平坦。簡單模型在教室裏能夠很好地發揮指導作用，但遺憾的是在實踐中卻不那麽成功。在凱恩斯的理論模板被經濟學界廣泛接受後不久，美國經濟就開始呈現出一些與凱恩斯主義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則相矛盾的特征。例如，凱恩斯主義認為，失業的增加表明經濟活動放緩，進而會降低通貨膨脹率，但在70年代的大多數時期，失業率都在上升，而通貨膨脹率依然高企，這種現象在當時被稱為“滯脹”。
於是，10年前還使政府經濟學家們顯得頗有先見之明的預測工具，開始暴露出錯漏。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此時吸引了學術界的目光，他指出，當時的擴張式經濟政策通過快速增加貨幣供應提高了市場的通脹預期，其影響超過了勞動力市場疲軟導致的通貨緊縮效應。弗裏德曼及其追隨者發展出了貨幣主義經濟理論和基於貨幣供應增速的預測工具，他們對70年代後期經濟形勢的預測的準確度遠遠超越了各種凱恩斯主義模型的變體。因此到70年代末，美聯儲每周發布的貨幣供應數據，就像如今公布的失業率數據一樣被市場高度關注。
到了80年代，隨著通貨膨脹受到控製（這部分歸功於美聯儲限製了貨幣供應增速），一種更為精練的凱恩斯主義得以重生，並對滯脹進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脹預期的重要性。新模型在隨後的20年裏運行得相當出色，當然這主要是因為市場上沒有出現重大的結構性破壞事件。其中，美聯儲建構的模型結合了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近期經濟理論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現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內為美聯儲理事會提供了極大的決策支持。
驚天之變
然而，2008年9月的危機卻幾乎沒有人預見到，宏觀經濟模型在我們最需要它的時候遭遇了徹底失敗，這令經濟學界大為沮喪。直到危機爆發，美聯儲理事會高度發達的預測體係都沒有看到任何衰退的跡象。在業界頗具聲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模型也是如此，它們在2007年春季還報告說，“自2006年9月以來……全球的經濟風險有所下降……美國經濟總體上運行良好……其他地方的情況也令人歡欣鼓舞”。美國金融業的翹楚摩根大通銀行甚至在2008年9月12日（危機爆發前3天）還預測說，美國的gdp增長將在2009年上半年加速。
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大多數分析師和預測者都讚同英國《經濟學人》在2006年12月發表的觀點：“占據世界經濟主體地位的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動機看起來運轉良好。”甚至在市場崩潰的前一天，即2008年9月14日，預測前景依然非常不明朗，我在參加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星期日早間節目《本周》（this week）時還被問及下述問題：“避免本次衰退的可能性是否大於50%？”距離危機爆發不到24小時的時候，人們在傳統思維上還沒有達成可能發生一次正常衰退的共識，更別提80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了。
甚至在市場崩潰之後，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依然預測，失業率將從2009年1月的7.8%下降到2010年年底的7.0%，到2011年年底將降至6.5%。可是到2011年12月，實際的失業率躥升到8.5%。
哪裏出了問題？為什麽幾乎所有聲名卓著的經濟學家和政策製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錯得如此離譜？
我的思考將從對“動物精神”的分析開始，這個知名術語是凱恩斯發明的，用以描述“一種自發的行動本能，同時這種行動也不是對加權收益值和成功概率的理性判斷的結果”。凱恩斯討論的動物精神是從事經濟活動的驅動力，我們的討論對此概念有所擴展，把恐懼導致的風險規避的一麵也包括在內。我對這種動物精神及其捉摸不定的特性早有體會：1959年，作為一名年輕的經濟學家，我在一次公開預測中首次深切體會到犯錯的滋味。我在《財富》雜誌中撰文稱，對投資者的“過分樂觀”感到擔憂，但後來發現，當時距離大牛市的頂峰還差得很遠。,問題並不在於我和其他經濟預測者不知道市場容易陷入野性乃至狂亂狀態，會脫離理性基礎，而在於這樣的“非理性”行為實在太難測算，所有可靠的係統分析幾乎都不適用。
但如今，在過去幾年深入研究動物精神在嚴重危機期間的表現後，我又形成了這樣的觀點：人們的非理性行為有著比我們以前設想的更係統的特征，尤其在經濟極端緊張時期。或者說，這種非理性行為是可以被測算的，可以成為經濟預測過程和經濟政策製定的內在組成部分。
在視角轉化中，我逐漸意識到這種動物精神其實展現了某種“一致性”，它將非常有助於我們發現即將出現的股票、商品或匯率的資產價格泡沫，乃至預見泡沫最終破滅的經濟後果和複蘇前景。
特別是在本書第一章，我將試圖辨析某些行為動機的非理性特征，諸如狂熱、恐懼、驚慌、樂觀等，並討論這些本性及其形成的文化傳統如何與理性經濟行為相互作用，並導致重大的市場影響。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把經濟人假設連同肮髒的洗澡水一起倒掉，因為盡管有大量證據顯示非理性市場行為的持續存在，但也有數據表明，理性經濟判斷從長期來看依然引導著自由市場經濟的前進方向。當然，眾所周知，長期可能意味著相當長的時間。
不過，當我們探討2008年危機及其後續的乏力複蘇時，必須兼顧長期和短期兩個視角。數據表明，1994~2008年的兩次資產價格泡沫的興起和破滅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產率的實際進步，但泡沫背後也伴隨著非理性繁榮和泡沫狂熱的浪潮。這些浪潮在不可避免地破滅時會引發廣泛的恐慌情緒，進而令市場癱瘓。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需要認識到，並非所有的泡沫在破滅時都會造成2008年那種程度的浩劫。本書第二章將會詳細討論，1987年和2000年的泡沫破滅對整體經濟都隻有比較有限的負麵影響。泡沫破滅造成的破壞程度不但取決於“有毒”資產的類型，還與這些資產的持有人的杠杆大小有關。後者決定了危機能夠蔓延到多廣的範圍。簡而言之，第二章將闡述債務杠杆的大小至關重要。
本書涉及許多對我們的經濟未來非常關鍵的議題，整個撰寫過程把我本人帶到了一些未知領域，由於我自己對目前的前進道路的某些擔憂，這些思考可能會令人感覺有些不舒服。當然，這並不表示我是帶著一種批判或者悲觀的情緒在寫作。寫作本書的目的並不在於闡述我目前的所有想法，而是那些我有把握證明的內容。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進入了全盛時代。生產率快速提高，居民和企業儲蓄率接近10%，資本投資和住房建設繁榮發展。在滿足蓬勃的本國資本投資之餘，美國甚至還有足夠的儲蓄從事境外投資。
在確保經濟世界的領導地位之後，美國人慷慨大度地轉向國內，希望確保社會下層民眾也能分享整個國家發展的福利成果。在社會保障製度和其他福利製度實施多年之後，此類“由政府發放給個人的社會福利”在gdp中的占比達到4.7%。然後自1965年以來，隨著公共醫療計劃（medicare）和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實施，加上社會福利水平與通貨膨脹率掛鉤造成的社會保障項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達40年的社會福利支出暴漲，年均漲幅接近10%——由兩黨聯合推動。本書後續的章節將指出，這一過分慷慨舉措的不幸後果是，福利支出嚴重擠壓了私人儲蓄，擠出效應的比率幾乎達到1∶1。資本投資的減少導致生產率增速下降，如果美國沒有從國外大規模借款，情況將更加惡化。而且，為維持這種慷慨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得不盡量搜刮聯邦預算的其他各類項目，才能應付社會性支出的瘋漲。我們正在消耗自己的種糧，破壞美國立足於世界所依賴的強大發動機。我們迫切需要調整前進方向。但這種調整，美國人在曆史上也曾經多次成功過。
給讀者的提示
在本書後續各章節，我將在合適的時候加上支持自己結論的附錄，包括深入的解釋性文字、表格、圖示以及回歸分析（使用最廣泛的判斷經濟因果關係的統計工具）。統計數據將從第二章開始出現，統計附錄2–1是一個解釋回歸分析結果的入門級介紹。當然對那些沒有興趣的讀者而言，這些附錄的內容完全可以忽略。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論述已足以闡述附錄裏的公式推理。
在本書展示的統計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於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bea）提供的國民收入與產值賬戶（national incots）數據。就在本書出版之前，國家經濟分析局發布了對這些賬戶數據的重大修訂信息。雖然許多數據序列出現了重大調整，但本書後續章節得出的所有結論不會受到顯著影響。
第13條第3款後來又被《多德–弗蘭克法案》修訂。
沃爾福威茨正好是後來成為世界銀行行長的保羅的父親。讓我頗為感動的是，保羅曾建議我給他的孩子們寫封短信，講講他們祖父的事情。
第四章將談到，我相信大多數模型中的資產價格的因果關係沒有被充分表達。
例如，結合了人力和工程學的有效管理就要求深入分析人們在各類垂直層級型企業組織中的相互關係，但這隻是非財務決策過程中的一小部分。
參見：iic outlook, april 2007, p. xii。
我暗自說：“我不敢相信，這樣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不會給全球實體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參見：christina romer and jared bernstein, “the job i recovery and reinvestn”; january 9, 2009。
參見：john he general theory of e and money (whitefish, mt:kessinger publishers, 1936/2010), pp. 161–162。
參見：fortune, march 1959。那段時間我並不怎麽走運，股票市場後來維持了多年的上漲趨勢。
大約在40年後，我在一個罕見的場合大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不管是非理性還是其他類型的恐懼都會控製市場參與者，使其不假思索地追求有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資產，而拋棄風險資產。對於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轉極其關鍵的投資者之間的細微差異，此時已被拋棄。”——1998年10月1日，我在美國眾議院銀行與金融服務委員會會議上的陳述。
回歸分析從本質上來說隻是分析變量之間的聯係以及這種聯係不是純粹出於偶然的概率。判斷因果關係必須結合經濟作用方麵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