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歲的高本漢搭乘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北京號”貨輪，與一千公斤炸藥結伴同行，經過兩個月的海上漂泊，抵達了上海，然後一路北上，在北京稍作停留以後，來到了山西太原。就這樣，這位偉大的學者在中國的戰亂和瘟疫裏，在自己的饑寒交迫裏，開始了他劃時代的研究工作——曆史音韻學和方言學。很多年以後，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教授指出：在索緒爾死後發表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前一年，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已經發表。
這是一位勤奮的學者，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的中文譯本的“序言”裏說：“通過其充沛的精力與過人的智慧，高本漢獨立地使瑞典成為世界上漢學方麵具有領先地位的國家之一。高本漢的研究涉及漢學的許多方麵，如方言學、語音學、曆史音韻學、語文學、考證學以及青銅器的年代學。他在學術上的著作對深入了解漢語的曆史演變有重大意義。”
從馬悅然精心編輯的高本漢作品年表來看，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七六年期間，他的專著出版和論文發表似乎應該按季節來計算，而不應該按年度計算。我看不出他什麽時候休息過。偷懶的事他肯定是一輩子都沒幹過，就像他的母親艾拉一樣，艾拉說過：“懶的長工和溫暖的床很難分開。”我擔心高本漢可能成年後就不知道床的溫暖滋味。好在他小時候知道母親懷抱的溫暖滋味，他在一九一〇年十月發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還是一個小不點的時候，‘懶’在媽媽的懷抱裏是多麽舒服。”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一九五四年為慶祝高本漢六十五歲生日，遠東博物館裏的人把他過去發表在博物館年刊上的文章結集後用精裝出版，高本漢激動地喊出：‘真他媽的，我多麽勤奮哪！’”
如此勤奮的老師必然會帶出勤奮的學生，一九九七年我們一行人在斯德哥爾摩參觀瑞典學院圖書館時，圖書館工作人員事先將馬悅然的專著和翻譯作品堆滿了一張很大的桌子，就在我們感到驚訝時，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其實還有一些馬悅然的作品沒有放上去。當時站在一旁的馬悅然不好意思地微笑著，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漢、馬伯樂、伯希和這一代漢學家艱苦的學習經曆，是今天學習中文的西方學生難以想象的，後來的馬悅然這一代學者也是同樣如此。馬悅然在正式學習漢語之前，在準備拉丁文考試時，為了消遣，閱讀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經》，他驚訝三種譯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鬥膽去請教高本漢，歪打正著地成為了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沒有回到烏普薩拉，他留在了斯德哥爾摩，最初的幾周裏他“在中央火車站大廳長椅上、在公園裏和四路環行電車上度過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圖列廣場，那裏有適合人躺著的長椅子”。馬悅然寫道：“這些困難絲毫沒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漢指導下學習中文的興趣。”
二〇〇七年八月，我們開車從斯德哥爾摩前往烏普薩拉的路上，馬悅然回首往事，講述了高本漢第一次正式給他們上課時，拿出來的課文是《左傳》。我聽後吃了一驚，想象著高本漢如何在課堂上麵對幾個對中文一竅不通的學生朗讀和講解《左傳》。馬悅然最早對中文的理解，就是發現中文是單音節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單音節地敲打來記住中文句子的長度。我在想，馬悅然為何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醉於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與此有關，是中文全然不同於西方語言的發音引導著他進入了漢語，然後又讓他進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也是二〇〇七年，我在中國的報紙上讀到馬悅然的學生羅多弼教授接受采訪的片段。羅多弼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時期跟隨馬悅然學習漢學，當時瑞典的大學生裏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羅多弼和他的同學們要求馬悅然停止原來的中文課程，改用《毛澤東選集》和《紅旗》雜誌上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的留學生來到中國之前，開始接受簡單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國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軍”“我的媽媽是護士”之類的。他們來到中國，和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接受同樣的教育。當中國的工農兵大學生問他們的爸爸和媽媽是做什麽工作時，幾乎所有的西方留學生都是這樣回答：“爸爸是解放軍，媽媽是護士。”因為除了“解放軍”和“護士”之外，他們不知道其他職業的中文應該怎麽說。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留學生一到中國就學會了“下海”，“市場經濟”這樣的漢語詞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遇到過一個美國女學生，到北京才幾天時間，就會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我覺得，漢學家的曆史，或者說學習漢語的曆史，其實也折射出了中國的曆史。這是從一個奇妙的角度出發，濃縮了中國社會的動蕩和變遷。
因此，當我收到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時，我知道自己將要閱讀的是漢學史的起源。這本書伴隨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歐洲七國之行，又伴隨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國南方之行。每次住進一家旅館時，我打開箱子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這本書拿出來放在床頭。
這是漫長的閱讀，也是密集活動和旅行疲勞裏的短暫享受。閱讀這本書是愉快和受益匪淺的經曆，可是評論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一書中，將人物傳記、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敘述和漢學研究熔於一爐。
在這本書中，我們隨時可以讀到馬悅然對老師高本漢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對老師的愛戴並不影響馬悅然客觀的敘述。馬悅然在“序言”裏引用了威爾斯的話：“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其後他自己寫道：“我猜想，這句話的用意在於提醒那些傳記作家，切記不要過多地美化他們描寫的對象。我在寫作時，把這句話牢記心中。”
確實如此，當一場戰爭阻止了高本漢強大的學術競爭對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進入與高本漢相同的研究領域時，高本漢當時幸災樂禍的心情在馬悅然的筆下栩栩如生。還有高本漢年輕時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後的驕傲，馬悅然也是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當然，我要說明一下，馬悅然在這裏是用一種欣賞的筆調來表達高本漢如何從狂妄走向驕傲的。有趣的是，在馬悅然筆下，年輕時的高本漢雖然狂妄，卻仍然有著和現實妥協的本領。高本漢高中時當選為“母語之友”協會的主席，該協會每年的迎春會都要演出一部話劇，當協會的多數理事提議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時，立刻遭到高本漢的反對，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廣大公眾中的形象不佳，在選擇劇目的時候應該考慮觀看演出的公眾”。
這本書是從一篇優美的散文開始的，是高本漢十三歲的時候描寫自己家鄉延雪平的一篇作文。高本漢的文學才華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後高本漢用克拉斯·古爾曼的筆名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多數評論家給予了讚揚。馬悅然用順敘的方式講述了高本漢的故事，同時又不失時機地將中國的動蕩和歐洲的變遷盡收眼底，還有音韻學、文字學、語言學、語音學等十分專業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地書寫了出來。
我的閱讀時快時慢。最快的部分來自高本漢的成長故事和他家人的性格描寫，我喜歡高本漢的兄弟姐妹，更喜歡高本漢的母親艾拉，這位一生勤勞的女性十分風趣，她說自己“隻有到永遠不做彌撒，豬該剪毛時才肯休息”，而且每個孩子都會從艾拉那裏獲得一個美好的外號，比如高本漢是艾拉的“我的帥哥”。艾拉的幽默裏時常是尖酸刻薄，她說：“你向一隻手發願，向另一隻手啐唾沫，你看哪一隻手最行！”還有，“有時候魔鬼該殺也得殺”。高本漢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寫給未婚妻茵娜的信中，尖刻和幽默地提到了他在學術上的勁敵伯希和，他在信中說：“我今天本來想給沙畹寫信，問一問伯希和是否還活著。他肯定還活著，壞人長壽。再說了，打死這麽能幹的一個人也不光彩。”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我們有理由相信，高本漢戲劇性的幽默和有時尖刻的語言可能是來自母親的遺傳。”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閱讀斯特林堡的作品時，被他尖刻的幽默深深吸引。此後心裏十分好奇，因為瑞典人在我心目中曾經是穩重和保守的形象，斯特林堡的作品改變了我的這個看法。現在我讀完《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以後，相信尖刻的幽默是瑞典人性格的重要內容，因為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了這樣的句子：“你是如此的愚蠢，就像上帝是那麽的聰明。”
最慢的閱讀部分來自這本書的第八章“他使遙不可及的語言變得近在咫尺”。雖然馬悅然使用了散文一樣的親切筆調，深入淺出地展示了高本漢的學術成就，可是沒有經過相關專業訓練的我，閱讀起來仍然感到吃力。我在閱讀這一章所花去的時間，超過其他所有章節的閱讀時間。
馬悅然從漢字的結構開始，經過了漢語的語音係統、古代漢語的音韻學結構等，論述了高本漢構擬和訓釋方麵傑出的研究工作。最後講述了高本漢如何讓拉丁字母東進，在一九二八年的倫敦中國學會上作報告《漢語的拉丁字母》。高本漢在這一年“認為中國必須創造西方文字的拚寫方法，以便創造一種基於口語的新文學”。
在這個問題上，馬悅然客觀地讚揚了高本漢的老朋友，美國伯克利大學的趙元任教授。馬悅然說：“由趙元任等創造並遵循高本漢討論的原則的那套標音係統——國語拉丁字母係統不為高本漢所接受，理由是‘離真實的讀音相去甚遠’。”馬悅然繼續說：“高本漢似乎沒有發現趙元任拉丁字母係統的最大優越性。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組成的現代普通話的詞借助拉丁字母拚音係統很容易連寫：huoochejann（火車站），tzyhyoushyhchaang（自由市場）。”
就像在閱讀全書時可以感受到馬悅然的博學多才一樣，閱讀本書第八章的專業敘述段落時，可以充分領教馬悅然深厚的學術功底。這一章的閱讀給予我這樣的暗示：馬悅然是以自己的學術研究來闡釋高本漢的學術研究。
事實上，這樣的暗示一直貫穿著我對這本書的閱讀，當敘述來到高本漢豐富的人生經曆時，我也同樣感受到了馬悅然豐富的人生經曆。我在讀到這些段落的時候，眼前總是浮現出馬悅然的形象，他喝著威士忌，興致勃勃地講述自己那些引人入勝的故事，講到關鍵處常常戛然而止，舉起空酒杯，用四川話說道：“沒得酒得。”
為什麽我要將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的副標題借用過來，改成《兩位學者的肖像》作為此文的題目？這是因為我在閱讀陌生的高本漢時，常常感受到熟悉的馬悅然。基於這樣的理由，我相信任何一個文本的後麵都存在著一個潛文本。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這是一位勤奮的學者，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的中文譯本的“序言”裏說：“通過其充沛的精力與過人的智慧，高本漢獨立地使瑞典成為世界上漢學方麵具有領先地位的國家之一。高本漢的研究涉及漢學的許多方麵，如方言學、語音學、曆史音韻學、語文學、考證學以及青銅器的年代學。他在學術上的著作對深入了解漢語的曆史演變有重大意義。”
從馬悅然精心編輯的高本漢作品年表來看，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七六年期間，他的專著出版和論文發表似乎應該按季節來計算，而不應該按年度計算。我看不出他什麽時候休息過。偷懶的事他肯定是一輩子都沒幹過，就像他的母親艾拉一樣，艾拉說過：“懶的長工和溫暖的床很難分開。”我擔心高本漢可能成年後就不知道床的溫暖滋味。好在他小時候知道母親懷抱的溫暖滋味，他在一九一〇年十月發自山西太原的一封信裏寫道：“我永遠不會忘記，我還是一個小不點的時候，‘懶’在媽媽的懷抱裏是多麽舒服。”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一九五四年為慶祝高本漢六十五歲生日，遠東博物館裏的人把他過去發表在博物館年刊上的文章結集後用精裝出版，高本漢激動地喊出：‘真他媽的，我多麽勤奮哪！’”
如此勤奮的老師必然會帶出勤奮的學生，一九九七年我們一行人在斯德哥爾摩參觀瑞典學院圖書館時，圖書館工作人員事先將馬悅然的專著和翻譯作品堆滿了一張很大的桌子，就在我們感到驚訝時，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其實還有一些馬悅然的作品沒有放上去。當時站在一旁的馬悅然不好意思地微笑著，令我印象深刻。
高本漢、馬伯樂、伯希和這一代漢學家艱苦的學習經曆，是今天學習中文的西方學生難以想象的，後來的馬悅然這一代學者也是同樣如此。馬悅然在正式學習漢語之前，在準備拉丁文考試時，為了消遣，閱讀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版的《道德經》，他驚訝三種譯文的差距如此之大，便鬥膽去請教高本漢，歪打正著地成為了高本漢的學生。馬悅然沒有回到烏普薩拉，他留在了斯德哥爾摩，最初的幾周裏他“在中央火車站大廳長椅上、在公園裏和四路環行電車上度過很多夜晚，甚至在斯圖列廣場，那裏有適合人躺著的長椅子”。馬悅然寫道：“這些困難絲毫沒有降低我得以在高本漢指導下學習中文的興趣。”
二〇〇七年八月，我們開車從斯德哥爾摩前往烏普薩拉的路上，馬悅然回首往事，講述了高本漢第一次正式給他們上課時，拿出來的課文是《左傳》。我聽後吃了一驚，想象著高本漢如何在課堂上麵對幾個對中文一竅不通的學生朗讀和講解《左傳》。馬悅然最早對中文的理解，就是發現中文是單音節的，他用手指在桌子上單音節地敲打來記住中文句子的長度。我在想，馬悅然為何有很長一段時間沉醉於四川方言的研究？可能與此有關，是中文全然不同於西方語言的發音引導著他進入了漢語，然後又讓他進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也是二〇〇七年，我在中國的報紙上讀到馬悅然的學生羅多弼教授接受采訪的片段。羅多弼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文革”時期跟隨馬悅然學習漢學，當時瑞典的大學生裏也有不少左翼分子，羅多弼和他的同學們要求馬悅然停止原來的中文課程，改用《毛澤東選集》和《紅旗》雜誌上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的留學生來到中國之前，開始接受簡單的中文教育，教材是中國政府提供的，都是“我的爸爸是解放軍”“我的媽媽是護士”之類的。他們來到中國，和當時的工農兵大學生接受同樣的教育。當中國的工農兵大學生問他們的爸爸和媽媽是做什麽工作時，幾乎所有的西方留學生都是這樣回答：“爸爸是解放軍，媽媽是護士。”因為除了“解放軍”和“護士”之外，他們不知道其他職業的中文應該怎麽說。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留學生一到中國就學會了“下海”，“市場經濟”這樣的漢語詞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我遇到過一個美國女學生，到北京才幾天時間，就會說：“男人不壞，女人不愛。”……
我覺得，漢學家的曆史，或者說學習漢語的曆史，其實也折射出了中國的曆史。這是從一個奇妙的角度出發，濃縮了中國社會的動蕩和變遷。
因此，當我收到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時，我知道自己將要閱讀的是漢學史的起源。這本書伴隨了我今年五月至六月的歐洲七國之行，又伴隨了我七月的三次中國南方之行。每次住進一家旅館時，我打開箱子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這本書拿出來放在床頭。
這是漫長的閱讀，也是密集活動和旅行疲勞裏的短暫享受。閱讀這本書是愉快和受益匪淺的經曆，可是評論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一書中，將人物傳記、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敘述和漢學研究熔於一爐。
在這本書中，我們隨時可以讀到馬悅然對老師高本漢由衷的尊敬之情，然而對老師的愛戴並不影響馬悅然客觀的敘述。馬悅然在“序言”裏引用了威爾斯的話：“一個人的傳記應該由一個誠實的敵人來寫。”其後他自己寫道：“我猜想，這句話的用意在於提醒那些傳記作家，切記不要過多地美化他們描寫的對象。我在寫作時，把這句話牢記心中。”
確實如此，當一場戰爭阻止了高本漢強大的學術競爭對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進入與高本漢相同的研究領域時，高本漢當時幸災樂禍的心情在馬悅然的筆下栩栩如生。還有高本漢年輕時的狂妄和功成名就後的驕傲，馬悅然也是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當然，我要說明一下，馬悅然在這裏是用一種欣賞的筆調來表達高本漢如何從狂妄走向驕傲的。有趣的是，在馬悅然筆下，年輕時的高本漢雖然狂妄，卻仍然有著和現實妥協的本領。高本漢高中時當選為“母語之友”協會的主席，該協會每年的迎春會都要演出一部話劇，當協會的多數理事提議演出斯特林堡的作品時，立刻遭到高本漢的反對，他的理由是斯特林堡“在廣大公眾中的形象不佳，在選擇劇目的時候應該考慮觀看演出的公眾”。
這本書是從一篇優美的散文開始的，是高本漢十三歲的時候描寫自己家鄉延雪平的一篇作文。高本漢的文學才華在此初露端倪，差不多四十年以後高本漢用克拉斯·古爾曼的筆名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多數評論家給予了讚揚。馬悅然用順敘的方式講述了高本漢的故事，同時又不失時機地將中國的動蕩和歐洲的變遷盡收眼底，還有音韻學、文字學、語言學、語音學等十分專業的研究，也是水到渠成地書寫了出來。
我的閱讀時快時慢。最快的部分來自高本漢的成長故事和他家人的性格描寫，我喜歡高本漢的兄弟姐妹，更喜歡高本漢的母親艾拉，這位一生勤勞的女性十分風趣，她說自己“隻有到永遠不做彌撒，豬該剪毛時才肯休息”，而且每個孩子都會從艾拉那裏獲得一個美好的外號，比如高本漢是艾拉的“我的帥哥”。艾拉的幽默裏時常是尖酸刻薄，她說：“你向一隻手發願，向另一隻手啐唾沫，你看哪一隻手最行！”還有，“有時候魔鬼該殺也得殺”。高本漢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寫給未婚妻茵娜的信中，尖刻和幽默地提到了他在學術上的勁敵伯希和，他在信中說：“我今天本來想給沙畹寫信，問一問伯希和是否還活著。他肯定還活著，壞人長壽。再說了，打死這麽能幹的一個人也不光彩。”
馬悅然在書中寫道：“我們有理由相信，高本漢戲劇性的幽默和有時尖刻的語言可能是來自母親的遺傳。”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閱讀斯特林堡的作品時，被他尖刻的幽默深深吸引。此後心裏十分好奇，因為瑞典人在我心目中曾經是穩重和保守的形象，斯特林堡的作品改變了我的這個看法。現在我讀完《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以後，相信尖刻的幽默是瑞典人性格的重要內容，因為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了這樣的句子：“你是如此的愚蠢，就像上帝是那麽的聰明。”
最慢的閱讀部分來自這本書的第八章“他使遙不可及的語言變得近在咫尺”。雖然馬悅然使用了散文一樣的親切筆調，深入淺出地展示了高本漢的學術成就，可是沒有經過相關專業訓練的我，閱讀起來仍然感到吃力。我在閱讀這一章所花去的時間，超過其他所有章節的閱讀時間。
馬悅然從漢字的結構開始，經過了漢語的語音係統、古代漢語的音韻學結構等，論述了高本漢構擬和訓釋方麵傑出的研究工作。最後講述了高本漢如何讓拉丁字母東進，在一九二八年的倫敦中國學會上作報告《漢語的拉丁字母》。高本漢在這一年“認為中國必須創造西方文字的拚寫方法，以便創造一種基於口語的新文學”。
在這個問題上，馬悅然客觀地讚揚了高本漢的老朋友，美國伯克利大學的趙元任教授。馬悅然說：“由趙元任等創造並遵循高本漢討論的原則的那套標音係統——國語拉丁字母係統不為高本漢所接受，理由是‘離真實的讀音相去甚遠’。”馬悅然繼續說：“高本漢似乎沒有發現趙元任拉丁字母係統的最大優越性。主要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組成的現代普通話的詞借助拉丁字母拚音係統很容易連寫：huoochejann（火車站），tzyhyoushyhchaang（自由市場）。”
就像在閱讀全書時可以感受到馬悅然的博學多才一樣，閱讀本書第八章的專業敘述段落時，可以充分領教馬悅然深厚的學術功底。這一章的閱讀給予我這樣的暗示：馬悅然是以自己的學術研究來闡釋高本漢的學術研究。
事實上，這樣的暗示一直貫穿著我對這本書的閱讀，當敘述來到高本漢豐富的人生經曆時，我也同樣感受到了馬悅然豐富的人生經曆。我在讀到這些段落的時候，眼前總是浮現出馬悅然的形象，他喝著威士忌，興致勃勃地講述自己那些引人入勝的故事，講到關鍵處常常戛然而止，舉起空酒杯，用四川話說道：“沒得酒得。”
為什麽我要將馬悅然所著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的副標題借用過來，改成《兩位學者的肖像》作為此文的題目？這是因為我在閱讀陌生的高本漢時，常常感受到熟悉的馬悅然。基於這樣的理由，我相信任何一個文本的後麵都存在著一個潛文本。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