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紀前，歌德讀到了波斯詩人哈菲茲（一三二〇—一三八九）譯成德文的詩作之後，開始了他文學閱讀的東方之旅。他興趣十足地閱讀和研究了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學的譯本，又讀了馬可·波羅的亞洲遊記。他的閱讀沒有停下來，一路東行來到了中國。一七九六年，他讀了《好逑傳》，這是他讀到的第一本中國小說；一八二七年，他讀了英譯本小說《花箋記》；還讀了譯成法文的中國故事選集和另一本小說《玉嬌梨》。這樣的閱讀讓歌德走出了歐洲，置身到了遙遠的東方，然後他發出了那個著名的宣言：民族文學的時代過時了，世界文學的時代來臨了。
我們再來看看文學翻譯另一個方向的往事，也就是由東向西的往事。我們應該謙虛地承認，中國邁向歐洲的步伐稍遜一籌。根據學者考證，最早在中國發表的歐洲翻譯小說應該是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間，在《申報》上刊載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的第一部分譯文。而作為完整的長篇翻譯小說正式出版的是《昕夕閑談》，一八七五年申報館的鉛印單行本，編入“申報館叢書”第七十三種。作者署名是：西國名士撰成。
可是在中國，人們普遍以為第一部來自歐洲的翻譯小說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由林紓翻譯，書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發表於一八九七年——比申報館出版的《昕夕閑談》晚了二十二年。可能是巴黎茶花女的遺事比《昕夕閑談》更受讀者青睞，所以《昕夕閑談》失去了老大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被稱為中國第一位翻譯家的林紓，根本不懂外文。林紓是依靠留法歸來的王壽昌的講述，可以說是翻譯了，也可以說是創作了《茶花女》。
雖然比起歐洲的文學翻譯，中國的起步稍遜一籌。但是中國後來居上，尤其是“文革”結束以後，歐洲國家的文學可以說是浪濤似的湧進中國，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和更早的歌德、莎士比亞、蒙田等人的著作剛剛在中國的書店裏大規模出現，二十世紀的歐洲現代主義文學已經席卷而來。今天，與我同齡的歐洲作家的著作在中國也是琳琅滿目。
然後，有關文學翻譯是否能夠準確傳達原著精神的討論也在中國展開。三十年來，我經常聽到類似的議論。事實上，不懂法語的林紓和精通法語的王壽昌之間的合作，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向中國的讀者挑明了文學翻譯中的一個事實：翻譯就是兩種或者兩種以上語言的合作。這意味著文學的翻譯，就是不同時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還有不同人生經曆的合作。也許正因為此，有關具體的翻譯作品的質疑之聲，總是不絕於耳。當文學翻譯從繈褓裏的嬰兒成長為一個巨人之後，質疑之聲也變得越來越響亮。
這麽多年來，總是有人喋喋不休地強調時代的差異、文化的差異和個人生活經曆的差異，如何會在翻譯的過程裏傷害文學作品原作的精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文學之所以長盛不衰，就是得益於差異的存在。
暫時拋開文學翻譯，如果單純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來說，我說的是母語的閱讀，任何一次閱讀經曆其實都是在補充和完善一部文學作品。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作者完成一部文學作品之後，僅僅是出版和發表意義上的完成。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開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又一個讀者都是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體驗和個人感受，通過閱讀來一次又一次地完成這部文學作品。簡單地說，就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差異性，促成了這樣的完成，文學的價值和文學的意義也在差異化的閱讀中體現出來。
作為一個讀者，我在閱讀了某部令我欣賞的文學作品之後，有時候會和作者坐在一起，告訴作者我的閱讀感受，這時候我常常會看到作者茫然的表情，因為我閱讀到的，是他們在寫作時從未想過的。反過來也一樣，當某位讀者走過來告訴我，他在我的作品中讀出的某些我所不知的文學含義時，我也會驚訝，然後告訴他：“你說得非常對，可是我在寫作的時候沒有這樣想。”
再回到文學翻譯上，我承認，由於語言的不同，再加上文化的差異、時代的差異和個人生活背景之間的差異，會讓一部文學作品在翻譯成其他語言的過程中，丟失某些母語的特征和某些原作的特征，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翻譯是否成功。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是通過整體的力量體現出來的，一部成功的翻譯文學作品也應該是整體的，就像有時候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會犯上幾個小錯誤，翻譯家在翻譯一部作品時也會同樣犯上幾個小錯誤，對此不必大驚小怪。因為人腦不是電腦，況且現在電腦也經常犯錯誤。
有些人就是喜歡做雞蛋裏麵挑骨頭的事，抓住幾個翻譯上的小問題大做文章（這些小問題也是見仁見智），先是以此批評翻譯家的工作，繼而大談什麽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鴻溝如何難以跨越。
這些人應該想一想，即便是母語讀者，也會在閱讀過程中忽略一些內容和強調一些內容。沒有一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想法感受會和作者的寫作過程完全一致。就是同一個作者，幾年以後重讀自己的作品時，其想法和感受也可能與當初寫作時有差異。因此，在文學翻譯因為差異的存在讓原作失去某些特征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翻譯的差異性也會讓原作的另外一些部分得到強化。為什麽翻譯家的翻譯過程會和讀者的閱讀過程十分相似？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前麵說到的文學的開放性，就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永遠不會完成的。我最後要說的是，譯文會在一些地方輸給原作，也會在另一些地方贏了原作。所以，好的譯文應該和原作打成平局。
2009年9月27日 法蘭克福
我們再來看看文學翻譯另一個方向的往事，也就是由東向西的往事。我們應該謙虛地承認，中國邁向歐洲的步伐稍遜一籌。根據學者考證，最早在中國發表的歐洲翻譯小說應該是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間，在《申報》上刊載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的第一部分譯文。而作為完整的長篇翻譯小說正式出版的是《昕夕閑談》，一八七五年申報館的鉛印單行本，編入“申報館叢書”第七十三種。作者署名是：西國名士撰成。
可是在中國，人們普遍以為第一部來自歐洲的翻譯小說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由林紓翻譯，書名為《巴黎茶花女遺事》，發表於一八九七年——比申報館出版的《昕夕閑談》晚了二十二年。可能是巴黎茶花女的遺事比《昕夕閑談》更受讀者青睞，所以《昕夕閑談》失去了老大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被稱為中國第一位翻譯家的林紓，根本不懂外文。林紓是依靠留法歸來的王壽昌的講述，可以說是翻譯了，也可以說是創作了《茶花女》。
雖然比起歐洲的文學翻譯，中國的起步稍遜一籌。但是中國後來居上，尤其是“文革”結束以後，歐洲國家的文學可以說是浪濤似的湧進中國，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和更早的歌德、莎士比亞、蒙田等人的著作剛剛在中國的書店裏大規模出現，二十世紀的歐洲現代主義文學已經席卷而來。今天，與我同齡的歐洲作家的著作在中國也是琳琅滿目。
然後，有關文學翻譯是否能夠準確傳達原著精神的討論也在中國展開。三十年來，我經常聽到類似的議論。事實上，不懂法語的林紓和精通法語的王壽昌之間的合作，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向中國的讀者挑明了文學翻譯中的一個事實：翻譯就是兩種或者兩種以上語言的合作。這意味著文學的翻譯，就是不同時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還有不同人生經曆的合作。也許正因為此，有關具體的翻譯作品的質疑之聲，總是不絕於耳。當文學翻譯從繈褓裏的嬰兒成長為一個巨人之後，質疑之聲也變得越來越響亮。
這麽多年來，總是有人喋喋不休地強調時代的差異、文化的差異和個人生活經曆的差異，如何會在翻譯的過程裏傷害文學作品原作的精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文學之所以長盛不衰，就是得益於差異的存在。
暫時拋開文學翻譯，如果單純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來說，我說的是母語的閱讀，任何一次閱讀經曆其實都是在補充和完善一部文學作品。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作者完成一部文學作品之後，僅僅是出版和發表意義上的完成。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開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個又一個讀者都是帶著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體驗和個人感受，通過閱讀來一次又一次地完成這部文學作品。簡單地說，就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的差異性，促成了這樣的完成，文學的價值和文學的意義也在差異化的閱讀中體現出來。
作為一個讀者，我在閱讀了某部令我欣賞的文學作品之後，有時候會和作者坐在一起，告訴作者我的閱讀感受，這時候我常常會看到作者茫然的表情，因為我閱讀到的，是他們在寫作時從未想過的。反過來也一樣，當某位讀者走過來告訴我，他在我的作品中讀出的某些我所不知的文學含義時，我也會驚訝，然後告訴他：“你說得非常對，可是我在寫作的時候沒有這樣想。”
再回到文學翻譯上，我承認，由於語言的不同，再加上文化的差異、時代的差異和個人生活背景之間的差異，會讓一部文學作品在翻譯成其他語言的過程中，丟失某些母語的特征和某些原作的特征，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翻譯是否成功。一部文學作品的價值是通過整體的力量體現出來的，一部成功的翻譯文學作品也應該是整體的，就像有時候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會犯上幾個小錯誤，翻譯家在翻譯一部作品時也會同樣犯上幾個小錯誤，對此不必大驚小怪。因為人腦不是電腦，況且現在電腦也經常犯錯誤。
有些人就是喜歡做雞蛋裏麵挑骨頭的事，抓住幾個翻譯上的小問題大做文章（這些小問題也是見仁見智），先是以此批評翻譯家的工作，繼而大談什麽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鴻溝如何難以跨越。
這些人應該想一想，即便是母語讀者，也會在閱讀過程中忽略一些內容和強調一些內容。沒有一個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想法感受會和作者的寫作過程完全一致。就是同一個作者，幾年以後重讀自己的作品時，其想法和感受也可能與當初寫作時有差異。因此，在文學翻譯因為差異的存在讓原作失去某些特征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翻譯的差異性也會讓原作的另外一些部分得到強化。為什麽翻譯家的翻譯過程會和讀者的閱讀過程十分相似？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前麵說到的文學的開放性，就是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永遠不會完成的。我最後要說的是，譯文會在一些地方輸給原作，也會在另一些地方贏了原作。所以，好的譯文應該和原作打成平局。
2009年9月27日 法蘭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