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 無產地主</h2>
一九四九年的政權更替，在家鄉並沒有發生戰爭。一天傍晚，有人遠遠地看到有幾十名穿黃衣服的軍人在快速行走，據兩個過路的小販說，這就是共產黨的解放軍。
第二天，來了一幫人，號稱是“浙東農民接管司令部”的，敲著鑼要村民到祠堂開會。大家去了以後，聽一個首領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個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內繳一擔穀子一匹布到吳山廟，供解放軍用。十天不繳，就要加倍。再不繳，關起來。說完，這幫人又到別的鄉去了。
其實，村裏人已經認出來了，這幫人裏有好幾個是當地匪首陳金木的嘍囉。果然，四天後，這批人被真的解放軍抓了起來。
這讓村民更害怕了，因為陳金木是一個讓當地人一聽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來報複，一定是一場血腥惡戰。
村民戰戰兢兢等了幾天，沒等來陳金木，倒是等來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隊”。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城裏來的知識青年，與叔叔去安徽的情況差不多。
這些村子本來也有鄉長、保長、甲長，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隊一來，召集大家開會，說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劃分出階級，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
村民聽了幾次，還是說不明白，工作隊有點苦惱。突然有一個鄰村的中年男人找來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後把鄰近四鄉一切有錢人的戶頭和財產說得清清楚楚。工作隊大喜過望，記下了他的名字：餘頤賢。
從第二天開始，工作隊就發現他提供的情況很少有錯，因此把他確定為這個地方第一個“土改積極分子”。餘頤賢提醒工作隊，吳石嶺、上林湖周邊三十七個村落，最富貴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說了真話：這個人是盜墓的，村子裏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況，是他的專業功課。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盜，相信都與他有關。
工作隊一聽大吃一驚，向村民們求證，村民都點頭。但這時再找餘頤賢，卻不見了。他以一個文物商人的身份遊走於杭州、紹興、寧波之間，偶爾也回村，工作隊不知道該怎麽對付他。他總是夜裏回來的，名副其實成了個“夜仙”。
那天，兩個工作隊員來到外公家。領頭的一個告訴外公，自己是隊長。
兩個工作隊員並不怎麽講話，隻是靜靜地看了整個宅院的上上下下、裏裏外外。
房子比鄰村所有的地主都講究，但問來問去，朱家卻沒有地。兩個工作人員立即決定，評為“破產地主”。
幾天後，外公敲開了工作隊的門，說：“破產的說法不大好，聽起來有點晦氣。其實我一直沒有地，那就改一個字吧，叫無產地主，聽起來倒是名副其實。”
他不知道，共產黨裏有一個光榮的詞匯叫無產階級。
幾個工作隊員一聽“無產地主”這個名詞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隻有隊長低聲喝問：“你這是什麽意思？”
外公一聽口氣，就知道事情不妙，連忙說：“沒什麽意思，沒什麽意思。”邊說邊轉身推門離開，步子很快，像逃一樣。
外公挨了幾次批鬥，還被抄了家。但是他與本村村民沒有土地關係，也沒有其他經濟往來，批鬥的時候找不到話題，大家也就沒有怎麽為難他。
農會抄家，並沒有從外公家抄走什麽東西。除了一些細軟外，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紅木象牙太師椅。
這是外公的父親早年從鳴鶴場買來的。聽說還是道台家的舊物，清朝滅亡後道台家敗落，流到了市場。原來是一對，買來後不久另一把散架了。這把太師椅從外公家抄出來之後，所有的村民都覺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實用，沒人要，擱到了農會。一年以後，外公看到，東村一個叫李龍的人背著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這個人，是一個遊蕩的雇農，其實是一個懶漢，綽號叫“濫料”。這樣的人當時在周邊幾個村很多，平時有一頓沒一頓的，等到時勢有變就都衝在頭裏，像個革命者，但時勢一太平他們又賴巴巴地不知道到哪裏去吃飯了。
李龍從農會裏要下這把紅木象牙太師椅，是等著賣個好價錢。因此哪兒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裏，一天天風雨無阻，一次次汗流浹背。
一天，外公來我家，祖母在閑聊中順便提起：“聽誌敬說，你家有一把很講究的紅木象牙太師椅？”
外公說：“有。但現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裏去了？”祖母問。
“李同誌保管著。”外公說。
祖母問：“這個李同誌是誰？為什麽要他保管？”
外公說：“就是東村的李龍。”
祖母聽了一愣，然後就放聲大笑：“濫料啊，我的最沒有出息的表侄兒！我想天下隻有你一個人會叫他李同誌，他是哪世修的？”
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總要笑出聲來。她覺得可笑的不是李龍，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陽啊，”祖母說，“幾年前，他擺酒席，恨不得把半個上海都請來。現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誌保管著’！”
一九四九年的政權更替，在家鄉並沒有發生戰爭。一天傍晚，有人遠遠地看到有幾十名穿黃衣服的軍人在快速行走，據兩個過路的小販說，這就是共產黨的解放軍。
第二天，來了一幫人，號稱是“浙東農民接管司令部”的，敲著鑼要村民到祠堂開會。大家去了以後，聽一個首領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個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內繳一擔穀子一匹布到吳山廟，供解放軍用。十天不繳，就要加倍。再不繳，關起來。說完，這幫人又到別的鄉去了。
其實，村裏人已經認出來了，這幫人裏有好幾個是當地匪首陳金木的嘍囉。果然，四天後，這批人被真的解放軍抓了起來。
這讓村民更害怕了，因為陳金木是一個讓當地人一聽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來報複，一定是一場血腥惡戰。
村民戰戰兢兢等了幾天，沒等來陳金木，倒是等來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隊”。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城裏來的知識青年，與叔叔去安徽的情況差不多。
這些村子本來也有鄉長、保長、甲長，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隊一來，召集大家開會，說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劃分出階級，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
村民聽了幾次，還是說不明白，工作隊有點苦惱。突然有一個鄰村的中年男人找來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後把鄰近四鄉一切有錢人的戶頭和財產說得清清楚楚。工作隊大喜過望，記下了他的名字：餘頤賢。
從第二天開始，工作隊就發現他提供的情況很少有錯，因此把他確定為這個地方第一個“土改積極分子”。餘頤賢提醒工作隊，吳石嶺、上林湖周邊三十七個村落，最富貴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說了真話：這個人是盜墓的，村子裏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況，是他的專業功課。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盜，相信都與他有關。
工作隊一聽大吃一驚，向村民們求證，村民都點頭。但這時再找餘頤賢，卻不見了。他以一個文物商人的身份遊走於杭州、紹興、寧波之間，偶爾也回村，工作隊不知道該怎麽對付他。他總是夜裏回來的，名副其實成了個“夜仙”。
那天，兩個工作隊員來到外公家。領頭的一個告訴外公，自己是隊長。
兩個工作隊員並不怎麽講話，隻是靜靜地看了整個宅院的上上下下、裏裏外外。
房子比鄰村所有的地主都講究，但問來問去，朱家卻沒有地。兩個工作人員立即決定，評為“破產地主”。
幾天後，外公敲開了工作隊的門，說：“破產的說法不大好，聽起來有點晦氣。其實我一直沒有地，那就改一個字吧，叫無產地主，聽起來倒是名副其實。”
他不知道，共產黨裏有一個光榮的詞匯叫無產階級。
幾個工作隊員一聽“無產地主”這個名詞撲哧一聲笑了出來。隻有隊長低聲喝問：“你這是什麽意思？”
外公一聽口氣，就知道事情不妙，連忙說：“沒什麽意思，沒什麽意思。”邊說邊轉身推門離開，步子很快，像逃一樣。
外公挨了幾次批鬥，還被抄了家。但是他與本村村民沒有土地關係，也沒有其他經濟往來，批鬥的時候找不到話題，大家也就沒有怎麽為難他。
農會抄家，並沒有從外公家抄走什麽東西。除了一些細軟外，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紅木象牙太師椅。
這是外公的父親早年從鳴鶴場買來的。聽說還是道台家的舊物，清朝滅亡後道台家敗落，流到了市場。原來是一對，買來後不久另一把散架了。這把太師椅從外公家抄出來之後，所有的村民都覺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實用，沒人要，擱到了農會。一年以後，外公看到，東村一個叫李龍的人背著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這個人，是一個遊蕩的雇農，其實是一個懶漢，綽號叫“濫料”。這樣的人當時在周邊幾個村很多，平時有一頓沒一頓的，等到時勢有變就都衝在頭裏，像個革命者，但時勢一太平他們又賴巴巴地不知道到哪裏去吃飯了。
李龍從農會裏要下這把紅木象牙太師椅，是等著賣個好價錢。因此哪兒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裏，一天天風雨無阻，一次次汗流浹背。
一天，外公來我家，祖母在閑聊中順便提起：“聽誌敬說，你家有一把很講究的紅木象牙太師椅？”
外公說：“有。但現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裏去了？”祖母問。
“李同誌保管著。”外公說。
祖母問：“這個李同誌是誰？為什麽要他保管？”
外公說：“就是東村的李龍。”
祖母聽了一愣，然後就放聲大笑：“濫料啊，我的最沒有出息的表侄兒！我想天下隻有你一個人會叫他李同誌，他是哪世修的？”
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總要笑出聲來。她覺得可笑的不是李龍，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陽啊，”祖母說，“幾年前，他擺酒席，恨不得把半個上海都請來。現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誌保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