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課 何為詩人
問學·餘秋雨·與北大學生談中國文化 作者：餘秋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餘秋雨：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留出來不多的時間，來稍稍直麵屈原的文學成就了。有一個通行的說法：屈原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詩人。這種說法遇到了一個小障礙：“第一個”之前，中國已經有了《詩經》。
《詩經》很了不得。這三百多篇詩，組成了中國早期文明的不朽詩情。我一直認為，古代比現代更有詩意，《詩經》就是最早的證據。
但是，《詩經》雖好，卻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詩人。
《詩經》中雖然也有少量署名，但我們認為那是對集體創作所采取的一種個人署名方式，還不足以指向一個個明確的個人。在《詩經》裏，不管是由宮廷采來的樂歌，還是從鄉間取來的民謠，都經過無數次的修改整理，本質上還是集體創作。
請大家品味一下“詩經”這兩個字。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時候，我們的先人已經“以詩為經”，把詩當做族群精神的經典，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文明開端；發展了幾千年之後，我們現在重新向往一種詩化的生活，希望在繁雜忙碌的塵囂中升起嫋嫋詩意，使精神不再苦澀，使生活不再窘迫。這也就是連現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謂“詩意地棲居”。
在詩意上，人類有一種共同失落。幾個偉大文明的開端都有一個史詩階段，都以詩的語言來奠基一個民族的基礎話語。遺憾的是，就像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所說的，大家越到後來越沒有詩意了。中國與其他古文明的史詩傳統有一點差別，那就是，中國的《詩經》主要是散篇抒情詩，特別在乎腳下的現實悲歡，在乎散散落落的亮點，而不太在乎敘事的整體結構。這也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和別的民族不一樣。在我看來，西方民族詩情的宏偉性和整體性也許與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態方式有關，而中國的農耕文明則決定了詩情的真切、散落、隨性。
《詩經》是四言為主的詩體。用如此簡潔的漢語短句表達出如此經典的喜怒哀樂，又表達得那麽大氣從容，實在讓我佩服。現在不少人在呼籲讓孩子們從小讀經，開了好些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沒有《詩經》，可見那些人隻願意向孩子們灌輸教條，而不是詩情。實際上，當年諸子百家們在黃河流域走來走去的時候，不管哪一個人，坐牛車還是坐馬車，或者步行，心中總是回蕩著那些詩。雖然他們不一定是詩歌愛好者，但這是當時上層社會的風尚。墨子行走十天十夜，他看到樹叢，看到炊煙，看到草堆，腦子裏也一定會出現《詩經》中的相關句子，更不要說孔子、孟子了。
現在我們的生活太缺少詩意，卻泛濫著大量似詩非詩的花哨空話。這使我們麵對祖先時有點汗顏。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詩經》就像一種平原小合唱，而屈原，卻不要合唱，隻有個人；不要世俗，隻想超邁；不怕孤獨，隻想遠行。
與諸子百家相比，屈原也與他們很不一樣。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種“大道盡在我心”的導師形態、教主形態，像一尊尊雕塑一樣玨立在學生、門徒們麵前，等待他們提問，然後由自己作出解答。屈原正好相反，他覺得自己有渾身的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麽去訓導別人。他要呈現的是自己內心的全部苦惱、哀怨、分裂。他沒有雕塑般的堅硬，而有一種多愁善感的柔軟。他不認為世間有多少通用的哲理，隻擔憂杜鵑叫得太早，群芳謝得太快。
我這麽一說大家都聽出來了，這麽一個孤獨人物的出現，看似偶然，卻與《詩經》和諸子百家都劃出了鮮明的界線，因此，他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裏程碑。
叢治辰：《詩經》作為中華先祖的歌吟，確實是一種集體話語，我覺得這可能與黃河流域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我們的早期文明長期活躍在黃河流域的曠野千裏，那裏適合於聚族而居、相鄰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產又豐裕，適合滿足個體生存，於是就容易產生個體化的詩。秋雨老師您也說過，《詩經》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麽是詩；而屈原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麽是詩人。
餘秋雨：詩人是一種個體精神的審美自立。詩人的自立與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種自然環境的誘發，或者說，有一種天人之間的互動。你說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物產不乏，滋長了個體生存，這說得不錯。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種環境，例如樹木幽深處的花開花落，奇山怪水處的似夢似幻，巫風浩厚處的神人對話，大江險峻處的力量氣勢……
正是這一切，熏陶著他，塑造了他。結果，像《詩經》那樣的黃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長江流域的“懸崖獨吟曲”。
萬小龍：說到這裏我想應該把“詩人”做另外一種解釋：並非隻是一個寫詩的人，而是一個在生命整體上充滿詩人氣質的人；不是以一種哲理的方式討論生活的人，而是以高度敏感來表達內心、靈魂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特殊感覺的人。
餘秋雨：把自己的生命徹底詩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還沒有出現過。其實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兩種詩人。一種就是你所說的隻是“寫詩的人”，看到雲，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寫雲、寫水的詩句；另一種人則相反，他本身就是詩，比他寫出來的詩更像詩。他的思維、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團癡迷的天籟。他有點怪異，很可能不擅長交際，大家都不願意把太多的榮譽交給他。結果，“詩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種人，也就是“寫詩的人”頭上。
順著這個話題我想起一件小事。兩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論述二十世紀的古體詩，有的以內容的重要性來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會地位來排名，我覺得不妥，便自己動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學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國二十世紀古體詩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鬱達夫，第二位是蘇曼殊，原因就在於他們在骨子裏就是詩人，而不僅僅是“寫詩的人”。我一排出來，很多深諳此道的研究者都點頭了。原來他們也知道其中深味，卻沒有膽量避開重要人物和重要話題。
其實，詩人就是詩人。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會有詩的時代。
《詩經》很了不得。這三百多篇詩，組成了中國早期文明的不朽詩情。我一直認為，古代比現代更有詩意，《詩經》就是最早的證據。
但是，《詩經》雖好，卻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詩人。
《詩經》中雖然也有少量署名，但我們認為那是對集體創作所采取的一種個人署名方式，還不足以指向一個個明確的個人。在《詩經》裏，不管是由宮廷采來的樂歌，還是從鄉間取來的民謠，都經過無數次的修改整理，本質上還是集體創作。
請大家品味一下“詩經”這兩個字。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時候，我們的先人已經“以詩為經”，把詩當做族群精神的經典，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文明開端；發展了幾千年之後，我們現在重新向往一種詩化的生活，希望在繁雜忙碌的塵囂中升起嫋嫋詩意，使精神不再苦澀，使生活不再窘迫。這也就是連現代西方人也十分迷醉的所謂“詩意地棲居”。
在詩意上，人類有一種共同失落。幾個偉大文明的開端都有一個史詩階段，都以詩的語言來奠基一個民族的基礎話語。遺憾的是，就像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所說的，大家越到後來越沒有詩意了。中國與其他古文明的史詩傳統有一點差別，那就是，中國的《詩經》主要是散篇抒情詩，特別在乎腳下的現實悲歡，在乎散散落落的亮點，而不太在乎敘事的整體結構。這也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習慣和別的民族不一樣。在我看來，西方民族詩情的宏偉性和整體性也許與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態方式有關，而中國的農耕文明則決定了詩情的真切、散落、隨性。
《詩經》是四言為主的詩體。用如此簡潔的漢語短句表達出如此經典的喜怒哀樂，又表達得那麽大氣從容，實在讓我佩服。現在不少人在呼籲讓孩子們從小讀經，開了好些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沒有《詩經》，可見那些人隻願意向孩子們灌輸教條，而不是詩情。實際上，當年諸子百家們在黃河流域走來走去的時候，不管哪一個人，坐牛車還是坐馬車，或者步行，心中總是回蕩著那些詩。雖然他們不一定是詩歌愛好者，但這是當時上層社會的風尚。墨子行走十天十夜，他看到樹叢，看到炊煙，看到草堆，腦子裏也一定會出現《詩經》中的相關句子，更不要說孔子、孟子了。
現在我們的生活太缺少詩意，卻泛濫著大量似詩非詩的花哨空話。這使我們麵對祖先時有點汗顏。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詩經》就像一種平原小合唱，而屈原，卻不要合唱，隻有個人；不要世俗，隻想超邁；不怕孤獨，隻想遠行。
與諸子百家相比，屈原也與他們很不一樣。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種“大道盡在我心”的導師形態、教主形態，像一尊尊雕塑一樣玨立在學生、門徒們麵前，等待他們提問，然後由自己作出解答。屈原正好相反，他覺得自己有渾身的問題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麽去訓導別人。他要呈現的是自己內心的全部苦惱、哀怨、分裂。他沒有雕塑般的堅硬，而有一種多愁善感的柔軟。他不認為世間有多少通用的哲理，隻擔憂杜鵑叫得太早，群芳謝得太快。
我這麽一說大家都聽出來了，這麽一個孤獨人物的出現，看似偶然，卻與《詩經》和諸子百家都劃出了鮮明的界線，因此，他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裏程碑。
叢治辰：《詩經》作為中華先祖的歌吟，確實是一種集體話語，我覺得這可能與黃河流域的地理環境有很大關係。我們的早期文明長期活躍在黃河流域的曠野千裏，那裏適合於聚族而居、相鄰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產又豐裕，適合滿足個體生存，於是就容易產生個體化的詩。秋雨老師您也說過，《詩經》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麽是詩；而屈原第一次告訴我們，什麽是詩人。
餘秋雨：詩人是一種個體精神的審美自立。詩人的自立與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種自然環境的誘發，或者說，有一種天人之間的互動。你說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物產不乏，滋長了個體生存，這說得不錯。我可能更看重他流放地的另一種環境，例如樹木幽深處的花開花落，奇山怪水處的似夢似幻，巫風浩厚處的神人對話，大江險峻處的力量氣勢……
正是這一切，熏陶著他，塑造了他。結果，像《詩經》那樣的黃河流域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長江流域的“懸崖獨吟曲”。
萬小龍：說到這裏我想應該把“詩人”做另外一種解釋：並非隻是一個寫詩的人，而是一個在生命整體上充滿詩人氣質的人；不是以一種哲理的方式討論生活的人，而是以高度敏感來表達內心、靈魂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特殊感覺的人。
餘秋雨：把自己的生命徹底詩化的人物，在屈原之前還沒有出現過。其實直到現在，我們還能看到兩種詩人。一種就是你所說的隻是“寫詩的人”，看到雲，看到水，他就冒出了寫雲、寫水的詩句；另一種人則相反，他本身就是詩，比他寫出來的詩更像詩。他的思維、情感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是一團癡迷的天籟。他有點怪異，很可能不擅長交際，大家都不願意把太多的榮譽交給他。結果，“詩人”的桂冠，常常落到了第一種人，也就是“寫詩的人”頭上。
順著這個話題我想起一件小事。兩年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在論述二十世紀的古體詩，有的以內容的重要性來排名，有的以作者的社會地位來排名，我覺得不妥，便自己動手排了一至十名。出乎很多學者的意料，我排列的中國二十世紀古體詩作者名次，第一位是鬱達夫，第二位是蘇曼殊，原因就在於他們在骨子裏就是詩人，而不僅僅是“寫詩的人”。我一排出來，很多深諳此道的研究者都點頭了。原來他們也知道其中深味，卻沒有膽量避開重要人物和重要話題。
其實，詩人就是詩人。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會有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