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 作者：阿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梁瑋記得，李方樂穿白色條紋短袖襯衫，身型瘦小，他說自己是個退休工人，鍾表愛好者。梁瑋倒覺得，李方樂很有知識分子氣質，很有禮貌，總說謝謝，也總擔心打擾別人。如果現場人多，李方樂會說，小梁，你們先忙，我等人少的時候再來。但是他對技術的癡迷，千真萬確屬於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隻有二十多歲，他來自瑞士製表重鎮拉紹德封，十多歲開始學習製表。相對於“這塊表多少錢”一類的問題，他更樂於和李方樂交談。他教李方樂如何使用工具，應該用什麽手勢。傍晚6點半，一天的展覽要結束了，李方樂把不懂的問題都記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樂不僅帶來了問題，還帶來了一個塑料袋。他從塑料袋裏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請工匠示範，然後自己打磨，再請工匠幫他修改。三天下來，工匠說，所有的技法，李方樂都已經學會了，隻需要再熟練些。
這次展覽，李方樂去了11次，常常等展覽關門才離開。他學會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沒有告訴工匠，這門技術，他要用在自己的機芯上。
二
最早，李方樂感興趣的並不是鍾表。
李方樂八歲跟父親到上海，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20歲，他高中畢業，分配到百貨公司係統，做過營業員，倉庫保管員。後來進入文具廠，專門生產圓規。1979年，上海百貨公司將部分鍾表修理作坊組成鍾表零件廠，統一承接零件加工業務。李方樂也調到了零件廠。
上海開埠以來，就是一切時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鍾”係列在歐洲問世的時候，上海有了亨達利、亨得利，大量進口瑞士鍾表，浪琴、勞力士、歐米茄……通過上海，銷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鍾，尚可購買零件組裝，但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密機械，是歐洲工匠幾個世紀的智慧累積而成，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隻能進口。
1949年之後，進口之路幾乎斷了。新中國的領導人指示，要“填補空白”，製造中國自己的手表。但是，當時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沒有圖紙，沒有加工機器，工人們以洋傘骨、繡花針、自行車鋼絲為原材料，進行研製。在這樣的條件下，1955年，天津製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製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後，這兩座城市分別成為鍾表製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樂進入零件廠時，中國的鍾表行業正在進入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人心有期待。生產力和消費力都在釋放，人們結婚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一塊上海牌手表120塊，是工人三四個月的工資——昂貴又夠得著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鍾表行業已連續九年每年生產手表一千萬支以上，有24家工廠，一個研究所，20個經銷部門，一所職工大學，一個運輸隊，兩家合資企業，全行業在編職工31720人。
零件廠一時壯大，有三百多人。廠裏的工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1960年代以來鍾表技校的畢業生，他們好比唱戲的科班出身；另一類是1949年之前就在鍾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們熟悉進口表的結構，能夠仿製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誌》裏記載了一件事：一位少數民族著名人士，外賓送給他一隻刻有沙特阿拉伯國王頭像的手表，不慎損壞，別的地方無法修理。鍾表零件廠受理後，指派技師畫稿製版，翻新表麵，重刻頭像，整舊如新，使他非常滿意，讚揚該廠是一家“鍾表醫院”。
李方樂不是鍾表修理工，他是金屬加工車間的機修工。當時，盡管手表可以國產，機芯、齒輪、遊絲[1]都可以國產，但是製造手表的關鍵機器全部是瑞士進口。李方樂負責維護、修理機器，也常常去其他鍾表廠，參觀生產線上的瑞士設備。他覺得鍾表修配沒什麽，機器，才是最複雜最現代的工作。相反，廠裏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師傅，還在用十幾歲學徒時的機器，手搖操作，製造零件。他邊看邊想，這實在太土了。
1990年代，鍾表業的好日子結束了。市場的蓋子一旦打開，暴風雨就會到來。原來在隔絕和保護下生長的工業體係，很快被衝垮了。一方麵，廣州、深圳等地進口零件，組裝廉價的石英表；另一方麵，昂貴的進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終於又來了。作為實用物件，市場已經飽和了。作為奢侈品、裝飾物，上海手表沒有競爭力。
1998年，鍾表零件廠關門。在那前後，鍾表製造廠、紡織廠、儀表廠、熱水瓶廠……紛紛關閉。上海曾經是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好質量的象征，這一頁沉重地翻過去了，頁麵上是一百多萬下崗工人，和社會主義工業的曆史。上海新的野心，將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崗工人一樣，李方樂過了一段蠻討厭的日子。55歲的他，每月拿325塊補貼，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們還要供女兒讀書。同事們各尋出路，有的去名表維修店，有的下海做買賣。李方樂靠修理音像設備，撐過了許多年。
盡管如此，他對機械、機床仍然有很大的興趣。2000年之後，女兒大學畢業，家裏經濟好轉，但仍有債務。這時，李方樂在朋友的廠房看到一台別人存放待售的機床。他一眼看出，這是瑞士著名車床“肖別林”。他請朋友留一留，先不要賣。他四處借錢，湊足了7000塊，加上運費、請客，8000塊，車床到手。李方樂立即動手拆解車床，再重新安裝。在關鍵部位反複了無數次，花了一兩年，才完整裝好。拆裝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感歎，這部車床零件加工之精細，對精度考量的縝密，國產機器根本無法相比，中國要成為製造強國，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零件廠裏，有一位比李方樂年輕十多歲的同事小董，畢業於鍾表技校，長得五大三粗，李方樂覺得他像山東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邊，像拿棍棒的拿著繡花針。但這位同事卻是同一批技校生裏最聰明、技術最好的。下崗後，小董什麽都做，修表、賣鞋、倒賣水貨鍾表……一年能賺三十多萬，但是他不甘心，想研發陀飛輪——這是當時最複雜的鍾表技術之一。小董找來李方樂，幫他做加工設備。
一天，小董叫李方樂去他家。他說，我讓你看樣東西。他拿出一座鍾，透明的表麵之內，機芯排成狹長的一條。這是老牌廠家積家的鍾。李方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機芯——機芯由一百多個、甚至數百個零件組成，關係複雜。圓形最適宜擺放，所以一般來講，機芯都做成圓形，中國的鍾表製造也一律如此，溫飽而已，從未有過這樣特別的設計。李方樂想：原來鍾表也可以這樣玩，那麽，我也可以試一試。
2007年，他決心動手。
第一步，畫圖紙。他不懂用電腦，畫圖全靠手工。他也沒有設計的經驗，隻能參考原來廠裏的資料，再做改進。在一張工程圖紙上，為了能畫出合適的弧形，李方樂拿出早年的功夫，自製了一支一米長的圓規。
第二步，他在舊貨市場以十塊一支的價格，買了許多上海手表，把機芯零件拆下來，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設備，又曾有金屬加工的經驗，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錢去寧波訂製。他存夠錢，就去；沒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機芯做好了，但是沒有走動。
2009年，李方樂再次試驗，做出了第二款機芯。形狀不錯，一條長形的夾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齒輪、遊絲、擺輪。但是上完發條，仍然沒有動靜。這時他才後悔，當年沒有跟老師傅學習手藝。盡管各類加工他得心應手，但是調試、尋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樂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係來支持，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裏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設備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麽還沒搞好？李方樂嗬嗬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吃酒。心裏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數據，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製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
三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叫我老李。”他說。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礦泉水瓶子裏泡好了茶，塑料袋裏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隻喜歡這個：鍾表。
李師傅關於鍾表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誌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鍾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誌《名表之苑》，在雜誌裏，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隻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表論壇》，這本雜誌由香港“表王”鍾泳麟創辦。鍾泳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表。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曆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表：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表。而鍾泳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表。每天一塊，一年不會重複。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匯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裏看到一批古董鍾表，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鍾表。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表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表、腕表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盡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檔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琅、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鍾名表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鍾表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製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盡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隻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鍾表行業，也隻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複雜的功能，隻能望洋興歎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盡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對著滿室的名鍾名表，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醜媳婦，難見公婆。
然而談論這些複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鍾”，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讚歎。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誌，大半本雜誌包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料袋裏拿出一個鑰匙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誌的小洞裏傳來了12下聲響。12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裏，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開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表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鍾表已難以再有技術創新，隻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表，更不問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許李師傅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懂電腦，讓他在製表時很吃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李師傅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
演示倒角的工匠隻有二十多歲，他來自瑞士製表重鎮拉紹德封，十多歲開始學習製表。相對於“這塊表多少錢”一類的問題，他更樂於和李方樂交談。他教李方樂如何使用工具，應該用什麽手勢。傍晚6點半，一天的展覽要結束了，李方樂把不懂的問題都記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樂不僅帶來了問題，還帶來了一個塑料袋。他從塑料袋裏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請工匠示範，然後自己打磨，再請工匠幫他修改。三天下來，工匠說，所有的技法，李方樂都已經學會了，隻需要再熟練些。
這次展覽，李方樂去了11次，常常等展覽關門才離開。他學會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沒有告訴工匠，這門技術，他要用在自己的機芯上。
二
最早，李方樂感興趣的並不是鍾表。
李方樂八歲跟父親到上海，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20歲，他高中畢業，分配到百貨公司係統，做過營業員，倉庫保管員。後來進入文具廠，專門生產圓規。1979年，上海百貨公司將部分鍾表修理作坊組成鍾表零件廠，統一承接零件加工業務。李方樂也調到了零件廠。
上海開埠以來，就是一切時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鍾”係列在歐洲問世的時候，上海有了亨達利、亨得利，大量進口瑞士鍾表，浪琴、勞力士、歐米茄……通過上海，銷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鍾，尚可購買零件組裝，但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密機械，是歐洲工匠幾個世紀的智慧累積而成，當時的中國沒有能力生產，隻能進口。
1949年之後，進口之路幾乎斷了。新中國的領導人指示，要“填補空白”，製造中國自己的手表。但是，當時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沒有圖紙，沒有加工機器，工人們以洋傘骨、繡花針、自行車鋼絲為原材料，進行研製。在這樣的條件下，1955年，天津製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製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後，這兩座城市分別成為鍾表製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樂進入零件廠時，中國的鍾表行業正在進入最好的時代。“文革”結束，人心有期待。生產力和消費力都在釋放，人們結婚要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和手表。一塊上海牌手表120塊，是工人三四個月的工資——昂貴又夠得著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鍾表行業已連續九年每年生產手表一千萬支以上，有24家工廠，一個研究所，20個經銷部門，一所職工大學，一個運輸隊，兩家合資企業，全行業在編職工31720人。
零件廠一時壯大，有三百多人。廠裏的工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1960年代以來鍾表技校的畢業生，他們好比唱戲的科班出身；另一類是1949年之前就在鍾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們熟悉進口表的結構，能夠仿製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誌》裏記載了一件事：一位少數民族著名人士，外賓送給他一隻刻有沙特阿拉伯國王頭像的手表，不慎損壞，別的地方無法修理。鍾表零件廠受理後，指派技師畫稿製版，翻新表麵，重刻頭像，整舊如新，使他非常滿意，讚揚該廠是一家“鍾表醫院”。
李方樂不是鍾表修理工，他是金屬加工車間的機修工。當時，盡管手表可以國產，機芯、齒輪、遊絲[1]都可以國產，但是製造手表的關鍵機器全部是瑞士進口。李方樂負責維護、修理機器，也常常去其他鍾表廠，參觀生產線上的瑞士設備。他覺得鍾表修配沒什麽，機器，才是最複雜最現代的工作。相反，廠裏那些六七十歲的老師傅，還在用十幾歲學徒時的機器，手搖操作，製造零件。他邊看邊想，這實在太土了。
1990年代，鍾表業的好日子結束了。市場的蓋子一旦打開，暴風雨就會到來。原來在隔絕和保護下生長的工業體係，很快被衝垮了。一方麵，廣州、深圳等地進口零件，組裝廉價的石英表；另一方麵，昂貴的進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終於又來了。作為實用物件，市場已經飽和了。作為奢侈品、裝飾物，上海手表沒有競爭力。
1998年，鍾表零件廠關門。在那前後，鍾表製造廠、紡織廠、儀表廠、熱水瓶廠……紛紛關閉。上海曾經是中國的輕工業基地，是好質量的象征，這一頁沉重地翻過去了，頁麵上是一百多萬下崗工人，和社會主義工業的曆史。上海新的野心，將是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崗工人一樣，李方樂過了一段蠻討厭的日子。55歲的他，每月拿325塊補貼，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們還要供女兒讀書。同事們各尋出路，有的去名表維修店，有的下海做買賣。李方樂靠修理音像設備，撐過了許多年。
盡管如此，他對機械、機床仍然有很大的興趣。2000年之後，女兒大學畢業，家裏經濟好轉，但仍有債務。這時，李方樂在朋友的廠房看到一台別人存放待售的機床。他一眼看出，這是瑞士著名車床“肖別林”。他請朋友留一留，先不要賣。他四處借錢，湊足了7000塊，加上運費、請客，8000塊，車床到手。李方樂立即動手拆解車床，再重新安裝。在關鍵部位反複了無數次，花了一兩年，才完整裝好。拆裝的過程中，他無數次感歎，這部車床零件加工之精細，對精度考量的縝密，國產機器根本無法相比，中國要成為製造強國，實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零件廠裏，有一位比李方樂年輕十多歲的同事小董，畢業於鍾表技校，長得五大三粗，李方樂覺得他像山東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邊，像拿棍棒的拿著繡花針。但這位同事卻是同一批技校生裏最聰明、技術最好的。下崗後，小董什麽都做，修表、賣鞋、倒賣水貨鍾表……一年能賺三十多萬，但是他不甘心，想研發陀飛輪——這是當時最複雜的鍾表技術之一。小董找來李方樂，幫他做加工設備。
一天，小董叫李方樂去他家。他說，我讓你看樣東西。他拿出一座鍾，透明的表麵之內，機芯排成狹長的一條。這是老牌廠家積家的鍾。李方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機芯——機芯由一百多個、甚至數百個零件組成，關係複雜。圓形最適宜擺放，所以一般來講，機芯都做成圓形，中國的鍾表製造也一律如此，溫飽而已，從未有過這樣特別的設計。李方樂想：原來鍾表也可以這樣玩，那麽，我也可以試一試。
2007年，他決心動手。
第一步，畫圖紙。他不懂用電腦，畫圖全靠手工。他也沒有設計的經驗，隻能參考原來廠裏的資料，再做改進。在一張工程圖紙上，為了能畫出合適的弧形，李方樂拿出早年的功夫，自製了一支一米長的圓規。
第二步，他在舊貨市場以十塊一支的價格，買了許多上海手表，把機芯零件拆下來，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設備，又曾有金屬加工的經驗，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錢去寧波訂製。他存夠錢，就去；沒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機芯做好了，但是沒有走動。
2009年，李方樂再次試驗，做出了第二款機芯。形狀不錯，一條長形的夾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齒輪、遊絲、擺輪。但是上完發條，仍然沒有動靜。這時他才後悔，當年沒有跟老師傅學習手藝。盡管各類加工他得心應手，但是調試、尋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樂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係來支持，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裏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設備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麽還沒搞好？李方樂嗬嗬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吃酒。心裏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數據，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製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
三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叫我老李。”他說。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礦泉水瓶子裏泡好了茶，塑料袋裏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隻喜歡這個：鍾表。
李師傅關於鍾表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誌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鍾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誌《名表之苑》，在雜誌裏，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隻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表論壇》，這本雜誌由香港“表王”鍾泳麟創辦。鍾泳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表。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曆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表：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表。而鍾泳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表。每天一塊，一年不會重複。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匯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裏看到一批古董鍾表，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鍾表。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表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表、腕表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盡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檔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琅、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鍾名表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鍾表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製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盡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隻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鍾表行業，也隻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複雜的功能，隻能望洋興歎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盡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對著滿室的名鍾名表，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醜媳婦，難見公婆。
然而談論這些複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鍾”，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讚歎。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誌，大半本雜誌包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料袋裏拿出一個鑰匙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誌的小洞裏傳來了12下聲響。12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裏，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開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表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鍾表已難以再有技術創新，隻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表，更不問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許李師傅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懂電腦，讓他在製表時很吃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李師傅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