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正午故事1我穿牆過去 作者：阿耐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正午：但作家是否需要在這個時代營銷自己？
何偉：這也是我不喜歡推特（twitter）的部分原因。作為一個作家，推特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是宣傳。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過分關注自我宣傳，不太健康。同時我也覺得，對駐外記者來說，這是一種糟糕的報道形式。我不想發一篇隻有140個字的快訊來講述埃及發生的事。當你從埃及或者中國發回報道，你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而不是隻言片語，更不用說讓從事長篇報道的作者按照這種限定格式思考是多麽糟糕了。
正午：你也有寫不下去的時候吧？
何偉：我很少遇到寫作上的問題，但有時候我覺得開篇很困難。我盡量不去擔心，保持冷靜與耐心，寫作需要更多時間，我接受這個事實。過去十五年，我寫了那麽多文章，這讓我心裏比較踏實。我知道我可以。我也明白，很多我本人很喜歡的故事，開頭並不順利。寫作這件事沒什麽清晰的脈絡可循。有時候一篇報道寫起來順暢無比，比如《唐醫生》——我很快就寫好了。但是《恕我直言》（all due respect）的寫作過程中則遇到了麻煩，初稿做了很大改動。不過，最終完成後也成了我最喜愛的文章之一。所以我一直記得這一點——我總是有修改的餘地，有時候開篇難產的文章到最後卻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我在寫作時總是會重讀我喜歡的那些作家。我會讀幾頁海明威，或者麥克菲，或者菲茨傑拉德，或者瓊·迪迪昂（joan didion）。他們給我靈感，幫我保持鎮定。
正午：那麽最麻煩的是什麽？
何偉：總體來說，我覺得寫作相對容易，調研和采訪則困難得多。我的所有寫作計劃都是無法預料的，這讓我很有壓力。而且，當你寫到那些不為人知、也從未被媒體報道過的人，文章的重點就不是那麽明顯。作為采訪者，你需要具備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我常常擔心自己沒有拿到最翔實的資料，或者故事進行不下去了。我也擔心自己浪費了受訪者的時間。為了寫“唐醫生”，我花了一年多收集素材，那段時間我真的不知道這篇文章能否出來。直到最後一刻，一切才水到渠成。
故事
無意深刻，隨事曲折。
——唐度
詩人出差
文_李純
一
豎靠在竹木椅子上，幾乎快要睡著了。和年輕時候相比，他的身材幾乎沒有走樣，甚至更加瘦骨嶙峋了。我們約在上海複興路上一家不顯眼的咖啡館。我走近喚醒他，微微握手，已入初春，氣溫卻降了幾度，他裹了裹深色的羽絨服。
“經過了十二年，有些東西發生了變化。”他像是怕驚擾到周圍人，聲音輕柔，幾乎聽不出語調的起伏。我慢慢意識到他所說的變化——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詩人，從他們嘴裏飄出的關於豎的隻言片語，聽上去活脫脫是個劣跡斑斑的北漂青年。
“豎是個酒鬼，他可以24小時不停地喝酒，我們以前開玩笑說，養豎很好養，買一條煙一箱酒他能喝一天。”
“我記得是2003年，淩晨三四點，公安局打電話給我，豎喝醉了踢了警車，罰了兩千塊錢，我保釋他出來的。”
“豎的婚禮是我見過辦得最好的婚禮，燈光慢慢亮起來，他一邊唱歌一邊從暗處緩緩走出來，豎一直認為他歌唱得不錯。”
而現在，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父親。他的女兒已經快三歲了，他正在打開手機相冊略帶驕傲地向我展示他給女兒畫的肖像——身體胖得團成一個球。“你怎麽不把她畫得美麗一點？”“她就是這樣，我不喜歡美化。” 他信佛，戒酒，並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見”到豎。一個多月前，在北京，我看過一部電影《詩人出差了》，導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攝於2002年的電影，但十二年後才剪輯完成，2015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亞洲最佳電影獎。豎是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電影的開頭，是新疆一個破舊的旅館房間，豎剛剛和一個妓女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性愛。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豎盤著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煙。他操著一口陰鬱的上海話：“我是一個詩人，我沒出過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十二年前，我決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寫了16首詩。”
和電影裏一樣，豎是一個詩人。
詩人身份，始終陪伴、折磨同時也慰藉著豎的生活。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詩人，他無法依靠寫作獲得周圍人的認同和尊重。別人問他：“你是幹什麽的？”他回答：“沒有工作，我是一個詩人。”“寫詩能養活自己嗎？”“不能。得借錢生活。”“那你寫詩幹什麽？”“不寫不行，像我的一個本能，我怎麽能夠閹割掉自己的本能？”
說了一半，他沉默幾秒，“一切都過去了”。
二
有一次，豎試圖自殺。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網絡公司做設計，生活瑣碎又無趣。他坐在雙層巴士的上層，巴士開在繁華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來五光十色，他像一個多餘的人，覺得一切沒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開煤氣，用濕布把門縫塞上，突然電話響了，誰會在他臨死前給他打電話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詩人烏青的電話。那時候烏青和他一樣困窘，除了借錢一般不會給他打電話。他告訴烏青，卡號報給你密碼報給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殺去了。掛完電話不多久，警察找上門。豎自殺未遂，他罵罵咧咧：他媽的，烏青這小子可以啊，居然還報警了。
那次之後，豎就交了狗屎運，發了一筆意外橫財——他的詩歌被一家網站的老板看中，給了他一萬塊錢稿費。他拿著這筆錢，激動地辭掉工作準備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楊黎。但那早已不是一個詩歌的年代，勃發於80年代後期以反朦朧詩為旗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已經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兒已是財富的製造者。楊黎作為第三代詩歌運動中“非非”詩派的代表之一，在經曆了“非非”集體下海之後，正閑在成都打麻將消磨時光。豎拉上烏青和另一個朋友到了成都，和兩個詩歌前輩在一家火鍋店裏碰麵。三個年輕人挨個給前輩念自己的詩，那是一頓惺惺相惜的火鍋——“就好像黨組織終於找到了根據地”。
在成都，豎很快結識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參與創辦楊黎、韓東、何小竹發起的一個詩歌論壇——橡皮先鋒文學網站。他會一點美工，做網頁設計。不久，他和一個來自北京的女詩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裏的戀情，並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個月以後，激情耗盡，他們分手了，豎回到上海。
在上海，豎當起了廚房排氣管道的貨運工，把鋁製管道從上海運送到其他城市。他癡迷美國的西部公路片，對此興致勃勃。直到半年後，他遇見了一個“瘋子”。
那天，他和幾個人把貨運到上海的某個倉庫。卸完貨，工人們蹲在地上抽煙。遠處，天空中的火燒雲層層疊疊，紅光似乎暈染了整個世界。豎抬起頭，看見高樓的陽台上，有個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視地麵，像希特勒那樣揮舞雙臂，慷慨激昂：“你們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們都在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們遲早有一天會受到報應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預言”。
工人們議論紛紛：“一定是個神經病！”
“我覺得他說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個神經病？”豎反問。
工人們答應：“對，你一看差不多也是這種人。”
那個人給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並不是一個粗暴的人，相反，他說話音調不高，看上去溫文爾雅。可是他的內心，時刻感受到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幾條路線反複跑來跑去，他產生了厭倦，每天耗費太多時間在公路上，擠占了他閱讀和寫作的精力。那時，全國各地有很多詩人紛紛湧至北京，他們聚集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詩歌和文學創作，楊黎打電話給豎：“來北京吧，你在上海幹什麽？”“做裝卸工。”“你有毛病啊，趕快過來。”
豎在北京開始了一段烏托邦式的生活。起初，豎和兩個詩人一起租了一套單元房，隨後人數不斷增加，前來投奔的詩人一個接一個。他們在客廳安置了一個像炕一樣的大床，五六個人並排躺著睡。他們愛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積無數的啤酒瓶，場麵十分壯觀。
他們把居住的地方命名為“火星招待所”，像一個根據地，接納來自各地的詩歌愛好者。有一次，房東打開門，嚇了一跳，十幾個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處是酒瓶。他們被房東轟了出去，搬到郊區。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豎和朋友們沒日沒夜地談論詩歌，話題從一首詩或者一個詩人引申，討論到最後常常指向某個宏大命題——詩是什麽，詩和語言的關係，怎麽寫詩。討論無疑是嚴肅而又情緒激動的，兩個詩人聊著聊著，一個人指著另一個人罵：“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詩。”有人從外地趕來，又立馬奪門而出。
何偉：這也是我不喜歡推特（twitter）的部分原因。作為一個作家，推特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是宣傳。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過分關注自我宣傳，不太健康。同時我也覺得，對駐外記者來說，這是一種糟糕的報道形式。我不想發一篇隻有140個字的快訊來講述埃及發生的事。當你從埃及或者中國發回報道，你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而不是隻言片語，更不用說讓從事長篇報道的作者按照這種限定格式思考是多麽糟糕了。
正午：你也有寫不下去的時候吧？
何偉：我很少遇到寫作上的問題，但有時候我覺得開篇很困難。我盡量不去擔心，保持冷靜與耐心，寫作需要更多時間，我接受這個事實。過去十五年，我寫了那麽多文章，這讓我心裏比較踏實。我知道我可以。我也明白，很多我本人很喜歡的故事，開頭並不順利。寫作這件事沒什麽清晰的脈絡可循。有時候一篇報道寫起來順暢無比，比如《唐醫生》——我很快就寫好了。但是《恕我直言》（all due respect）的寫作過程中則遇到了麻煩，初稿做了很大改動。不過，最終完成後也成了我最喜愛的文章之一。所以我一直記得這一點——我總是有修改的餘地，有時候開篇難產的文章到最後卻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我在寫作時總是會重讀我喜歡的那些作家。我會讀幾頁海明威，或者麥克菲，或者菲茨傑拉德，或者瓊·迪迪昂（joan didion）。他們給我靈感，幫我保持鎮定。
正午：那麽最麻煩的是什麽？
何偉：總體來說，我覺得寫作相對容易，調研和采訪則困難得多。我的所有寫作計劃都是無法預料的，這讓我很有壓力。而且，當你寫到那些不為人知、也從未被媒體報道過的人，文章的重點就不是那麽明顯。作為采訪者，你需要具備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我常常擔心自己沒有拿到最翔實的資料，或者故事進行不下去了。我也擔心自己浪費了受訪者的時間。為了寫“唐醫生”，我花了一年多收集素材，那段時間我真的不知道這篇文章能否出來。直到最後一刻，一切才水到渠成。
故事
無意深刻，隨事曲折。
——唐度
詩人出差
文_李純
一
豎靠在竹木椅子上，幾乎快要睡著了。和年輕時候相比，他的身材幾乎沒有走樣，甚至更加瘦骨嶙峋了。我們約在上海複興路上一家不顯眼的咖啡館。我走近喚醒他，微微握手，已入初春，氣溫卻降了幾度，他裹了裹深色的羽絨服。
“經過了十二年，有些東西發生了變化。”他像是怕驚擾到周圍人，聲音輕柔，幾乎聽不出語調的起伏。我慢慢意識到他所說的變化——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詩人，從他們嘴裏飄出的關於豎的隻言片語，聽上去活脫脫是個劣跡斑斑的北漂青年。
“豎是個酒鬼，他可以24小時不停地喝酒，我們以前開玩笑說，養豎很好養，買一條煙一箱酒他能喝一天。”
“我記得是2003年，淩晨三四點，公安局打電話給我，豎喝醉了踢了警車，罰了兩千塊錢，我保釋他出來的。”
“豎的婚禮是我見過辦得最好的婚禮，燈光慢慢亮起來，他一邊唱歌一邊從暗處緩緩走出來，豎一直認為他歌唱得不錯。”
而現在，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父親。他的女兒已經快三歲了，他正在打開手機相冊略帶驕傲地向我展示他給女兒畫的肖像——身體胖得團成一個球。“你怎麽不把她畫得美麗一點？”“她就是這樣，我不喜歡美化。” 他信佛，戒酒，並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見”到豎。一個多月前，在北京，我看過一部電影《詩人出差了》，導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攝於2002年的電影，但十二年後才剪輯完成，2015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亞洲最佳電影獎。豎是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電影的開頭，是新疆一個破舊的旅館房間，豎剛剛和一個妓女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性愛。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豎盤著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煙。他操著一口陰鬱的上海話：“我是一個詩人，我沒出過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十二年前，我決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寫了16首詩。”
和電影裏一樣，豎是一個詩人。
詩人身份，始終陪伴、折磨同時也慰藉著豎的生活。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詩人，他無法依靠寫作獲得周圍人的認同和尊重。別人問他：“你是幹什麽的？”他回答：“沒有工作，我是一個詩人。”“寫詩能養活自己嗎？”“不能。得借錢生活。”“那你寫詩幹什麽？”“不寫不行，像我的一個本能，我怎麽能夠閹割掉自己的本能？”
說了一半，他沉默幾秒，“一切都過去了”。
二
有一次，豎試圖自殺。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網絡公司做設計，生活瑣碎又無趣。他坐在雙層巴士的上層，巴士開在繁華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來五光十色，他像一個多餘的人，覺得一切沒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開煤氣，用濕布把門縫塞上，突然電話響了，誰會在他臨死前給他打電話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詩人烏青的電話。那時候烏青和他一樣困窘，除了借錢一般不會給他打電話。他告訴烏青，卡號報給你密碼報給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殺去了。掛完電話不多久，警察找上門。豎自殺未遂，他罵罵咧咧：他媽的，烏青這小子可以啊，居然還報警了。
那次之後，豎就交了狗屎運，發了一筆意外橫財——他的詩歌被一家網站的老板看中，給了他一萬塊錢稿費。他拿著這筆錢，激動地辭掉工作準備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楊黎。但那早已不是一個詩歌的年代，勃發於80年代後期以反朦朧詩為旗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已經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兒已是財富的製造者。楊黎作為第三代詩歌運動中“非非”詩派的代表之一，在經曆了“非非”集體下海之後，正閑在成都打麻將消磨時光。豎拉上烏青和另一個朋友到了成都，和兩個詩歌前輩在一家火鍋店裏碰麵。三個年輕人挨個給前輩念自己的詩，那是一頓惺惺相惜的火鍋——“就好像黨組織終於找到了根據地”。
在成都，豎很快結識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參與創辦楊黎、韓東、何小竹發起的一個詩歌論壇——橡皮先鋒文學網站。他會一點美工，做網頁設計。不久，他和一個來自北京的女詩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裏的戀情，並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個月以後，激情耗盡，他們分手了，豎回到上海。
在上海，豎當起了廚房排氣管道的貨運工，把鋁製管道從上海運送到其他城市。他癡迷美國的西部公路片，對此興致勃勃。直到半年後，他遇見了一個“瘋子”。
那天，他和幾個人把貨運到上海的某個倉庫。卸完貨，工人們蹲在地上抽煙。遠處，天空中的火燒雲層層疊疊，紅光似乎暈染了整個世界。豎抬起頭，看見高樓的陽台上，有個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視地麵，像希特勒那樣揮舞雙臂，慷慨激昂：“你們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們都在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們遲早有一天會受到報應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預言”。
工人們議論紛紛：“一定是個神經病！”
“我覺得他說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個神經病？”豎反問。
工人們答應：“對，你一看差不多也是這種人。”
那個人給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並不是一個粗暴的人，相反，他說話音調不高，看上去溫文爾雅。可是他的內心，時刻感受到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幾條路線反複跑來跑去，他產生了厭倦，每天耗費太多時間在公路上，擠占了他閱讀和寫作的精力。那時，全國各地有很多詩人紛紛湧至北京，他們聚集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詩歌和文學創作，楊黎打電話給豎：“來北京吧，你在上海幹什麽？”“做裝卸工。”“你有毛病啊，趕快過來。”
豎在北京開始了一段烏托邦式的生活。起初，豎和兩個詩人一起租了一套單元房，隨後人數不斷增加，前來投奔的詩人一個接一個。他們在客廳安置了一個像炕一樣的大床，五六個人並排躺著睡。他們愛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積無數的啤酒瓶，場麵十分壯觀。
他們把居住的地方命名為“火星招待所”，像一個根據地，接納來自各地的詩歌愛好者。有一次，房東打開門，嚇了一跳，十幾個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處是酒瓶。他們被房東轟了出去，搬到郊區。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豎和朋友們沒日沒夜地談論詩歌，話題從一首詩或者一個詩人引申，討論到最後常常指向某個宏大命題——詩是什麽，詩和語言的關係，怎麽寫詩。討論無疑是嚴肅而又情緒激動的，兩個詩人聊著聊著，一個人指著另一個人罵：“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詩。”有人從外地趕來，又立馬奪門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