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六十歲的時候，我就不願意別人說今年得給你過個大壽了；很丟人的，怎麽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們已經在飯店訂了宴席，就是不去，一個人躲在書房裏喘息。其實逃避時間正是衰老的表現，我都覺得可笑了。於是，在母親的遺像前叩頭。感念著母親給我的生命，說我並不是害怕衰老，隻是不耐煩宴席上長久吃喝和順嘴而出的祝詞，況且我現在還茁壯。六十年裏並沒有做成一兩件事情，還是留著八十九十時再慶賀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總是在轉化我，把一隻蛹變成了彩蝶，把一顆籽變出了大樹，今年頭發又掉了許多，露骨的牙也壞了兩顆，那就快賜給我力量吧，我母親在晚年時常夢見撿了一籃雞蛋，我企望著讓帶燈活靈活現於紙上吧。補償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個夏天，我都在為帶燈忙活。我是多麽喜歡夏天啊，幾十年來，我的每一部長篇作品幾乎都是在冬天裏醞釀，在夏天裏完滿，別人在腦子昏昏，脾氣變壞，熱得恨不得把皮剝下來涼快，我樂見草木旺盛，蚊蟲飛舞，意氣縱橫地在寫作中歡悅。這一點，我很驕傲，自詡這不是冬蟲夏草嗎，冬天裏眠得像一條蟲，夏天裏卻是綠草，要開出一朵花了。
這一本《帶燈》仍是關於中國農村的，更是當下農村發生著的人事。我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給農村寫的，想想，或許這是我的命，土命，或許是農村選擇了我，似乎聽到了一種聲音：那麽大的地和地裏長滿了荒草，讓賈家的兒子去耕犁吧。於是。不寫作的時候我穿著人衣，寫作時我披了牛皮。記得當年父親告訴我，他十多歲在西安考學，考過還沒張榜時流浪街頭，一老人介紹他去一個地方可以有飯吃，到了那個地方，卻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送他去延安當兵。我父親的觀念裏當兵不好，而且國民黨整天宣傳延安是共產黨的集聚地，共產黨是土匪，他就沒有去。我埋怨父親，你要去了，你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幹子弟了。父親還講，他考上了學又畢業後，在西安教書，那時五袋洋麵可以買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買了，西安開始解放，城裏響了槍聲，他就跑回了老家丹風。我當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裏人嗎，又何苦讓我掙紮了十九年後才做了城裏人！當我在農村時，我的境遇糟透了，父親有了曆史問題，母親害病，我又沒力氣，報名參軍當兵呀，體檢的人拿著玻璃棍兒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著看了，結果沒有當成；第二年又招地質工人，去報了名，當天晚上村支書就在報名冊上把我的名字劃棹了；隔了一年又招養路工，就是拿著鍁把公路邊的水渠裏鏟沙土墊路麵的坑坑窪窪，人家還是不要我；後來想當民辦教師也沒選上，再後一個民辦女教師要生孩子呀，需要個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經去修理了一支鋼筆，卻仍是讓鄰村的另一人掉了包。那段日子，幾次大正午的在犁過的稻田裏犯蒙，不辨了方向，轉來轉去尋不到田埂，村裏人都說那是鬼迷糊了，讓我頂著簸箕，拿桃木條子打著驅鬼。十幾年後提起這些往事，有長者說：這一切都在為你當作家寫農村創造條件呀，如趕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讓羊順著一條道兒往溝腦去麽！我想也是。
在陝西作家協會的一次會上，我做過這樣的發言：如果陝西還算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鎮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寫農村題材的作家，這些作家又大多數來自於農村，本身就是農民，後經提拔，戶口轉到了城裏，由業餘寫作變為專業作家的。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變了，農村也不是昔日的農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樣的路子，已沒條件了，應該多鼓勵年輕的作家拓寬思路，寫更廣泛的題材。我這麽說著，但我還得寫農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種，已經是苜蓿，開著紫色花，無法讓它開出玫瑰。
幾十年的習慣了，隻要沒有重要的會，家事又走得開，我就會邀二三朋友去農村跑動，說不清的一種牽掛，是那裏的人，還是那裏的山水？在那裏不需要穿正裝，用不著應酬，路度得在一根繩索上，我願意到哪兒腳就到哪兒，飯時了隨便去個農戶懇求給做一頓飯，天黑了見著旅館就敲門。一年一年地去，農村裏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男的女的，聰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進城去，他們很少有在城裏真正討上好日子，但隻要還混得每日能吃兩碗麵條，他們就在城裏漂呀，死也要做那裏的鬼。而農村的四季，轉換亦不那麽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農具減少，房舍破敗，鄰裏陌生，一切顏色都褪了，山是殘山水是剩水，隻有狗的叫聲如雷，我仍是要往農村裏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總去土丘的草叢。就在前年，我去陝西南部，走了七八個縣城和十幾個村鎮，又去關中平原北部一帶，再去了一趟甘肅的定西。收獲總是大的。當然這並不是指創作而言，如果純粹為了創作而跑動那就顯得小氣而不自在。春天的到來哪裏僅僅見麥苗拔節，地氣湧動，萬物複蘇，土裏有各種各樣顏色呈現了草木花卉和莊稼。就在不久，我結識了山區一位鄉鎮幹部，她是不知從哪兒獲得了我的手機號，先是給我發短信，我以為她是一位業餘作者，給她複了信。她卻接二連三地又給我發信。要是平常，我簡直要煩了，但她寫的短信極好，這讓我驚訝不已，我竟盼著她的信來，並決定山高路遠地去看看她和生她養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處，她是個鄉政府幹部，具體在綜治辦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靈性的外泄，她就該是崖頭的一株靈芝，太聰慧了，她並不是文學青年，沒有讀更多的書，沒有人能與她交流形成的文學環境，綜治辦的工作又繁忙潑煩，但她的文學感覺和文筆是那麽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裏，她是個滔滔不絕的傾訴者。我是個忠實的傾聽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樣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領著我走村串寨，去給那特困戶辦低保。也去堵截和訓斥上訪人，她能拽著牛尾巴上山，還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別在頭上，買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說你坐在這兒看風景吧，我去打個盹，她跑到一草窩裏蜷身而臥就睡著了，我遠遠地看著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圖案裏花全活了，從身子上長上來在風中搖曳鮮豔。從她那兒的深山裏回來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條鐵路又修高速公路。還有一座大的工廠被引進落戶，而也發生了一場為在河裏淘沙惹起的特大惡性群毆事件，死亡和傷殘了好多人，這些人我都認識，自然我會走動雙方家族協助處理著遺留問題。在村口路旁與眾人議論起來就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事情遠還沒有結束，那個在大深山裏的鄉政府女幹部，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給我發信，每次信都是幾百字或上千字，說她的工作和生活，說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麽都不避諱，歡樂、悲傷、憤怒、苦悶，如我在老家的那個侄女，給你嘎嘎嘎地抖著身子笑得沒死沒活了，又破口大罵那走路偷吃路邊禾苗的牛和那長著黃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豬。她竟然定期給我寄東西，比如五味子果，鮮茵陳、核桃、蜂蜜，還有一包又一包鄉政府下發給村寨的文件、通知、報表、工作規劃、上訪材料、救災名冊、領導講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裏還夾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誤而所寫的檢查草稿。
當我在看電視裏的西安天氣預報時，不知不覺地也關心了那個深山地區的天氣預報，就是從那時，我衝動了寫《帶燈》。
在寫《帶燈》過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過程。不能說我對農村不熟悉，我認為已經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兩旁的樹和一些小區門前的豎著的石頭，我一眼便認得哪棵樹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樹是從農村移栽的，哪塊石頭是關中河道裏的哪塊石頭來自陝南的溝峪。可我通過寫《帶燈》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著那裏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說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這些問題不是各級組織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決，可有些能解決了有些無法解決，有些無法解決了就學貓刨土掩屎，或者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閉上了什麽都沒有發生吧，結果一邊解決著一邊又大量積壓，體製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法製的問題。信仰的問題，政治生態問題和環境生態問題，一顆麻疹出來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來，搔破了全成了麻子。這種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說你幹啥的就是幹啥的。自己賣著蒸饃卻管別人蓋樓。我說：不能女媧補天，也得杞人憂天麽，或許我是共產黨員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後十多天裏，我睡在床上總覺得床動，走在路上總覺得路麵發軟，害怕著地震，卻又盼望餘震快來，惶惶不可終日。
正因為社會基層的問題太多，你才尊重了在鄉鎮政府工作的人，上邊的任何政策、條令、任務、指示全集中在他們那兒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責挨訓被罰，各個係統的上級部門都說他們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飛來，他們隻有兩隻手呀，兩隻手僅十個指頭。而他們又能解決什麽呢，手裏隻有風油精，頭疼了抹一點，腳疼了也抹一點。他們麵對的是農民，怨恨像汙水一樣潑向他們。這種工作職能決定了它與社會磨擦的危險性。在我接觸過的鄉鎮幹部中，你同情著他們地位低下，工資微薄，喝惡水，坐蘿卜，受氣挨罵，但他們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虛作假，巴結上司，極力要跳出鄉鎮，由科級升遷副處。或到縣城去尋個輕省崗位，而下鄉到村寨了，卻能喝酒，能吃雞，張口罵人，脾氣暴戾。所以，我才覺得帶燈可敬可親，她是高貴的，智慧的，環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無涯啊！我們可恨著那些貪官汙吏，但又想，房子是磚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這些人天生為天下而生，為天下而想，自然不會去為自己的私欲而積財盜名好色和輕薄敷衍，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關。
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為佛。現在地藏菩薩依然還在做菩薩，我從廟裏請回來一尊，給它獻花供水焚香。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土地神，印象裏胡子那麽長個頭那麽小一股煙一冒就從地裏鑽出來，而現在覺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親近的神，從文物市場上買回來一尊，不，也是請回來的，在它的香爐裏放了五色糧食。
認識了帶燈，了解了帶燈，帶燈給了我太多的興奮和喜悅，也給了我太多的悲憤和憂傷，而我要寫的《帶燈》卻一定是文學的，這就使我在動筆之前煎熬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我之前不大理會醞釀這個詞，當我與一位八0後的女青年閑談時，問她昨天晚上怎麽沒參加一個聚會呢？她說：我睡眠不好，九點鍾就要醞釀睡覺了。我問：醞釀睡覺？怎麽個醞釀？！她說：我得洗澡，洗完澡聽音樂，音樂聽著去泡一杯咖啡，然後看書，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看著看著我就困了，閉上眼就輕輕走向床，躺在那裏才睡著了。醞釀還要做那麽多的程序，在寫《帶燈》時我就學著她的樣，也做了許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攤開了關於帶燈的那麽多的材料，思索著書中的帶燈應該生長個什麽模樣呢，她是怎樣的品格和麵目而區別於以前的《秦腔》、《高興》、《古爐》，甚或更早的《廢都》、《浮躁》、《高老莊》？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寫《帶燈》了，說：寫了那麽多了，怎麽還寫？是呀，我是寫了那麽多還要寫，是證明我還能寫嗎？是要進一步以豐富而滿足虛榮嗎？我在審問著自己的時候，另一種聲音在呢喃著，我以為是我家的狗，後來看見窗子開了道縫，又以為是擠進來的風，似乎那聲音在說：寫了幾十年了。你也年紀大了，如果還要寫，你就要為了你，為了中國當代文學去突破和提升。我嚇得一身的冷汗。我說：這怎麽可能呢，這不是要奪掉我手中的筆嗎？那個聲音又響：那你還浪費什麽紙張呢？去抱你家的外孫吧！我說：可我丟不下筆，筆已經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嗎？那聲音最後說了一句：突破那麽一點點提高那麽一點點也不行嗎？那時我突然想到一位詩人的話：白雲開口說話，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書桌上痛哭。
這件事或許是一種幻覺，卻真實地發生過，我的自信受到嚴重打擊，關於帶燈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擱置起來。過了春節，接著又生病住院，半年過後，心總不甘，死灰複燃，再次打開關於帶燈的一大堆材料，我說：不寫東西我還能做什麽呢，讓我試試，我沒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裏向往啊。看見了那麽個好東西，能偷到手的是賊，惦記著也是賊麽。
於是，我又做了另一件工作。其實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經好多年了，所到之處，看到和聽到的一種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在寫作，在紙質材料上寫，在電腦網絡上寫，作品數量如海潮湧來，但社會的輿論中卻越來越多的哀歎文學出現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文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實是社會出現了困境。是人類出現了困境。這種困境早已出現，隻是我們還在封閉的環境裏僅僅為著生存掙紮時未能顧及到，而我們的文學也就自愉自慰自樂著。當改革開放國家開始強盛人民開始富裕後，才舉頭四顧知道了海闊天空，而社會發展又出現了瓶頸，改革急待於進一步深化，再看我們的文學是那樣的尷尬和無奈。我們差不多學會了一句話：作品要有現代意識。那麽。現代意識到底是什麽呢，對於當下中國的作家又怎麽在寫作中體現和完成呢？現代意識也就是人類意識。而地球上大多數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麽，我們應該順著潮流去才是。美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他們的強大使他們自信，他們當然要保護他們的國家利益，但不能不承認他們仍在考慮著人類的出路，他們有這種意識，所以他們四處幹涉和指點，到南極，到火星，於是他們的文學也多有未來的題材，多有地球毀滅和重找人類棲身地的題材。而我們呢，因為貧窮先關心著吃穿住行的生存問題，久久以來，導致著我們的文學都是現實問題的題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虛榮，去回憶祖先曾經的光榮與驕傲。我們的文學多是曆史的現實的內容，這對不對呢？是對的，而且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可能還得寫這些。當一個人在饑餓的時候盼望的是得到麵包，而不是盼望神從天而降，即便盼望神從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著麵包而來。但是，到了今日，我們的文學雖然還在關注著敘寫著現實和曆史，又怎樣才具有現代意識，人類意識呢？我們的眼睛就得朝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麵注目，當然不是說我們同樣去寫地球麵臨的毀滅，人類尋找新家園的作品，這恐怕我們也寫不好，卻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視和解決哪些問題是我們通往人類最先進方麵的障礙？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體製上、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環境上、行為習慣上，怎樣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樣不再虛妄和陰暗，怎樣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樣能活得尊嚴和自在。隻有這樣做了，這就是我們提供的中國經驗，我們的生存和文學也將是遠景大光明，對人類和世界文學的貢獻也將是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我從來身體不好。我的體育活動就是熱情地觀看電視轉播的所有體育比賽。在終於開筆寫起《帶燈》，逢著了歐冠杯賽，當我一場又一場欣賞著巴塞羅那隊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們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秦腔》、《古爐》的寫法近似呢？啊，是近似。傳統的踢法裏，這得有後衛、中場、前鋒，講究的三條線如何保持距離，中場特別要腰硬，前鋒得邊路傳中，等等等等。巴塞羅那則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進攻者，進攻時就不停地傳球倒腳，繁瑣、細密而眼花繚亂地華麗，一切都在耐煩著顯得毫不經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網中。這樣的消解了傳統的陣型和戰術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節的寫作嗎，那繁瑣細密的傳球倒腳不就是寫作中靠細節推進嗎？我是那樣地驚喜和興奮。和我一同看球的是一個搞批評的朋友，他總是不認可我《秦腔》、《古爐》的寫法，我說：你瞧呀，瞧呀，他們又進球了！他們不是總能進球嗎？！
《秦腔》、《古爐》是那一種寫法，《帶燈》我卻不想再那樣寫了，《帶燈》是不適那種寫法，我也得變變，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那怎麽寫呢？其實我總有一種感覺，就是你寫得時間長了，又浸淫其中，你總能尋到一種適合於你要寫的內容的寫法，如冬天必然尋到是棉衣毛褲，夏天必然尋到短褲t恤，你的筆是握在自己手裏，卻老覺得有什麽力量在掌控了你的胳膊。幾十年以來，我喜歡著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學語言，它清新，靈動，疏淡，幽默，有韻致。我模仿著，借鑒著，後來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樣了。而到了這般年紀，心性變了，卻興趣了中國兩漢時期那種史的文章的風格，它沒有那麽多的靈動和蘊藉、委婉和華麗，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簡約，用意直白，下筆肯定，以真準震撼，以尖銳敲擊。何況我是陝西南部人，生我養我的地方屬秦頭楚尾，我的品種裏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長期以來愛好著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輕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種玩的跡象出來，這令我真的警覺。我得有意地學學兩漢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風山骨靠近。可這稍微的轉身就何等地艱難，寫《帶燈》時力不從心，常常能聽到轉身時關關節節都在響動，隻好轉一點，停下來，再轉一點，停下來。我感歎地說：哪裏能買到文學上的大力丸呢？
就在《帶燈》寫到一半，天津的一個文友來到了西安。她見了我說：怎麽還寫呀？我說：雞不下蛋它憋啊！她返回天津後在報上寫了關於我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我名字裏的凹字，倒對我有了啟發。以前有人說這個凹字，說是穀是牝是盆是坑是硯是元寶，她卻說是火山口。她這說得有趣，並不是她在誇我了我才說有趣，覺得可以從各個角度去理解火山口。社會是火山口，創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經噴發過熔岩後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靜寂的，沒有樹，沒有草，更沒有花，飛鳥走獸也不臨近，但它隻要是活的，內心一直在洶湧，在突奔，隨時又會發生新的噴發。我常常有些迷信，生活中總以什麽暗示著而求得給予自己自信和力量，看到文友的文章後，我將一個巨大的多年前購置的自然凹石擺在了桌上，它幾乎占滿了整個桌麵。當年我是以它像個凹字而購置的，現在我將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願我的寫作能如此。
帶燈說，天熱得像是把人拎起來擰水，這個夏天裏寫完了《帶燈》。稿子交給了別人去複印，又托付別人將它送去雜誌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會這個文學的帶燈長成什麽樣子，腿長不長，能否跑遠，有沒有翅，是雞翅還是鷹翅，飛得高嗎？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農村了。我希望這一段隱在農村，恢複我農民的本性，吃五穀，喝泉水，吸農村的地氣，曬農村的太陽，等待新的寫作欲望的衝動，讓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門。
這是一個人到了既喜歡《離騷》，又必須讀《山海經》的年紀了，我想要日月平順，每晚如帶燈一樣關心著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咀嚼著天氣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間的萬千變化。
王靜安說：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
整個夏天，我都在為帶燈忙活。我是多麽喜歡夏天啊，幾十年來，我的每一部長篇作品幾乎都是在冬天裏醞釀，在夏天裏完滿，別人在腦子昏昏，脾氣變壞，熱得恨不得把皮剝下來涼快，我樂見草木旺盛，蚊蟲飛舞，意氣縱橫地在寫作中歡悅。這一點，我很驕傲，自詡這不是冬蟲夏草嗎，冬天裏眠得像一條蟲，夏天裏卻是綠草，要開出一朵花了。
這一本《帶燈》仍是關於中國農村的，更是當下農村發生著的人事。我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給農村寫的，想想，或許這是我的命，土命，或許是農村選擇了我，似乎聽到了一種聲音：那麽大的地和地裏長滿了荒草，讓賈家的兒子去耕犁吧。於是。不寫作的時候我穿著人衣，寫作時我披了牛皮。記得當年父親告訴我，他十多歲在西安考學，考過還沒張榜時流浪街頭，一老人介紹他去一個地方可以有飯吃，到了那個地方，卻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送他去延安當兵。我父親的觀念裏當兵不好，而且國民黨整天宣傳延安是共產黨的集聚地，共產黨是土匪，他就沒有去。我埋怨父親，你要去了，你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幹子弟了。父親還講，他考上了學又畢業後，在西安教書，那時五袋洋麵可以買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買了，西安開始解放，城裏響了槍聲，他就跑回了老家丹風。我當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裏人嗎，又何苦讓我掙紮了十九年後才做了城裏人！當我在農村時，我的境遇糟透了，父親有了曆史問題，母親害病，我又沒力氣，報名參軍當兵呀，體檢的人拿著玻璃棍兒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著看了，結果沒有當成；第二年又招地質工人，去報了名，當天晚上村支書就在報名冊上把我的名字劃棹了；隔了一年又招養路工，就是拿著鍁把公路邊的水渠裏鏟沙土墊路麵的坑坑窪窪，人家還是不要我；後來想當民辦教師也沒選上，再後一個民辦女教師要生孩子呀，需要個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經去修理了一支鋼筆，卻仍是讓鄰村的另一人掉了包。那段日子，幾次大正午的在犁過的稻田裏犯蒙，不辨了方向，轉來轉去尋不到田埂，村裏人都說那是鬼迷糊了，讓我頂著簸箕，拿桃木條子打著驅鬼。十幾年後提起這些往事，有長者說：這一切都在為你當作家寫農村創造條件呀，如趕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讓羊順著一條道兒往溝腦去麽！我想也是。
在陝西作家協會的一次會上，我做過這樣的發言：如果陝西還算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鎮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寫農村題材的作家，這些作家又大多數來自於農村，本身就是農民，後經提拔，戶口轉到了城裏，由業餘寫作變為專業作家的。但是，現在的情況完全變了，農村也不是昔日的農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樣的路子，已沒條件了，應該多鼓勵年輕的作家拓寬思路，寫更廣泛的題材。我這麽說著，但我還得寫農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種，已經是苜蓿，開著紫色花，無法讓它開出玫瑰。
幾十年的習慣了，隻要沒有重要的會，家事又走得開，我就會邀二三朋友去農村跑動，說不清的一種牽掛，是那裏的人，還是那裏的山水？在那裏不需要穿正裝，用不著應酬，路度得在一根繩索上，我願意到哪兒腳就到哪兒，飯時了隨便去個農戶懇求給做一頓飯，天黑了見著旅館就敲門。一年一年地去，農村裏的年輕人越來越少，男的女的，聰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進城去，他們很少有在城裏真正討上好日子，但隻要還混得每日能吃兩碗麵條，他們就在城裏漂呀，死也要做那裏的鬼。而農村的四季，轉換亦不那麽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農具減少，房舍破敗，鄰裏陌生，一切顏色都褪了，山是殘山水是剩水，隻有狗的叫聲如雷，我仍是要往農村裏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總去土丘的草叢。就在前年，我去陝西南部，走了七八個縣城和十幾個村鎮，又去關中平原北部一帶，再去了一趟甘肅的定西。收獲總是大的。當然這並不是指創作而言，如果純粹為了創作而跑動那就顯得小氣而不自在。春天的到來哪裏僅僅見麥苗拔節，地氣湧動，萬物複蘇，土裏有各種各樣顏色呈現了草木花卉和莊稼。就在不久，我結識了山區一位鄉鎮幹部，她是不知從哪兒獲得了我的手機號，先是給我發短信，我以為她是一位業餘作者，給她複了信。她卻接二連三地又給我發信。要是平常，我簡直要煩了，但她寫的短信極好，這讓我驚訝不已，我竟盼著她的信來，並決定山高路遠地去看看她和生她養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處，她是個鄉政府幹部，具體在綜治辦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靈性的外泄，她就該是崖頭的一株靈芝，太聰慧了，她並不是文學青年，沒有讀更多的書，沒有人能與她交流形成的文學環境，綜治辦的工作又繁忙潑煩，但她的文學感覺和文筆是那麽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裏，她是個滔滔不絕的傾訴者。我是個忠實的傾聽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樣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領著我走村串寨，去給那特困戶辦低保。也去堵截和訓斥上訪人，她能拽著牛尾巴上山，還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別在頭上，買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說你坐在這兒看風景吧，我去打個盹，她跑到一草窩裏蜷身而臥就睡著了，我遠遠地看著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圖案裏花全活了，從身子上長上來在風中搖曳鮮豔。從她那兒的深山裏回來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條鐵路又修高速公路。還有一座大的工廠被引進落戶，而也發生了一場為在河裏淘沙惹起的特大惡性群毆事件，死亡和傷殘了好多人，這些人我都認識，自然我會走動雙方家族協助處理著遺留問題。在村口路旁與眾人議論起來就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事情遠還沒有結束，那個在大深山裏的鄉政府女幹部，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給我發信，每次信都是幾百字或上千字，說她的工作和生活，說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麽都不避諱，歡樂、悲傷、憤怒、苦悶，如我在老家的那個侄女，給你嘎嘎嘎地抖著身子笑得沒死沒活了，又破口大罵那走路偷吃路邊禾苗的牛和那長著黃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豬。她竟然定期給我寄東西，比如五味子果，鮮茵陳、核桃、蜂蜜，還有一包又一包鄉政府下發給村寨的文件、通知、報表、工作規劃、上訪材料、救災名冊、領導講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裏還夾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誤而所寫的檢查草稿。
當我在看電視裏的西安天氣預報時，不知不覺地也關心了那個深山地區的天氣預報，就是從那時，我衝動了寫《帶燈》。
在寫《帶燈》過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過程。不能說我對農村不熟悉，我認為已經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兩旁的樹和一些小區門前的豎著的石頭，我一眼便認得哪棵樹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樹是從農村移栽的，哪塊石頭是關中河道裏的哪塊石頭來自陝南的溝峪。可我通過寫《帶燈》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著那裏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說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這些問題不是各級組織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決，可有些能解決了有些無法解決，有些無法解決了就學貓刨土掩屎，或者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閉上了什麽都沒有發生吧，結果一邊解決著一邊又大量積壓，體製的問題，道德的問題，法製的問題。信仰的問題，政治生態問題和環境生態問題，一顆麻疹出來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來，搔破了全成了麻子。這種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說你幹啥的就是幹啥的。自己賣著蒸饃卻管別人蓋樓。我說：不能女媧補天，也得杞人憂天麽，或許我是共產黨員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後十多天裏，我睡在床上總覺得床動，走在路上總覺得路麵發軟，害怕著地震，卻又盼望餘震快來，惶惶不可終日。
正因為社會基層的問題太多，你才尊重了在鄉鎮政府工作的人，上邊的任何政策、條令、任務、指示全集中在他們那兒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責挨訓被罰，各個係統的上級部門都說他們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飛來，他們隻有兩隻手呀，兩隻手僅十個指頭。而他們又能解決什麽呢，手裏隻有風油精，頭疼了抹一點，腳疼了也抹一點。他們麵對的是農民，怨恨像汙水一樣潑向他們。這種工作職能決定了它與社會磨擦的危險性。在我接觸過的鄉鎮幹部中，你同情著他們地位低下，工資微薄，喝惡水，坐蘿卜，受氣挨罵，但他們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虛作假，巴結上司，極力要跳出鄉鎮，由科級升遷副處。或到縣城去尋個輕省崗位，而下鄉到村寨了，卻能喝酒，能吃雞，張口罵人，脾氣暴戾。所以，我才覺得帶燈可敬可親，她是高貴的，智慧的，環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無涯啊！我們可恨著那些貪官汙吏，但又想，房子是磚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這些人天生為天下而生，為天下而想，自然不會去為自己的私欲而積財盜名好色和輕薄敷衍，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關。
地藏菩薩說：地獄不空，誓不為佛。現在地藏菩薩依然還在做菩薩，我從廟裏請回來一尊，給它獻花供水焚香。以前從來沒有注意過土地神，印象裏胡子那麽長個頭那麽小一股煙一冒就從地裏鑽出來，而現在覺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親近的神，從文物市場上買回來一尊，不，也是請回來的，在它的香爐裏放了五色糧食。
認識了帶燈，了解了帶燈，帶燈給了我太多的興奮和喜悅，也給了我太多的悲憤和憂傷，而我要寫的《帶燈》卻一定是文學的，這就使我在動筆之前煎熬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醞釀。我之前不大理會醞釀這個詞，當我與一位八0後的女青年閑談時，問她昨天晚上怎麽沒參加一個聚會呢？她說：我睡眠不好，九點鍾就要醞釀睡覺了。我問：醞釀睡覺？怎麽個醞釀？！她說：我得洗澡，洗完澡聽音樂，音樂聽著去泡一杯咖啡，然後看書，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書，看著看著我就困了，閉上眼就輕輕走向床，躺在那裏才睡著了。醞釀還要做那麽多的程序，在寫《帶燈》時我就學著她的樣，也做了許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攤開了關於帶燈的那麽多的材料，思索著書中的帶燈應該生長個什麽模樣呢，她是怎樣的品格和麵目而區別於以前的《秦腔》、《高興》、《古爐》，甚或更早的《廢都》、《浮躁》、《高老莊》？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寫《帶燈》了，說：寫了那麽多了，怎麽還寫？是呀，我是寫了那麽多還要寫，是證明我還能寫嗎？是要進一步以豐富而滿足虛榮嗎？我在審問著自己的時候，另一種聲音在呢喃著，我以為是我家的狗，後來看見窗子開了道縫，又以為是擠進來的風，似乎那聲音在說：寫了幾十年了。你也年紀大了，如果還要寫，你就要為了你，為了中國當代文學去突破和提升。我嚇得一身的冷汗。我說：這怎麽可能呢，這不是要奪掉我手中的筆嗎？那個聲音又響：那你還浪費什麽紙張呢？去抱你家的外孫吧！我說：可我丟不下筆，筆已經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嗎？那聲音最後說了一句：突破那麽一點點提高那麽一點點也不行嗎？那時我突然想到一位詩人的話：白雲開口說話，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書桌上痛哭。
這件事或許是一種幻覺，卻真實地發生過，我的自信受到嚴重打擊，關於帶燈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擱置起來。過了春節，接著又生病住院，半年過後，心總不甘，死灰複燃，再次打開關於帶燈的一大堆材料，我說：不寫東西我還能做什麽呢，讓我試試，我沒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裏向往啊。看見了那麽個好東西，能偷到手的是賊，惦記著也是賊麽。
於是，我又做了另一件工作。其實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經好多年了，所到之處，看到和聽到的一種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在寫作，在紙質材料上寫，在電腦網絡上寫，作品數量如海潮湧來，但社會的輿論中卻越來越多的哀歎文學出現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文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實是社會出現了困境。是人類出現了困境。這種困境早已出現，隻是我們還在封閉的環境裏僅僅為著生存掙紮時未能顧及到，而我們的文學也就自愉自慰自樂著。當改革開放國家開始強盛人民開始富裕後，才舉頭四顧知道了海闊天空，而社會發展又出現了瓶頸，改革急待於進一步深化，再看我們的文學是那樣的尷尬和無奈。我們差不多學會了一句話：作品要有現代意識。那麽。現代意識到底是什麽呢，對於當下中國的作家又怎麽在寫作中體現和完成呢？現代意識也就是人類意識。而地球上大多數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麽，我們應該順著潮流去才是。美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他們的強大使他們自信，他們當然要保護他們的國家利益，但不能不承認他們仍在考慮著人類的出路，他們有這種意識，所以他們四處幹涉和指點，到南極，到火星，於是他們的文學也多有未來的題材，多有地球毀滅和重找人類棲身地的題材。而我們呢，因為貧窮先關心著吃穿住行的生存問題，久久以來，導致著我們的文學都是現實問題的題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虛榮，去回憶祖先曾經的光榮與驕傲。我們的文學多是曆史的現實的內容，這對不對呢？是對的，而且以後的很長時間裏可能還得寫這些。當一個人在饑餓的時候盼望的是得到麵包，而不是盼望神從天而降，即便盼望神從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著麵包而來。但是，到了今日，我們的文學雖然還在關注著敘寫著現實和曆史，又怎樣才具有現代意識，人類意識呢？我們的眼睛就得朝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麵注目，當然不是說我們同樣去寫地球麵臨的毀滅，人類尋找新家園的作品，這恐怕我們也寫不好，卻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視和解決哪些問題是我們通往人類最先進方麵的障礙？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體製上、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環境上、行為習慣上，怎樣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樣不再虛妄和陰暗，怎樣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樣能活得尊嚴和自在。隻有這樣做了，這就是我們提供的中國經驗，我們的生存和文學也將是遠景大光明，對人類和世界文學的貢獻也將是特殊的聲響和色彩。
我從來身體不好。我的體育活動就是熱情地觀看電視轉播的所有體育比賽。在終於開筆寫起《帶燈》，逢著了歐冠杯賽，當我一場又一場欣賞著巴塞羅那隊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們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秦腔》、《古爐》的寫法近似呢？啊，是近似。傳統的踢法裏，這得有後衛、中場、前鋒，講究的三條線如何保持距離，中場特別要腰硬，前鋒得邊路傳中，等等等等。巴塞羅那則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進攻者，進攻時就不停地傳球倒腳，繁瑣、細密而眼花繚亂地華麗，一切都在耐煩著顯得毫不經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網中。這樣的消解了傳統的陣型和戰術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節的寫作嗎，那繁瑣細密的傳球倒腳不就是寫作中靠細節推進嗎？我是那樣地驚喜和興奮。和我一同看球的是一個搞批評的朋友，他總是不認可我《秦腔》、《古爐》的寫法，我說：你瞧呀，瞧呀，他們又進球了！他們不是總能進球嗎？！
《秦腔》、《古爐》是那一種寫法，《帶燈》我卻不想再那樣寫了，《帶燈》是不適那種寫法，我也得變變，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那怎麽寫呢？其實我總有一種感覺，就是你寫得時間長了，又浸淫其中，你總能尋到一種適合於你要寫的內容的寫法，如冬天必然尋到是棉衣毛褲，夏天必然尋到短褲t恤，你的筆是握在自己手裏，卻老覺得有什麽力量在掌控了你的胳膊。幾十年以來，我喜歡著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學語言，它清新，靈動，疏淡，幽默，有韻致。我模仿著，借鑒著，後來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樣了。而到了這般年紀，心性變了，卻興趣了中國兩漢時期那種史的文章的風格，它沒有那麽多的靈動和蘊藉、委婉和華麗，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簡約，用意直白，下筆肯定，以真準震撼，以尖銳敲擊。何況我是陝西南部人，生我養我的地方屬秦頭楚尾，我的品種裏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長期以來愛好著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輕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種玩的跡象出來，這令我真的警覺。我得有意地學學兩漢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風山骨靠近。可這稍微的轉身就何等地艱難，寫《帶燈》時力不從心，常常能聽到轉身時關關節節都在響動，隻好轉一點，停下來，再轉一點，停下來。我感歎地說：哪裏能買到文學上的大力丸呢？
就在《帶燈》寫到一半，天津的一個文友來到了西安。她見了我說：怎麽還寫呀？我說：雞不下蛋它憋啊！她返回天津後在報上寫了關於我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我名字裏的凹字，倒對我有了啟發。以前有人說這個凹字，說是穀是牝是盆是坑是硯是元寶，她卻說是火山口。她這說得有趣，並不是她在誇我了我才說有趣，覺得可以從各個角度去理解火山口。社會是火山口，創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經噴發過熔岩後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靜寂的，沒有樹，沒有草，更沒有花，飛鳥走獸也不臨近，但它隻要是活的，內心一直在洶湧，在突奔，隨時又會發生新的噴發。我常常有些迷信，生活中總以什麽暗示著而求得給予自己自信和力量，看到文友的文章後，我將一個巨大的多年前購置的自然凹石擺在了桌上，它幾乎占滿了整個桌麵。當年我是以它像個凹字而購置的，現在我將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願我的寫作能如此。
帶燈說，天熱得像是把人拎起來擰水，這個夏天裏寫完了《帶燈》。稿子交給了別人去複印，又托付別人將它送去雜誌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會這個文學的帶燈長成什麽樣子，腿長不長，能否跑遠，有沒有翅，是雞翅還是鷹翅，飛得高嗎？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農村了。我希望這一段隱在農村，恢複我農民的本性，吃五穀，喝泉水，吸農村的地氣，曬農村的太陽，等待新的寫作欲望的衝動，讓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門。
這是一個人到了既喜歡《離騷》，又必須讀《山海經》的年紀了，我想要日月平順，每晚如帶燈一樣關心著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咀嚼著天氣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間的萬千變化。
王靜安說：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