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國產電影又要進入一個重視宣傳教育的時期。我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廠當工人，經常看電影，從沒花錢買過電影票，都是上麵發票。從理論上說，電影票是工會買的。但工會的錢又從哪裏來？我們每月隻交五分錢的會費。這些錢歸根結底是國家出的。嚴格地說，當時的電影沒有票房價值，國家出錢養電影。今後可能也是這樣。正如大家常說的，國家也不寬裕，電影工作者不能期望過高。這些都是正經話。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麽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閑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鍾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裏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裏。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曆，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裏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麵看電影，一麵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裏。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麵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須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淨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裏趕牛車，旱季裏，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裏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裏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隻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麽，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裏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麽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幹——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幹的工作，就越是要幹，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隻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裏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麽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係統，沒什麽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夥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麽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夥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隻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裏有個很壞的風氣，叫做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麽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麽。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裏，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隻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炮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什，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麵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手舉著飯盆讓我看——韭菜裏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麽。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隻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這樣一想，我也覺得惡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幹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誌提心吊膽，在韭菜裏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隻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話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怎麽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18期《三聯生活周刊》雜誌。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麽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閑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鍾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裏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裏。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曆，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裏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麵看電影，一麵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裏。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麵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須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淨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裏趕牛車，旱季裏，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
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裏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裏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隻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麽，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裏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麽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幹——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幹的工作，就越是要幹，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隻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裏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麽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係統，沒什麽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夥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麽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夥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隻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裏有個很壞的風氣，叫做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麽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麽。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裏，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隻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炮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什，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麵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手舉著飯盆讓我看——韭菜裏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麽。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隻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這樣一想，我也覺得惡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幹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誌提心吊膽，在韭菜裏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隻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話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怎麽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18期《三聯生活周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