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老三屆”，本來該念書的年齡，我卻到雲南挖坑去了。這件事對我有害，尚在其次，還惹得父母為此而憂慮。有人說，知青的父母都要因兒女而減壽，我家的情況就是如此。做父母的總想庇護未成年的兒女，在特殊年代裏，無力庇護，就代之以憂慮。身為人子，我為此感到內疚，尤其是先父去世後更是如此。當然，細想起來，罪不在我，但是感情總不能自已。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麽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麽國度，趕上什麽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曆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裏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複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複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複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於此。至於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麽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後來他到美國，在手術台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後遺症。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娘胎裏沒做過壞事，怎麽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後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幾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複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台“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雲南挖坑時。當時我心裏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後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台哪。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塗。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後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曆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麽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麽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麽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業嗎？這個彩老子也認了。現在不過四十來歲，還可以努力嘛。
現在來談談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於偉人，在偉人的頭腦裏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裏就不起好作用，有時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對我來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邏輯很夠用。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上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本文是對《中國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應。坦白地說，我對彭先生的文章不滿，起先是因為他說了老三屆的壞話。在我看來，老三屆現象、老三屆情結，是我們這茬人沒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機器，偶爾失去平衡，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仔細想來，“文革”過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總是沒有平常心哪，老三屆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噓的言論，連我看著都肉麻。讓我們先言盡於此，對於彭先生所舉老三屆心態的種種肉麻之處，我是同意的。
然後再說說我對彭先生的不滿之處。彭先生對老三屆的看法是否定的，對此我倒不想爭辯，想爭的是他講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說老三屆有種種特殊遭遇，所以他們是些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不怎麽高明——這是一種特別糟糕的論調。反過來，說這種特殊的人特別好，也同樣的糟。這個論域貌似屬於科學，其實屬於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我老師生出來時腳心朝上，但假如說的不是身體而是心智，就不能說他特殊。老三屆的遭遇是特別，但我看他們也是些尋常人。對黑人、少數民族、女人，都該做如是觀。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後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you are special，這句話隻適於對愛人講。假如不是這麽用，也很肉麻。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6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發表時題目為“以平常心看老三屆”。
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兩千萬知青境遇不同。有人感覺好些，有人感覺壞些。討論整個老三屆現象，就該把個人感情撇除在外，有顆平常心。老三屆的人對此會缺少平常心，這是可以理解的。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極不尋常。怎麽就落在我們身上，這真叫活見鬼了。人生在什麽國度，趕上什麽樣的年月，都不由自己來決定。所以這件事說到底，還是造化弄人。
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對我們全體老三屆來說，它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當然，有個別人可能會從橫禍中得益，舉例來說，這種特殊的經曆可能會有益於寫作，但整個事件的性質卻不可因此混淆。我們知道，有些盲人眼睛並沒有壞，是腦子裏的病，假如腦袋受到重擊就可能複明。假設有這樣一位盲人扶杖爬上樓梯，有個不良少年為了滿足自己無聊的幽默感，把他一腳踢了下去，這位盲人因此複了明。但盲人滾下樓梯依然是件慘痛的事，尤其是踢盲人下樓者當然是個下流胚子，決不能因為該盲人複明就被看成是好人。這是一種簡單的邏輯，大意是說，壞事就是壞事，好事就是好事，讓我們先言盡於此。至於壞事可不可以變成好事，已經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有一位老師，有先天的殘疾，生下來時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管自己怎麽努力，都不能改變手腳的姿態。後來他到美國，在手術台上被人大卸八塊又裝了起來，勉強可以行走，但又多了些後遺症。他向我坦白說，對自己的這個殘疾，他一直沒有平常心：我在娘胎裏沒做過壞事，怎麽就這樣被生了下來？後來大夫告訴他說，這種病有六百萬分之一的發生幾率，換言之，他中了個一比六百萬的大彩。我老師就此恢複了平常心。他說：所謂造化弄人，不過如此而已，這個彩我認了。他老人家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客觀地說，和殘疾是有一點關係的：因為別人玩時他總在用功。但我沒聽他說過：謝天謝地，我得了這種病！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他是真正地有了平常心。順便說一句，他從沒有坐著輪椅上台“講用”。我覺得這樣較好。對殘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當殘疾人。
坦白地說，身為老三屆，我也有沒有平常心的時候，那就是在雲南挖坑時。當時我心裏想：媽的！比我們大的可以上大學，我們就該修理地球？真是不公平！這是一類想法。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比我們小的也直接上大學，就我們非得先挖坑後上學，真他媽的不公平。另一類想法是：我將來要當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上過絞首台哪。這個想法後來演變成：現在的年輕人沒吃苦，也當不了作家。這兩種想法攪在一起，會使人徹底糊塗。現在我出了幾本書，但我卻以為，後一種想法是沒有道理的。假定此說是有理的，想當作家的人就該時常把自己吊起來，想當曆史學家的人就該學太史公去掉自己的男根，想當音樂家的人就該買個風鎬來家把自己震聾——以便像貝多芬，想當畫家的人就該割去自己的耳朵——混充凡·高，什麽都想當的人就得把什麽都去掉，像個梆子，聽起來就不是個道理。總的來說，任何老三屆優越的理論都沒有平常心。當然，我也反對任何老三屆惡劣的說法。老三屆正在壯年，耳朵和男根齊備，為什麽就不如人。在身為老三屆這件事上，我也有了平常心：不就是荒廢了十年學業嗎？這個彩老子也認了。現在不過四十來歲，還可以努力嘛。
現在來談談那種壞事可以變好事，好事也可以變壞事的說法。它來源於偉人，在偉人的頭腦裏是好的，但到了尋常人的頭腦裏就不起好作用，有時弄得人好賴不知、香臭不知。對我來說，好就是好，壞就是壞，這個邏輯很夠用。人生在世，會遇到一些好事，還會遇上些壞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壞事也承受得住。就這樣坦蕩蕩做個尋常人也不壞。
本文是對《中國青年研究》第四期上彭泗清先生文章的回應。坦白地說，我對彭先生的文章不滿，起先是因為他說了老三屆的壞話。在我看來，老三屆現象、老三屆情結，是我們這茬人沒有平常心造成的。人既然不是機器，偶爾失去平衡，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仔細想來，“文革”過了快二十年了，人也不能總是沒有平常心哪，老三屆文人的一些自我吹噓的言論，連我看著都肉麻。讓我們先言盡於此，對於彭先生所舉老三屆心態的種種肉麻之處，我是同意的。
然後再說說我對彭先生的不滿之處。彭先生對老三屆的看法是否定的，對此我倒不想爭辯，想爭的是他講出的那一番道理。他說老三屆有種種特殊遭遇，所以他們是些特殊的人；這種特殊的人不怎麽高明——這是一種特別糟糕的論調。反過來，說這種特殊的人特別好，也同樣的糟。這個論域貌似屬於科學，其實屬於倫理；它還是一切法西斯和偏執狂的策源地。我老師生出來時腳心朝上，但假如說的不是身體而是心智，就不能說他特殊。老三屆的遭遇是特別，但我看他們也是些尋常人。對黑人、少數民族、女人，都該做如是觀。羅素先生曾說，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為這個原則是說，當語及他人時，首先該把他當個尋常人，然後再論他的善惡是非。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從最深的意義上說，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畢竟屬同一物種。人的成就、過失、美德和陋習，都不該用他的特殊來解釋。you are special，這句話隻適於對愛人講。假如不是這麽用，也很肉麻。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6期《中國青年研究》雜誌。發表時題目為“以平常心看老三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