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國產電影又要進入一個重視宣傳教育的時期。我國電影的從業人員，必須作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的街道工廠當工人，經常看電影，從沒花錢買過電影票，都是上麵發票。從理論上說、電影票是工會買的，但工會的錢又從哪裏來？我們每月隻交五分錢的會費。這些錢歸根結底是國家出的。嚴格地說，當時的電影沒有票房價值，國家出錢養電影。今後可能也是這樣。正如大家常說的，國家也不寬裕，電影工作者不能期望過高。這些都是正經話。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麽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閑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鍾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裏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裏。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曆，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裏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麵看電影，一麵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裏。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麵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需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盡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裏趕牛車，旱季裏，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裏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裏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隻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麽，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裏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麽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幹——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幹的工作，就越是要幹，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隻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裏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麽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係統，沒什麽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夥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麽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夥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隻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裏有個很壞的風氣，叫作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麽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麽。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裏，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隻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泡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當，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麵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於舉著飯盆讓我看——韭菜裏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麽。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隻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這樣一想，我也覺得惡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幹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誌提心吊膽，在韭菜裏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隻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活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如何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
商業片與藝術片去年，好萊塢十部大片在中國上演，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這類片子我在美國時看了不少，但我遠不是個電影迷。初到美國時英文不好，看電影來學習英文——除了在電影院著，還租帶子，在有線電視上看，前後看了大約也有上千部。片子看多了，就能分出好壞來；但我是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既不買好萊塢電影俗套的賬，也不吃美國文化那一套，評判電影另有一套標準。實際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評判美國電影、標準都和我差不多。用這個標準來看這十部大片，就是一些不錯的商業片，談不上好。美國電影裏有一些真好的藝術片，可不是這個樣了。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認為好萊塢商業片最讓人倒胃之處是落俗套。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來不來的張嘴就唱，抬腿就跳，唱的是沒調的歌，跳的是狗撒尿式的踢踏舞。我在好萊塢電影裏看到男女主人公一張嘴或一抬腿，馬上渾身起雞皮疙瘩，抖作一團；你可能沒有同樣的反應，那是因為沒有我看得多。到了七十年代，西部片大行其道，無非是一個牛仔拔槍就打，全部情節就如我一位美國同學概括的：“kill everybody”——把所有的人都殺了。等到觀眾看到牛仔、左輪手槍就討厭，才換上現在最大的俗套，也就是我們正在看的：炸房子，摔汽車；一直要演到你一看到爆炸就起雞皮疙瘩，才會換點別的。除了爆炸，還有很多別的俗套。說實在的，我真有點佩服美國片商炮製俗套時那種恬不知恥的勁頭。舉個例子，有部美國片子《洛基》，起初是部藝術片，講一個窮移民，生活就如一潭死水——那敘事的風格就像怪腔怪調的布魯斯，非常的地道。有個拳王挑對手，一下姚到他頭上，這是因為他的名字叫“洛基”、在英文的意思裏是“經揍”……這電影可能你已經看過了，怪七怪八的，很有點意思。我對它評價不低。假如隻拍一集，它會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別人也愛看。無奈有些傻瓜喜歡看電影裏揍人的鏡頭，就有混賬片商把它一集集地拍了下去，除了揍人和挨揍，一點別的都沒了。我離開美國時好像已經拍到了《洛基七》或者《洛基八》，弄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是電影，根本就是大糞。
好萊塢商業片看多了，就會聯想到《鏡花緣》裏的直腸國。那裏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頓飯吃下去，從下麵出來，還是一頓飯。為了避免浪費，隻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會回回鍋，加點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飯不像飯而像糞時，才換上新飯。這個比方多少有點惡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萊塢的片商就是直腸國的廚師，美國觀眾就是直腸國的食客。順便說一句，國產電影裏也有俗套，而且我們早就看膩了……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以免大家惡心。說句公道話，這十部大片有不少長處，特技很出色，演員也演得好，雖然說到頭來，也就是些商業俗套，但中國觀眾才吃第一遍，感覺還很好；總得再看上一些才能覺得味道不對頭。
我說過，美國也有好的藝術片。比方說，沃倫?比提年輕時自己當製片、自己主演的片子就很好。其中有一部《赤色分子》，中國的觀眾就算沒看過，大概也有耳聞。再比方說烏迪?艾倫的影片，從早年的《banma》（傻瓜），到後來的《漢娜姐妹》，都很好。藝術片和商業片的區別就在於不是俗套。誰能說《末代皇帝》是俗套？誰能說《美國往事》是俗套？美國出產真正的藝術片並不少，隻是與大量出產的商業片比，顯得少一點而已。然而就是這少量的電影、才是美國電影真正生命之所在。美國搞電影的人自己都說，除了少量藝術精品，好萊塢生產垃圾。製造垃圾的理由是：垃圾能賣錢，精品不賣錢。《美國往事》、《末代皇帝》從籌劃到拍成，都是好幾年。要總是這樣拍電影，片商隻好去跳樓……既然藝術片不賺錢，怎麽美國人還在拍藝術片？這是最有意思的問題。我以為，沒有好的藝術片，就沒有好的商業片。好東西翻炒幾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要是投人搞真正的藝術電影，好萊塢現在肯定還在跳狗撒尿的踢踏舞；讓最魯鈍、最沒品味的電影觀眾看了也大發瘧疾。無論如何，真正的藝術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我對去年引進十部大片很讚成，因為前年像這樣十部大片都沒有。但我覺得自今年起，就該有點藝術片。除此之外，眼睛也別光盯著好萊塢。據我所知，美國一些獨立製片人的片子相當好，歐洲的電影就更好。隻看好萊塢商業片，是會把人看笨的。
我對國產片的看法我很少出去看電影，近來在電影院看過的國產片子，大概隻有《紅粉》。在《紅粉》這部片子裏，一個嫖客，兩個妓女，生離死別，演出多少悲壯的故事；看了讓人起雞皮疙瘩。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過的一部國產片《廬山戀》，男女主人公在廬山上談戀愛，狂呼濫喊：“i iove my mothe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別人怎麽看，我的感覺是不夠妥當。這種不妥當的片子多得不計其數，恕我不一一列舉。
作家納博科夫曾說，一流的讀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養出來的。《廬山戀》還評上了獎，這大概是因為編導對觀眾的培養之功，但是這樣的觀眾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們可以改改納博科夫的話：三流的影視觀眾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養出來的，作為欣賞者，我們開頭都是二流水平，隻有經過了培養，才會特別好或是特別壞。在壞的方麵我可以舉個例子，最近幾年，中央台常演一些曆史題材的連續劇，片子一上電視，編導就透過各種媒體說：這部片子的人物、情節。器具。歌舞，我們都是考證過的。我覺得這很沒意思。可怪的是，每演這種電視片，報紙上就充滿了觀眾來信，對人物年代做些煩瑣考證，我也覺得挺沒勁。似乎電視片的編導已經把觀眾都培養成了考據迷。當然，也有個把漏網之魚，筆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來說，影視的編導就是墨索裏尼，總是有理。憑良心說，現在的情況不算壞。文化革命裏人們隻看八個樣板戲，也沒人說不好。在那些年月裏，也培養了一批隻會欣賞樣板戲的觀眾。在現在年月裏，也培養了一批隻會考證的觀眾。說到國產片的現狀，應該把編導對觀眾的培養考慮在內。
作為一條漏網之魚，我對電影電視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從上麵欣賞一些叫作藝術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國產片的一些編導犯下了雙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當，其二、把觀眾也培養得不妥當。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中國電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還在國際上得了獎。我認為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點疑問：怎麽都這麽慘咧咧。苦兮兮的？《霸王別姬》裏剁下了一根手指頭，《紅高粱》裏扒下了一張人皮。我們國家最好的導演，對人類的身體都充滿了仇恨。單個藝術家有什麽風格都可以，但說到群體，就該有另一種標準。打個比方來說，我以為英國文學是好的，自莎士比亞以降，名家輩出；內中有位哈代先生，寫出的小說慘絕人寰——但他的小說也是好的。倘若英國作家自莎士比亞以降全是哈代的風格，那就該有另一種評價：英國文學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單》大獲成功，我聽說有位大導演說：這正是我們的戲路！我們也可以拍這種表現民族苦難的片子。以我之見，按照我們的戲路，這種片子是拍不出來的。除非把活做到銀幕之外，請影院工作人員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隨著劇情的進展，來捅我們的肚皮。當然，假如上演這樣的片子，劇院外麵該掛個牌子：為了下一代，孕婦免進。話雖如此說，我仍然以為張藝謀。陳凱歌不同凡響。不同凡響的證明就是：他們征服了外國的觀眾，而外國的觀眾還沒有經過中國編導的培養。假如中國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況還不知是怎樣。
莫泊桑曾說，提筆為文，就想到了讀者。有些讀者說：我感動吧…在中國，有些讀者會說，請讓我們受教育。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讀者，來比喻影視編導與觀眾。敏感的讀者肯定能發現其中的可笑之處：作品培養了觀眾的口味，觀眾的口味再來影響作者，像這樣顛過來。倒過去，肯定是很沒勁。特別是，假如編導不妥當，就會使觀眾不妥當；觀眾又要求編導不妥當，這樣下去大家都越來越不妥當。作為前輩大師，莫泊桑當然知道這是個陷阱，所以他不往裏麵跳。他說：隻有少數出類拔萃的讀者才會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寫出真正好的東西來。他就為這些讀者而寫。我也想做一個出類拔萃的觀眾，所以也這樣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別再扒人皮了，這樣下去有點不妥當。對於已經不妥當的編導，就不知說些什麽——也許，該說點題外之語。我在影視圈裏也有個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難：上麵要審本子審片，這是一；找錢難，這是二。還有三和四，就沒必要一一列舉，其中肯定有一條：觀眾水平低，不過，我不知該怪誰。這隻是一時一地的困境，而藝術是永恒的。此時此地，講這些就如瘋話一般。但我偏還覺得自己是一本正經的。
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幻片王童叫我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幻片。其實，這問題該去問電影導演才對。我認得一兩位電影導演，找到一位當麵請教時，他就露出一種蒙娜麗莎的微笑來，笑得我渾身起雞皮疙瘩。笑完了以後他朝我大喝一聲：沒的還多著的哪！少跟我來這一套……吼得我莫名其妙，不知自己來了哪一套。搞電影的朋友近來脾氣都不好，我也不知為什麽。
既然問不出來，我就自己來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我在美國時，周末到錄像店裏租片子，“科幻”一櫃裏片子相當多，名雖叫作科幻，實際和科學沒什麽大關係。比方說，《星際大戰》，那是一部現代童話片。細心的觀眾從裏麵可以看出白雪公主和俠盜羅濱漢等一大批熟悉的身影。再比方說，《侏羅紀公園》。那根本就是部恐怖片。所謂科幻，無非是把時間放在未來的一種題材罷了。當然，要搞這種電影，一些科學知識總是不可少的，因為在人類的各種事業中，有一樣總在突飛猛進的發展，那就是科學技術，要是沒有科學知識，編出來也不像。
有部美國片子《蒼蠅》，國內有些觀眾可能也看過，講一個科學家研究把人通過電纜發送出去。不幸的是，在試著發送自己時，裝置裏混進了一隻蒼蠅，送過去以後，他的基因和蒼蠅的基因就混了起來，於是自己他就一點點地變成了一隻血肉模糊的大蒼蠅——這電影看了以後很惡心，因為它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效果獎。我相信編這個故事的人肯定從維納先生的這句話裏得到了啟迪：從理論上說，人可以通過一條電線傳輸，但是這樣做的困難之大，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想要得到這種啟迪，就得知道維納是誰：他是控製論的奠基人，得過諾貝爾獎，少年時代是個神童——這樣扯起來就沒個完了。總而言之，想搞這種電影，編導就不能上電影學院，應該上綜合性大學。倒也不必上理科的課，隻要和理科的學生同宿舍，聽他們扯幾句就夠用了。據我所知，綜合性大學的學生也很希望在校園裏看到學電影的同學。尤其是理科的男學生，肯定希望在校園裏出現一些表演係的女生……這很有必要。中國的銀幕上也出現過科學家的形象，但都很不像樣子，這是因為搞電影的沒見過科學家。演電影的人總覺得人若得了博士頭銜，非瘋即傻。實際上遠不是這樣。我老婆就是個博士。她若像電影上演得那樣，我早和她離婚了。
除了要有點科學知識，搞科幻片還得有點想象力。對於創作人員來說，這可是個硬指標。這類電影把時間放到了未來，脫離了現實的束縛，這就給編導以很大自由發揮的空間——其實是很嚴重的考驗。真到了這片自由的空間裏，你又搞不出東西來，恐怕是有點難堪。拍點曆史片、民俗片，就算沒拍好，也顯不出寒磣。缺少科學知識，沒有想象力，這都是中國出不了科幻片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科幻片要搞好，就得搞些大場麵，這就需要錢——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那麽多錢。好了，現在我已經有了很完備的答案。但要這麽回答王童，我就覺得缺了點什麽……我問一位導演朋友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幻片，人家就火了。現在我設身處地地替他想想：假設我要搞部科幻片，沒有科學知識，我可以到大學裏聽課。沒有想象力，我可以喝上二兩，然後麵壁枯坐。俗話說得好，牛糞落在田裏，大太陽曬了三天，也會發酵、冒泡的。我每天喝二兩，坐三個小時，年複一年，我就不信什麽都想不出來——最好的科幻本子不也是人想出來的嗎？搞到後來，我有了很好的本子，又有投資商肯出錢，至於演員嘛，讓他們到大學和科研單位裏體驗生活，也是很容易辦到的——搞到這一步，問題就來了：假設我要搞的是《侏羅紀公園》那樣的電影。我怎麽跟上麵說呢？我這部片子，現實意義在哪裏？積極意義又在哪裏？為什麽我要搞這麽一部古怪的電影？最主要的問題是：我這部電影是怎樣配合當前形勢的？這些問題我一個都答不上來，可答不上來又不行。這樣一想，結論就出來了：當初我就不該給自己找這份麻煩。
國家出錢讓大家看電影。就是為了宣傳和教育。坦白地說，這些電影我沒怎麽看。七四年、七五年我閑著沒事。還去看過幾次，到了七七、七八年，我一場電影都沒看。那時期我在複習功課考大學，每分鍾都很寶貴。除我以外，別的青工也不肯去看。有人要打家具，準備結婚，有人在談朋友；總之，大家都忙。年輕人都讓老師傅去看，但我們廠的師傅女的居多、她們說，電影院裏太黑，沒法打毛衣——雖然摸著黑也可以打毛衣，但師傅們說：還沒學會這種本領。其結果就是，我們廠上午發的電影票，下午都到了字紙簍裏。我想說的是，電影要收到宣傳教育的結果，必須有人看才成。這可是個嚴肅的問題。除了編導想辦法，別人也要幫著想辦法。根據我的切身經曆，我有如下建議：假如放映工會包場，電影院裏應該有適當的照明，使女工可以一麵看電影，一麵打毛衣，這樣就能把人留在場裏。
當然，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不光體現在城市，還體現在廣闊的農村、在這方麵我又有切身體驗。七十年代初，我在雲南插隊。在那個地方，電影絕不缺少觀眾。任何電影都有人看，包括《新聞簡報》。但你也不要想到票房收入上去。有觀眾，沒票房，這倒不是因為觀眾不肯掏錢買票，而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錢。我覺得在農村放電影，更能體現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打個比方說，在城市的電影院放電影，因為賣票，就像是職業體育；在農村放電影，就像業餘體育。業餘體育更符合奧林匹克精神。但是幹這種事必需敬業，有獻身精神——為此，我提醒電影工作者要艱苦奮鬥；放電影的人尤其要有這種精神。我插隊時盡和放映員打交道，很了解這件事情。那時候我在隊裏趕牛車，旱季裏，隔上十天半月，總要去接一次放映員，和他們搞得很熟……有一位心寬體胖的師傅分管我們隊，他很健談，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我不光接他，還要接他的設備。這些設備裏不光有放映機，還有盛在一個鐵箱裏的汽油發電機。這樣他就不用使腳踏機來發電了。趕著牛車往回走時，我對他的工作表示羨慕：想想看，他不用下大田，免了風吹日曬，又有機器可用、省掉了自己的腿，豈不是輕省得很。但是他說，我說得太輕巧，不知道放映員擔多大責任。別的不說，片子演到銀幕上，萬一大頭朝下，就能嚇出一頭冷汗。假如銀幕上有偉大領袖在內，就隻好當眾下跪，左右開弓扇自己的嘴巴，請求全體革命群眾的原諒。原諒了還好，要是不原諒，捅了上去，還得住班房——這種事情是有的，而且時常發生。也不知為什麽，放映員越怕，就越要出這種事。他說放電影還不如下大田。這是特殊年代裏的特殊事件，沒有什麽普遍意義。但他還說：宣傳工作不好幹——這就有普遍意義了。就拿放電影來說吧，假如你放商業片，放壞了，是你不敬業；假如這片子有政治意義，放壞了，除了不敬業，還要加一條政治問題。放電影的是這樣，拍電影的更是這樣。這問題很明白，我就不多說了。
越不好幹的工作，就越是要幹，應該有這種精神。我接的這位師傅就是這樣。他給我們放電影，既沒有報酬，更談不上紅包。我們隻管他的飯，就在我們的食堂裏吃。這件事說起來很崇高，實際上沒這麽崇高。我所在的地方是個國營農場，他是農場電影隊的，大家同在一個係統，沒什麽客套。走著走著，他問起我們隊的夥食怎樣。這可不是瞎問：我們雖是農場，卻什麽家當都沒有，用兩隻手種地，自己種自己吃，和農民沒兩樣。那時候地種得很壞，我就坦白地說，夥食很糟。種了一些花生，遭了病害，通通死光，已經一年沒油吃。他問我有沒有菜吃，我說有。他說，這還好。有的隊菜地遭了災，連菜都沒有，隻能拿豆湯當菜。他已經吃了好幾頓豆湯，不想再吃了。我們那裏有個很壞的風氣，叫作看人下菜碟。首長下來視察就不必說了，就是獸醫來閹牛，也會給他煎個荷包蛋。就是放映員來了，什麽招待也沒有。我也不知是為什麽。
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要說明，搞電影工作要艱苦奮鬥。沒報酬不叫艱苦奮鬥，沒油吃不叫艱苦奮鬥，真正的艱苦馬上就要講到。回到隊裏，幫他卸下東西，我就去廚房——除了趕牛車，我還要幫廚。那天和往常一樣，吃涼拌韭菜。因為沒有油，隻有這種吃法。我到廚房時，這道菜已經泡製好了，我就給幫著打飯打菜。那位熟悉的放映員來時、我還狠狠地給了他兩勺韭菜，讓他多吃一些。然後我也收拾家當，準備收攤；就在這時，放映員仁兄從外麵猛衝了進來，右手扼住了自己的脖子，舌頭還拖出半截，和吊死鬼一般無二。當然，他還有左手：這隻於舉著飯盆讓我看——韭菜裏有一塊舊報紙。照我看這也沒有什麽。他問我：韭菜洗了沒有，我說洗大概是洗了的，但不能保證洗得仔細。但他又問：你們隊的韭菜是不是用大糞來澆？我說：大概也不會用別的東西來澆……然後才想了起來，這大概是隊部的舊報紙。舊報紙上隻要沒有寶像，就有人扯去方便用，報紙就和糞到了一起——這樣一想，我也覺得惡心起來，這頓韭菜我也沒吃。可欽可佩的是，這位仁兄幹嘔了一陣，又去放電影了。以後再到了我們隊放電影，都是自己帶飯，有時來不及帶飯，就站在風口處，張大嘴巴說道；我喝點西北風就飽了——他還有點幽默感。需要說明的是，洗韭菜的不是我；假如是我洗的，讓我不得好死。這些事是我親眼所見，放映員同誌提心吊膽，在韭菜裏吃出紙頭，喝著西北風，這就是艱苦奮鬥的故事。相比之下，今天的電影院經理。一門心思地隻想放商業片，追求經濟效益，不把社會效益、宣傳工作放在心上，豈不可恥！但活又說回來，光喝西北風如何飽肚，這還需要認真研究。
商業片與藝術片去年，好萊塢十部大片在中國上演，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轟動。這類片子我在美國時看了不少，但我遠不是個電影迷。初到美國時英文不好，看電影來學習英文——除了在電影院著，還租帶子，在有線電視上看，前後看了大約也有上千部。片子看多了，就能分出好壞來；但我是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既不買好萊塢電影俗套的賬，也不吃美國文化那一套，評判電影另有一套標準。實際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評判美國電影、標準都和我差不多。用這個標準來看這十部大片，就是一些不錯的商業片，談不上好。美國電影裏有一些真好的藝術片，可不是這個樣了。
作為一個文化人，我認為好萊塢商業片最讓人倒胃之處是落俗套。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來不來的張嘴就唱，抬腿就跳，唱的是沒調的歌，跳的是狗撒尿式的踢踏舞。我在好萊塢電影裏看到男女主人公一張嘴或一抬腿，馬上渾身起雞皮疙瘩，抖作一團；你可能沒有同樣的反應，那是因為沒有我看得多。到了七十年代，西部片大行其道，無非是一個牛仔拔槍就打，全部情節就如我一位美國同學概括的：“kill everybody”——把所有的人都殺了。等到觀眾看到牛仔、左輪手槍就討厭，才換上現在最大的俗套，也就是我們正在看的：炸房子，摔汽車；一直要演到你一看到爆炸就起雞皮疙瘩，才會換點別的。除了爆炸，還有很多別的俗套。說實在的，我真有點佩服美國片商炮製俗套時那種恬不知恥的勁頭。舉個例子，有部美國片子《洛基》，起初是部藝術片，講一個窮移民，生活就如一潭死水——那敘事的風格就像怪腔怪調的布魯斯，非常的地道。有個拳王挑對手，一下姚到他頭上，這是因為他的名字叫“洛基”、在英文的意思裏是“經揍”……這電影可能你已經看過了，怪七怪八的，很有點意思。我對它評價不低。假如隻拍一集，它會給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別人也愛看。無奈有些傻瓜喜歡看電影裏揍人的鏡頭，就有混賬片商把它一集集地拍了下去，除了揍人和挨揍，一點別的都沒了。我離開美國時好像已經拍到了《洛基七》或者《洛基八》，弄到了這個地步，就不是電影，根本就是大糞。
好萊塢商業片看多了，就會聯想到《鏡花緣》裏的直腸國。那裏的人消化功能差，一頓飯吃下去，從下麵出來，還是一頓飯。為了避免浪費，隻好再吃一遍（再次吃下去之前，可能會回回鍋，加點香油、味精）。直到三遍五遍，飯不像飯而像糞時，才換上新飯。這個比方多少有點惡心，但我想不到更好的比方了。好萊塢的片商就是直腸國的廚師，美國觀眾就是直腸國的食客。順便說一句，國產電影裏也有俗套，而且我們早就看膩了……這個話題就到此為止，以免大家惡心。說句公道話，這十部大片有不少長處，特技很出色，演員也演得好，雖然說到頭來，也就是些商業俗套，但中國觀眾才吃第一遍，感覺還很好；總得再看上一些才能覺得味道不對頭。
我說過，美國也有好的藝術片。比方說，沃倫?比提年輕時自己當製片、自己主演的片子就很好。其中有一部《赤色分子》，中國的觀眾就算沒看過，大概也有耳聞。再比方說烏迪?艾倫的影片，從早年的《banma》（傻瓜），到後來的《漢娜姐妹》，都很好。藝術片和商業片的區別就在於不是俗套。誰能說《末代皇帝》是俗套？誰能說《美國往事》是俗套？美國出產真正的藝術片並不少，隻是與大量出產的商業片比，顯得少一點而已。然而就是這少量的電影、才是美國電影真正生命之所在。美國搞電影的人自己都說，除了少量藝術精品，好萊塢生產垃圾。製造垃圾的理由是：垃圾能賣錢，精品不賣錢。《美國往事》、《末代皇帝》從籌劃到拍成，都是好幾年。要總是這樣拍電影，片商隻好去跳樓……既然藝術片不賺錢，怎麽美國人還在拍藝術片？這是最有意思的問題。我以為，沒有好的藝術片，就沒有好的商業片。好東西翻炒幾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要是投人搞真正的藝術電影，好萊塢現在肯定還在跳狗撒尿的踢踏舞；讓最魯鈍、最沒品味的電影觀眾看了也大發瘧疾。無論如何，真正的藝術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我對去年引進十部大片很讚成，因為前年像這樣十部大片都沒有。但我覺得自今年起，就該有點藝術片。除此之外，眼睛也別光盯著好萊塢。據我所知，美國一些獨立製片人的片子相當好，歐洲的電影就更好。隻看好萊塢商業片，是會把人看笨的。
我對國產片的看法我很少出去看電影，近來在電影院看過的國產片子，大概隻有《紅粉》。在《紅粉》這部片子裏，一個嫖客，兩個妓女，生離死別，演出多少悲壯的故事；看了讓人起雞皮疙瘩。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過的一部國產片《廬山戀》，男女主人公在廬山上談戀愛，狂呼濫喊：“i iove my mothe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別人怎麽看，我的感覺是不夠妥當。這種不妥當的片子多得不計其數，恕我不一一列舉。
作家納博科夫曾說，一流的讀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養出來的。《廬山戀》還評上了獎，這大概是因為編導對觀眾的培養之功，但是這樣的觀眾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們可以改改納博科夫的話：三流的影視觀眾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養出來的，作為欣賞者，我們開頭都是二流水平，隻有經過了培養，才會特別好或是特別壞。在壞的方麵我可以舉個例子，最近幾年，中央台常演一些曆史題材的連續劇，片子一上電視，編導就透過各種媒體說：這部片子的人物、情節。器具。歌舞，我們都是考證過的。我覺得這很沒意思。可怪的是，每演這種電視片，報紙上就充滿了觀眾來信，對人物年代做些煩瑣考證，我也覺得挺沒勁。似乎電視片的編導已經把觀眾都培養成了考據迷。當然，也有個把漏網之魚，筆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來說，影視的編導就是墨索裏尼，總是有理。憑良心說，現在的情況不算壞。文化革命裏人們隻看八個樣板戲，也沒人說不好。在那些年月裏，也培養了一批隻會欣賞樣板戲的觀眾。在現在年月裏，也培養了一批隻會考證的觀眾。說到國產片的現狀，應該把編導對觀眾的培養考慮在內。
作為一條漏網之魚，我對電影電視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從上麵欣賞一些叫作藝術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國產片的一些編導犯下了雙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當，其二、把觀眾也培養得不妥當。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中國電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還在國際上得了獎。我認為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點疑問：怎麽都這麽慘咧咧。苦兮兮的？《霸王別姬》裏剁下了一根手指頭，《紅高粱》裏扒下了一張人皮。我們國家最好的導演，對人類的身體都充滿了仇恨。單個藝術家有什麽風格都可以，但說到群體，就該有另一種標準。打個比方來說，我以為英國文學是好的，自莎士比亞以降，名家輩出；內中有位哈代先生，寫出的小說慘絕人寰——但他的小說也是好的。倘若英國作家自莎士比亞以降全是哈代的風格，那就該有另一種評價：英國文學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單》大獲成功，我聽說有位大導演說：這正是我們的戲路！我們也可以拍這種表現民族苦難的片子。以我之見，按照我們的戲路，這種片子是拍不出來的。除非把活做到銀幕之外，請影院工作人員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隨著劇情的進展，來捅我們的肚皮。當然，假如上演這樣的片子，劇院外麵該掛個牌子：為了下一代，孕婦免進。話雖如此說，我仍然以為張藝謀。陳凱歌不同凡響。不同凡響的證明就是：他們征服了外國的觀眾，而外國的觀眾還沒有經過中國編導的培養。假如中國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況還不知是怎樣。
莫泊桑曾說，提筆為文，就想到了讀者。有些讀者說：我感動吧…在中國，有些讀者會說，請讓我們受教育。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讀者，來比喻影視編導與觀眾。敏感的讀者肯定能發現其中的可笑之處：作品培養了觀眾的口味，觀眾的口味再來影響作者，像這樣顛過來。倒過去，肯定是很沒勁。特別是，假如編導不妥當，就會使觀眾不妥當；觀眾又要求編導不妥當，這樣下去大家都越來越不妥當。作為前輩大師，莫泊桑當然知道這是個陷阱，所以他不往裏麵跳。他說：隻有少數出類拔萃的讀者才會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寫出真正好的東西來。他就為這些讀者而寫。我也想做一個出類拔萃的觀眾，所以也這樣要求：請憑著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別再扒人皮了，這樣下去有點不妥當。對於已經不妥當的編導，就不知說些什麽——也許，該說點題外之語。我在影視圈裏也有個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難：上麵要審本子審片，這是一；找錢難，這是二。還有三和四，就沒必要一一列舉，其中肯定有一條：觀眾水平低，不過，我不知該怪誰。這隻是一時一地的困境，而藝術是永恒的。此時此地，講這些就如瘋話一般。但我偏還覺得自己是一本正經的。
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幻片王童叫我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沒有科幻片。其實，這問題該去問電影導演才對。我認得一兩位電影導演，找到一位當麵請教時，他就露出一種蒙娜麗莎的微笑來，笑得我渾身起雞皮疙瘩。笑完了以後他朝我大喝一聲：沒的還多著的哪！少跟我來這一套……吼得我莫名其妙，不知自己來了哪一套。搞電影的朋友近來脾氣都不好，我也不知為什麽。
既然問不出來，我就自己來試著回答這個問題。我在美國時，周末到錄像店裏租片子，“科幻”一櫃裏片子相當多，名雖叫作科幻，實際和科學沒什麽大關係。比方說，《星際大戰》，那是一部現代童話片。細心的觀眾從裏麵可以看出白雪公主和俠盜羅濱漢等一大批熟悉的身影。再比方說，《侏羅紀公園》。那根本就是部恐怖片。所謂科幻，無非是把時間放在未來的一種題材罷了。當然，要搞這種電影，一些科學知識總是不可少的，因為在人類的各種事業中，有一樣總在突飛猛進的發展，那就是科學技術，要是沒有科學知識，編出來也不像。
有部美國片子《蒼蠅》，國內有些觀眾可能也看過，講一個科學家研究把人通過電纜發送出去。不幸的是，在試著發送自己時，裝置裏混進了一隻蒼蠅，送過去以後，他的基因和蒼蠅的基因就混了起來，於是自己他就一點點地變成了一隻血肉模糊的大蒼蠅——這電影看了以後很惡心，因為它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效果獎。我相信編這個故事的人肯定從維納先生的這句話裏得到了啟迪：從理論上說，人可以通過一條電線傳輸，但是這樣做的困難之大，超出了我們的能力。想要得到這種啟迪，就得知道維納是誰：他是控製論的奠基人，得過諾貝爾獎，少年時代是個神童——這樣扯起來就沒個完了。總而言之，想搞這種電影，編導就不能上電影學院，應該上綜合性大學。倒也不必上理科的課，隻要和理科的學生同宿舍，聽他們扯幾句就夠用了。據我所知，綜合性大學的學生也很希望在校園裏看到學電影的同學。尤其是理科的男學生，肯定希望在校園裏出現一些表演係的女生……這很有必要。中國的銀幕上也出現過科學家的形象，但都很不像樣子，這是因為搞電影的沒見過科學家。演電影的人總覺得人若得了博士頭銜，非瘋即傻。實際上遠不是這樣。我老婆就是個博士。她若像電影上演得那樣，我早和她離婚了。
除了要有點科學知識，搞科幻片還得有點想象力。對於創作人員來說，這可是個硬指標。這類電影把時間放到了未來，脫離了現實的束縛，這就給編導以很大自由發揮的空間——其實是很嚴重的考驗。真到了這片自由的空間裏，你又搞不出東西來，恐怕是有點難堪。拍點曆史片、民俗片，就算沒拍好，也顯不出寒磣。缺少科學知識，沒有想象力，這都是中國出不了科幻片的原因——還有一個原因，科幻片要搞好，就得搞些大場麵，這就需要錢——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那麽多錢。好了，現在我已經有了很完備的答案。但要這麽回答王童，我就覺得缺了點什麽……我問一位導演朋友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幻片，人家就火了。現在我設身處地地替他想想：假設我要搞部科幻片，沒有科學知識，我可以到大學裏聽課。沒有想象力，我可以喝上二兩，然後麵壁枯坐。俗話說得好，牛糞落在田裏，大太陽曬了三天，也會發酵、冒泡的。我每天喝二兩，坐三個小時，年複一年，我就不信什麽都想不出來——最好的科幻本子不也是人想出來的嗎？搞到後來，我有了很好的本子，又有投資商肯出錢，至於演員嘛，讓他們到大學和科研單位裏體驗生活，也是很容易辦到的——搞到這一步，問題就來了：假設我要搞的是《侏羅紀公園》那樣的電影。我怎麽跟上麵說呢？我這部片子，現實意義在哪裏？積極意義又在哪裏？為什麽我要搞這麽一部古怪的電影？最主要的問題是：我這部電影是怎樣配合當前形勢的？這些問題我一個都答不上來，可答不上來又不行。這樣一想，結論就出來了：當初我就不該給自己找這份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