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基督教早期，有位傳教士（死後被封為聖徒）被一幫野蠻的異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著，準備拿他做一道菜。該聖徒看到自己身體的下半截被烤得滋滋冒泡，上半截還紋絲未動，就說：喂！下麵已經烤好了，該翻翻個了。烤肉比廚師還關心烹調過程，聽上去很有點諷刺的味道。那些野蠻人也沒辦他的大不敬罪──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寬容。人都在烤著了，還能拿他怎麽辦。如果用棍子去打、拿鞭子去抽，都是和自己的午餐過不去。烤肉還沒斷氣，一棍子打下去，將來吃起來就是一塊淤血疙瘩，很不好吃。這個例子說明的是：隻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沒有什麽阻止你說俏皮話。但那些野蠻人聽了多半是不笑的：總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這種幽默──所以，幽默的聖徒就這樣被沒滋沒味的人吃掉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談談反諷──照我看，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幹到沒滋沒味的程度。誰知動筆一寫，竟寫出件燒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麽。讓我們進入正題，且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風氣極是假正經。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屁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連鋼琴腿都用布遮了起來。還有樁怪事，在餐桌上，雞胸脯不叫雞胸脯，叫作白肉。雞大腿不叫雞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雞母雞都是這麽叫。這麽稱呼雞肉，簡直是腦子有點毛病。照我看，人若是連雞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麵對，就該去吃塊磚頭。問題不在於該不該禁欲，而在於這麽搞實在是沒勁透了。英國人就這麽沒滋沒味的活著，結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出現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說，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讀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國逛書店，假如看到書架上釘塊牌子，上書“維多利亞時期”，架子上放的準不是假正經，而是真色情……坦白地說，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我讀了不少──你愛說我什麽就說什麽好了。我不愛看色情書，但喜歡這種逆潮流而動的事──看了一些就開始覺得沒勁。這些小說和時下書攤上署名＂黑鬆林＂的下流小冊子還是有區別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書，還能稱得上是種文學現象。有一本還有劍橋文學教授作的序，要是沒有品，教授也不會給它寫序。我覺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師或者商人，還有幾位是貴族。這是從內容推測出來的。至於書裏寫到的事，當然是不敢恭維。看來起初的一些作者還懷有反諷的動機，一麵捧腹大笑，一麵胡寫亂寫；搞到後來就開始變得沒滋沒味，把性都寫到了荒誕不經的程度。所以，問題還不在於該不該寫性，而在於不該寫得沒勁。
過了一個世紀，英國的風氣又是一變。無論是機場還是車站，附近都有個書店，布置得怪模怪樣，霓虹燈亂閃，寫著小孩不準入內，有的進門還要收點錢。就這麽一驚一乍的，裏麵有點啥？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以及它們的現代翻寫本，這回簡直是在犯貧。終於，福爾斯先生朝這種現象開了火。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國人並不陌生，《法國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嬌》，國內都有譯本。特別是後一本書，假如你讀過維多利亞時期的原本，才能覺出逗來。有本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寫一個光棍漢綁架了一個小姑娘，經過一段時間，那女孩愛上他了──這個故事被些無聊的家夥翻寫來翻寫去，翻到徹底沒了勁。福爾斯先生的小說也寫了這麽個故事，隻是那姑娘被關在地下室裏，先是感冒了，後來得了肺炎，然後就死掉了。當然，福爾斯對女孩沒有惡意，他隻是在反對犯貧。總而言之，當一種現象（不管是社會現象還是文學現象）開始貧了的時候，就該兜頭給它一瓢涼水。要不然它還會貧下去，就如美國人說的，散發出屁眼氣味──我是福爾斯先生熱烈的擁護者。我總覺得文學的使命就是製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當然，你要說福爾斯是反色情的義士，我也沒什麽可說的。你有權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無趣處理解。但我總覺得福爾斯要是生活在維多利亞時期，恐怕也不會滿足於把雞腿叫作黑肉。他總要鬧點事，寫地下小說或者還不至於，但可能像王爾德一樣，給自己招惹些麻煩。我覺得福爾斯是個反無趣的義士。
假如我是福爾斯那樣的人，現在該寫點啥？我總禁不住想向《紅樓夢》開火。其實我還有更大的題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幾年興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幾個字：活著沒勁，覺得自己有了點幽默感，但所有寫應景文章的人都要和這個人玩命，說他頹廢──反諷別的就算了罷，這回隻談文學。曹雪芹本人不貧，但寫各種“後夢”的人可是真夠貧的。然後又鬧了小一個世紀的紅學。我覺得全中國無聊的男人都以為自己是賈寶玉，以為自己不是賈寶玉的，還算不上是個無聊的男人。看來我得把《紅樓夢》反著寫一下──當然，這本書不會印出來的：剛到主編的手裏，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現成的：褻瀆文化遺產，民族虛無主義。那位聖徒被烤的故事在我們這裏，也不能那樣講，隻能改作：該聖徒在烤架上不斷高呼“我主基督萬歲”，“聖母瑪利亞萬歲”，“打倒異教徒”，直至完全烤熟。連這個故事也變得很沒勁了。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談談反諷──照我看，任何一個文明都該容許反諷的存在，這是一種解毒劑，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幹到沒滋沒味的程度。誰知動筆一寫，竟寫出件燒烤活人的事，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麽。讓我們進入正題，且說維多利亞女王時期，英國的風氣極是假正經。上等人說話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連褲子這個字眼都不說，更不要說屁股和大腿。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聯想，連鋼琴腿都用布遮了起來。還有樁怪事，在餐桌上，雞胸脯不叫雞胸脯，叫作白肉。雞大腿不叫雞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雞母雞都是這麽叫。這麽稱呼雞肉，簡直是腦子有點毛病。照我看，人若是連雞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麵對，就該去吃塊磚頭。問題不在於該不該禁欲，而在於這麽搞實在是沒勁透了。英國人就這麽沒滋沒味的活著，結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出現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說，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讀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國逛書店，假如看到書架上釘塊牌子，上書“維多利亞時期”，架子上放的準不是假正經，而是真色情……坦白地說，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我讀了不少──你愛說我什麽就說什麽好了。我不愛看色情書，但喜歡這種逆潮流而動的事──看了一些就開始覺得沒勁。這些小說和時下書攤上署名＂黑鬆林＂的下流小冊子還是有區別的，可以看出作者都是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些書，還能稱得上是種文學現象。有一本還有劍橋文學教授作的序，要是沒有品，教授也不會給它寫序。我覺得一部分作者是律師或者商人，還有幾位是貴族。這是從內容推測出來的。至於書裏寫到的事，當然是不敢恭維。看來起初的一些作者還懷有反諷的動機，一麵捧腹大笑，一麵胡寫亂寫；搞到後來就開始變得沒滋沒味，把性都寫到了荒誕不經的程度。所以，問題還不在於該不該寫性，而在於不該寫得沒勁。
過了一個世紀，英國的風氣又是一變。無論是機場還是車站，附近都有個書店，布置得怪模怪樣，霓虹燈亂閃，寫著小孩不準入內，有的進門還要收點錢。就這麽一驚一乍的，裏麵有點啥？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以及它們的現代翻寫本，這回簡直是在犯貧。終於，福爾斯先生朝這種現象開了火。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國人並不陌生，《法國中尉的女人》、《石屋藏嬌》，國內都有譯本。特別是後一本書，假如你讀過維多利亞時期的原本，才能覺出逗來。有本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寫一個光棍漢綁架了一個小姑娘，經過一段時間，那女孩愛上他了──這個故事被些無聊的家夥翻寫來翻寫去，翻到徹底沒了勁。福爾斯先生的小說也寫了這麽個故事，隻是那姑娘被關在地下室裏，先是感冒了，後來得了肺炎，然後就死掉了。當然，福爾斯對女孩沒有惡意，他隻是在反對犯貧。總而言之，當一種現象（不管是社會現象還是文學現象）開始貧了的時候，就該兜頭給它一瓢涼水。要不然它還會貧下去，就如美國人說的，散發出屁眼氣味──我是福爾斯先生熱烈的擁護者。我總覺得文學的使命就是製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當然，你要說福爾斯是反色情的義士，我也沒什麽可說的。你有權利把任何有趣的事往無趣處理解。但我總覺得福爾斯要是生活在維多利亞時期，恐怕也不會滿足於把雞腿叫作黑肉。他總要鬧點事，寫地下小說或者還不至於，但可能像王爾德一樣，給自己招惹些麻煩。我覺得福爾斯是個反無趣的義士。
假如我是福爾斯那樣的人，現在該寫點啥？我總禁不住想向《紅樓夢》開火。其實我還有更大的題目，但又不想作死──早幾年興文化衫，有人在胸口印了幾個字：活著沒勁，覺得自己有了點幽默感，但所有寫應景文章的人都要和這個人玩命，說他頹廢──反諷別的就算了罷，這回隻談文學。曹雪芹本人不貧，但寫各種“後夢”的人可是真夠貧的。然後又鬧了小一個世紀的紅學。我覺得全中國無聊的男人都以為自己是賈寶玉，以為自己不是賈寶玉的，還算不上是個無聊的男人。看來我得把《紅樓夢》反著寫一下──當然，這本書不會印出來的：剛到主編的手裏，他就要把我烤了。罪名是現成的：褻瀆文化遺產，民族虛無主義。那位聖徒被烤的故事在我們這裏，也不能那樣講，隻能改作：該聖徒在烤架上不斷高呼“我主基督萬歲”，“聖母瑪利亞萬歲”，“打倒異教徒”，直至完全烤熟。連這個故事也變得很沒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