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與聖賢鄭也夫先生的《代價論》在哈佛燕京叢書裏出版了,書在手邊放了很長時間都沒顧上看——我以為如果沒有精力就讀一本書,那是對作者的不敬。最近細看了一下,覺得也夫先生文筆流暢,書也讀得很多,文獻準備得比較充分。就書論書,應該說是本很好的書;但就書中包含的思想而論,又覺得頗為抵觸。說來也怪,我太太是社會學家,我本人也做過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但我對一些社會科學家的思想越來越覺得隔膜。這本書的主旨,主要是中庸思想的推廣,還提出一個哲理:任何一種社會倫理都必須付出代價,做什麽事都要把代價考慮在內等等。這些想法是不錯的,但我總覺有些問題當作技術問題看比當原則問題更恰當些。當你追求一種有利效果時,有若幹不利的影響隨之產生,這在工程上最常見不過,有很多描述和解決這種問題的數學工具——換言之,如果一心一意地要背棄近代科學的分析方法,自然可以提出很多的原則,但這些原則有多大用處就很難說了。中庸的思想放在一個隻憑感覺做事的古代人腦子裏會有用——比方說他要蒸饅頭,記住中庸二字,就不會使饅頭發酸或者堿大。但近代的化工技師就不需要記住中庸的原則,他要做的是測一下ph值,再用天平去稱量蘇打的分量。總而言之,我不以為中庸的思想有任何高明之處,當然這也可能是迷信分析分析方法造成的一種偏見。我聽到社會學家說過,西方人發明的分析方法已經過時,今後我們要用中國人發明的整合方法作研究;又聽到女權主義者說,男人發明的理性的方法過時了,我們要用感性的方法作研究。但我總以為,作研究才是最主要的。


    《代價論》分專章討論很多社會學專題,有些問題帶有專門性我不便評論。但有一章論及烏托邦的,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有興趣。"烏托邦"這個名字來自摩爾的同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題材,它有獨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麵烏托邦,還有反麵烏托邦。這後一種題材生命力尤旺。作為一種製度,它確有極不妥之處。首先,它總是一種極端國家主義的製度,壓製個人;其次,它僵化沒有生命力。最後,並非最不重要,它規定了一種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對它多有批判,鄭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說,烏托邦可以激勵人們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氣,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烏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個錯誤。不管哪種烏托邦,總是從一個人的頭腦裏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類社會,包括一個虛擬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假如它是本小說,那倒沒什麽說的。要讓後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種極其猖狂的狂妄。現世獨裁者的狂妄無非是自己一顆頭腦代天下蒼生思想,而烏托邦的締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代替千秋萬代後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後世人變得愚蠢,這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現代社會的實踐證明,不要說至善至美的社會,就是個稍微過得去的社會,也少不了億萬人智力的推動。無論構思烏托邦,還是實現烏托邦,都是一種錯誤,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勵人們向上。我們曾經經曆過烏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氣,隻可惜那是一種特殊的愚蠢而已。


    從鄭也夫的《代價論》扯到烏托邦,已經扯得夠遠的了。下一步我又要扯到聖賢身上去,這題目和鄭先生的書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討厭烏托邦的人上溯它的源頭,一直尋到柏拉圖和他的《理想國》,然後朝他猛烈開火攻擊。中國的自由派則另有攻擊對象,說種種不自由的始作俑者。此時此地我也不敢說自己是個自由派,但我覺得這種攻擊有些道理。羅素先生攻擊柏拉圖是始作俑者,給他這樣一個罪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讀了理想國,胸中燃燒起萬丈雄心,想當萊庫格斯或一個哲人王,隻可惜對權勢的愛好總是使他們誤入歧途。這話我想了又想,終於想到:說理想國的愛好者們愛好權勢,恐怕是不當的指責。萊庫格斯就不說了,哲人王是什麽?就是聖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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