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裏，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後，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於這最後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後，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裏，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隻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麽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麵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曆。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黴，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麽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裏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隻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麵——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麽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麵，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曆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曆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麵，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曆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麽我做什麽。必須說明的是，學者並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裏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後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隻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麽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麵也沒看在眼裏。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麽我編什麽，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夥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麵（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後，為什麽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後見了麵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聖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裏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隻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於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隻會起反作用。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隻從誠實的一麵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麵來理解。扯到這裏，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麵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麽多。至於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願地隻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裏，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麽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餘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後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複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衝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麽。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讚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裏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製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裏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麵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麽，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3期《讀書》雜誌。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像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最後，他從別人的反應中體會到自己的結論是否受歡迎，這時候他就像個花剌子模的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裏，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隻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麽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麵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曆。我和李銀河從1989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道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黴，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一位顧問（八十多歲的老先生），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麽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第一個結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可以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裏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隻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迷迷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麵——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麽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麵，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曆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曆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麵，我搞不清的東西還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
在中國曆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孟子當年鼓吹自己的學說，提出了“仁者無敵”之說，有了軍事效益，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彈”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麽我做什麽。必須說明的是，學者並沒有完全變狡猾，這一點我還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裏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後才能按方抓藥，治人的病。照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隻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麽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國哲學史》，以便迎合時尚和領袖，這是變狡猾的例子——羅素先生曾寫了一本《西方哲學史》，從未提出為別人做修改，所以馮先生比羅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過佞人。從學問的角度來看，馮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犧牲，但上麵也沒看在眼裏。佞人不做學問，你要什麽我編什麽，比之學人利索了很多——不說是天壤之別，起碼也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場紅海洋把文史哲經通通淹沒。要和林彪比滑頭，大夥都比不過，人文學科的危機實質上在那時就已發生了。
羅素先生修西方哲學史，指出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狡猾的一麵（比如說，萊布尼茲），我仔細回味了一下，也發現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頓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後，為什麽要說上帝是萬物運動的第一推動力？顯然也是朝上帝買個好。萬一他真的存在，死後見了麵也好說話。按這種標準我國的聖賢滑頭的事例更多，處處在拍君王的馬屁，仔細搜集可寫本《中國狡猾史》。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都帶點花剌子模君王氣質。我國的文化傳統裏有“文死諫”之說，這就是說，中國常常就是花剌子模，這種傳統就是號召大家做敬業的信使，拿著屁股和腦殼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顯然，隻要不是悲觀厭世，誰也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腦袋和屁股。所以這種號召也是出於滑頭分子之口，變著法說君王有理，這樣號召隻會起反作用。對於我國的傳統文化、現代文化，隻從誠實的一麵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狡猾的一麵來理解。扯到這裏，就該得出第二個結論：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變得滑頭起來，這是因為人對自己的處境有適應能力。以我和李銀河為例，現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戀問題了。
實際上，不但是學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為他們產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認這些信息是自己隨口編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區別。大家都說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說是學術，有人說是藝術，還有人說自己傳播的是新聞。總之，麵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有關信使，我們就講這麽多。至於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願地隻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裏，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對象。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在得出第三個結論之前，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不過，我知道假如一個人發現自己進了老虎籠子，那麽就可以斷言，他是個真正的信使。這就是第三個結論。餘生也晚，趕不上用這句話去安慰馬寅初先生，也趕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魯諾，不過這話留著總有它的用處。
現在我要得出最後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在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複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衝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麽。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讚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反對。我相信馬寅初這樣的人喜歡古希臘，假如他是個希臘公民，就會在城邦裏走動，到處告訴大家：現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們節製一下。要是滑頭分子，就喜歡花剌子模，在那裏他營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買主。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誠懇方麵沒幾個能和馬老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麽，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5年第3期《讀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