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麽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麽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麽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麽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麽樣，我也不知道。我隻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麽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麽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麵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麽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隻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麵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麵有橡皮頭。我從後麵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杆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麽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隻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麵。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麽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麽多美事怎麽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麽幸福，多麽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麽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麽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麵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曆、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麽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遊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麽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麽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隻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麵我們毫無責任。隻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麽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麽想，現在我也這麽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麽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麵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麽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麵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鬥，不要武鬥”，製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麽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麵。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麵攔住，他們就從側麵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地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麽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隻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麵考慮在內。隻考慮陽的一麵，結論就隻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隻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隻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麽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麽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曆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隻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麽，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麽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又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台上隻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麽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曆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五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麵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麽，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麵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麽？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隻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幹什麽，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麵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麽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著恢複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麽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麽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麽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麽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麽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麽樣，我也不知道。我隻是想象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麽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麽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麵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麽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隻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麵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麵有橡皮頭。我從後麵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杆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麽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隻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麵。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麽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麽多美事怎麽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麽幸福，多麽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麽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麽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麵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曆、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麽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遊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麽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麽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隻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麵我們毫無責任。隻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麽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麽想，現在我也這麽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就想象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麽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麵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麽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回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麵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文鬥，不要武鬥”，製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文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麽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麵。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麵攔住，他們就從側麵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地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麽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隻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文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回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麵考慮在內。隻考慮陽的一麵，結論就隻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凶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隻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待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隻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回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麽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麽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肉體，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文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曆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隻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回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四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麽，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麽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回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又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台上隻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麽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曆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五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麵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麽，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麵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麽？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隻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幹什麽，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麵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麽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著恢複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麽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