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上）
王二年輕時在北京一家豆腐廠裏當過工人。那地方是個大雜院，人家說過去是某省的會館。這就是說，當北京城是一座灰磚圍起的城池時，有一批某個省的官商人等湊了一些錢，蓋了這個院子，給進京考試的舉人們住。這件事太久遠了。它是一座細磚細瓦的灰色院子，非常的老舊了；原來大概有過高高的門樓，門前有過下馬石栓馬樁一類的東西，後來沒有了，隻有一座水泥門樁的鐵柵欄門，門裏麵有條短短的馬路，供運豆腐的汽車出入。馬路邊上有一溜鐵皮搭的車棚子，工人們上班時把自行車放在裏麵。棚子的盡頭有個紅磚砌的小房子，不論春夏秋冬裏麵氣味惡劣，不論黑夜白天裏麵點著長明燈，那裏是個廁所。有一段時間有人在裏麵的牆上畫裸體畫，人家說是王二畫的。
王二在豆腐廠裏當工人時，北京冬天的煙霧是紫紅色的，這是因為這座城裏有上百萬個小煤爐，噴出帶有二氧化硫的煤煙來。當陽光艱難地透過這種煤煙時，就把別的顏色留在天頂上了。這種顏色和他小時候見過的煙霧很近似。對於顏色，王二有特別好的記憶力。但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他居然是個色盲。早知道自己是個色盲，他也不去學畫，這樣可以給自己省去不少的麻煩。
王二在豆腐廠當工人時，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色盲，將來當不了畫家。相反，他們隻知道他右手的手指老是黑黑的，而別人不這樣。這說明隻有他經常拿著炭條畫素描，別人則不畫。而廁所牆上的裸體畫正是炭條畫的。除此之外，畫在白牆上的裸體女人雖然是一幅白描，隻有廖廖可數的幾根線條，那幾根線條卻顯得很老練，很顯然是經常畫才能畫得出來。這些事足以證明是他畫了這些畫。那個女人被畫出來以後，一直和上廁所的人相安無事。直到後來有人在上麵用細鉛筆添了一個毛紮紮的器官和一個名字，問題才變得嚴重起來。照他看來，原來作畫的和後來往上添東西的顯然不是一個人。但是這些話沒人肯聽。人家把廁所的牆重新粉刷了，可是過了沒幾天，又有人在廁所裏畫了這樣一個女人，並且馬上又有人添了同樣的東西，這簡直就是存心搗蛋了。你要知道，人家在那個女人身邊添的名字是“老魯”，老魯是廠裏頭頭（革委會主任）的名字。這位老魯當時四十五六歲，胖呼呼的，兩個臉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樣紅撲撲的，其實什麽都沒抹。她說話就像吵架一樣，有時頭發會像孔雀開屏一樣直立起來。她是頭頭，這就是說，她是上麵派來的。有她沒她，一樣的雜詮腐，賣豆腐。但是誰也不想犯到她手上。當時還沒有證據說是王二畫了那幅畫，她就常常朝王二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幸虧這時旁邊總是有人，能把她攔住。然後她就朝王二吐吐沫。吐吐沫想要吐準需要一定的練習和肺活量，老魯不具備這種條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別人身上了。
廁所裏的那個女人畫在尿池子的上方，跪坐著手揚在腦後，有幾分像丹麥那個紀念安徒生的美人魚，但是手又揚在腦後，呈梳妝的姿式。那個毛紮紮的器官畫在肚皮上，完全不是地方。這說明在這畫上亂添的人缺少起碼的人體解剖知識——假如老魯的那部分真得長得那麽靠上的話，會給她的生活增加極多的困難。進來的人在她下麵撒尿，尿完後抬起頭來看看她，同時打幾個哆索。然後就收拾衣服出去了。我猜就在打那幾個哆索時，那位不知名的畫家畫出了這個女人——總共也用不了五秒鍾，但是這五秒鍾幾乎能讓王二倒一輩子的黴。
王二在豆腐廠裏當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當時北京城顯得十分破敗，這是因為城裏的人衣著破舊。當時無所謂時髦，無所謂風流，大家也都沒有什麽財產。沒有流行音樂，沒有電影可看，在百無聊賴之中，每個人都想找別人的麻煩。
一九七三年早已過去了，廁所裏的淫畫是一件很常見的東西，像老魯那樣的人也無甚新奇之處。所以我們看到以上的論述，就如看一幅過時的新聞圖片，不覺得它有什麽吸引人的地方。隻有一種情況會使這一點發生變化，就是那位王二恰巧是你。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2
小的時候我想當畫家，但是沒當成，因為我是色盲。我經常懷疑自己有各種毛病，總是疑得不對，比方說，我懷疑過自己有精神病，夢遊症等等，都沒疑對。因此正確的懷疑方式是：當你想當畫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色盲；想當音樂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聾子；想當思想家，就懷疑自己是個大傻瓜。如果沒有那種毛病，你就不會想當那種人。當然，我想當畫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還有別的。這些情況我慢慢地就會說到了。
前幾年，夏天我們到歐洲去玩。當時我是個學生，乘著放暑假出來玩，和我一道去的還有我老婆，她也是個學生。我還當過工人，教師等等，但當得最久的還是學生。我們逛了各種各樣的地方，最後到了比利時，布魯塞爾有個現代藝術畫廊，雖然我們一點也不懂現代畫，但是也要去看看，表示我們是有文化的人。那個畫廊建在地下，像一個大口井，有一道螺旋走廊從上麵通到井底。我順著走廊走下去，左麵是透明的玻璃牆，右麵是雪白的牆壁，牆上掛著那些現代畫。我走到達利的畫前，看他畫的那些半空裏的塔樓，下肢細長，伸展到雲端的人和馬。這時我的右手忽然抽起筋來，食指忽左忽右，不知犯了什麽毛病。後來我才發現，它是掙紮著要寫出個繁體的為字來。這種毛病以前也有過，而且我作夢時，經常夢見紅磚牆上有個為字，好像一顆巨大的牛頭。後來我在那個畫廊裏坐了半天，想起一件小時候的事。小時候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上午從家裏跑出去，看到到處的磚牆上都用白粉寫著大字標語，“為了一零七零”，這些字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連周圍的粉點子全記得很清楚，但是我當時一個也不認識。我記得為字像牛頭，一字像牛尾巴。如果細想一下牛頭牛尾的來路，就會想到家裏那些五彩繽紛的小畫書。我順著那些磚牆，走到了學校的東操場，這裏有好多巨人來來去去，頭上戴著盔帽，手裏拿著長槍。我還記得天是紫色的，有一個聲音老從天上下來，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時時站下來，捂住耳朵，把聲音堵在外麵。我還記得好幾次有人對我說，小孩子回家去，這兒危險。一般來說，我的膽子很小，聽說危險，就會躲起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夢裏。沒有一回做夢我不殺幾個人的。當時我就認定了眼前是個有趣的夢境，所以我歡笑著前進，走進那個奇妙的世界。說實在的，後來我看見的和達利畫的很有近似之處。事實上達利一九五八年沒到過中國，沒見過大煉鋼鐵。但是他雖然沒見過大煉鋼鐵，可能也見過別的。由此我對超現實主義產生了一個概念，那就是一些人，他們和童年有一條歪歪扭扭的時間隧道。當然這一點不能說穿，說穿了就索然無味。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場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築之間，那些建築頂上有好多奇形怪狀的黃煙筒，冒出紫色的煙霧。那些煙霧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為一體。這給了我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想法，就是天空是從煙筒裏冒出來的。但我不是達利，不能把煙囪裏冒出的天空畫在畫布上。除此之外，周圍還有一種神秘的嗡嗡聲，仿佛我置身於成千上萬飛翔的屎克螂中間。後來我再到這個廣場上去，這些怪誕的景象就不見了，隻剩下平坦的廣場，這種現象叫我欣喜若狂，覺得這是我的夢境，為我獨有，因此除了我，誰也沒有聽見過那種從天上下來撕裂耳膜的聲音。隨著那個聲音一聲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湧到一個怪房子前麵，別人用長槍在牆上紮了一個窟窿，從裏麵挑出一團通紅的怪東西來，那東西的模樣有幾分像薩其馬，又有幾分像牛糞，離它老遠，就覺得臉上發燙，所有的人圍著它欣喜若狂——這情景很像一種原始的祭典。現在我知道，那是大煉鋼鐵煉出的鋼，是生鐵鍋的碎片組成的。——我哥哥當時在念小學，他常常和一幫同齡的孩子一起，闖到附近的農民家裏，大叫一聲“大煉鋼鐵”，就把人家作飯的鐵鍋揭走，扔下可憐的一毛錢，而那個鐵鍋就拿到廣場上砸碎了——沒煉時，散在地上就像些碎玻璃，煉過以後就粘在一起了。但是我當時以為在作夢，也就欣喜若狂——雖然身邊有好多人，但是我覺得隻有自己在欣喜若狂，因為既然是做夢，別人都是假的，隻有我是真的。這種狂喜，和達利畫在畫布上的一模一樣。等到後來知道別人也經曆過大煉鋼鐵，我就感到無比的失望。
後來在布魯塞爾的畫廊裏，我看到達利的畫上有個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歡呼雀躍。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罷。我雖然沒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邊有好多怪模怪樣的塔樓，還有些集體發神經的狂歡節，到了時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樣。所以沒準他三歲時見到了什麽怪景象，就以為自己做了個怪夢，傻高興一場。狂歡節這個概念不算難，到了四五歲就能理解。大煉鋼鐵是個什麽意思，就是到了十幾歲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歲，當時住在一所大學裏。所以我怎麽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風機，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煉出1070萬噸鋼，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學生，手裏的長槍是煉鋼用的鋼釺，至於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麽東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況那天的事有頭沒尾，後來的事情在記憶裏消失了，就更像個夢。直到我都二十歲了，對著小臂上一個傷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來。那天我看完了出鋼，就往回走，在鋼堆邊上摔了一跤，鋼錠裏一塊鍋茬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點劈成兩半。這件事太慘了，所以在記憶裏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叫作壓抑。壓了十幾年我又把它想了起來，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著耳朵帶我上醫院的。關於這一點我不怪他。我們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沒錢吃飯了。後來我老想，在爐子裏煉了好幾個鍾頭，鍋片子還能把我的手割破，從冶金學的角度來看，那些爐子可夠涼快的。為此我請教過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爐，到底能不能煉鋼。開頭他告訴我能，因為隻要不鼓冷空氣，而是鼓純氧，不燒煤末子，而是燒優質焦炭，就能達到煉鋼的溫度，後來他又告訴我不能，因為達到了那種溫度，土平爐就要化了。土平爐雖然沾了個土字，但是這個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磚砌的。頂上那些怪模怪樣的煙筒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種東西不煉鋼時是用來砌下水道的，一煉鋼就上了天了。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大煉鋼鐵一過去，人們就把爐子拆得光光的，地麵壓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但是還是有一些蹤跡可尋，在院子裏一些偏僻地方，在雜草中間可以找到一些磚堆，那些磚頭上滿是凝固了的氣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邊那些長滿了藤壺，牡蠣殼的礁石——這說明涼快的爐子也能把磚頭燒壞。這些怪誕的磚頭給人以極深的印象。像這種東西，我在那個畫廊裏也找到了。像這樣的記憶我們人人都有，隻是沒有人提也沒有人來畫，所以我們把它們都淡忘了。我想起這些事，說明了我身上有足夠當一位畫家的能量。而且像我這樣一個有如此怪誕童年的人，除了當個畫家，實在也想不出當什麽更合適。但我沒當成畫家，因為我是色盲。這一點在我二十六歲以前沒有人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說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頂多有點色弱罷了。但是醫生給檢查出來了。因此我沒有去搞藝術，轉而學數學了
3
廠裏有一座高塔，王二就在塔頂的房子裏磨豆漿。後來他不在豆腐廠了，還常夢見那座塔。如果讓弗洛伊德來說的話，這意味著什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雪白的豆漿老是從塔頂上下來，流到各車間去。豆漿對於豆腐廠就像自來水對一座城市一樣重要。其實根本用不著弗洛依德，大家都知道那個塔像什麽，有人說：咱們廠的那個塔像denjiu，這就是說，這座塔上該穿條褲衩了。通到塔上去的梯子是爬煙囪的腳手梯，這是因為在塔上工作的都是男青工。送豆漿的管道都架半空中和房頂上，順著它他們和豆漿一樣在廠裏四通八達，所以他也很少下地來，這叫人想起已故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在樹上攀援的男爵》——這位作家的作品我是百讀不厭。老魯在地下看了這種景象，就扯破了嗓子嚷嚷，讓王二下來。但是王二不理她，這是因為冷天管子不是凍就是堵，他正趕去疏通。她看到王二從跨越大院的管道上走過時，總抱著一線希望，指望王二會失足掉下去，被她逮住。但是他在上麵已經走了好幾年了，從未失足。就是偶爾失掉平衡，頂多也就是走出幾步像投保齡球那樣的花步，離掉下去還遠著哪。假如她能做到，一定會揀煤塊來打他。但是在大冬天裏，一位穿中式棉襖的胖女人又能把石塊扔到多高呢。她所能幹成的最有威懾力的事就是拿了撣房頂的長杆雞毛撣子來捅他的腿，王二隻好退回原來的房頂上去。但是過了不一會，就會有人在對麵車間裏拚命地敲管子，高喊道豆漿怎麽還不來。在這種情況之下老魯隻好收起長竿讓他過去——不管怎麽說，她也是廠裏的革委會主任，不敢幹得太過分，讓廠裏造不出豆腐，而豆腐能否造出來，就取決於王二能否走過去，疏通管道，使豆漿流過去。除了對老魯，王二和廠裏每個人都說過，他沒畫過那些畫。本來王二也可以對老魯說這番話，但是他沒有勇氣站到她麵前去。他想，反正她也逮不住我，就讓她在下麵嚷嚷罷。
有關這件事，還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王二這家夥是個小個子，才過了二十歲，就長了連鬢胡子，臉上爬滿了皺紋，但一根橫的也沒有，全是豎著的，自然卷的頭發，麵色黝黑，臉上疙疙瘩瘩。臉相極凶，想笑都笑不出，還有兩片擀了氈的黑眉毛。冬天他穿一套騎摩托送電報的人才穿的黑皮衣服去爬管道，簡直是如履平地。別的人四肢伏地時多少會感到有點不自然，他卻顯得輕鬆自然，甚至把腳伸到了鼻子前麵也覺得自然。飛快地爬了一圈下來，膝蓋上一點土都不沾。這就給人一種貓科動物的印象。這些奇形怪狀的地方使大家以為他是個壞蛋，而這種觀念他自己也多少有點接受了。
人家說，老魯原來在上級級機關工作，因為她在那裏鬧得人人不得安生，所以放到這裏當廠長。她要捉王二時，每天早上總是起絕早到廠口等著，但是早上又太冷，所以到傳達室坐著。王二騎車上班，總是攢著一把勁，等到廠門口才把車騎到飛快，與此同時，搖起鈴鐺，嘴裏也叫起來：“讓開讓開”！等她從屋裏跑出來，叫王二站住，叫人截住他時，他已經一溜煙似地消失在廠裏的過道裏啦。等她追到豆漿塔下，王二早爬上了腳手梯。這座塔隻有這麽一道很難爬的梯子可以上來，再有就是運豆子的螺旋提升機。假如她乘提升機上來，準會被攪得彎彎扭扭，又細又長，好像聖誕節的臘燭一樣，所以王二在上麵很安全。至於她在下麵嚷嚷，王二可以裝沒聽見。唯一可慮的事是她在地上逮住王二，這就像野豬逮住獵狗一樣，在空曠地方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廠裏不空曠，它是一座九宮八卦的陣勢。過去蓋房子，假如蓋成了直門直道，別人就會說蓋得不好了。就是最小的院子，門口都有一座影壁牆來增加它的曲折程度。所以早上王二上班時，假如還沒有遇到老魯並把她甩掉，每到一個危險的拐彎前麵，都要停下來複習前麵的地形地物，想想假如老魯就藏在牆後的話，該怎麽辦，想好了以後再往前走。因為有這些思想上的準備，所以當車子後座上一滯，老魯得意洋洋地說道：“我可逮住你了！”時，就從來不會驚慌失措。這些時候他往往不是騎在車上，而是站在車上，一隻腳站在車座上，另一隻腳踩著把，好像在耍雜技。她一抓後座，王二正好一躍而起，抓到半空中橫過的管道，很瀟灑地翻上去，在空中對過路的人說：徐師傅，勞駕給我看著自行車。老魯則在下麵恨恨地對徐師傅說，有朝一日逮住王二，非咬他一口不可。與此同時，她的頭發從項後往前豎立起來，就像個黃包車的棚子打開時一樣。每個人都覺得老魯是個麻煩，這是因為她脾氣古怪。但是沒有人認為她是個壞蛋，因為她是個四十多歲的老娘們。在這種人裏不可能有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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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我獨自從家裏跑出去，在“鋼”堆邊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來，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個大口子，裏麵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東西來，過了好一會才被血淹沒。作為一個六歲的孩子，當然不可能明白這是些什麽，所以後來我一直以為自己體內長滿白滑滑粘糊糊像濕棉絮似的東西，後來十幾歲時遺精也沒感到詫異，因為那不過是裏麵的東西流出來了而已。直到後來學畫，看了幾本解剖學的書，才知道當時看到的是自己的筋膜。筋膜隻長在少數地方，並非全身都是。但是我爸爸揪著我上校醫院時，以及大夫用粗針大線把我縫起來時，我都在想自己是一具濕被套的事，呆頭呆腦地忘了哭。大夫看了，關心地說：老王，這孩子腦子沒有毛病罷？我爸爸說沒有，他一貫呆頭呆腦，說著在我頭上打個鑿栗，打得我哇地一聲。然後我就看到我爸爸興奮地搓著手說：看到了吧，會哭——是好的。後來我看到回形針在我的肉裏穿進穿出，嚎哭聲一聲高過一聲，他覺得太吵，在我腦袋上又打一鑿栗，哭聲就一聲聲低下去，我又開始想自己是個被套的問題。我爸爸在很短的時間裏連造了六個孩子，正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隻要頭上打一鑿栗能哭出來，他就很滿意。這件事說明，外表呆頭呆腦，好像十分樸實，而內心多愁善感，悲觀厭世——這些就是我的本性。但我當時雖然厭世，也沒有想到會有色盲這麽一出。
我小時候住過的大學和我後來在布魯賽爾到過的那個現代藝術館是很不一樣的兩個地方。前者是個四四方方的大院子，裏麵的水泥樓房也是四四方方的，校園裏的道路橫平豎直，缺少詩意。而比利時那個現代藝術館是一個深入地下的大口井，畫廊就像螺旋樓梯繞著井壁伸下去。井底下有一個噴水池，還有一片極可愛的草坪。雖然這兩個地方是如此的不像，但是因為達利和大煉鋼鐵，它們在我的頭腦裏密不可分地聯係起來了。
五八年我還看到過別的一些景象，比方說，在燈光球場上種的實驗田，那一片燈光通霄不滅，據說對莊稼生長有好處，但是把全世界的蚊子和蛾子全招來了，形成了十幾條旋轉光柱，蔚為壯觀；還有廣播喇叭裏傳來的嚇死人的豪言壯語。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廣場上的大煉鋼鐵和我劃破了手臂。我的一切都是從手腕上割了個大口子開始的。後來我開始學畫，打算做個畫家，因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達我心中的怪誕——我不知達利是不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當了畫家。至於我是個色盲，我還沒有發現。不但如此，我還自以為辨色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以一棵胡蘿卜為例，別人告訴我說，看起來是一個橘紅色的疙瘩，但是我看就不是這樣。它是半透明的，外表罩了一層淡紫色的光，裏麵有一層淡淡的黃色。再往裏，直抵胡蘿卜心，全是冷冷的藍色。照我看這很對頭，胡蘿卜是冷的嘛。這樣畫出的胡蘿卜，說它是什麽的全有。有人說印象派，有人說畢加索的藍色時期，還有人說是資產階級的頹廢主義，就是沒人說它是胡蘿卜。七七年我去考美院，老師們也是這樣議論紛紛。假如我故作高深狀，坐在一邊一聲不吭，大概就考上了。倒黴就倒在我去對他們說，胡蘿卜在我眼睛裏就是這樣的。後來不知哪位天才出主意叫我去醫院查眼睛。查完了回來，那些老師就笑得打滾，把我攆了出去。其實不過是眼科的辨色圖卡有幾張我沒認出來。我也能畫出一套圖卡，叫誰都認不出來。
我的辨色力是這樣的：我看到胡蘿卜外麵那層紫是紫外線，心裏的藍是紅外線。隻有那層淡淡的黃色是可見光。用無線電的術語來說，我眼睛的頻帶很寬。正因為我什麽都能看見，所以什麽都馬馬虎虎，用無線電的術語來說，在可見光的頻帶上我眼睛的增益不夠大——假如眼睛算是一對天線的話。像我這樣的人，的確不適合當畫家：紫外線、紅外線畫家，和超聲波音樂家一樣，沒有前途。但是我的視力也不是沒有好處，因為能看見紫外線，所以有些衣料對我來說幾乎是透明的，穿了和什麽都不穿是一樣的。到了夏天我就大飽眼福；而且不用瞪大了眼睛看，眯縫著眼睛看得更清楚。這一點不能讓我老婆知道，否則她要強迫我戴墨鏡，或者用狗皮膏藥把我的眼睛封起來，發我一根白拐棍，讓我像瞎子一樣走路。我的藝術生涯已經結束了，但不是因為我是色盲。這是因為我自己不想畫了。也是因為人們沒有給我一個機會，畫出所見的景象。假如他們給我這個機會的話，就能夠通過我的眼睛看到紫外線和紅外線。
5
老魯總想逮王二，但是總不成功。她最好的成績是抓到了他的一隻鞋。那一回很危險，因為她藏在塔下的角落裏等著，等王二看見她已經很近了。逼得王二隻好在車座上一躍而起，抓住了上麵的梯蹬，任憑嶄新的自行車嘩啦一聲摔在地下。就是這樣，也差點被她揪住了他的腳脖子，鞋都被她扯掉了。後來她把這隻解放鞋掛在了辦公室前麵的半截旗杆上耀她的勝利，並且宣布說，誰來要都不給，非王二自己來拿不可。但是下班時他騎著車，一手扶把，一手持長竹杆，一杆就把鞋挑走了。那一次總算是僥幸毫發無傷，連鞋子都沒損失，但是王二怕早晚有一天會在鐵梯上把嘴撞豁，還有別的擔心，比方說，怕在工廠裏騎快車撞倒孕婦（當時有好幾個大著肚子來上班的）等等，所以王二就改為把車子騎到隔壁酒廠，從那邊爬牆過來。酒廠和豆腐廠中間還隔了一條胡同，但是還有一條送蒸氣的管子架在半空中。王二就從上麵走過來。不好的是胡同裏總有老頭子在溜鳥，看到王二就說：這麽大的人了，寒磣不寒磣，這時王二隻好裝沒聽見。
最後王二被老魯追得不勝其煩，就決定不跑了，從大門口推著自行車慢步進來，心裏想著：她要是敢咬我，我就揍她。但是打定了這種決心以後，老魯就再也不來追王二，甚至在大門口麵對麵的碰上，她也不肯撲過來，而是轉過臉去和別人說話。這種事真是怪死了。以前王二拚命奔逃時，想過好多“幸虧”：幸虧他在半空中上班，幸虧他從小就喜歡爬樹上房，幸虧他是中學時的體操隊員，會玩單杠等等，否則早被老魯逮住了。後來王二又發現一點都不幸虧：假如他不會爬樹上房，不會玩單杠，不能往天上逃，那王二就會早早地站在地下，握緊了拳頭，想著假如老魯敢來揪他的領子，就給她臉上一拳，把她那張肥臉打開花。假如是後一種情況的話，問題早就解決了，根本用不到實際去打。這些幸運和不幸，再加上複雜無比的因果關係，簡直把他繞暈了。
這個被追逐的故事就發生在我身上。當時是一九七四年，冬天空氣汙濁，除了像廁所裏的淫畫和各種政治運動，簡直沒有什麽事情可供陳述。而政治運動就像天上的天氣，說多了也沒有意思。當時北京的城牆已經被拆掉了，那座古老的城市變得光禿禿的，城裏麵缺少年輕人，這樣的生活乏味得很。當時我二十二歲了，是個滿臉長毛的小夥子。也許就是因為這個，老魯才決定要捉住我。那段時間裏，我經常是躲在房上，但是每月總有幾次要下地，比方說，簽字領工資，到工會去領電影票等等。隻要逃進了會計的辦公室，把門插上，也就安全了，危險總是發生在這段路上，因為準會遇上老魯。每到開支的日子，會計室門口總會有好多人等著看熱鬧。到了這種日子，老魯的臉準比平時紅上好幾倍，頭發也像被爆米花的機器爆過——在攻擊敵人時，狒狒的臉也要變紅，眼鏡蛇也要炸腮；這些都不重要，不要為其所動，重要的是看她進攻的路線。假如她死盯著我的胸前，就是要揪我的領子；假如她眼睛往下看，就是要抱我的腿。不管她要攻哪裏，她衝過來時，你也要迎上去。正麵相逢的一瞬間，假如她舉手來抓領子時，我一矮身，從她肋下爬過去；假如她矮身要抱腿，我就一按她肩膀，用個跳馬動作從她頭頂上一個跟頭翻過去。那個時候老魯抓王二是我們廠的一景，每月固定出現幾次。但是這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有關我呆過的豆腐廠，有好多可補充的地方。它在北京南城的一個小胡同裏，雖然那條胡同已經拓寬了，鋪上了柏油，但是路邊上還有不少破破爛爛的房子，房門開到街麵上。窗子上雖然有幾塊玻璃，但是不要緊的地方窗格子上還糊著窗戶紙。那些房子的地基比街麵低，給人異常低矮的印象，房頂上幹枯的毛毛草好像就在眼前。我們廠門口立了兩個水泥柱子，難看無比。裏麵有個凶惡無比的老魯等著捉我。這一切給我一種投錯胎轉錯世的感覺。雖然這一切和別人比起來，也許還不算太糟，但是可以說，我對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缺少精神準備。我小的時候可沒想到會有這麽個堆滿了碎煤的院子，裏麵在雜詮腐，更沒想到會有這裏有個老魯要咬我。
王二年輕時在北京一家豆腐廠裏當過工人。那地方是個大雜院，人家說過去是某省的會館。這就是說，當北京城是一座灰磚圍起的城池時，有一批某個省的官商人等湊了一些錢，蓋了這個院子，給進京考試的舉人們住。這件事太久遠了。它是一座細磚細瓦的灰色院子，非常的老舊了；原來大概有過高高的門樓，門前有過下馬石栓馬樁一類的東西，後來沒有了，隻有一座水泥門樁的鐵柵欄門，門裏麵有條短短的馬路，供運豆腐的汽車出入。馬路邊上有一溜鐵皮搭的車棚子，工人們上班時把自行車放在裏麵。棚子的盡頭有個紅磚砌的小房子，不論春夏秋冬裏麵氣味惡劣，不論黑夜白天裏麵點著長明燈，那裏是個廁所。有一段時間有人在裏麵的牆上畫裸體畫，人家說是王二畫的。
王二在豆腐廠裏當工人時，北京冬天的煙霧是紫紅色的，這是因為這座城裏有上百萬個小煤爐，噴出帶有二氧化硫的煤煙來。當陽光艱難地透過這種煤煙時，就把別的顏色留在天頂上了。這種顏色和他小時候見過的煙霧很近似。對於顏色，王二有特別好的記憶力。但是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他居然是個色盲。早知道自己是個色盲，他也不去學畫，這樣可以給自己省去不少的麻煩。
王二在豆腐廠當工人時，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色盲，將來當不了畫家。相反，他們隻知道他右手的手指老是黑黑的，而別人不這樣。這說明隻有他經常拿著炭條畫素描，別人則不畫。而廁所牆上的裸體畫正是炭條畫的。除此之外，畫在白牆上的裸體女人雖然是一幅白描，隻有廖廖可數的幾根線條，那幾根線條卻顯得很老練，很顯然是經常畫才能畫得出來。這些事足以證明是他畫了這些畫。那個女人被畫出來以後，一直和上廁所的人相安無事。直到後來有人在上麵用細鉛筆添了一個毛紮紮的器官和一個名字，問題才變得嚴重起來。照他看來，原來作畫的和後來往上添東西的顯然不是一個人。但是這些話沒人肯聽。人家把廁所的牆重新粉刷了，可是過了沒幾天，又有人在廁所裏畫了這樣一個女人，並且馬上又有人添了同樣的東西，這簡直就是存心搗蛋了。你要知道，人家在那個女人身邊添的名字是“老魯”，老魯是廠裏頭頭（革委會主任）的名字。這位老魯當時四十五六歲，胖呼呼的，兩個臉蛋子就像抹了胭脂一樣紅撲撲的，其實什麽都沒抹。她說話就像吵架一樣，有時頭發會像孔雀開屏一樣直立起來。她是頭頭，這就是說，她是上麵派來的。有她沒她，一樣的雜詮腐，賣豆腐。但是誰也不想犯到她手上。當時還沒有證據說是王二畫了那幅畫，她就常常朝王二猛撲過來，要撕王二的臉。幸虧這時旁邊總是有人，能把她攔住。然後她就朝王二吐吐沫。吐吐沫想要吐準需要一定的練習和肺活量，老魯不具備這種條件，所以很少吐中王二，都吐到別人身上了。
廁所裏的那個女人畫在尿池子的上方，跪坐著手揚在腦後，有幾分像丹麥那個紀念安徒生的美人魚，但是手又揚在腦後，呈梳妝的姿式。那個毛紮紮的器官畫在肚皮上，完全不是地方。這說明在這畫上亂添的人缺少起碼的人體解剖知識——假如老魯的那部分真得長得那麽靠上的話，會給她的生活增加極多的困難。進來的人在她下麵撒尿，尿完後抬起頭來看看她，同時打幾個哆索。然後就收拾衣服出去了。我猜就在打那幾個哆索時，那位不知名的畫家畫出了這個女人——總共也用不了五秒鍾，但是這五秒鍾幾乎能讓王二倒一輩子的黴。
王二在豆腐廠裏當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當時北京城顯得十分破敗，這是因為城裏的人衣著破舊。當時無所謂時髦，無所謂風流，大家也都沒有什麽財產。沒有流行音樂，沒有電影可看，在百無聊賴之中，每個人都想找別人的麻煩。
一九七三年早已過去了，廁所裏的淫畫是一件很常見的東西，像老魯那樣的人也無甚新奇之處。所以我們看到以上的論述，就如看一幅過時的新聞圖片，不覺得它有什麽吸引人的地方。隻有一種情況會使這一點發生變化，就是那位王二恰巧是你。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2
小的時候我想當畫家，但是沒當成，因為我是色盲。我經常懷疑自己有各種毛病，總是疑得不對，比方說，我懷疑過自己有精神病，夢遊症等等，都沒疑對。因此正確的懷疑方式是：當你想當畫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色盲；想當音樂家時，就懷疑自己是聾子；想當思想家，就懷疑自己是個大傻瓜。如果沒有那種毛病，你就不會想當那種人。當然，我想當畫家的原因除了色盲外，還有別的。這些情況我慢慢地就會說到了。
前幾年，夏天我們到歐洲去玩。當時我是個學生，乘著放暑假出來玩，和我一道去的還有我老婆，她也是個學生。我還當過工人，教師等等，但當得最久的還是學生。我們逛了各種各樣的地方，最後到了比利時，布魯塞爾有個現代藝術畫廊，雖然我們一點也不懂現代畫，但是也要去看看，表示我們是有文化的人。那個畫廊建在地下，像一個大口井，有一道螺旋走廊從上麵通到井底。我順著走廊走下去，左麵是透明的玻璃牆，右麵是雪白的牆壁，牆上掛著那些現代畫。我走到達利的畫前，看他畫的那些半空裏的塔樓，下肢細長，伸展到雲端的人和馬。這時我的右手忽然抽起筋來，食指忽左忽右，不知犯了什麽毛病。後來我才發現，它是掙紮著要寫出個繁體的為字來。這種毛病以前也有過，而且我作夢時，經常夢見紅磚牆上有個為字，好像一顆巨大的牛頭。後來我在那個畫廊裏坐了半天，想起一件小時候的事。小時候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上午從家裏跑出去，看到到處的磚牆上都用白粉寫著大字標語，“為了一零七零”，這些字的樣子我記得很清楚，連周圍的粉點子全記得很清楚，但是我當時一個也不認識。我記得為字像牛頭，一字像牛尾巴。如果細想一下牛頭牛尾的來路，就會想到家裏那些五彩繽紛的小畫書。我順著那些磚牆，走到了學校的東操場，這裏有好多巨人來來去去，頭上戴著盔帽，手裏拿著長槍。我還記得天是紫色的，有一個聲音老從天上下來，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時時站下來，捂住耳朵，把聲音堵在外麵。我還記得好幾次有人對我說，小孩子回家去，這兒危險。一般來說，我的膽子很小，聽說危險，就會躲起來，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夢裏。沒有一回做夢我不殺幾個人的。當時我就認定了眼前是個有趣的夢境，所以我歡笑著前進，走進那個奇妙的世界。說實在的，後來我看見的和達利畫的很有近似之處。事實上達利一九五八年沒到過中國，沒見過大煉鋼鐵。但是他雖然沒見過大煉鋼鐵，可能也見過別的。由此我對超現實主義產生了一個概念，那就是一些人，他們和童年有一條歪歪扭扭的時間隧道。當然這一點不能說穿，說穿了就索然無味。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場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築之間，那些建築頂上有好多奇形怪狀的黃煙筒，冒出紫色的煙霧。那些煙霧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為一體。這給了我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想法，就是天空是從煙筒裏冒出來的。但我不是達利，不能把煙囪裏冒出的天空畫在畫布上。除此之外，周圍還有一種神秘的嗡嗡聲，仿佛我置身於成千上萬飛翔的屎克螂中間。後來我再到這個廣場上去，這些怪誕的景象就不見了，隻剩下平坦的廣場，這種現象叫我欣喜若狂，覺得這是我的夢境，為我獨有，因此除了我，誰也沒有聽見過那種從天上下來撕裂耳膜的聲音。隨著那個聲音一聲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湧到一個怪房子前麵，別人用長槍在牆上紮了一個窟窿，從裏麵挑出一團通紅的怪東西來，那東西的模樣有幾分像薩其馬，又有幾分像牛糞，離它老遠，就覺得臉上發燙，所有的人圍著它欣喜若狂——這情景很像一種原始的祭典。現在我知道，那是大煉鋼鐵煉出的鋼，是生鐵鍋的碎片組成的。——我哥哥當時在念小學，他常常和一幫同齡的孩子一起，闖到附近的農民家裏，大叫一聲“大煉鋼鐵”，就把人家作飯的鐵鍋揭走，扔下可憐的一毛錢，而那個鐵鍋就拿到廣場上砸碎了——沒煉時，散在地上就像些碎玻璃，煉過以後就粘在一起了。但是我當時以為在作夢，也就欣喜若狂——雖然身邊有好多人，但是我覺得隻有自己在欣喜若狂，因為既然是做夢，別人都是假的，隻有我是真的。這種狂喜，和達利畫在畫布上的一模一樣。等到後來知道別人也經曆過大煉鋼鐵，我就感到無比的失望。
後來在布魯塞爾的畫廊裏，我看到達利的畫上有個光屁股小人，在左下角歡呼雀躍。那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罷。我雖然沒去西班牙，但是知道那邊有好多怪模怪樣的塔樓，還有些集體發神經的狂歡節，到了時候大家都打扮得怪模怪樣。所以沒準他三歲時見到了什麽怪景象，就以為自己做了個怪夢，傻高興一場。狂歡節這個概念不算難，到了四五歲就能理解。大煉鋼鐵是個什麽意思，就是到了十幾歲也懂不了。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歲，當時住在一所大學裏。所以我怎麽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風機，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煉出1070萬噸鋼，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學生，手裏的長槍是煉鋼用的鋼釺，至於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麽東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況那天的事有頭沒尾，後來的事情在記憶裏消失了，就更像個夢。直到我都二十歲了，對著小臂上一個傷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來。那天我看完了出鋼，就往回走，在鋼堆邊上摔了一跤，鋼錠裏一塊鍋茬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點劈成兩半。這件事太慘了，所以在記憶裏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說法叫作壓抑。壓了十幾年我又把它想了起來，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著耳朵帶我上醫院的。關於這一點我不怪他。我們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沒錢吃飯了。後來我老想，在爐子裏煉了好幾個鍾頭，鍋片子還能把我的手割破，從冶金學的角度來看，那些爐子可夠涼快的。為此我請教過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爐，到底能不能煉鋼。開頭他告訴我能，因為隻要不鼓冷空氣，而是鼓純氧，不燒煤末子，而是燒優質焦炭，就能達到煉鋼的溫度，後來他又告訴我不能，因為達到了那種溫度，土平爐就要化了。土平爐雖然沾了個土字，但是這個土不是耐火粘土，它是磚砌的。頂上那些怪模怪樣的煙筒是一些粗陶的管子，那種東西不煉鋼時是用來砌下水道的，一煉鋼就上了天了。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大煉鋼鐵一過去，人們就把爐子拆得光光的，地麵壓得平平的，使得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但是還是有一些蹤跡可尋，在院子裏一些偏僻地方，在雜草中間可以找到一些磚堆，那些磚頭上滿是凝固了的氣泡，黑色的瘤子，就像海邊那些長滿了藤壺，牡蠣殼的礁石——這說明涼快的爐子也能把磚頭燒壞。這些怪誕的磚頭給人以極深的印象。像這種東西，我在那個畫廊裏也找到了。像這樣的記憶我們人人都有，隻是沒有人提也沒有人來畫，所以我們把它們都淡忘了。我想起這些事，說明了我身上有足夠當一位畫家的能量。而且像我這樣一個有如此怪誕童年的人，除了當個畫家，實在也想不出當什麽更合適。但我沒當成畫家，因為我是色盲。這一點在我二十六歲以前沒有人知道，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說明我根本算不上色盲，頂多有點色弱罷了。但是醫生給檢查出來了。因此我沒有去搞藝術，轉而學數學了
3
廠裏有一座高塔，王二就在塔頂的房子裏磨豆漿。後來他不在豆腐廠了，還常夢見那座塔。如果讓弗洛伊德來說的話，這意味著什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雪白的豆漿老是從塔頂上下來，流到各車間去。豆漿對於豆腐廠就像自來水對一座城市一樣重要。其實根本用不著弗洛依德，大家都知道那個塔像什麽，有人說：咱們廠的那個塔像denjiu，這就是說，這座塔上該穿條褲衩了。通到塔上去的梯子是爬煙囪的腳手梯，這是因為在塔上工作的都是男青工。送豆漿的管道都架半空中和房頂上，順著它他們和豆漿一樣在廠裏四通八達，所以他也很少下地來，這叫人想起已故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在樹上攀援的男爵》——這位作家的作品我是百讀不厭。老魯在地下看了這種景象，就扯破了嗓子嚷嚷，讓王二下來。但是王二不理她，這是因為冷天管子不是凍就是堵，他正趕去疏通。她看到王二從跨越大院的管道上走過時，總抱著一線希望，指望王二會失足掉下去，被她逮住。但是他在上麵已經走了好幾年了，從未失足。就是偶爾失掉平衡，頂多也就是走出幾步像投保齡球那樣的花步，離掉下去還遠著哪。假如她能做到，一定會揀煤塊來打他。但是在大冬天裏，一位穿中式棉襖的胖女人又能把石塊扔到多高呢。她所能幹成的最有威懾力的事就是拿了撣房頂的長杆雞毛撣子來捅他的腿，王二隻好退回原來的房頂上去。但是過了不一會，就會有人在對麵車間裏拚命地敲管子，高喊道豆漿怎麽還不來。在這種情況之下老魯隻好收起長竿讓他過去——不管怎麽說，她也是廠裏的革委會主任，不敢幹得太過分，讓廠裏造不出豆腐，而豆腐能否造出來，就取決於王二能否走過去，疏通管道，使豆漿流過去。除了對老魯，王二和廠裏每個人都說過，他沒畫過那些畫。本來王二也可以對老魯說這番話，但是他沒有勇氣站到她麵前去。他想，反正她也逮不住我，就讓她在下麵嚷嚷罷。
有關這件事，還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王二這家夥是個小個子，才過了二十歲，就長了連鬢胡子，臉上爬滿了皺紋，但一根橫的也沒有，全是豎著的，自然卷的頭發，麵色黝黑，臉上疙疙瘩瘩。臉相極凶，想笑都笑不出，還有兩片擀了氈的黑眉毛。冬天他穿一套騎摩托送電報的人才穿的黑皮衣服去爬管道，簡直是如履平地。別的人四肢伏地時多少會感到有點不自然，他卻顯得輕鬆自然，甚至把腳伸到了鼻子前麵也覺得自然。飛快地爬了一圈下來，膝蓋上一點土都不沾。這就給人一種貓科動物的印象。這些奇形怪狀的地方使大家以為他是個壞蛋，而這種觀念他自己也多少有點接受了。
人家說，老魯原來在上級級機關工作，因為她在那裏鬧得人人不得安生，所以放到這裏當廠長。她要捉王二時，每天早上總是起絕早到廠口等著，但是早上又太冷，所以到傳達室坐著。王二騎車上班，總是攢著一把勁，等到廠門口才把車騎到飛快，與此同時，搖起鈴鐺，嘴裏也叫起來：“讓開讓開”！等她從屋裏跑出來，叫王二站住，叫人截住他時，他已經一溜煙似地消失在廠裏的過道裏啦。等她追到豆漿塔下，王二早爬上了腳手梯。這座塔隻有這麽一道很難爬的梯子可以上來，再有就是運豆子的螺旋提升機。假如她乘提升機上來，準會被攪得彎彎扭扭，又細又長，好像聖誕節的臘燭一樣，所以王二在上麵很安全。至於她在下麵嚷嚷，王二可以裝沒聽見。唯一可慮的事是她在地上逮住王二，這就像野豬逮住獵狗一樣，在空曠地方是不大可能的事。但是廠裏不空曠，它是一座九宮八卦的陣勢。過去蓋房子，假如蓋成了直門直道，別人就會說蓋得不好了。就是最小的院子，門口都有一座影壁牆來增加它的曲折程度。所以早上王二上班時，假如還沒有遇到老魯並把她甩掉，每到一個危險的拐彎前麵，都要停下來複習前麵的地形地物，想想假如老魯就藏在牆後的話，該怎麽辦，想好了以後再往前走。因為有這些思想上的準備，所以當車子後座上一滯，老魯得意洋洋地說道：“我可逮住你了！”時，就從來不會驚慌失措。這些時候他往往不是騎在車上，而是站在車上，一隻腳站在車座上，另一隻腳踩著把，好像在耍雜技。她一抓後座，王二正好一躍而起，抓到半空中橫過的管道，很瀟灑地翻上去，在空中對過路的人說：徐師傅，勞駕給我看著自行車。老魯則在下麵恨恨地對徐師傅說，有朝一日逮住王二，非咬他一口不可。與此同時，她的頭發從項後往前豎立起來，就像個黃包車的棚子打開時一樣。每個人都覺得老魯是個麻煩，這是因為她脾氣古怪。但是沒有人認為她是個壞蛋，因為她是個四十多歲的老娘們。在這種人裏不可能有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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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年我獨自從家裏跑出去，在“鋼”堆邊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來，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個大口子，裏麵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東西來，過了好一會才被血淹沒。作為一個六歲的孩子，當然不可能明白這是些什麽，所以後來我一直以為自己體內長滿白滑滑粘糊糊像濕棉絮似的東西，後來十幾歲時遺精也沒感到詫異，因為那不過是裏麵的東西流出來了而已。直到後來學畫，看了幾本解剖學的書，才知道當時看到的是自己的筋膜。筋膜隻長在少數地方，並非全身都是。但是我爸爸揪著我上校醫院時，以及大夫用粗針大線把我縫起來時，我都在想自己是一具濕被套的事，呆頭呆腦地忘了哭。大夫看了，關心地說：老王，這孩子腦子沒有毛病罷？我爸爸說沒有，他一貫呆頭呆腦，說著在我頭上打個鑿栗，打得我哇地一聲。然後我就看到我爸爸興奮地搓著手說：看到了吧，會哭——是好的。後來我看到回形針在我的肉裏穿進穿出，嚎哭聲一聲高過一聲，他覺得太吵，在我腦袋上又打一鑿栗，哭聲就一聲聲低下去，我又開始想自己是個被套的問題。我爸爸在很短的時間裏連造了六個孩子，正所謂蘿卜快了不洗泥，隻要頭上打一鑿栗能哭出來，他就很滿意。這件事說明，外表呆頭呆腦，好像十分樸實，而內心多愁善感，悲觀厭世——這些就是我的本性。但我當時雖然厭世，也沒有想到會有色盲這麽一出。
我小時候住過的大學和我後來在布魯賽爾到過的那個現代藝術館是很不一樣的兩個地方。前者是個四四方方的大院子，裏麵的水泥樓房也是四四方方的，校園裏的道路橫平豎直，缺少詩意。而比利時那個現代藝術館是一個深入地下的大口井，畫廊就像螺旋樓梯繞著井壁伸下去。井底下有一個噴水池，還有一片極可愛的草坪。雖然這兩個地方是如此的不像，但是因為達利和大煉鋼鐵，它們在我的頭腦裏密不可分地聯係起來了。
五八年我還看到過別的一些景象，比方說，在燈光球場上種的實驗田，那一片燈光通霄不滅，據說對莊稼生長有好處，但是把全世界的蚊子和蛾子全招來了，形成了十幾條旋轉光柱，蔚為壯觀；還有廣播喇叭裏傳來的嚇死人的豪言壯語。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廣場上的大煉鋼鐵和我劃破了手臂。我的一切都是從手腕上割了個大口子開始的。後來我開始學畫，打算做個畫家，因為不如此就不足以表達我心中的怪誕——我不知達利是不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當了畫家。至於我是個色盲，我還沒有發現。不但如此，我還自以為辨色力比所有的人都好。以一棵胡蘿卜為例，別人告訴我說，看起來是一個橘紅色的疙瘩，但是我看就不是這樣。它是半透明的，外表罩了一層淡紫色的光，裏麵有一層淡淡的黃色。再往裏，直抵胡蘿卜心，全是冷冷的藍色。照我看這很對頭，胡蘿卜是冷的嘛。這樣畫出的胡蘿卜，說它是什麽的全有。有人說印象派，有人說畢加索的藍色時期，還有人說是資產階級的頹廢主義，就是沒人說它是胡蘿卜。七七年我去考美院，老師們也是這樣議論紛紛。假如我故作高深狀，坐在一邊一聲不吭，大概就考上了。倒黴就倒在我去對他們說，胡蘿卜在我眼睛裏就是這樣的。後來不知哪位天才出主意叫我去醫院查眼睛。查完了回來，那些老師就笑得打滾，把我攆了出去。其實不過是眼科的辨色圖卡有幾張我沒認出來。我也能畫出一套圖卡，叫誰都認不出來。
我的辨色力是這樣的：我看到胡蘿卜外麵那層紫是紫外線，心裏的藍是紅外線。隻有那層淡淡的黃色是可見光。用無線電的術語來說，我眼睛的頻帶很寬。正因為我什麽都能看見，所以什麽都馬馬虎虎，用無線電的術語來說，在可見光的頻帶上我眼睛的增益不夠大——假如眼睛算是一對天線的話。像我這樣的人，的確不適合當畫家：紫外線、紅外線畫家，和超聲波音樂家一樣，沒有前途。但是我的視力也不是沒有好處，因為能看見紫外線，所以有些衣料對我來說幾乎是透明的，穿了和什麽都不穿是一樣的。到了夏天我就大飽眼福；而且不用瞪大了眼睛看，眯縫著眼睛看得更清楚。這一點不能讓我老婆知道，否則她要強迫我戴墨鏡，或者用狗皮膏藥把我的眼睛封起來，發我一根白拐棍，讓我像瞎子一樣走路。我的藝術生涯已經結束了，但不是因為我是色盲。這是因為我自己不想畫了。也是因為人們沒有給我一個機會，畫出所見的景象。假如他們給我這個機會的話，就能夠通過我的眼睛看到紫外線和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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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魯總想逮王二，但是總不成功。她最好的成績是抓到了他的一隻鞋。那一回很危險，因為她藏在塔下的角落裏等著，等王二看見她已經很近了。逼得王二隻好在車座上一躍而起，抓住了上麵的梯蹬，任憑嶄新的自行車嘩啦一聲摔在地下。就是這樣，也差點被她揪住了他的腳脖子，鞋都被她扯掉了。後來她把這隻解放鞋掛在了辦公室前麵的半截旗杆上耀她的勝利，並且宣布說，誰來要都不給，非王二自己來拿不可。但是下班時他騎著車，一手扶把，一手持長竹杆，一杆就把鞋挑走了。那一次總算是僥幸毫發無傷，連鞋子都沒損失，但是王二怕早晚有一天會在鐵梯上把嘴撞豁，還有別的擔心，比方說，怕在工廠裏騎快車撞倒孕婦（當時有好幾個大著肚子來上班的）等等，所以王二就改為把車子騎到隔壁酒廠，從那邊爬牆過來。酒廠和豆腐廠中間還隔了一條胡同，但是還有一條送蒸氣的管子架在半空中。王二就從上麵走過來。不好的是胡同裏總有老頭子在溜鳥，看到王二就說：這麽大的人了，寒磣不寒磣，這時王二隻好裝沒聽見。
最後王二被老魯追得不勝其煩，就決定不跑了，從大門口推著自行車慢步進來，心裏想著：她要是敢咬我，我就揍她。但是打定了這種決心以後，老魯就再也不來追王二，甚至在大門口麵對麵的碰上，她也不肯撲過來，而是轉過臉去和別人說話。這種事真是怪死了。以前王二拚命奔逃時，想過好多“幸虧”：幸虧他在半空中上班，幸虧他從小就喜歡爬樹上房，幸虧他是中學時的體操隊員，會玩單杠等等，否則早被老魯逮住了。後來王二又發現一點都不幸虧：假如他不會爬樹上房，不會玩單杠，不能往天上逃，那王二就會早早地站在地下，握緊了拳頭，想著假如老魯敢來揪他的領子，就給她臉上一拳，把她那張肥臉打開花。假如是後一種情況的話，問題早就解決了，根本用不到實際去打。這些幸運和不幸，再加上複雜無比的因果關係，簡直把他繞暈了。
這個被追逐的故事就發生在我身上。當時是一九七四年，冬天空氣汙濁，除了像廁所裏的淫畫和各種政治運動，簡直沒有什麽事情可供陳述。而政治運動就像天上的天氣，說多了也沒有意思。當時北京的城牆已經被拆掉了，那座古老的城市變得光禿禿的，城裏麵缺少年輕人，這樣的生活乏味得很。當時我二十二歲了，是個滿臉長毛的小夥子。也許就是因為這個，老魯才決定要捉住我。那段時間裏，我經常是躲在房上，但是每月總有幾次要下地，比方說，簽字領工資，到工會去領電影票等等。隻要逃進了會計的辦公室，把門插上，也就安全了，危險總是發生在這段路上，因為準會遇上老魯。每到開支的日子，會計室門口總會有好多人等著看熱鬧。到了這種日子，老魯的臉準比平時紅上好幾倍，頭發也像被爆米花的機器爆過——在攻擊敵人時，狒狒的臉也要變紅，眼鏡蛇也要炸腮；這些都不重要，不要為其所動，重要的是看她進攻的路線。假如她死盯著我的胸前，就是要揪我的領子；假如她眼睛往下看，就是要抱我的腿。不管她要攻哪裏，她衝過來時，你也要迎上去。正麵相逢的一瞬間，假如她舉手來抓領子時，我一矮身，從她肋下爬過去；假如她矮身要抱腿，我就一按她肩膀，用個跳馬動作從她頭頂上一個跟頭翻過去。那個時候老魯抓王二是我們廠的一景，每月固定出現幾次。但是這已經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有關我呆過的豆腐廠，有好多可補充的地方。它在北京南城的一個小胡同裏，雖然那條胡同已經拓寬了，鋪上了柏油，但是路邊上還有不少破破爛爛的房子，房門開到街麵上。窗子上雖然有幾塊玻璃，但是不要緊的地方窗格子上還糊著窗戶紙。那些房子的地基比街麵低，給人異常低矮的印象，房頂上幹枯的毛毛草好像就在眼前。我們廠門口立了兩個水泥柱子，難看無比。裏麵有個凶惡無比的老魯等著捉我。這一切給我一種投錯胎轉錯世的感覺。雖然這一切和別人比起來，也許還不算太糟，但是可以說，我對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缺少精神準備。我小的時候可沒想到會有這麽個堆滿了碎煤的院子，裏麵在雜詮腐，更沒想到會有這裏有個老魯要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