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相信，有的男人，比方說，我，因為太聰明，除了給公司做事，別無活路；還有些女人因為太漂亮，比方說，f，除了嫁給公司裏的人，也別無出路。得到了這個湯馬斯·哈代式的結論之後，我告訴訓導員，我願意到寫作部去工作。在作出這個決定之前，我曾經做惡夢、出冷汗、臉上無端發紅、健忘、不能控製自己的脾氣，但是決定了以後，一切就都好了。不管你信不信，第一次到第八創作集體去時，走在黑暗的樓道裏，忽然感到這裏很熟悉；我還感到很疲憊，不由自主地要鬆弛下來。這種感覺就像是到家了。
每次我來到公司門口，把工作證遞給傳達室裏的保安員看了以後，他就要遞給我一個黑馬甲，上麵有紅線綴成的d字。這一點提醒我，我還是個“被安置人員”，和公司的官員不同，和在公司裏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員們穿著各色西服，打著領帶，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員更加衣冠楚楚，穿著金色的製服，就像軍樂團的樂師。女的保安員穿製服裙子，有些人不會穿，把前麵開的衩穿到身體的側麵，這可以算公司裏一種特別的風景吧。
我在第八創作集體，這是一大間白色的房子，像個大車間，向陽的一麵全是玻璃，故而裏麵陽光燦爛。也許是太燦爛了，所以大家都戴著茶色眼鏡。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買了一個茶色鏡。這間房子用屏風隔成迷宮似的模樣，我們也是迷宮的一部分。在這個迷宮的上空，有幾架攝像機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飛機上裝的機關槍，不停地對我們掃射。根據它的轉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發射子彈，可以在每十五分鍾把大家殺死一遍。開頭每次它轉到我這邊，我都微笑、招手。後來感到臉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堅持了。
g組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女同事。我們這個組出產短中篇，也就是三萬字左右的東西，而每篇東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約七千字左右，由風景描寫引入男女主人公，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東升”這個成語開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開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種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開始愛情”隻是其中一種，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組成；可以借用從尼采到薩特的一切哲學書籍，也是七千字；最後是激情段，有一個劇烈的轉折。開始時愛情破裂、家庭解體、主人公死去。然後，發生轉機，主人公死而複生，破鏡重圓，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藝刊物上。到了國慶、建黨紀念日，我們要獻禮，就要在小說裏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bunger，doublecheeseburger一樣，拉到五萬字。什麽時候上級說文藝要普及，麵向工農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順便說一句，這種事最對我的胃口。因為作為前哲學家執照的持有者，我負責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兩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發冷。隻要不寫思辨段，我就基本沒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覺得比想象的要好過；正如老美說的那樣，“ajobisajob”。我沒有理由說它比當肛門科大夫更壞。我現在幹的事，就叫做當了“寫手”。
我坐在辦公桌前寫一段思辨文字時，時常感到一陣寒熱襲來，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紙上寫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對主人公、對他所在的環境、對時局、對一切都極盡挖苦之能事。此種情形就如在家裏時感到性欲襲來一樣——簡單地說，我坐不住。在一個我仇恨的地方，板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不是我的一貫作風。這段文字到了審稿手裏，他用紅墨水把它們盡數劃去，打回來讓我重寫。他還說：真叫調皮——可惜你調皮不了多久了。對於這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也許應該理解為威脅。這位審稿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頭發花白，臉像橘子皮。眾所周知，我們這裏每個人都犯過思想錯誤，所以雖然他說出這樣意味深長的話來，我還是不信他能把我怎麽樣。審稿說：我也不想把你怎麽樣——到時候你自己就老實了。從我出了世，就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而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終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麽使這些人端坐在這裏寫這樣無趣的東西，並且不停地呷著白開水。我自己喝著最濃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麽難熬，每周也就這麽一天嘛。我說過，g組一共有七個人，都在同一個辦公室裏。除了審稿坐在門口，其他人的辦公桌在窗邊放成一排。靠著我坐的是兩位女士，都穿著棕色的套服，戴著茶色眼鏡，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來歲。另一位麵朝我坐，有三十多歲。我說自己從出世就沒見過真章，那位三十來歲的就說：在這裏你準會見到真章，你等著吧——而那位四十來歲的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說：討厭！不準說這個。然後她就高聲朗誦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麵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麽樣，其實誰也沒聽。不知道為什麽，這間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麽樣。
這間房子裏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隻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讚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隻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著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閑著，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裏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麽好。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製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麵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製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製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製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製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麽。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麽。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隻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麽，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麽。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麽，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麽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裏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麵睡著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麵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確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將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於受閹割。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著金色的製服，經常在桌子後麵坐著，偶爾也起來串房間。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裏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誌了，不要這樣嘛。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說到這裏，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裏轉過頭來。我端坐在那裏，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隻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們這裏，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並且管f1和f2叫大姐。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後來她就到我對麵坐下，和我搭訕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複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麽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著哪。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抬頭一看，隻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著手勢。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著我。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f2說：m5，你不錯。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嗎？她說道：不能。我說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裏，隻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隻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裏，犯錯誤的人隻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就算我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而組裏別的人我都沒聽說過。f2也有點像個被安置人員，因為她雖然不聰明，但還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錯誤。其他的人既不聰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錯誤。我找審稿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說，這裏多數人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這使我大吃一驚，說道：我以後說話要小心了。但是他搖搖頭說：用不著。不管怎麽進來的，最後都是一樣。他還說，你就在外麵當小工也挺好的，進來幹嗎？我則拿同樣的問題問他。於是他歎口氣說道：現在說這樣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有關走後門進來，我是這麽理解的：假如隻有犯了思想錯誤的人才能進公司來當創作員，那麽就會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錯誤，他卻請客送禮托關係，硬要受到檢舉，以便到這裏來——這和我沒被安置時的作為相反，那時候我總要找我師妹把我錯誤的記錄消去，帶累得她進了監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裏待遇豐厚，並且每周隻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來串門是24號的事，而那個月沒有31號。有關30號，我知道那一天領工資，還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員放假，這些都是從公司發的手冊上知道的。別的事在29號我還一無所知，到了30號上午，我在門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訓導部裏聽了一上午不著邊際的訓。作為一個常犯錯誤、常聽訓的人，我一看到訓導員笑眯眯、慢條斯理地說話，就懷疑他要詐我交待點什麽，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轉入正題：“好了，現在談談你的問題吧。”在這以後，他可能會翻了臉，大聲地喝斥我；而在這段時間我應該不動聲色地頂住，等著他來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沒有轉到正題上，也就是說，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總在說我的錯誤是多麽嚴重，而他們現在對我又有多好。中午時，他叫我到小餐廳吃招待飯，我等著他下午繼續胡扯。但是在吃飯時他看了看手表，說道：你回組去吧。連飯都不讓我吃完。隻是當我離去時，他在我身後說：今天中午發生的事對你大有好處，希望你能保持謙虛、謹慎、合作。事後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並沒有完全胡扯，隻是當你沒有親曆那個事件時，根本就不知他在說什麽。
假設你沒有親曆過那個事件，我告訴你訓導員的話，你也猜不出是要幹什麽。所以你就把現在的一段當成考驗你是否比我聰明的謎語來讀吧。訓導員說：知識分子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任重而道遠。我們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這將是個痛苦的過程。假如你不幸是個知識分子，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上幹遍了，但你不知所雲。這不是你的錯，因為說話的人並無所指。當它第一千零一次重複時就有所指，可這次你卻忽略了。我也是這樣的。
我回組裏去，那座樓裏沒有一點聲音，樓道裏也沒有人。這使我以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還是要回組裏去，因為那天領工資。我認為他們就算走了，也會在我桌上留條子，告訴我工資的事。但我推開g組的門時，發現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個surpriseparty。然後我就被這種肅穆的氣氛所懾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現在我認為，把那天中午發生的事比作surprisesparty，這個比方不壞。那一天，第八創作集體裏有一個秘密，但隻對我一個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時，周圍靜悄悄的，但有時會聽到一些古怪的聲響，然後有些人躡手躡腳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沒聽錯的話，這種聲音是越來越近了。我還看到所有的人都麵紅耳赤，雖然我沒有照鏡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麵紅耳赤。對於要發生的事，我還是一無所知，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問，隻要等著就是了。
在進公司當創作員之後，我受過不少次訓導，但我和往常一樣，左耳進，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時，我又力圖把這些教訓回憶起來。我能想到的隻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說，公司出錢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是出錢買安定。這就是說，我們這些人，隻要不在這裏，就會是不利社會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這樣每周隻上一天班，怎麽才能把我們安定住。另一句話是：在創作集體裏，他們還要不斷地對我們進行幫助、教育。假如說那些訓導就是幫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經猜出了正確的答案，這個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幫助教育。這個猜測雖然是正確的，卻失之於籠統了。
後來終於有人走進了我們的隔間，來的是兩個保安員，一個高個的男子，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個男的手裏拿了一疊大信封；女的手拿一個大廣口瓶，裏麵盛了一種透明清澈的液體，還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夾了兩根教鞭。那個男的低下頭在信封裏找了找，拿出一個遞給m1。他就把它撕開，離開位子，把裏麵的紙片—一分給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別針別著的兩張紙，一張是工資支票，和合同上簽定的數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張是打字機打的紙片，上麵有我的姓名，身份證號碼，還有一個簡單的數字：8。然後我抬起頭來，看到那個唐山女孩坐在m1的辦公桌上，廣口瓶的蓋子打開了。她一手拿了那兩根教鞭，另一隻手拿了濕棉花在擦著，瞪著眼睛說道：誰先受幫助呀？還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邊，把簾子一拉，鑽到裏麵說：照老規矩，女先男後吧。我們又靜坐了一會兒，聽到唐山女孩說道：快點兒吧！你們後麵還有別人哪！再說，早完了早回家呀！於是f1就站了起來，背朝著我，脫下了製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紗那種料子的內褲、寬廣的臀部，還有兩條粗壯的腿，撩開簾子鑽進去了。這時f2站起來，脫下外衣，把襯衣的下擺係在一起，並且也脫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長，很直，穿著真絲內褲，褲帶邊還有絹花，這時候她自言自語地說：對，對，早完早回家。與此同時，臉上紅撲撲，青筋也暴出來了。我倒是聽見了那種聲音，但我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後來簾子拉開，兩位女士鑽了出來，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對大家說：有誰想讓我幫助，可以過來。我覺得那話是對我說的。後來房間裏隻剩了我們——m們。大家都坐著不動。終於m1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老同誌帶個頭吧；走到床邊上脫了褲子躺上去，把紙片遞給保安員，說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這時我還是不信。直到藤條（也就是我以為是教鞭的那東西）呼嘯著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現在讓我來重述這個事件，我認為f1和f2在這件事裏比較好看，尤其是f2，從簾子裏鑽出來時，眼若秋水，麵似桃花；m1最為難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褲衩脫到膝蓋上，露出了半勃起的xxxx——那東西黑不溜秋，像個車軸，然後又哼哼個不停。然後就順序進行，從m2到m3，到m4，直到m5。我絲毫也不記得自己是怎麽躺上了那張床，但是我屁股上現在冷颼颼的，仿佛塗上去的酒精還沒有完全揮發。還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遊蕩，天已經很晚了。我應該活下去，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那麽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萬事開頭難，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後來沒準會喜歡——隻要不在生人麵前。我應該回家，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假如家裏沒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我作為一個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執鞭的保安員輕描淡寫地安慰我說：你不要緊張，不過就是打兩下，沒什麽。假如真的沒什麽，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你現在當然知道，那天晚上我還是回了家。我現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這件事，並且能夠理解，用她的話來說，你別無選擇，所以隻好這樣生活了。我現在多少適應了這種生活，和周圍的人也熟了。假如沒有新來的人，每月這一關也不太難過。就像一個傷口已經結了疤，假如沒有新東西落進去，也就不會疼痛了。這件事使我們真正犯錯誤的人最為痛苦，而那些走後門進來的除了感覺有點害臊，不覺得有什麽。我還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沒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錯誤了。
現在我總選擇那個唐山小姑娘對我進行“幫助”，這件事多少帶一點調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費，因為她該隻“幫助”女士，所以這是額外工作。她對此熱情很高，除了能掙錢，她還覺得打男人是種享受。這個時候，她一麵塗酒精，一麵還要聊上幾句——“這個月是6，你知道為什麽嗎？”“這是因為我在辦公室裏說笑啊。”“你以後別說笑了，太太見了多難過呀。”“能輕一點嗎？還要開車回家呢，坐在傷口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輕可不成，我負不起責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響你開車。你別忘了教我寫書——開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寫（我的舅舅》時，是個曆史學家。那時候我認為，史學家的身份是個護身符。現在我知道了，這世界上沒有什麽是我的護身符。假如你很年輕，並且自以為有天才的話，一定以為這些很可怕。但是在經曆了這一切之後，我的結論是，當一切都“開始了”以後，這世界上再沒有什麽可怕的事。我現在隻是有點怕死。等死了以後就不怕了。
我現在又回到原來的生活裏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執照、賽車、信用卡，得回了原來的住房——這間房子和原來那間一模一樣，但不是原來的那間，那間被別人買走了，隻好另買一所一模一樣的。而且我又開始發胖。我甚至還能像以前那樣寫書，寫《我的舅舅》那樣的書，甚至更直露的書，隻要不拿出去發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寫這樣的書，我甚至完全懶得寫任何書了——其實我落到現在這種地步，還不是為了想寫幾本書嘛。我還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愛她。但她對我毫無用處。我很可能已經“比”掉了。
每次我來到公司門口，把工作證遞給傳達室裏的保安員看了以後，他就要遞給我一個黑馬甲，上麵有紅線綴成的d字。這一點提醒我，我還是個“被安置人員”，和公司的官員不同，和在公司裏打工的人也不同。官員們穿著各色西服，打著領帶，可算是衣冠楚楚；而保安員更加衣冠楚楚，穿著金色的製服，就像軍樂團的樂師。女的保安員穿製服裙子，有些人不會穿，把前麵開的衩穿到身體的側麵，這可以算公司裏一種特別的風景吧。
我在第八創作集體，這是一大間白色的房子，像個大車間，向陽的一麵全是玻璃，故而裏麵陽光燦爛。也許是太燦爛了，所以大家都戴著茶色眼鏡。上班的第二天，我也去買了一個茶色鏡。這間房子用屏風隔成迷宮似的模樣，我們也是迷宮的一部分。在這個迷宮的上空，有幾架攝像機在天花板上，就像直升飛機上裝的機關槍，不停地對我們掃射。根據它的轉速和角度，我算出假如它發射子彈，可以在每十五分鍾把大家殺死一遍。開頭每次它轉到我這邊，我都微笑、招手。後來感到臉笑疼、手招累了，也就不能堅持了。
g組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女同事。我們這個組出產短中篇，也就是三萬字左右的東西，而每篇東西部分成四大段。其一，抒情段，大約七千字左右，由風景描寫引入男女主人公，這一段往往是由“旭日東升”這個成語開始的；其二，煽情段，男女主人公開始相互作用，一共有七十二種程式可以借用，“萍水相逢，開始愛情”隻是其中一種，也是七千字左右；其三是思辨段，由男女主人公的內心獨白組成；可以借用從尼采到薩特的一切哲學書籍，也是七千字；最後是激情段，有一個劇烈的轉折。開始時愛情破裂、家庭解體、主人公死去。然後，發生轉機，主人公死而複生，破鏡重圓，也就是七八千字吧。每月一篇，登到大型文藝刊物上。到了國慶、建黨紀念日，我們要獻禮，就要在小說裏加入第二抒情段、第二煽情段，就像doublebunger，doublecheeseburger一樣，拉到五萬字。什麽時候上級說文藝要普及，麵向工農兵，就把思辨段撤去。順便說一句，這種事最對我的胃口。因為作為前哲學家執照的持有者，我負責思辨段的二分之一，抒情段的六分之一，煽情段的十二分之一，激情段我就管出出主意，出主意前先吃兩片阿斯匹林，以免身上發冷。隻要不寫思辨段，我就基本沒事了。上了一周的班，我覺得比想象的要好過；正如老美說的那樣，“ajobisajob”。我沒有理由說它比當肛門科大夫更壞。我現在幹的事，就叫做當了“寫手”。
我坐在辦公桌前寫一段思辨文字時，時常感到一陣寒熱襲來，就情不自禁地在稿紙上寫下一段尖酸刻薄的文字，對主人公、對他所在的環境、對時局、對一切都極盡挖苦之能事。此種情形就如在家裏時感到性欲襲來一樣——簡單地說，我坐不住。在一個我仇恨的地方，板著臉像沒事人一樣，不是我的一貫作風。這段文字到了審稿手裏，他用紅墨水把它們盡數劃去，打回來讓我重寫。他還說：真叫調皮——可惜你調皮不了多久了。對於這話，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理解。也許應該理解為威脅。這位審稿是個四十多歲的人，頭發花白，臉像橘子皮。眾所周知，我們這裏每個人都犯過思想錯誤，所以雖然他說出這樣意味深長的話來，我還是不信他能把我怎麽樣。審稿說：我也不想把你怎麽樣——到時候你自己就老實了。從我出了世，就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而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真章哪。
有一件事，我始終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麽使這些人端坐在這裏寫這樣無趣的東西，並且不停地呷著白開水。我自己喝著最濃的茶，才能避免打瞌睡。但是不管怎麽難熬，每周也就這麽一天嘛。我說過，g組一共有七個人，都在同一個辦公室裏。除了審稿坐在門口，其他人的辦公桌在窗邊放成一排。靠著我坐的是兩位女士，都穿著棕色的套服，戴著茶色眼鏡，一位背朝我坐，有四十來歲。另一位麵朝我坐，有三十多歲。我說自己從出世就沒見過真章，那位三十來歲的就說：在這裏你準會見到真章，你等著吧——而那位四十來歲的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說：討厭！不準說這個。然後她就高聲朗誦了一段煽情段的文章，表麵上是請大家聽聽怎麽樣，其實誰也沒聽。不知道為什麽，這間房子裏的每一個人都有點臉紅，大概是因為這段文字實在不怎麽樣。
這間房子裏的每個人都有不尷不尬的毛病，隻有我例外。所有的人之間都不互稱名宇，用“喂”、“哎”、“嗨”代替。我想大家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做事，覺得稱名道姓，有辱祖宗。因此我建議用代號，把年紀大的那位女士叫做“f1”，把年紀小的叫做“f2”。這兩位女士馬上就表示讚成。男人中，審稿排為m1，其餘順序排列，我是m5。隻要不是工間操時間，我們都要挺胸垂著頭寫稿子，那樣子就像折斷了頸骨懸在半空中的死屍。長此以往，我們都要像一些拐杖了。照我看來，這是因為在辦公室的天花板上裝了一架能轉動的攝像機，而且它沒有閑著，時時在轉。
我告訴f說，在公司裏做事，感覺還可以。她說：事情似乎不該這麽好。她聽說公司對我們這些人有一套特別的管理製度，能把大家管得服服帖帖的。對於這一點我也有耳聞，並且到第八創作集體的第一天，我就簽了一紙合同，上麵規定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規章製度。對於這一點，我不覺得特別可怕，因為作為一個被安置者，我必須服從公司的一切安置製度；作為一個公民，我又必須服從國家的一切製度；更大而化之地說，作為一個人，我還要服從人間的一切製度，所以再多幾條也沒什麽。他們所能做的最壞的事，無非是讓我做我最不想做的事。我已經在做了，感覺沒有什麽。f指出，我所說的在心理學上是一個悖論，作為人，我隻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麽，不可能知道最不想做的是什麽。從原則上說，我承認她是對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麽，既然如此，也就沒什麽不想做的事。我認為，作為人我已經失魂落魄，心理學的原則可以作廢了。
我們的辦公室裏有張床，周圍還拉了一圈簾子。那張床是個有輪子的擔架床，加上簾子，就像基督教青年會的寄宿舍一樣。我想它是供午休之用的，有一天中午，我從食堂回來早了，就在上麵睡著了——後來我被m1叫醒了，他說：起來，起來！你倒真積極，現在就躺上去！我坐起來時，看到所有的人都麵紅耳赤，好像憋不住笑的樣子。m3朝我撲了過來，把我從床上拉了下來。順便說一句，大家對這張床的態度十分可疑。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上，仿佛遮上它好；又有人不停地把簾子拉開，仿佛遮上也不好。這件事純屬古怪。但是我認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既然當了寫手，一切早都豁出去啦。
有關我當了寫手，有一個正確的比方：一個異性戀男人和同性戀男子上了床。這是因為我被安置之前做的事就是寫了一本書，而這本書還得了獎，它將是我這輩子能做的最後一件有人味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當寫手，無異於受閹割。有一天上班時，我看到我們樓層的保安員桌子上放了一本《我的舅舅》，感覺就像在心窩上被人踹了一腳。保安員的桌子放在樓梯口上，他們穿著金色的製服，經常在桌子後麵坐著，偶爾也起來串房間。有一天串到我們屋裏來，在門口和m1說話：你們屋有個新來的？是呀。他不會找麻煩吧？m1稍稍提高了嗓門兒說：誰敢跟你們找麻煩？誰敢呢？這時候他的臉漲得像豬肝一樣。保安員用手按住m1的肩頭說：你不冷靜……老同誌了，不要這樣嘛。而m1就沉住了氣說道：每回來了新人，我都是這樣。說到這裏，他們兩個一齊朝我這裏轉過頭來。我端坐在那裏，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怕。
說到了保安員，必須補充一句，他們中間有女的，而且為數相當不少，這種情況隻有在百貨商場那種需要搜身的地方才有。在我們這裏，她們格外地喜歡串房間。我們層有一個寬臉的小姑娘，長了一臉很可愛的雀斑，操河北唐山一帶口音，老愛往我們房間跑，並且管f1和f2叫大姐。這兩位大姐就這樣和她寒暄：你值班嗎？她答道：是呀，值到月底。聽到這樣的回答，f2的額頭上就暴起了青筋，低下頭去。後來她就到我對麵坐下，和我搭訕道：大哥，聽說你會寫書——我也想寫書，你能不能教教我？對這一類的問題我是懶得答複的，但也不能不答理人家；所以就說道：你要寫什麽哪？她說：我可寫的事多著哪。就在這時，我聽見有人猛烈地咳嗽起來了，抬頭一看，隻見f2一副要中風的樣子，朝門口比著手勢。見了這個手勢，我就站了起來，說道：我要去上廁所——她當然不可能跟著我。等我回來時，那女孩走了。f2說：m5，你不錯。我說：能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嗎？她說道：不能。我說不出口。到下星期你就知道了。
我發現g組的同事裏，隻有審稿像個真正的“被安置人員”，換言之，隻有他才像會犯思想錯誤的樣子。這是因為我聽說過他。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社會裏，犯錯誤的人隻是極少數，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就算我不認識，也該有個耳聞。而組裏別的人我都沒聽說過。f2也有點像個被安置人員，因為她雖然不聰明，但還算漂亮，有可能犯自由錯誤。其他的人既不聰明也不漂亮，不大可能犯錯誤。我找審稿打聽了一下，他告訴我說，這裏多數人都是走後門進來的。這使我大吃一驚，說道：我以後說話要小心了。但是他搖搖頭說：用不著。不管怎麽進來的，最後都是一樣。他還說，你就在外麵當小工也挺好的，進來幹嗎？我則拿同樣的問題問他。於是他歎口氣說道：現在說這樣的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有關走後門進來，我是這麽理解的：假如隻有犯了思想錯誤的人才能進公司來當創作員，那麽就會有些人的著述明明不算犯錯誤，他卻請客送禮托關係，硬要受到檢舉，以便到這裏來——這和我沒被安置時的作為相反，那時候我總要找我師妹把我錯誤的記錄消去，帶累得她進了監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裏待遇豐厚，並且每周隻上一天班。
唐山女孩來串門是24號的事，而那個月沒有31號。有關30號，我知道那一天領工資，還知道那天下午重新安置人員放假，這些都是從公司發的手冊上知道的。別的事在29號我還一無所知，到了30號上午，我在門口就被人叫走了，被叫到訓導部裏聽了一上午不著邊際的訓。作為一個常犯錯誤、常聽訓的人，我一看到訓導員笑眯眯、慢條斯理地說話，就懷疑他要詐我交待點什麽，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轉入正題：“好了，現在談談你的問題吧。”在這以後，他可能會翻了臉，大聲地喝斥我；而在這段時間我應該不動聲色地頂住，等著他來提醒我。但是我空等了一上午，他也沒有轉到正題上，也就是說，他胡扯了整整一上午，總在說我的錯誤是多麽嚴重，而他們現在對我又有多好。中午時，他叫我到小餐廳吃招待飯，我等著他下午繼續胡扯。但是在吃飯時他看了看手表，說道：你回組去吧。連飯都不讓我吃完。隻是當我離去時，他在我身後說：今天中午發生的事對你大有好處，希望你能保持謙虛、謹慎、合作。事後我想到，整整一上午他並沒有完全胡扯，隻是當你沒有親曆那個事件時，根本就不知他在說什麽。
假設你沒有親曆過那個事件，我告訴你訓導員的話，你也猜不出是要幹什麽。所以你就把現在的一段當成考驗你是否比我聰明的謎語來讀吧。訓導員說：知識分子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任重而道遠。我們需要好好改造思想，但是這將是個痛苦的過程。假如你不幸是個知識分子，這樣的話你一定聽過上幹遍了，但你不知所雲。這不是你的錯，因為說話的人並無所指。當它第一千零一次重複時就有所指，可這次你卻忽略了。我也是這樣的。
我回組裏去，那座樓裏沒有一點聲音，樓道裏也沒有人。這使我以為大家都下班了。但我還是要回組裏去，因為那天領工資。我認為他們就算走了，也會在我桌上留條子，告訴我工資的事。但我推開g組的門時，發現所有的人都在位子上坐得直挺挺，好像一個surpriseparty。然後我就被這種肅穆的氣氛所懾服，悄悄溜回自己位子了。
現在我認為，把那天中午發生的事比作surprisesparty，這個比方不壞。那一天，第八創作集體裏有一個秘密，但隻對我一個人是秘密。我坐在自己位子上時，周圍靜悄悄的，但有時會聽到一些古怪的聲響，然後有些人躡手躡腳地走掉了，而且假如我沒聽錯的話，這種聲音是越來越近了。我還看到所有的人都麵紅耳赤，雖然我沒有照鏡子，但我知道自己也是麵紅耳赤。對於要發生的事，我還是一無所知，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問，隻要等著就是了。
在進公司當創作員之後，我受過不少次訓導，但我和往常一樣，左耳進，右耳出。坐在位子上等待時，我又力圖把這些教訓回憶起來。我能想到的隻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說，公司出錢把我們這些人養起來，是出錢買安定。這就是說，我們這些人，隻要不在這裏，就會是不利社會安定的因素。我看不出，像這樣每周隻上一天班，怎麽才能把我們安定住。另一句話是：在創作集體裏，他們還要不斷地對我們進行幫助、教育。假如說那些訓導就是幫助、教育，我相信是不能把我安定住的。所以我已經猜出了正確的答案，這個surpriseparty就是一次幫助教育。這個猜測雖然是正確的，卻失之於籠統了。
後來終於有人走進了我們的隔間，來的是兩個保安員，一個高個的男子，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唐山女孩。我注意到那個男的手裏拿了一疊大信封；女的手拿一個大廣口瓶，裏麵盛了一種透明清澈的液體，還有一大包棉花，腋下夾了兩根教鞭。那個男的低下頭在信封裏找了找，拿出一個遞給m1。他就把它撕開，離開位子，把裏麵的紙片—一分給大家。我也拿到了我那一份，是曲別針別著的兩張紙，一張是工資支票，和合同上簽定的數相比，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另一張是打字機打的紙片，上麵有我的姓名，身份證號碼，還有一個簡單的數字：8。然後我抬起頭來，看到那個唐山女孩坐在m1的辦公桌上，廣口瓶的蓋子打開了。她一手拿了那兩根教鞭，另一隻手拿了濕棉花在擦著，瞪著眼睛說道：誰先受幫助呀？還不等回答，她就走到床邊，把簾子一拉，鑽到裏麵說：照老規矩，女先男後吧。我們又靜坐了一會兒，聽到唐山女孩說道：快點兒吧！你們後麵還有別人哪！再說，早完了早回家呀！於是f1就站了起來，背朝著我，脫下了製服裙子，露出了泡泡紗那種料子的內褲、寬廣的臀部，還有兩條粗壯的腿，撩開簾子鑽進去了。這時f2站起來，脫下外衣，把襯衣的下擺係在一起，並且也脫下了裙子。她的腿很長，很直，穿著真絲內褲，褲帶邊還有絹花，這時候她自言自語地說：對，對，早完早回家。與此同時，臉上紅撲撲，青筋也暴出來了。我倒是聽見了那種聲音，但我還不敢相信是真的。後來簾子拉開，兩位女士鑽了出來，穿上衣服走了。唐山女孩也走了，走之前笑嘻嘻地對大家說：有誰想讓我幫助，可以過來。我覺得那話是對我說的。後來房間裏隻剩了我們——m們。大家都坐著不動。終於m1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老同誌帶個頭吧；走到床邊上脫了褲子躺上去，把紙片遞給保安員，說道，我是5，字打得不清楚。這時我還是不信。直到藤條（也就是我以為是教鞭的那東西）呼嘯著抽到他屁股上，我才信了。
現在讓我來重述這個事件，我認為f1和f2在這件事裏比較好看，尤其是f2，從簾子裏鑽出來時，眼若秋水，麵似桃花；m1最為難看，他把白夏布的大褲衩脫到膝蓋上，露出了半勃起的xxxx——那東西黑不溜秋，像個車軸，然後又哼哼個不停。然後就順序進行，從m2到m3，到m4，直到m5。我絲毫也不記得自己是怎麽躺上了那張床，但是我屁股上現在冷颼颼的，仿佛塗上去的酒精還沒有完全揮發。還有八道疼痛，道道分明。我正在街上遊蕩，天已經很晚了。我應該活下去，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那麽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就算是改造好了。萬事開頭難，第一回羞愧、疼痛，但是後來沒準會喜歡——隻要不在生人麵前。我應該回家，但是這個決心很難下。假如家裏沒有f就好了。但是假如我下定了這個決心，我作為一個男人，也算是改造好了。執鞭的保安員輕描淡寫地安慰我說：你不要緊張，不過就是打兩下，沒什麽。假如真的沒什麽，何必要打呢。
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你現在當然知道，那天晚上我還是回了家。我現在和f住在一起，她完全知道這件事，並且能夠理解，用她的話來說，你別無選擇，所以隻好這樣生活了。我現在多少適應了這種生活，和周圍的人也熟了。假如沒有新來的人，每月這一關也不太難過。就像一個傷口已經結了疤，假如沒有新東西落進去，也就不會疼痛了。這件事使我們真正犯錯誤的人最為痛苦，而那些走後門進來的除了感覺有點害臊，不覺得有什麽。我還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再沒有精力、也不想再犯思想錯誤了。
現在我總選擇那個唐山小姑娘對我進行“幫助”，這件事多少帶一點調情的味道，但是她要些小費，因為她該隻“幫助”女士，所以這是額外工作。她對此熱情很高，除了能掙錢，她還覺得打男人是種享受。這個時候，她一麵塗酒精，一麵還要聊上幾句——“這個月是6，你知道為什麽嗎？”“這是因為我在辦公室裏說笑啊。”“你以後別說笑了，太太見了多難過呀。”“能輕一點嗎？還要開車回家呢，坐在傷口上受不了，多多拜托了。”“輕可不成，我負不起責任。我打你屁股的上半部，不影響你開車。你別忘了教我寫書——開始了啊。”
如前所述，我在寫（我的舅舅》時，是個曆史學家。那時候我認為，史學家的身份是個護身符。現在我知道了，這世界上沒有什麽是我的護身符。假如你很年輕，並且自以為有天才的話，一定以為這些很可怕。但是在經曆了這一切之後，我的結論是，當一切都“開始了”以後，這世界上再沒有什麽可怕的事。我現在隻是有點怕死。等死了以後就不怕了。
我現在又回到原來的生活裏了，我得回了失去的姓名、執照、賽車、信用卡，得回了原來的住房——這間房子和原來那間一模一樣，但不是原來的那間，那間被別人買走了，隻好另買一所一模一樣的。而且我又開始發胖。我甚至還能像以前那樣寫書，寫《我的舅舅》那樣的書，甚至更直露的書，隻要不拿出去發表。但是我根本就不想再寫這樣的書，我甚至完全懶得寫任何書了——其實我落到現在這種地步，還不是為了想寫幾本書嘛。我還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我很愛她。但她對我毫無用處。我很可能已經“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