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他總是說：“兒子，你得勇敢。”
“勇敢”似乎是一服萬靈的藥，嚼碎了，咽下去，可以用來對付深夜在窗簾上顫抖發笑的樹影；可以用來對付夏天悠然地從天而降的那種名叫“吊死鬼”的青蟲；可以用來對付冬天清晨必須要離開被窩那一瞬間刺到人血液裏去的寒冷；可以用來對付那些找我麻煩的，比我高大的孩子們；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麵目可憎的老師，以及，他們嘴裏猥瑣地宣告著的，這個世界莊嚴的準則。
但我至今沒有想明白，為什麽我從來不恨那些讓我恐懼的東西，我卻如此怨恨“勇敢”。或者因為“恐懼”太過強大了，所以我隻好在二者之間選擇一個軟柿子來捏；也可能是因為，“恐懼”源於我的身體，完完全全地屬於我，而“勇敢”是個入侵者，我說過我必須咀嚼它然後吞下去，它很苦。
所以，可以簡潔地說，我是個不勇敢的人。“不勇敢”實在是個客氣、中立，並且文明的說法。父親是用其他的詞來描述我的，比如“軟蛋”，比如“窩囊杵子”，比如“鼻涕蟲”——這個詞專用在我掉眼淚的時候，比如“廢物”。他並不是一個粗鄙的父親，不是的，他講話的時候抑揚頓挫，聲音算得上渾厚，氣息來自丹田，遣詞造句間，自有一種從容不迫——他曾經作為畢業生家長代表，在我們母校的禮堂對著一千多人念發言稿，演講結束之後我們班主任認真地給了我一個前所未有的熱烈微笑。
他略略彎著身子，盯著我的眼睛，寂靜之中我一邊流眼淚，一邊覺得自己抽鼻子的聲音格外齷齪。父親安靜地，慢慢地說：“照照鏡子去，看看你自己這副窩囊杵子的模樣。你爸爸當年在越南戰場上玩命的時候，怎麽也沒想到會生出來一個鼻涕蟲。你記得，一個軟蛋他隻能等死，哪怕不是在戰場上也是這麽回事，他也隻能輸給勇敢堅強的人，懂麽？爸爸是為了你好，不想你變成一個廢物。”——漫長歲月中，他總是換湯不換藥地重複著這幾句話，我就是這樣，漸漸對那幾個形容人懦弱的關鍵詞爛熟於心——他通常在說完這段話的時候站起身，挺直了腰板，冷冷地看一眼靜靜站在門旁邊的母親。他們彼此用一種成年人之間心知肚明的淡漠對望一眼。母親的神色像她纖長的手指一樣冰涼。有時候母親會皺一下眉頭，慢慢合上鋼琴蓋上的《車爾尼教程》，有時候是《巴赫》，母親說：“以後你想罵，就等我的學生走了再罵，不要吵我們上課。”
我從不曾盼望過母親會救我。事實上，很多時候我隻是希望母親可以把門關得緊一點，再緊一點。讓他們的鋼琴聲不間斷地充盈在父親的斥責的間隙裏。行雲流水的音樂聲是母親的，不知為何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幹澀的琴聲，是學生的——多麽好，他們完全不用理會隔壁房間在發生什麽，有了這不食人間煙火的樂聲做伴，我覺得我所有的無地自容都有了去處。
那是在我十四歲那年，父親像是主持彌撒的神父那樣，念完了他那幾句萬年不變的主禱文，隻不過，在末尾的地方，因為我在長大，所以他修改了一下結尾：“你馬上就要長成大人了，你不會真的打算變成一個廢物吧？”——他究竟為什麽斥責我，我已經忘了，多半跟高中升學考試有關吧，總之他就是有辦法把我的所有缺點歸結到“懦弱”“沒出息”“缺乏勇氣”上麵，最後的結論永遠是：我會成為一個廢物。
我馬上就要成為一個廢物。我終將成為一個廢物。我必須成為一個廢物——不然，恐怕對不起他這麽多年來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詛咒。這時候我聽見旁邊房間裏，琴凳摩擦地麵的聲音。母親出現在客廳的門口，微微發顫的聲音讓人覺得她的肩膀更加單薄，她清晰地說：“我受夠你了。”
母親說：“你給我安靜一點吧，我不想再忍你。你有什麽資格這樣說孩子？什麽叫軟蛋？你根本就沒真的打過仗，你去越南的時候仗都打完了，你無非是在戰地醫院裏幫忙抬了幾天擔架，你告訴我，這算哪門子的出生入死？別再騙孩子，也別再騙你自己了，我求你了行不行。”母親的臉上仍舊是淡然的。
父親毫不猶豫地揚起了右臂，然後一個耳光就這樣落在了我的臉上。“什麽東西。”父親咬牙切齒，“都他媽的什麽東西。”——也不知道在罵誰。
忘記了是什麽人說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是錯的。父親和母親在那一瞬間算是反目成了仇，我從母親的眼睛裏看見了一種深刻到振奮人心的厭惡；可我和母親，卻似乎也更加遙遠了些。“你告訴我，這算哪門子的出生入死？”後來的日子裏我一次次地回味著母親這句精彩的台詞，羞愧地承認了：母親是個英雄。她用一種和父親截然不同的方法讓我自慚形穢。
便利店裏的那個女孩隔著貨架注視了我一眼。她站在收銀台後麵，頭發綰在一邊，她是中國人。別問為什麽，總之我看得出。在周末的街頭，在商場裏，在校園中——我有個下意識的癖好，就是在成群結隊的日本女孩子裏麵辨認出誰是中國人。一定要問為什麽的話——恐怕，絕大多數的中國女孩子身上埋藏著一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潦草——不一定和化妝的方式有關，不一定和穿衣服的習慣有關，不一定和拿包的姿勢有關，甚至不一定和神態表情有關。我說不好，那抹似有若無的潦草就像一縷沒能及時按滅的輕煙，纏繞著她們，讓她們就像沒有完全熄滅的煙蒂那樣，輕而易舉地，就能在厚厚的、溫暖的灰燼上麵被人辨認出來。
她略微欠了欠身，拿過我手裏的啤酒和涼茶，掃過了條碼之後她用日語低聲問我：“就這些麽？”
“還要一包七星。”我說的是中文。
她粲然一笑。回頭望著身後，手指略略地碰觸到“七星”的那幾個格子，問我：“要哪種的？”
“0.8的。”我答。
“什麽？”她沒聽懂。看來她不抽煙，而且生活中也沒有一個抽煙的男人。
“0.8指的是尼古丁的含量，妹妹。”我微笑，“在你右手邊，對了，再往右一個格子，這種深藍色的，就是它。你是新來的麽，業務不大熟練。”
“沒看出來。”她抬起眼瞼，這個笑容比最初的大膽，“你看上去這麽年輕，可是煙癮倒不小。”
“這話聽起來就外行了。”我也笑，“你怕是沒真正見識過有煙癮的人。”——是的，我見識過，父親抽的是濃烈的“駱駝”，一天兩包。
夜晚的街道由於路燈明明滅滅的影子，顯得更加狹窄。不過無所謂的，這個住宅區的房子原本就看上去像是積木搭出來的，街道再窄一些反而是那個味道。我慢慢地走，放心大膽地邁著步子，反正自己的影子拖在身後，不會被踩傷。幾十米開外的地方是個含羞的公共汽車站牌，隻需要兩站地，就能去到橫濱市區裏那種寬闊的馬路上。我租的地方隱藏於這些看上去表情類似的二層建築中，一座尖頂的小樓。再拐一個彎，在寵物診所的後麵，洗衣房的斜對麵。準確地說，我住在那座小樓的一個房間裏。如果深夜回去的話，我通常會走懸掛於建築物外麵的那道鐵製的樓梯——那是房東去樓頂喂鴿子的時候才會用到的。我會走到二樓，然後用力推開我房間的窗子，把身體變成一根晾衣繩，從樓梯的欄杆，到房間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蕩，就滑進去了。有時候我會忘記事先把鞋子脫下來拿在手裏，所以我窗前的那塊榻榻米上，總有那麽幾個烏黑的鞋印。管他的，退房子的時候再說。不過我的輕功還是不夠好，飛身進房間的時候，總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無聲息，因此耳邊總免不了劃過鄰居似有若無的抱怨——是個在齒科技師學校念專業士的男生。
不過眼下，我不需要回去我的小窩，因為這街道潔淨並且安寧得沒有人氣——沒有垃圾，沒有噪聲，隻有靜靜地亮著燈或滅著燈的童話般的房屋——我覺得我不能對此袖手旁觀，因此我背靠著路燈柱席地而坐，拉開袋子裏啤酒罐的拉環，用力拆開我剛買的“七星”——還好，牛仔褲的口袋裏有一個打火機。
我坐在馬路的這頭，一個紅色的自動販賣機在馬路那頭，我們溫柔地互相對望著，它寬容地看著我粗魯地把煙蒂拋到一塵不染的地麵上，然後再目中無人地點上第二支。我知道，它理解我在做什麽。它看著我的樣子就像是在看一個任性地在一片寂靜如死的雪地上留下第一個腳印的孩子。
剛剛來日本的那年，我也曾居住在一個類似的住宅區。永遠忘不了那個下午，一個身穿潔淨的製服，表情平和且一絲不苟的中年男人拿著一把電鋸，耐心地把整條人行道邊上的灌木修剪成一個漫長的矩形。電鋸持續的噪聲對他就像空氣一樣自然，灌木們紛紛折腰的時候他臉上的祥和氣息也一如既往。那個時候我心裏產生了一種惶恐的錯覺：為何這個國家的人們如此團結一致，齊心合力地想要清除掉所有塵世生活中本來該有的汙垢呢？難不成這麽做了以後，就可以證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麽？——不過終歸隻是一閃念而已，後來我漸漸地什麽都習慣了。
“嗨，你怎麽在這兒？”不知過了多久，便利店女孩經過了我的身邊，驚訝地看著我。
“下班了？”我做了個邀請的手勢，於是她非常開心地坐到了我的身邊，撕開自己背包裏的一袋零食吃了起來，像是野餐一樣，拿起我身邊的半罐啤酒，用力地喝了幾口——她倒是完全沒拿自己當外人。
“你是新搬來的麽？”她問我，“住在這一帶的中國人，我基本上都在店裏見過，除了你。”
“我上個周末才搬來橫濱。”我淡淡地說。
“那你之前在哪裏？”她問。
“沼津。是個港口，聽說過嗎？”
“那裏很小吧。”她驚呼，“你來橫濱做什麽，打工？念書？還是做生意啊？”
“念書，橫濱國立大學。”我捏癟了手裏的啤酒罐。
“好厲害啊。”她笑靨如花，“那現在離開學還有兩個月，你不回家嗎？”
我沒有回答，她也絲毫沒察覺出來自己已經問得過多。她歪著頭看著我說：“如果你不回家，怕是打算在開學前打一打工賺點錢吧，我在橫濱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的。等下你留個電話給我吧。”
“謝謝。”我心裏已經開始厭煩她。
“喂。”她好奇地看著我，笑容裏浮上來一種微妙的迷離，“你抽煙的樣子真好看，很man呢。”
我自然沒有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帶著她順理成章地去什麽地方過夜。事實上，這種女孩子我已見過很多次了。在夜店鬼魅的燈光下麵，在熟人陌生人混跡一堂心懷鬼胎的聚會上麵——總是會有像她一樣的女孩子，突然之間，眼神裏就浮上來一種莫名其妙的貪婪、挑逗、甚至是狎昵——她們會用閃爍著珠光或者已經被無數飲料還原成本色的嘴唇貼著我的耳朵，細細的呼吸暖暖地拂著我的耳膜：“你好有型呢。”或者是：“你真的很man。”但是如果我真的將錯就錯地摟過她們親吻，她們就都尖叫著躲閃開了。我真的不明白，我身上是有什麽東西讓人覺得我十分輕浮麽？
在我漫不經心地盤算著怎麽擺脫便利店女孩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幾十米以外的房間裏，我一直開著的電腦“叮咚”一聲，替我接收了一份母親的郵件。我可以在回家以後的深夜看，也可以在天亮之後的次日看，沒有區別。郵件隻是要告訴我，父親說不定快要死了。
越南的戰場並沒有給父親身體上留下什麽傷痕——當然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並不知道他隻不過在戰地醫院裏抬了幾天擔架。他身上唯一的傷疤是在日本留下的。經常，他在家裏呼朋引伴地喝酒至微醺，總會對我亮出他的左臂——那上麵有道長而且扭曲的疤痕，他笑著——我知道他自認為那笑聲很豪爽，他說：“兒子，看看這個，這就是你爸。”他的意思是說那道死死地扒著他皮膚的蜈蚣是枚勳章，隻有勇敢的人才能獲得。
他從前線歸來，退伍，娶了母親——據說是經人介紹的，然後他被分配到一個什麽工廠的財務科上班，在我們那個北方小城裏，開始了一種人人都認為是恰當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在大家的回憶裏麵，那一天並沒有發生什麽不尋常的事情——可父親突然對全家人宣布說：他想出去看看世界。
當時很多人都作過非常肮髒的揣度，他們說新婚燕爾，父親一定是對母親懷著很深的不滿才會作這種荒唐的決定，那麽究竟是什麽樣的不滿呢？我可以想象他們是如何邪惡地相視一笑——不過現在我已經走過了年少時那段最激烈的時光，我覺得還是應該原諒生活在故鄉那座城裏的人們。他們的惡意也並非出自真正的邪惡，隻不過是出於一種對異類的恐懼。
是父親教我明白這個的。我和他就是彼此的異類，所以我們不知不覺間，都以彼此為恥。
我是他的恥辱，這個不用他說，這點自知之明，我有。
他是個豁得出去的鬥士。當他確定了自己不想要什麽樣的生活時，他就能一鼓作氣地把它摔得粉碎。他想辦法聯係到了一個遠得不能再遠的親戚，為他寄來了一張珍貴的擔保書，他拚命地學日語，他賣掉母親的鋼琴換來了一張單程機票。然後，他像是逃亡那樣奔向了東京成田機場，鐵了心地以為，可以衣錦還鄉。
他在那裏待了六年，六年裏母親辦過一次探親簽證去看他，回來以後，發現自己懷孕了。那就是我。
後來，很多年以後的後來——其實就是剛剛過去不久的今年春天，我和母親並肩坐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母親突然像是開玩笑般地說了一句：“那時候我們是在伊豆的一個溫泉旅館。是淡季。你爸爸說，淡季過去會比較便宜。我們把拉門打開，就能看見富士山的影子。”我疑惑地看著她。她補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說，我就是在那幾天，有了你。你去過伊豆嗎？我覺得並沒有川端康成的小說裏寫得那麽美。”她眼睛裏美好的羞赧令我替她覺得無地自容。好吧，在那段奮鬥的歲月裏，旅行是奢侈品，我就是奢侈品的賬單。
我知道，她被父親的病情弄得昏了頭，不然，怎麽樣她也不可能這樣和她的孩子談論起她當年的性生活。父親一燈如豆的生命讓她陡然生出了源源不斷的眷戀，這些眷戀又讓她柔情似水——女人們說到底就是賤在這裏，也美在這裏。她長歎了一聲：“那時候他就那麽一聲不響地把我的鋼琴賣掉了，那是我的嫁妝啊，就讓他賣掉了。我氣瘋了你知道麽？我一邊哭一邊說，你好歹要和我商量一下，可是他跟我說，商量有什麽用反正你是不會同意的……”母親的聲音越來越輕，已經無限度地趨近於“陶醉”。她其實就是在那個時候，在鋼琴被賣掉的瞬間，被父親打斷了脊梁骨。如今她卻不斷地回味著，回味著，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被她自己美化了的回憶中隱約聽見自己的脊梁骨“哢嚓”一聲的脆響。總之，她早已習慣了，人隻要肯苟且就什麽都好辦，屈辱的盡頭其實有一潭深深的酸楚的溫存，這是生活最終教給每個人的事情。
但父親似乎是個逃脫了鐵律的意外。
其實從我童年起，父親在我們那個小城就是以傳奇的形式存在的。他從日本回來了，帶回來一些錢，似乎沒人問過他錢是從哪裏來的，那個時候人們以為國外遍地都是錢。他給家裏買了新的彩電和碩大的冰箱，給母親買了新的鋼琴。他先是被一家令人豔羨的機構聘去做了翻譯，半年以後不知為什麽跟上司翻了臉，踹倒了人家的辦公桌以後頭也不回地離開——估計破釜沉舟也是件令人上癮的事兒，他隨後就認識了來我們這個小城投資的第一個日資企業的老板，從最普通的銷售做起，到了今天，他是股東，合夥人——跨年的時候跟著所有的股東去夏威夷開年會。
他運氣很好，總能在人生的關鍵轉折點上摸到一把同花順。可他自己不是這麽看待這個問題的。
他中氣十足地宣告著：“人生苦短，拚他娘一把怕什麽。”說完，用一種我十分厭惡的方式大笑起來；姨媽和姨父中秋節來我們家吃飯，散席之後他熱情地說開車送他們回去，姨父客氣地推脫了一句，他毋庸置疑地說：“這麽晚了，已經沒公車了，坐我的車不是還能省了你們打出租車的錢麽？還客氣啥？”——我不知道身邊的母親究竟作何感想，總之我覺得丟臉，非常非常丟臉：姨父失業了是因為公司倒閉了並不是他的錯，姨媽家裏必須供養念大學的表姐和一個臥床不起的老人並不是他們的錯，生活艱難不是任何人的錯，他有什麽權利這樣把別人的艱難當成把柄捏在手心裏耀武揚威？
他點上一支煙，看著我，成竹在胸地說：“當年，我叫你姨父辭職出來跟我一起去闖蕩，他偏不肯——人下不了決心就是活該倒黴，老天爺其實給每個人機會了，自己不抓住你能怨誰？有出息的人從來不會抱怨天抱怨地的，隻有軟蛋才抱怨……”
我心裏充滿了潮水一般，滿滿的厭倦。但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眉飛色舞的臉，也許我真的是個軟蛋，我甚至做不到在忍無可忍之際像我母親當年那樣說一句“我受夠了你。”當他捏著一支鋼筆，坐在我的高考誌願表前麵決定我的命運的時候，我說“不”。我嗓音發顫，膝頭發軟——我自己也瞧不起此刻的自己，但是我終於說了，我說“不”。
“你有什麽不滿意的？我都幫你把一切安排好了。”
“我不去。”
“你不要以為警官學院就真的要你一輩子做警察，不是那麽回事。這裏的法律係很有名，你日後想脫了警服去別的行業也很容易的。”
“不。”
“你以為我為什麽替你選這個學校？因為你需要磨煉，明白嗎？你需要過嚴格一點的生活，再認真地被摔打幾年，你才能變堅強，才能給自己做主知道自己想要什麽。”
“我說了，不。”
他把手裏的鋼筆衝著我丟了過來，我躲閃了，不過筆尖還是劃到了我的臉。藍色的墨水飛濺起來，我後背上有那麽一兩個地方涼涼的。
反正你永遠都不可能以我為榮，那麽，我就徹底讓你以我為恥好了。
我當然還是屈服了，我最終去了那所需要整日穿著製服的大學報到——不過念大學之後，我就再沒有回過家。大三那年，我因為無故曠課一個月被學校勸退了。他氣急敗壞地找到了我，踢開了小旅館的房門。
那又怎樣，當時我正和一個男人在床上。闊別兩年半，我終於又見到了父親。
橫濱。
1859年，這裏是日本第一個開埠的港口。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蒼茫。荷蘭的鹿特丹，法國的土倫，中國的大連，日本的橫濱——我熱愛它們，就像賈寶玉愛他的怡紅院裏的每個人。港口城市的風景不需要多麽繽紛的，因為反正水手的醉眼看過去，沒有分別——橫濱已經算是精致了。我喜歡這裏一眼看不見盡頭的筆直街道——好吧東京也有這樣的街道，但是，那滋味是不同的。酩酊大醉的斷腸人不需要風景，隻需要海鳥以及浪濤的聲音。
中華街。
這個地方會讓人忘記，我們其實離海很近。中餐館就像是一片擁擠的麥田，營業時間熱氣騰騰的喧囂就是麥浪來臨的時候。“明白了，您選的是3號套餐，喝大麥茶。請您稍等。”我對客人微微欠身，殷勤地笑著，轉身去後廚房的時候，那笑容還不自覺地生長在臉頰上。世界很大，講中文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國人——可是無論如何，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唐人街，你都找得到那種——由華人們心照不宣的冷漠和堅韌組成，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生命力。
“你的電話。”同事小超把油膩膩的聽筒塞給我。
“謝謝，五號桌再要一瓶啤酒，你帶出去吧，青島，別拿錯了。”電話那邊傳來的是非常熟悉的聲音，馮叔叔。
他在一間茶室裏等我下班。他曾和父親同一年來到這裏，後來父親選擇了回家，可是他沒有。每次和他吃飯的時候，他拿起筷子那一瞬間的神情分明就是個日本人。不過隻要他開口說話，就還是那個江湖氣十足的馮叔叔。
“不是剛考上國立大學麽？怎麽又要回去了？”他問我。
“我爸病了，肝硬化。”我說。
馮叔叔沉默了一下。和他聊天就是這點好，他永遠不會大驚小怪地讓誇張的表情在自己臉上作祟。
“那你回去，有什麽用？”他靜靜地問。
“他得做肝移植。我回去試試看，能不能配上。要是能，就給他。”這家的紅豆餅一如既往地美味。
“你是說，給他你的肝？”
“是。不是所有，一部分就夠了。就能救活他。但是得看配型，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這樣啊。”他輕聲地，像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日文，然後突然清醒過來，對我笑笑，換了中文，口氣同樣簡短，“是該回去。”
“可是學業怎麽辦？”不知為什麽，他問我這個的時候，我腦子突然想到了別的事情。中文在這種時候有種單刀直入，不懼怕任何窘境的銳氣，不似日語那般纏綿——若是馮叔叔換了日文問這句話，怕是在問題開始之前一定要加上幾個委婉的開場詞，像是戲開場之前的鈴聲一樣，小心提示著對麵的人，“尷尬的問題還是無可避免地來了”。
“隻好先休一年，明年再說了。”我失神地笑笑，“不過這樣也好，明年開學之前，還有點時間，能打工攢出一點錢來。”
“還是不用你爸爸的錢？”他含笑看著我，卻善解人意地不等我回答。
“你爸爸是個很妙的人。”他歎了口氣，“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們那時候一起替高利貸公司做數據庫，他們的人隻要一打開電腦，就知道今天該去哪家逼債了……我們收費比日本人便宜得多，就這麽簡單。後來，有另外幾個中國人想搶我們的飯碗，你爸爸隨手操了一把餐館殺鰻魚的刀就去找他們了，我一直都懷疑那道疤是他自己劃的，這畢竟不是在自己家——我不信他有膽量真的在別人的地盤上鬧出什麽事情來，估計是他為了耍狠，當著人家的麵死命劃自己一刀，見了紅，那幾個搶生意的人就沒底氣了。”
我們道別了之後，在我轉身的瞬間，馮叔叔突然叫住了我：“回去給你爸帶好。吉人自有天相，我現在老了，我信這個，你別笑我。”
馮叔叔每次約我的茶屋，離“外國人墓地”，非常近。那是我在橫濱最中意的地方。
餐館中午的那班三點放工，晚餐的那班六點上工，中間的三個小時，我喜歡到外國人墓地裏麵，坐著。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記錄的都是些孤魂野鬼，你有時候就會產生錯覺，以為大理石的堅硬的森林會在遙遠的海浪的蠱惑下，響起來陣陣林濤的聲音。這裏埋著的，都是外國人。從1854年，第一個死在這裏的美國水兵開始。
他死的時候24歲，和我同歲。一艘叫“密西西比號”的艦艇曾經載過他垂危的軀體和另外一群年輕美好的小夥子們。他的長官要求把他葬在一個能看得見大海的地方。他的墳孤單了一陣子，才陸續迎來了其他客死橫濱的靈魂，其他跟他一樣，還沒學會日語就死去的靈魂。他們這些始終說不慣日語的魂靈，在這個地方聚集在了一起，第一個在日本鋪設鐵路的工程師，第一個啤酒廠的老板，女子學校的校長……不遠處的浪濤那麽溫柔，浪濤講的不是日語，他們都能聽懂的。
他叫羅伯特·威廉姆斯，我是說，那個從1854年到今天一直都是24歲的水兵。羅伯特·威廉姆斯。是個像顆沙粒一樣，扔在人堆裏就會消失的名字。
我上一次看到父親，是四年前。沒錯的，就是那個我被大學勸退，然後被他撞到敏感鏡頭的冬天。我想，其實他比我更覺得恥辱。
難以形容他臉上的震驚。他坐在我的對麵——我當然已經穿好了衣服。我看著他拿出一支煙來，於是按下了打火機，湊過去，替他點上，我不想看到那種——他因為手指顫抖所以火苗沒法對準香煙的畫麵。
他說：“為什麽？”
我說：“我早就告訴你了，我不想去那個學校，我討厭每天早上晨練，我討厭在校園裏隨時隨地跟教官敬禮，我討厭那種隻需要服從就可以的生活，但是你不聽。”
他厲聲道：“少給老子裝糊塗，我是問那個流氓。為什麽？”
“他有名字的，他叫江凡。”
他突然古怪地笑了：“為什麽是他？”所有的嘲諷和蔑視溢於言表。
“我愛他。”
“兒子，你懂什麽叫愛嗎？”他長歎了一句，隨著他的歎息，煙霧彌漫在他四周，讓他看上去像是在傳播神諭。
我從他的煙盒裏拿出了一支，為我自己點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當著他的麵抽煙。他一開始沒有製止我，當我把第三口煙緩慢地對著他的臉噴過去的時候，他終於揚起手打掉了我的煙。“看看你自己，像什麽樣子！”他這樣說。
“爸。”我安靜地笑笑，“我早就長大了，不要再叫我兒子了。我明明是女兒。我不想再陪你玩小時候的遊戲了。”
他凝視著我，一言不發。
我不是兒子，不是什麽見鬼的兒子。我是女人。盡管我從小就喜歡穿男孩子的衣服，並且拒絕梳辮子和抱布娃娃。直到今天，我也是留著一頭短發，男裝的打扮，這就是為什麽那些女孩子總喜歡對我表示那種輕佻的好感和親昵，為什麽她們總像是看猴子那樣表揚我抽煙的樣子很man，為什麽她們中的大多數在我真的俯下頭親吻她們的嘴唇的時候就會尖叫著躲開。在她們需要解渴的時候，我是男人；在她們需要一個扮演蕩婦的機會的時候，我又是女人，她們自欺欺人地向我拋著半真半假的媚眼，卻不知道我像麵鏡子一樣準確地倒映著她們欲蓋彌彰的欲望。
直到我遇見了江凡。我才知道，我是百分之百的女人。我不是父親的兒子，不是別人眼裏的拉拉，不是我自己也曾懷疑過的同性戀，我是女人，我是個隻愛一個男人的女人。
隻愛江凡的女人。
好吧，我不怕承認，童年時我曾經那麽崇拜父親。他簡短地叫我“兒子”的時候，我揚起小臉清脆地答應他，那模樣就像是一株尋找陽光的向日葵。他有時候一時興起叫我“士兵”，不管我在做什麽，我都會立刻起立立正，莊嚴地告訴他：“長官，到。”每一次他斥責我是“軟蛋”時候，我都真心實意地認為，那全是我的錯。
不記得從什麽時候起，我厭倦了他時刻懸掛在我頭頂上的“正確”和“勇敢”，我像害怕著一把生鏽的鍘刀那樣害怕著它們。我忍了那麽多年，那麽多年，就算被痛苦的恨意折磨得麵無表情，也仍然在心裏堅定地告訴自己，我是錯的，我總有一天會走出這些痛苦，抵達父親的“正確”的彼岸。我一定能通過所有的考驗，和父親溫暖的笑臉團聚。最成功的獨裁，莫過於此了吧。但我真的想不起來，究竟是哪件事什麽時候讓我具體地感覺到了我不願再承擔這種窒息，也許真的什麽都沒有發生。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傳記裏麵，總會記錄一些標誌性的事件來證明這些了不起的人的軌跡。但是，像我這般卑賤的生命，或者用不著那麽醒目傲岸的燈塔，用不著那麽清晰的航標，一切都發生於混沌之中，沒有光芒來提醒我，什麽時候，我已遍體鱗傷；什麽時候，我已脫胎換骨；什麽時候，我已萬劫不複。
“爸，你希望有個兒子，你以為如果我是個男孩子我就真的可以像你麽？”我清楚地記得，愛情讓我無比勇敢，讓我終於這樣對他說，“這不是兒子女兒的問題，就算我是男生，就算我是個兒子，我也還是像現在這樣的人。你想要的其實不是兒子，你要的是贏家，一個像你一樣的贏家。但我不行，無論是男是女，我都不行。”
“那隻能說明我從來都沒有看錯你，你就是個軟蛋。”他煩躁地打斷我。
“就算我是兒子，我也有成為軟蛋的權利。”我沉靜地看著他，奇跡般地以為，他沒可能再打中我，“我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是因為我隻能這樣；你之所以成為今天這麽強大，也是因為你別無選擇隻能強大。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有選擇的餘地但是你沒有。你能不能試著明白這件事？”
“你繞這些圈子做什麽？你無非就是想說，不管我費多大的力氣想把你拉回來，你也還是要跟著那個小白臉，對不對？”
“我知道在你眼裏他什麽都不是。爸，我隻求你能明白，我很愛他。”
“你愛的這個人是個傻x。”他斬釘截鐵地說，然後對自己製造出來的死寂滿意地微笑了，那個瞬間我確信他恨我，“從你十幾歲第一次偷偷跟男生出去玩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你隻會喜歡傻x。讓你去自由地選擇，你永遠隻會選回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傻x，這就是你的愛情。”
後來我還是失去了江凡。
被學校勸退以後，我就跟著江凡去了更遠的城市。我們在那裏過著貧賤夫妻的生活，他上班，我打工。存錢成了唯一的目的和意義。母親一直都在往我念大學時候辦的那張銀行卡裏匯錢，但是我從來都隻讓那張卡沉睡在抽屜的最底下。深夜裏，我們擠在狹小的床鋪上，撫摸著彼此茂盛的身體，我們從不曾好好愛惜對方，也不曾好好愛惜自己。就像兩匹相依相偎，穿越荒原的小馬。
最後，江凡還是走了。這也沒什麽稀奇的，我承認，我的個性古怪難以相處；更重要的是，致命的愛情原本就是個負傷的江洋大盜，暴屍荒野是它唯一的合理結局。
江凡走的時候，把我們一起存的錢全都留給了我。幾乎什麽都沒有拿走，瀟灑得像是赴死一般。我盯著自動取款機顯示的餘額數字，那些綠色的數字像是閃電一樣擊中了我——我知道這筆錢夠我做什麽：買一張單程的經濟艙機票，付給中介公司最必要的簽證代理費用，運氣好的話，估計還能剩下第一個月的房租。
那一瞬間我想起江凡曾經跟我說過的話，他說：“有些事情就是沒有辦法和解，想要跨過去，你就隻能打敗它。”那仿佛是江凡給我的臨別贈言。
於是，我就來到了這個島國。
頭兩年，在一個小城裏，隨便注冊了一個短期大學的研修生的席位，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拚命地工作。同時打三份工，也是有的。一天隻睡四個小時，穿梭奔波在這幾個地方：沙丁魚罐頭廠、中餐館，以及深夜聚集一些不出海的漁民的酒館。還有三個小時無論如何要拿出來，去學日語。從孩童般的牙牙學語開始，直到有一天，清晨半睡半醒間，模糊感受著骨頭裏麵的酸痛，鄰居家的早間新聞沒頭沒腦地傳進來，我居然就懂得了是有人在抗議大藏省的新政。到了第三年，知道再不去念書，移民局不會給我續簽證，於是又全數拿出打工時候的瘋狂來啃書，收到橫濱國立大學的通知單的時候，隻是平靜地對自己笑了笑：畢業的時候，都快要30歲嘍。
為什麽是日本？又為什麽是橫濱？因為這是他待過的地方，這是成全了父親的地方。
不用照鏡子，我也知道我瘦了。因為有什麽東西在體內燃燒著，燃燒著。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我要打敗他。用我因為是女人，所以可能更為慘烈的血肉之軀，打敗他。
但是他病了。
我站在他的病床前麵，看著他沉睡之後依然線條嚴肅的臉。突然間恍然大悟，原來我從來沒有像這樣俯視過他。陽光裏那些嬉鬧的小塵埃微微地驚擾了他緊閉著的眼。他醒來，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表情看著我。
“爸。”其實我並不覺得我們已經這麽多年沒見麵了，“配型的結果出來了。沒問題的，我可以把我的肝髒給你，這樣，你很快會好的。”
他笑了。他輕輕地捏住了我右手的四根手指，他說：“真好啊。”
怎麽這麽快就結束了呢？不應該這麽快就結束的。我剛剛作好了所有的準備，等待著即將開始的廝殺，我千辛萬苦地修好了長城，我甚至還在習慣性地欣賞著那個動人的烽火台。但是他在這個時候宣布戰爭結束了。他用一種優美的姿勢丟盔棄甲，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自己從一個統治者，變成一個窮途末路的英雄。
我鬥不過你。
我們是一起被推進手術室裏的，分別躺在兩張有輪子的床上。滑行的時候我側過臉去看他，我們倆像是在兩艘搖晃著就要起航的船上，恍惚中我覺得我該用力地對他揮揮手，撲麵而來的風力道很勁。
我把能給你的都給你。反正我的血是你給的。熱血，冷血，都來自你。生命有時候就像超市裏的新年優惠禮包那樣，不斷不斷不斷地打折扣，是很廉價的。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為了值得的人和事情付出它，何況是為了你。
可是有一些東西，比生命更珍貴。
手術很成功。我醒來的時候，他還在隔壁的病房沉睡著。怕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女人能像我母親這樣，僅剩的兩個親人一左一右地睡在潔白的病床上，但她卻如此心滿意足，如此幸福地凝視著窗外的陽光。
她一邊削蘋果，一邊低聲說：“其實你爸後來跟我說過了，他說等你回家以後要我告訴你。你去找那個男孩子吧。你爸很想你。他說要是你實在喜歡他，就隨你了。不怕他沒錢，爸爸媽媽給你嫁妝，大不了，養你們也沒關係的。”
父親始終是父親。他以為所有的人都著之即來，揮之即去。
我並沒有告訴母親，其實我知道，當初江凡悄無聲息地在一場大吵之後離開我，並不真的全是因為忍受不了我的性格。因為父親去找過他，我都知道。
但是沒有了江凡，我就沒有了再跑回他麵前質問他的勇氣。
我也沒有告訴母親，就在三個月前，我收到了江凡的郵件，他在裏麵寫了他婚禮的日期。讀到信之後的第一時間，我就回複了他，使用一種親切的、老朋友的語氣祝他們白頭到老。因為我知道，江凡在等。我還知道，寫這封信給我，他一定猶豫了很久。曾經的深愛，如今隻剩下了這點默契。我怎麽樣也不可以讓他為難，無論如何我都記得，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那種由衷的驚喜，就像一隻奔馳在茫茫雪原上的鹿，在天圓地方的荒涼裏，突然仰頭發現了北極光。
也不知道在漫長的人生裏，江凡和他的妻子，究竟會是誰先打斷誰的脊梁骨，然後，彼此心照不宣地對外人保守著這個秘密，相濡以沫地活下去。也有另外一種可能，他們倆的脊梁骨都折斷了，這其實更好，他們的感情裏會多添一份同病相憐的溫暖，這便是人們常說的“天長地久”需要的東西。
父親正在康複中。疾病讓他蒼老，懈怠了他麵部的棱角，不過，他身體裏現在有了一部分年輕的肝髒。
等他的身體再好一點，我就回橫濱去。回我鴿子籠一般的小屋，回我的中華街，回我的外國人墓地。父親在橫濱待了六年，他卻從來不知道外國人墓地這個好地方，這便是我和他之間的區別。我會挑陽光晴朗的日子，坐在那裏，安靜地聽著海洋上吹來的風籠罩我臉龐的聲音，順便幻想一下我自己的葬禮。
我上輩子也許是個水手，眼睜睜地看著一場大火燒掉了我美好豐饒的家園，心裏卻不知為何有種沒法示人的欣喜。遠處一艘船緩緩地靠近了我，和靜謐的海岸線一起靠近了我，我還有什麽可猶豫的？
我此時唯一的夢想，就是客死異鄉。
2010年2月9日
“勇敢”似乎是一服萬靈的藥，嚼碎了，咽下去，可以用來對付深夜在窗簾上顫抖發笑的樹影；可以用來對付夏天悠然地從天而降的那種名叫“吊死鬼”的青蟲；可以用來對付冬天清晨必須要離開被窩那一瞬間刺到人血液裏去的寒冷；可以用來對付那些找我麻煩的，比我高大的孩子們；可以用來對付那些麵目可憎的老師，以及，他們嘴裏猥瑣地宣告著的，這個世界莊嚴的準則。
但我至今沒有想明白，為什麽我從來不恨那些讓我恐懼的東西，我卻如此怨恨“勇敢”。或者因為“恐懼”太過強大了，所以我隻好在二者之間選擇一個軟柿子來捏；也可能是因為，“恐懼”源於我的身體，完完全全地屬於我，而“勇敢”是個入侵者，我說過我必須咀嚼它然後吞下去，它很苦。
所以，可以簡潔地說，我是個不勇敢的人。“不勇敢”實在是個客氣、中立，並且文明的說法。父親是用其他的詞來描述我的，比如“軟蛋”，比如“窩囊杵子”，比如“鼻涕蟲”——這個詞專用在我掉眼淚的時候，比如“廢物”。他並不是一個粗鄙的父親，不是的，他講話的時候抑揚頓挫，聲音算得上渾厚，氣息來自丹田，遣詞造句間，自有一種從容不迫——他曾經作為畢業生家長代表，在我們母校的禮堂對著一千多人念發言稿，演講結束之後我們班主任認真地給了我一個前所未有的熱烈微笑。
他略略彎著身子，盯著我的眼睛，寂靜之中我一邊流眼淚，一邊覺得自己抽鼻子的聲音格外齷齪。父親安靜地，慢慢地說：“照照鏡子去，看看你自己這副窩囊杵子的模樣。你爸爸當年在越南戰場上玩命的時候，怎麽也沒想到會生出來一個鼻涕蟲。你記得，一個軟蛋他隻能等死，哪怕不是在戰場上也是這麽回事，他也隻能輸給勇敢堅強的人，懂麽？爸爸是為了你好，不想你變成一個廢物。”——漫長歲月中，他總是換湯不換藥地重複著這幾句話，我就是這樣，漸漸對那幾個形容人懦弱的關鍵詞爛熟於心——他通常在說完這段話的時候站起身，挺直了腰板，冷冷地看一眼靜靜站在門旁邊的母親。他們彼此用一種成年人之間心知肚明的淡漠對望一眼。母親的神色像她纖長的手指一樣冰涼。有時候母親會皺一下眉頭，慢慢合上鋼琴蓋上的《車爾尼教程》，有時候是《巴赫》，母親說：“以後你想罵，就等我的學生走了再罵，不要吵我們上課。”
我從不曾盼望過母親會救我。事實上，很多時候我隻是希望母親可以把門關得緊一點，再緊一點。讓他們的鋼琴聲不間斷地充盈在父親的斥責的間隙裏。行雲流水的音樂聲是母親的，不知為何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幹澀的琴聲，是學生的——多麽好，他們完全不用理會隔壁房間在發生什麽，有了這不食人間煙火的樂聲做伴，我覺得我所有的無地自容都有了去處。
那是在我十四歲那年，父親像是主持彌撒的神父那樣，念完了他那幾句萬年不變的主禱文，隻不過，在末尾的地方，因為我在長大，所以他修改了一下結尾：“你馬上就要長成大人了，你不會真的打算變成一個廢物吧？”——他究竟為什麽斥責我，我已經忘了，多半跟高中升學考試有關吧，總之他就是有辦法把我的所有缺點歸結到“懦弱”“沒出息”“缺乏勇氣”上麵，最後的結論永遠是：我會成為一個廢物。
我馬上就要成為一個廢物。我終將成為一個廢物。我必須成為一個廢物——不然，恐怕對不起他這麽多年來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詛咒。這時候我聽見旁邊房間裏，琴凳摩擦地麵的聲音。母親出現在客廳的門口，微微發顫的聲音讓人覺得她的肩膀更加單薄，她清晰地說：“我受夠你了。”
母親說：“你給我安靜一點吧，我不想再忍你。你有什麽資格這樣說孩子？什麽叫軟蛋？你根本就沒真的打過仗，你去越南的時候仗都打完了，你無非是在戰地醫院裏幫忙抬了幾天擔架，你告訴我，這算哪門子的出生入死？別再騙孩子，也別再騙你自己了，我求你了行不行。”母親的臉上仍舊是淡然的。
父親毫不猶豫地揚起了右臂，然後一個耳光就這樣落在了我的臉上。“什麽東西。”父親咬牙切齒，“都他媽的什麽東西。”——也不知道在罵誰。
忘記了是什麽人說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是錯的。父親和母親在那一瞬間算是反目成了仇，我從母親的眼睛裏看見了一種深刻到振奮人心的厭惡；可我和母親，卻似乎也更加遙遠了些。“你告訴我，這算哪門子的出生入死？”後來的日子裏我一次次地回味著母親這句精彩的台詞，羞愧地承認了：母親是個英雄。她用一種和父親截然不同的方法讓我自慚形穢。
便利店裏的那個女孩隔著貨架注視了我一眼。她站在收銀台後麵，頭發綰在一邊，她是中國人。別問為什麽，總之我看得出。在周末的街頭，在商場裏，在校園中——我有個下意識的癖好，就是在成群結隊的日本女孩子裏麵辨認出誰是中國人。一定要問為什麽的話——恐怕，絕大多數的中國女孩子身上埋藏著一種說不出的，淡淡的潦草——不一定和化妝的方式有關，不一定和穿衣服的習慣有關，不一定和拿包的姿勢有關，甚至不一定和神態表情有關。我說不好，那抹似有若無的潦草就像一縷沒能及時按滅的輕煙，纏繞著她們，讓她們就像沒有完全熄滅的煙蒂那樣，輕而易舉地，就能在厚厚的、溫暖的灰燼上麵被人辨認出來。
她略微欠了欠身，拿過我手裏的啤酒和涼茶，掃過了條碼之後她用日語低聲問我：“就這些麽？”
“還要一包七星。”我說的是中文。
她粲然一笑。回頭望著身後，手指略略地碰觸到“七星”的那幾個格子，問我：“要哪種的？”
“0.8的。”我答。
“什麽？”她沒聽懂。看來她不抽煙，而且生活中也沒有一個抽煙的男人。
“0.8指的是尼古丁的含量，妹妹。”我微笑，“在你右手邊，對了，再往右一個格子，這種深藍色的，就是它。你是新來的麽，業務不大熟練。”
“沒看出來。”她抬起眼瞼，這個笑容比最初的大膽，“你看上去這麽年輕，可是煙癮倒不小。”
“這話聽起來就外行了。”我也笑，“你怕是沒真正見識過有煙癮的人。”——是的，我見識過，父親抽的是濃烈的“駱駝”，一天兩包。
夜晚的街道由於路燈明明滅滅的影子，顯得更加狹窄。不過無所謂的，這個住宅區的房子原本就看上去像是積木搭出來的，街道再窄一些反而是那個味道。我慢慢地走，放心大膽地邁著步子，反正自己的影子拖在身後，不會被踩傷。幾十米開外的地方是個含羞的公共汽車站牌，隻需要兩站地，就能去到橫濱市區裏那種寬闊的馬路上。我租的地方隱藏於這些看上去表情類似的二層建築中，一座尖頂的小樓。再拐一個彎，在寵物診所的後麵，洗衣房的斜對麵。準確地說，我住在那座小樓的一個房間裏。如果深夜回去的話，我通常會走懸掛於建築物外麵的那道鐵製的樓梯——那是房東去樓頂喂鴿子的時候才會用到的。我會走到二樓，然後用力推開我房間的窗子，把身體變成一根晾衣繩，從樓梯的欄杆，到房間的窗台，晃悠悠地一蕩，就滑進去了。有時候我會忘記事先把鞋子脫下來拿在手裏，所以我窗前的那塊榻榻米上，總有那麽幾個烏黑的鞋印。管他的，退房子的時候再說。不過我的輕功還是不夠好，飛身進房間的時候，總是做不到想象中的悄無聲息，因此耳邊總免不了劃過鄰居似有若無的抱怨——是個在齒科技師學校念專業士的男生。
不過眼下，我不需要回去我的小窩，因為這街道潔淨並且安寧得沒有人氣——沒有垃圾，沒有噪聲，隻有靜靜地亮著燈或滅著燈的童話般的房屋——我覺得我不能對此袖手旁觀，因此我背靠著路燈柱席地而坐，拉開袋子裏啤酒罐的拉環，用力拆開我剛買的“七星”——還好，牛仔褲的口袋裏有一個打火機。
我坐在馬路的這頭，一個紅色的自動販賣機在馬路那頭，我們溫柔地互相對望著，它寬容地看著我粗魯地把煙蒂拋到一塵不染的地麵上，然後再目中無人地點上第二支。我知道，它理解我在做什麽。它看著我的樣子就像是在看一個任性地在一片寂靜如死的雪地上留下第一個腳印的孩子。
剛剛來日本的那年，我也曾居住在一個類似的住宅區。永遠忘不了那個下午，一個身穿潔淨的製服，表情平和且一絲不苟的中年男人拿著一把電鋸，耐心地把整條人行道邊上的灌木修剪成一個漫長的矩形。電鋸持續的噪聲對他就像空氣一樣自然，灌木們紛紛折腰的時候他臉上的祥和氣息也一如既往。那個時候我心裏產生了一種惶恐的錯覺：為何這個國家的人們如此團結一致，齊心合力地想要清除掉所有塵世生活中本來該有的汙垢呢？難不成這麽做了以後，就可以證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麽？——不過終歸隻是一閃念而已，後來我漸漸地什麽都習慣了。
“嗨，你怎麽在這兒？”不知過了多久，便利店女孩經過了我的身邊，驚訝地看著我。
“下班了？”我做了個邀請的手勢，於是她非常開心地坐到了我的身邊，撕開自己背包裏的一袋零食吃了起來，像是野餐一樣，拿起我身邊的半罐啤酒，用力地喝了幾口——她倒是完全沒拿自己當外人。
“你是新搬來的麽？”她問我，“住在這一帶的中國人，我基本上都在店裏見過，除了你。”
“我上個周末才搬來橫濱。”我淡淡地說。
“那你之前在哪裏？”她問。
“沼津。是個港口，聽說過嗎？”
“那裏很小吧。”她驚呼，“你來橫濱做什麽，打工？念書？還是做生意啊？”
“念書，橫濱國立大學。”我捏癟了手裏的啤酒罐。
“好厲害啊。”她笑靨如花，“那現在離開學還有兩個月，你不回家嗎？”
我沒有回答，她也絲毫沒察覺出來自己已經問得過多。她歪著頭看著我說：“如果你不回家，怕是打算在開學前打一打工賺點錢吧，我在橫濱有很多朋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的。等下你留個電話給我吧。”
“謝謝。”我心裏已經開始厭煩她。
“喂。”她好奇地看著我，笑容裏浮上來一種微妙的迷離，“你抽煙的樣子真好看，很man呢。”
我自然沒有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帶著她順理成章地去什麽地方過夜。事實上，這種女孩子我已見過很多次了。在夜店鬼魅的燈光下麵，在熟人陌生人混跡一堂心懷鬼胎的聚會上麵——總是會有像她一樣的女孩子，突然之間，眼神裏就浮上來一種莫名其妙的貪婪、挑逗、甚至是狎昵——她們會用閃爍著珠光或者已經被無數飲料還原成本色的嘴唇貼著我的耳朵，細細的呼吸暖暖地拂著我的耳膜：“你好有型呢。”或者是：“你真的很man。”但是如果我真的將錯就錯地摟過她們親吻，她們就都尖叫著躲閃開了。我真的不明白，我身上是有什麽東西讓人覺得我十分輕浮麽？
在我漫不經心地盤算著怎麽擺脫便利店女孩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幾十米以外的房間裏，我一直開著的電腦“叮咚”一聲，替我接收了一份母親的郵件。我可以在回家以後的深夜看，也可以在天亮之後的次日看，沒有區別。郵件隻是要告訴我，父親說不定快要死了。
越南的戰場並沒有給父親身體上留下什麽傷痕——當然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並不知道他隻不過在戰地醫院裏抬了幾天擔架。他身上唯一的傷疤是在日本留下的。經常，他在家裏呼朋引伴地喝酒至微醺，總會對我亮出他的左臂——那上麵有道長而且扭曲的疤痕，他笑著——我知道他自認為那笑聲很豪爽，他說：“兒子，看看這個，這就是你爸。”他的意思是說那道死死地扒著他皮膚的蜈蚣是枚勳章，隻有勇敢的人才能獲得。
他從前線歸來，退伍，娶了母親——據說是經人介紹的，然後他被分配到一個什麽工廠的財務科上班，在我們那個北方小城裏，開始了一種人人都認為是恰當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在大家的回憶裏麵，那一天並沒有發生什麽不尋常的事情——可父親突然對全家人宣布說：他想出去看看世界。
當時很多人都作過非常肮髒的揣度，他們說新婚燕爾，父親一定是對母親懷著很深的不滿才會作這種荒唐的決定，那麽究竟是什麽樣的不滿呢？我可以想象他們是如何邪惡地相視一笑——不過現在我已經走過了年少時那段最激烈的時光，我覺得還是應該原諒生活在故鄉那座城裏的人們。他們的惡意也並非出自真正的邪惡，隻不過是出於一種對異類的恐懼。
是父親教我明白這個的。我和他就是彼此的異類，所以我們不知不覺間，都以彼此為恥。
我是他的恥辱，這個不用他說，這點自知之明，我有。
他是個豁得出去的鬥士。當他確定了自己不想要什麽樣的生活時，他就能一鼓作氣地把它摔得粉碎。他想辦法聯係到了一個遠得不能再遠的親戚，為他寄來了一張珍貴的擔保書，他拚命地學日語，他賣掉母親的鋼琴換來了一張單程機票。然後，他像是逃亡那樣奔向了東京成田機場，鐵了心地以為，可以衣錦還鄉。
他在那裏待了六年，六年裏母親辦過一次探親簽證去看他，回來以後，發現自己懷孕了。那就是我。
後來，很多年以後的後來——其實就是剛剛過去不久的今年春天，我和母親並肩坐在醫院走廊的椅子上，母親突然像是開玩笑般地說了一句：“那時候我們是在伊豆的一個溫泉旅館。是淡季。你爸爸說，淡季過去會比較便宜。我們把拉門打開，就能看見富士山的影子。”我疑惑地看著她。她補充了一句：“我的意思是說，我就是在那幾天，有了你。你去過伊豆嗎？我覺得並沒有川端康成的小說裏寫得那麽美。”她眼睛裏美好的羞赧令我替她覺得無地自容。好吧，在那段奮鬥的歲月裏，旅行是奢侈品，我就是奢侈品的賬單。
我知道，她被父親的病情弄得昏了頭，不然，怎麽樣她也不可能這樣和她的孩子談論起她當年的性生活。父親一燈如豆的生命讓她陡然生出了源源不斷的眷戀，這些眷戀又讓她柔情似水——女人們說到底就是賤在這裏，也美在這裏。她長歎了一聲：“那時候他就那麽一聲不響地把我的鋼琴賣掉了，那是我的嫁妝啊，就讓他賣掉了。我氣瘋了你知道麽？我一邊哭一邊說，你好歹要和我商量一下，可是他跟我說，商量有什麽用反正你是不會同意的……”母親的聲音越來越輕，已經無限度地趨近於“陶醉”。她其實就是在那個時候，在鋼琴被賣掉的瞬間，被父親打斷了脊梁骨。如今她卻不斷地回味著，回味著，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被她自己美化了的回憶中隱約聽見自己的脊梁骨“哢嚓”一聲的脆響。總之，她早已習慣了，人隻要肯苟且就什麽都好辦，屈辱的盡頭其實有一潭深深的酸楚的溫存，這是生活最終教給每個人的事情。
但父親似乎是個逃脫了鐵律的意外。
其實從我童年起，父親在我們那個小城就是以傳奇的形式存在的。他從日本回來了，帶回來一些錢，似乎沒人問過他錢是從哪裏來的，那個時候人們以為國外遍地都是錢。他給家裏買了新的彩電和碩大的冰箱，給母親買了新的鋼琴。他先是被一家令人豔羨的機構聘去做了翻譯，半年以後不知為什麽跟上司翻了臉，踹倒了人家的辦公桌以後頭也不回地離開——估計破釜沉舟也是件令人上癮的事兒，他隨後就認識了來我們這個小城投資的第一個日資企業的老板，從最普通的銷售做起，到了今天，他是股東，合夥人——跨年的時候跟著所有的股東去夏威夷開年會。
他運氣很好，總能在人生的關鍵轉折點上摸到一把同花順。可他自己不是這麽看待這個問題的。
他中氣十足地宣告著：“人生苦短，拚他娘一把怕什麽。”說完，用一種我十分厭惡的方式大笑起來；姨媽和姨父中秋節來我們家吃飯，散席之後他熱情地說開車送他們回去，姨父客氣地推脫了一句，他毋庸置疑地說：“這麽晚了，已經沒公車了，坐我的車不是還能省了你們打出租車的錢麽？還客氣啥？”——我不知道身邊的母親究竟作何感想，總之我覺得丟臉，非常非常丟臉：姨父失業了是因為公司倒閉了並不是他的錯，姨媽家裏必須供養念大學的表姐和一個臥床不起的老人並不是他們的錯，生活艱難不是任何人的錯，他有什麽權利這樣把別人的艱難當成把柄捏在手心裏耀武揚威？
他點上一支煙，看著我，成竹在胸地說：“當年，我叫你姨父辭職出來跟我一起去闖蕩，他偏不肯——人下不了決心就是活該倒黴，老天爺其實給每個人機會了，自己不抓住你能怨誰？有出息的人從來不會抱怨天抱怨地的，隻有軟蛋才抱怨……”
我心裏充滿了潮水一般，滿滿的厭倦。但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他眉飛色舞的臉，也許我真的是個軟蛋，我甚至做不到在忍無可忍之際像我母親當年那樣說一句“我受夠了你。”當他捏著一支鋼筆，坐在我的高考誌願表前麵決定我的命運的時候，我說“不”。我嗓音發顫，膝頭發軟——我自己也瞧不起此刻的自己，但是我終於說了，我說“不”。
“你有什麽不滿意的？我都幫你把一切安排好了。”
“我不去。”
“你不要以為警官學院就真的要你一輩子做警察，不是那麽回事。這裏的法律係很有名，你日後想脫了警服去別的行業也很容易的。”
“不。”
“你以為我為什麽替你選這個學校？因為你需要磨煉，明白嗎？你需要過嚴格一點的生活，再認真地被摔打幾年，你才能變堅強，才能給自己做主知道自己想要什麽。”
“我說了，不。”
他把手裏的鋼筆衝著我丟了過來，我躲閃了，不過筆尖還是劃到了我的臉。藍色的墨水飛濺起來，我後背上有那麽一兩個地方涼涼的。
反正你永遠都不可能以我為榮，那麽，我就徹底讓你以我為恥好了。
我當然還是屈服了，我最終去了那所需要整日穿著製服的大學報到——不過念大學之後，我就再沒有回過家。大三那年，我因為無故曠課一個月被學校勸退了。他氣急敗壞地找到了我，踢開了小旅館的房門。
那又怎樣，當時我正和一個男人在床上。闊別兩年半，我終於又見到了父親。
橫濱。
1859年，這裏是日本第一個開埠的港口。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蒼茫。荷蘭的鹿特丹，法國的土倫，中國的大連，日本的橫濱——我熱愛它們，就像賈寶玉愛他的怡紅院裏的每個人。港口城市的風景不需要多麽繽紛的，因為反正水手的醉眼看過去，沒有分別——橫濱已經算是精致了。我喜歡這裏一眼看不見盡頭的筆直街道——好吧東京也有這樣的街道，但是，那滋味是不同的。酩酊大醉的斷腸人不需要風景，隻需要海鳥以及浪濤的聲音。
中華街。
這個地方會讓人忘記，我們其實離海很近。中餐館就像是一片擁擠的麥田，營業時間熱氣騰騰的喧囂就是麥浪來臨的時候。“明白了，您選的是3號套餐，喝大麥茶。請您稍等。”我對客人微微欠身，殷勤地笑著，轉身去後廚房的時候，那笑容還不自覺地生長在臉頰上。世界很大，講中文的人不一定都是中國人——可是無論如何，在這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唐人街，你都找得到那種——由華人們心照不宣的冷漠和堅韌組成，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生命力。
“你的電話。”同事小超把油膩膩的聽筒塞給我。
“謝謝，五號桌再要一瓶啤酒，你帶出去吧，青島，別拿錯了。”電話那邊傳來的是非常熟悉的聲音，馮叔叔。
他在一間茶室裏等我下班。他曾和父親同一年來到這裏，後來父親選擇了回家，可是他沒有。每次和他吃飯的時候，他拿起筷子那一瞬間的神情分明就是個日本人。不過隻要他開口說話，就還是那個江湖氣十足的馮叔叔。
“不是剛考上國立大學麽？怎麽又要回去了？”他問我。
“我爸病了，肝硬化。”我說。
馮叔叔沉默了一下。和他聊天就是這點好，他永遠不會大驚小怪地讓誇張的表情在自己臉上作祟。
“那你回去，有什麽用？”他靜靜地問。
“他得做肝移植。我回去試試看，能不能配上。要是能，就給他。”這家的紅豆餅一如既往地美味。
“你是說，給他你的肝？”
“是。不是所有，一部分就夠了。就能救活他。但是得看配型，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這樣啊。”他輕聲地，像是下意識地說了一句日文，然後突然清醒過來，對我笑笑，換了中文，口氣同樣簡短，“是該回去。”
“可是學業怎麽辦？”不知為什麽，他問我這個的時候，我腦子突然想到了別的事情。中文在這種時候有種單刀直入，不懼怕任何窘境的銳氣，不似日語那般纏綿——若是馮叔叔換了日文問這句話，怕是在問題開始之前一定要加上幾個委婉的開場詞，像是戲開場之前的鈴聲一樣，小心提示著對麵的人，“尷尬的問題還是無可避免地來了”。
“隻好先休一年，明年再說了。”我失神地笑笑，“不過這樣也好，明年開學之前，還有點時間，能打工攢出一點錢來。”
“還是不用你爸爸的錢？”他含笑看著我，卻善解人意地不等我回答。
“你爸爸是個很妙的人。”他歎了口氣，“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們那時候一起替高利貸公司做數據庫，他們的人隻要一打開電腦，就知道今天該去哪家逼債了……我們收費比日本人便宜得多，就這麽簡單。後來，有另外幾個中國人想搶我們的飯碗，你爸爸隨手操了一把餐館殺鰻魚的刀就去找他們了，我一直都懷疑那道疤是他自己劃的，這畢竟不是在自己家——我不信他有膽量真的在別人的地盤上鬧出什麽事情來，估計是他為了耍狠，當著人家的麵死命劃自己一刀，見了紅，那幾個搶生意的人就沒底氣了。”
我們道別了之後，在我轉身的瞬間，馮叔叔突然叫住了我：“回去給你爸帶好。吉人自有天相，我現在老了，我信這個，你別笑我。”
馮叔叔每次約我的茶屋，離“外國人墓地”，非常近。那是我在橫濱最中意的地方。
餐館中午的那班三點放工，晚餐的那班六點上工，中間的三個小時，我喜歡到外國人墓地裏麵，坐著。一排又一排的墓碑，記錄的都是些孤魂野鬼，你有時候就會產生錯覺，以為大理石的堅硬的森林會在遙遠的海浪的蠱惑下，響起來陣陣林濤的聲音。這裏埋著的，都是外國人。從1854年，第一個死在這裏的美國水兵開始。
他死的時候24歲，和我同歲。一艘叫“密西西比號”的艦艇曾經載過他垂危的軀體和另外一群年輕美好的小夥子們。他的長官要求把他葬在一個能看得見大海的地方。他的墳孤單了一陣子，才陸續迎來了其他客死橫濱的靈魂，其他跟他一樣，還沒學會日語就死去的靈魂。他們這些始終說不慣日語的魂靈，在這個地方聚集在了一起，第一個在日本鋪設鐵路的工程師，第一個啤酒廠的老板，女子學校的校長……不遠處的浪濤那麽溫柔，浪濤講的不是日語，他們都能聽懂的。
他叫羅伯特·威廉姆斯，我是說，那個從1854年到今天一直都是24歲的水兵。羅伯特·威廉姆斯。是個像顆沙粒一樣，扔在人堆裏就會消失的名字。
我上一次看到父親，是四年前。沒錯的，就是那個我被大學勸退，然後被他撞到敏感鏡頭的冬天。我想，其實他比我更覺得恥辱。
難以形容他臉上的震驚。他坐在我的對麵——我當然已經穿好了衣服。我看著他拿出一支煙來，於是按下了打火機，湊過去，替他點上，我不想看到那種——他因為手指顫抖所以火苗沒法對準香煙的畫麵。
他說：“為什麽？”
我說：“我早就告訴你了，我不想去那個學校，我討厭每天早上晨練，我討厭在校園裏隨時隨地跟教官敬禮，我討厭那種隻需要服從就可以的生活，但是你不聽。”
他厲聲道：“少給老子裝糊塗，我是問那個流氓。為什麽？”
“他有名字的，他叫江凡。”
他突然古怪地笑了：“為什麽是他？”所有的嘲諷和蔑視溢於言表。
“我愛他。”
“兒子，你懂什麽叫愛嗎？”他長歎了一句，隨著他的歎息，煙霧彌漫在他四周，讓他看上去像是在傳播神諭。
我從他的煙盒裏拿出了一支，為我自己點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當著他的麵抽煙。他一開始沒有製止我，當我把第三口煙緩慢地對著他的臉噴過去的時候，他終於揚起手打掉了我的煙。“看看你自己，像什麽樣子！”他這樣說。
“爸。”我安靜地笑笑，“我早就長大了，不要再叫我兒子了。我明明是女兒。我不想再陪你玩小時候的遊戲了。”
他凝視著我，一言不發。
我不是兒子，不是什麽見鬼的兒子。我是女人。盡管我從小就喜歡穿男孩子的衣服，並且拒絕梳辮子和抱布娃娃。直到今天，我也是留著一頭短發，男裝的打扮，這就是為什麽那些女孩子總喜歡對我表示那種輕佻的好感和親昵，為什麽她們總像是看猴子那樣表揚我抽煙的樣子很man，為什麽她們中的大多數在我真的俯下頭親吻她們的嘴唇的時候就會尖叫著躲開。在她們需要解渴的時候，我是男人；在她們需要一個扮演蕩婦的機會的時候，我又是女人，她們自欺欺人地向我拋著半真半假的媚眼，卻不知道我像麵鏡子一樣準確地倒映著她們欲蓋彌彰的欲望。
直到我遇見了江凡。我才知道，我是百分之百的女人。我不是父親的兒子，不是別人眼裏的拉拉，不是我自己也曾懷疑過的同性戀，我是女人，我是個隻愛一個男人的女人。
隻愛江凡的女人。
好吧，我不怕承認，童年時我曾經那麽崇拜父親。他簡短地叫我“兒子”的時候，我揚起小臉清脆地答應他，那模樣就像是一株尋找陽光的向日葵。他有時候一時興起叫我“士兵”，不管我在做什麽，我都會立刻起立立正，莊嚴地告訴他：“長官，到。”每一次他斥責我是“軟蛋”時候，我都真心實意地認為，那全是我的錯。
不記得從什麽時候起，我厭倦了他時刻懸掛在我頭頂上的“正確”和“勇敢”，我像害怕著一把生鏽的鍘刀那樣害怕著它們。我忍了那麽多年，那麽多年，就算被痛苦的恨意折磨得麵無表情，也仍然在心裏堅定地告訴自己，我是錯的，我總有一天會走出這些痛苦，抵達父親的“正確”的彼岸。我一定能通過所有的考驗，和父親溫暖的笑臉團聚。最成功的獨裁，莫過於此了吧。但我真的想不起來，究竟是哪件事什麽時候讓我具體地感覺到了我不願再承擔這種窒息，也許真的什麽都沒有發生。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傳記裏麵，總會記錄一些標誌性的事件來證明這些了不起的人的軌跡。但是，像我這般卑賤的生命，或者用不著那麽醒目傲岸的燈塔，用不著那麽清晰的航標，一切都發生於混沌之中，沒有光芒來提醒我，什麽時候，我已遍體鱗傷；什麽時候，我已脫胎換骨；什麽時候，我已萬劫不複。
“爸，你希望有個兒子，你以為如果我是個男孩子我就真的可以像你麽？”我清楚地記得，愛情讓我無比勇敢，讓我終於這樣對他說，“這不是兒子女兒的問題，就算我是男生，就算我是個兒子，我也還是像現在這樣的人。你想要的其實不是兒子，你要的是贏家，一個像你一樣的贏家。但我不行，無論是男是女，我都不行。”
“那隻能說明我從來都沒有看錯你，你就是個軟蛋。”他煩躁地打斷我。
“就算我是兒子，我也有成為軟蛋的權利。”我沉靜地看著他，奇跡般地以為，他沒可能再打中我，“我之所以成為今天這樣，是因為我隻能這樣；你之所以成為今天這麽強大，也是因為你別無選擇隻能強大。一個真正強大的人有選擇的餘地但是你沒有。你能不能試著明白這件事？”
“你繞這些圈子做什麽？你無非就是想說，不管我費多大的力氣想把你拉回來，你也還是要跟著那個小白臉，對不對？”
“我知道在你眼裏他什麽都不是。爸，我隻求你能明白，我很愛他。”
“你愛的這個人是個傻x。”他斬釘截鐵地說，然後對自己製造出來的死寂滿意地微笑了，那個瞬間我確信他恨我，“從你十幾歲第一次偷偷跟男生出去玩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你隻會喜歡傻x。讓你去自由地選擇，你永遠隻會選回來一個接著一個的傻x，這就是你的愛情。”
後來我還是失去了江凡。
被學校勸退以後，我就跟著江凡去了更遠的城市。我們在那裏過著貧賤夫妻的生活，他上班，我打工。存錢成了唯一的目的和意義。母親一直都在往我念大學時候辦的那張銀行卡裏匯錢，但是我從來都隻讓那張卡沉睡在抽屜的最底下。深夜裏，我們擠在狹小的床鋪上，撫摸著彼此茂盛的身體，我們從不曾好好愛惜對方，也不曾好好愛惜自己。就像兩匹相依相偎，穿越荒原的小馬。
最後，江凡還是走了。這也沒什麽稀奇的，我承認，我的個性古怪難以相處；更重要的是，致命的愛情原本就是個負傷的江洋大盜，暴屍荒野是它唯一的合理結局。
江凡走的時候，把我們一起存的錢全都留給了我。幾乎什麽都沒有拿走，瀟灑得像是赴死一般。我盯著自動取款機顯示的餘額數字，那些綠色的數字像是閃電一樣擊中了我——我知道這筆錢夠我做什麽：買一張單程的經濟艙機票，付給中介公司最必要的簽證代理費用，運氣好的話，估計還能剩下第一個月的房租。
那一瞬間我想起江凡曾經跟我說過的話，他說：“有些事情就是沒有辦法和解，想要跨過去，你就隻能打敗它。”那仿佛是江凡給我的臨別贈言。
於是，我就來到了這個島國。
頭兩年，在一個小城裏，隨便注冊了一個短期大學的研修生的席位，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拚命地工作。同時打三份工，也是有的。一天隻睡四個小時，穿梭奔波在這幾個地方：沙丁魚罐頭廠、中餐館，以及深夜聚集一些不出海的漁民的酒館。還有三個小時無論如何要拿出來，去學日語。從孩童般的牙牙學語開始，直到有一天，清晨半睡半醒間，模糊感受著骨頭裏麵的酸痛，鄰居家的早間新聞沒頭沒腦地傳進來，我居然就懂得了是有人在抗議大藏省的新政。到了第三年，知道再不去念書，移民局不會給我續簽證，於是又全數拿出打工時候的瘋狂來啃書，收到橫濱國立大學的通知單的時候，隻是平靜地對自己笑了笑：畢業的時候，都快要30歲嘍。
為什麽是日本？又為什麽是橫濱？因為這是他待過的地方，這是成全了父親的地方。
不用照鏡子，我也知道我瘦了。因為有什麽東西在體內燃燒著，燃燒著。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我要打敗他。用我因為是女人，所以可能更為慘烈的血肉之軀，打敗他。
但是他病了。
我站在他的病床前麵，看著他沉睡之後依然線條嚴肅的臉。突然間恍然大悟，原來我從來沒有像這樣俯視過他。陽光裏那些嬉鬧的小塵埃微微地驚擾了他緊閉著的眼。他醒來，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表情看著我。
“爸。”其實我並不覺得我們已經這麽多年沒見麵了，“配型的結果出來了。沒問題的，我可以把我的肝髒給你，這樣，你很快會好的。”
他笑了。他輕輕地捏住了我右手的四根手指，他說：“真好啊。”
怎麽這麽快就結束了呢？不應該這麽快就結束的。我剛剛作好了所有的準備，等待著即將開始的廝殺，我千辛萬苦地修好了長城，我甚至還在習慣性地欣賞著那個動人的烽火台。但是他在這個時候宣布戰爭結束了。他用一種優美的姿勢丟盔棄甲，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自己從一個統治者，變成一個窮途末路的英雄。
我鬥不過你。
我們是一起被推進手術室裏的，分別躺在兩張有輪子的床上。滑行的時候我側過臉去看他，我們倆像是在兩艘搖晃著就要起航的船上，恍惚中我覺得我該用力地對他揮揮手，撲麵而來的風力道很勁。
我把能給你的都給你。反正我的血是你給的。熱血，冷血，都來自你。生命有時候就像超市裏的新年優惠禮包那樣，不斷不斷不斷地打折扣，是很廉價的。我隨時隨地都可以為了值得的人和事情付出它，何況是為了你。
可是有一些東西，比生命更珍貴。
手術很成功。我醒來的時候，他還在隔壁的病房沉睡著。怕是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女人能像我母親這樣，僅剩的兩個親人一左一右地睡在潔白的病床上，但她卻如此心滿意足，如此幸福地凝視著窗外的陽光。
她一邊削蘋果，一邊低聲說：“其實你爸後來跟我說過了，他說等你回家以後要我告訴你。你去找那個男孩子吧。你爸很想你。他說要是你實在喜歡他，就隨你了。不怕他沒錢，爸爸媽媽給你嫁妝，大不了，養你們也沒關係的。”
父親始終是父親。他以為所有的人都著之即來，揮之即去。
我並沒有告訴母親，其實我知道，當初江凡悄無聲息地在一場大吵之後離開我，並不真的全是因為忍受不了我的性格。因為父親去找過他，我都知道。
但是沒有了江凡，我就沒有了再跑回他麵前質問他的勇氣。
我也沒有告訴母親，就在三個月前，我收到了江凡的郵件，他在裏麵寫了他婚禮的日期。讀到信之後的第一時間，我就回複了他，使用一種親切的、老朋友的語氣祝他們白頭到老。因為我知道，江凡在等。我還知道，寫這封信給我，他一定猶豫了很久。曾經的深愛，如今隻剩下了這點默契。我怎麽樣也不可以讓他為難，無論如何我都記得，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那種由衷的驚喜，就像一隻奔馳在茫茫雪原上的鹿，在天圓地方的荒涼裏，突然仰頭發現了北極光。
也不知道在漫長的人生裏，江凡和他的妻子，究竟會是誰先打斷誰的脊梁骨，然後，彼此心照不宣地對外人保守著這個秘密，相濡以沫地活下去。也有另外一種可能，他們倆的脊梁骨都折斷了，這其實更好，他們的感情裏會多添一份同病相憐的溫暖，這便是人們常說的“天長地久”需要的東西。
父親正在康複中。疾病讓他蒼老，懈怠了他麵部的棱角，不過，他身體裏現在有了一部分年輕的肝髒。
等他的身體再好一點，我就回橫濱去。回我鴿子籠一般的小屋，回我的中華街，回我的外國人墓地。父親在橫濱待了六年，他卻從來不知道外國人墓地這個好地方，這便是我和他之間的區別。我會挑陽光晴朗的日子，坐在那裏，安靜地聽著海洋上吹來的風籠罩我臉龐的聲音，順便幻想一下我自己的葬禮。
我上輩子也許是個水手，眼睜睜地看著一場大火燒掉了我美好豐饒的家園，心裏卻不知為何有種沒法示人的欣喜。遠處一艘船緩緩地靠近了我，和靜謐的海岸線一起靠近了我，我還有什麽可猶豫的？
我此時唯一的夢想，就是客死異鄉。
2010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