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在世時，我是見到過他兩次的。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活動。一次規模很大的活動。正式出席的有三百餘人，曰“代表”。前一年10月已經粉碎了“四人幫”，而我於那一年的9月畢業。我是以複旦大學中文係特約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的。複旦大學中文係也就分到了那麽一個學生“代表”名額的。我之所以將“代表”二字括上引號，乃因都非是選舉產生的，而是指定的。
於我，那“代表”的資格是選舉的也罷，是指定的也罷，性質上都是沒有什麽區別的——無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係學生參加了一次有關文藝的紀念活動而已。如今想來，對於當時那三百餘位正式“代表”而言，意義非同小可。正因為都是指定的，那體現著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政治，對眾多文藝界人士的一種重新評估；一種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藝自身能力的、展覽式的、集體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無幾。我在文學組，兩位組長是黃宗英老師和茹誌鵑老師，我是發言記錄員。文學組皆老前輩，連中年人也沒有。除了我一個青年，還有一名華東師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係的在校生。
巴金老當年便是文學組的一名“代表”，還有吳強、施蟄存、黃佐臨等。我雖從少年時期就喜愛文學，但有些名字對於我是極其陌生的。比如施蟄存，我就聞所未聞。我少年時期不可能接觸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除了某些老圖書館，新建的圖書館包括大多數大學的圖書館裏，根本尋找不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他的作品大約也是沒再版過的吧？考慮到學科的需要，複旦大學中文係的閱覽室雖然比校圖書館的文學書籍更“全麵”一些，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到閱覽室去，但三年裏既沒見過施蟄存的書，也沒見過林語堂、梁實秋、胡適、徐誌摩、張愛玲、沈從文的書。這毫不奇怪。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中，全國一概的圖書館，是被一遍一遍篦頭發一樣篦過的。他們的書不可能被我這一代人的眼所發現。
然而，巴金老的書當年卻是赫然在架的。
如今想來，我覺得巴金老比起他們，那還是特別幸運的。作為作家，他雖然在“文革”時期被“冰凍”了起來，但是他的作品，畢竟還能在一所著名的大學的中文係的閱覽室裏存在著。
盡管粉碎“四人幫”了，但文學老人們在會上的言語既短少又謹慎。在會間休息，相互之間的交談那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兩語流露彼此關心的情誼而已。每個人的頭上，依然還戴著“文革”中乃至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被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那是一些依然戴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罪名卻又蒙幸參加紀念活動的“代表”。
由於我幾乎讀過巴金老的那時為止的全部作品，對他自然是崇敬的。上樓下樓時，每攙扶著他。用餐時，也樂於給前輩們添飯、盛湯。但是我沒和他交談過。心中是想問他許多關於文學的問題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當時難以坦率回答一個陌生的文學青年的問題，於是不忍強前輩所難……
第二次見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裏。已忘記了我到上海參加什麽活動。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輕。內中還有當時作協的領導，所以我一言未發，隻不過從旁默默注視他。也可以說是欣賞一位文學老人。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屆作代會上被選為中國作協主席。
那一次他給我留下的印象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慈祥。
後來巴金老出版的幾本思想隨筆，我也是很認真地讀過的。
對於我個人，他那一種虔誠的懺悔意識和要求自己以後說真話的原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於今，前一種印象越來越淡薄了，後一種印象更加深刻了。依我想來，當政治的巨大腳掌懸在某些人頭上，隨時準備狠狠踩踏下去的時候，無論那些人是知識分子抑或不是，由於懦弱說了些違心的話——那實在是置身度外的人應該予以理解和原諒的。後來人說前朝事也罷，在安全的方位抱臂旁觀也罷。尤其那違心話的性質僅僅關乎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的時候，並沒有同時牽連別人安危的時候。
巴金老人在“文革”中所說某些違心話，便是如上的一些話而已。他當選中國作協主席以後，對自己所做的反思和懺悔，自然是極可愛極可敬的，也完全值得我們後輩尤其是後輩知識分子學習。但若將中國發生“文革”那樣的事情與中國知識分子應該集體地怎樣居然沒有集體地怎樣直接聯係起來進行評判，則我認為是很小兒科的評判。巴金老人自己並沒用他的文字發表過以上的聯係。但以上言論“文革”後一直是有的。它的小兒科的性質以至於——忽略了相對於政治的巨大腳掌，一個或一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幾乎便渺小得形同螻蟻這樣一個事實。
我以為正確的評判的立場也許恰恰相反，首選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一隻巨大的腳掌。它不該那麽不道德，它怎麽又偏可以那麽不道德地肆無忌憚呢？這一定有它自身的規律。將思想的方向一味引向對知識分子的分析，恰恰會使真正值得深入分析並大聲說出分析結果的現象，於是獲得贖免。在中國知識分子不知怎麽一下子熱衷於分析知識分子自身的過剩的思想泡沫中，我以為真正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在中國還一直並沒有被分析得多麽深入。也可以說，實際上幾乎等於獲得了贖免。
以我的耳聽來，違心的話，熱衷於而漸成習慣的假話、套話、照本宣科的毫無個人態度的話，總之，等等令人聽了心裏惱火大皺其眉的高調門兒的話，委實還是太多了！
巴金老人自己並不好為人師。他從未擺出誨人不倦的麵孔，以知識分子導師的話語和文章來“告誡”要求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說真話。所以我將“應該”括上引號，也將“告誡”括上引號。巴金老人隻不過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自己以身作則。
而依我的眼看，他的以身作則是起到了一定影響作用的。而依我的耳聽，假話雖仍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但是真正發自中國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確乎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少了。中國知識分子已找回了一點兒說假話應該感到的羞恥。盡量說真話；難以坦陳真言之時便不說話；盡量避免說假話、套話；以不進讒言不說媚語為底線……是的，我以為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於自己話語是逐漸具有一種較為自尊自重的原則態度了。假話現象，分明已像雲朵一樣，隨風積聚到另外的平台上去了。恕我直言——官場上的假話目前最多，壞影響也最大。
出於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現象固然是少了，但並不意味著人們同時從知識分子口中聽到的真話於是多了。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僅僅說格外保險的“知識”話語的知識分子多了。知識分子總是不甘寂寞的。既為知識分子，幹脆隻言說“知識”，確乎明哲保身，於是蔚然成風。這是一種僅僅飄浮在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品質的底線之上的現象。這不是一個高標準，但相比於從前的年代，總歸也還算是一種進步——有底線畢竟比完全沒有好。
然而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民眾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是越來越變成失望了。民眾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顯然比知識分子目前對自身的要求高不少。民眾企盼知識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會擔當的道義和責任。我們太有負於民眾了。我自己從青年時期便幻想為“士”，然而我自己的知識分子原則，也早已從理想主義的高處，年複一年地，徐徐降下在底線的邊緣了。
於是每聯想到冰心老人生前寫過的一篇短文——《無士當如何？》。
有時我甚至想——也許中國人對中國知識分子（這裏主要指的是文化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太過中國特色也太過超現實主義了吧？也許“士”的時代隻適合於古代吧？正如“俠”的時代和騎士的時代，隻能成為人類的曆史。
但已降在文化知識分子人格底線邊緣的我，對於自己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恥辱，倘聽到我的同類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嫌惡。真話不一定總是見解正確的話。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應該明白——對於許多事情，正確的話那肯定不會僅僅發自一個社會發言的立場。有時發自於兩個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的社會發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確性。而假話，卻肯定是粘帶著千般百種的私利和私欲的話。故假話裏產生不了任何有益於社會公利的意義。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將一再證明著人說真話的一種極正當的極符合人性的權利。
什麽時候，假話終於沒了大行其道八麵玲瓏的市場，或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不再是一種罪過——那時，隻有那時，真話裏才能產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說假話的原則來凸顯出假話的醜陋——在這個底線前提下，我相信，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擔當道義，總有一天會成為一種令民眾滿意的角色特征。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活動。一次規模很大的活動。正式出席的有三百餘人，曰“代表”。前一年10月已經粉碎了“四人幫”，而我於那一年的9月畢業。我是以複旦大學中文係特約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的。複旦大學中文係也就分到了那麽一個學生“代表”名額的。我之所以將“代表”二字括上引號，乃因都非是選舉產生的，而是指定的。
於我，那“代表”的資格是選舉的也罷，是指定的也罷，性質上都是沒有什麽區別的——無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係學生參加了一次有關文藝的紀念活動而已。如今想來，對於當時那三百餘位正式“代表”而言，意義非同小可。正因為都是指定的，那體現著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政治，對眾多文藝界人士的一種重新評估；一種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藝自身能力的、展覽式的、集體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無幾。我在文學組，兩位組長是黃宗英老師和茹誌鵑老師，我是發言記錄員。文學組皆老前輩，連中年人也沒有。除了我一個青年，還有一名華東師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係的在校生。
巴金老當年便是文學組的一名“代表”，還有吳強、施蟄存、黃佐臨等。我雖從少年時期就喜愛文學，但有些名字對於我是極其陌生的。比如施蟄存，我就聞所未聞。我少年時期不可能接觸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除了某些老圖書館，新建的圖書館包括大多數大學的圖書館裏，根本尋找不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他的作品大約也是沒再版過的吧？考慮到學科的需要，複旦大學中文係的閱覽室雖然比校圖書館的文學書籍更“全麵”一些，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到閱覽室去，但三年裏既沒見過施蟄存的書，也沒見過林語堂、梁實秋、胡適、徐誌摩、張愛玲、沈從文的書。這毫不奇怪。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中，全國一概的圖書館，是被一遍一遍篦頭發一樣篦過的。他們的書不可能被我這一代人的眼所發現。
然而，巴金老的書當年卻是赫然在架的。
如今想來，我覺得巴金老比起他們，那還是特別幸運的。作為作家，他雖然在“文革”時期被“冰凍”了起來，但是他的作品，畢竟還能在一所著名的大學的中文係的閱覽室裏存在著。
盡管粉碎“四人幫”了，但文學老人們在會上的言語既短少又謹慎。在會間休息，相互之間的交談那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兩語流露彼此關心的情誼而已。每個人的頭上，依然還戴著“文革”中乃至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被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那是一些依然戴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罪名卻又蒙幸參加紀念活動的“代表”。
由於我幾乎讀過巴金老的那時為止的全部作品，對他自然是崇敬的。上樓下樓時，每攙扶著他。用餐時，也樂於給前輩們添飯、盛湯。但是我沒和他交談過。心中是想問他許多關於文學的問題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當時難以坦率回答一個陌生的文學青年的問題，於是不忍強前輩所難……
第二次見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裏。已忘記了我到上海參加什麽活動。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輕。內中還有當時作協的領導，所以我一言未發，隻不過從旁默默注視他。也可以說是欣賞一位文學老人。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屆作代會上被選為中國作協主席。
那一次他給我留下的印象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慈祥。
後來巴金老出版的幾本思想隨筆，我也是很認真地讀過的。
對於我個人，他那一種虔誠的懺悔意識和要求自己以後說真話的原則，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於今，前一種印象越來越淡薄了，後一種印象更加深刻了。依我想來，當政治的巨大腳掌懸在某些人頭上，隨時準備狠狠踩踏下去的時候，無論那些人是知識分子抑或不是，由於懦弱說了些違心的話——那實在是置身度外的人應該予以理解和原諒的。後來人說前朝事也罷，在安全的方位抱臂旁觀也罷。尤其那違心話的性質僅僅關乎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的時候，並沒有同時牽連別人安危的時候。
巴金老人在“文革”中所說某些違心話，便是如上的一些話而已。他當選中國作協主席以後，對自己所做的反思和懺悔，自然是極可愛極可敬的，也完全值得我們後輩尤其是後輩知識分子學習。但若將中國發生“文革”那樣的事情與中國知識分子應該集體地怎樣居然沒有集體地怎樣直接聯係起來進行評判，則我認為是很小兒科的評判。巴金老人自己並沒用他的文字發表過以上的聯係。但以上言論“文革”後一直是有的。它的小兒科的性質以至於——忽略了相對於政治的巨大腳掌，一個或一些被剝奪了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幾乎便渺小得形同螻蟻這樣一個事實。
我以為正確的評判的立場也許恰恰相反，首選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一隻巨大的腳掌。它不該那麽不道德，它怎麽又偏可以那麽不道德地肆無忌憚呢？這一定有它自身的規律。將思想的方向一味引向對知識分子的分析，恰恰會使真正值得深入分析並大聲說出分析結果的現象，於是獲得贖免。在中國知識分子不知怎麽一下子熱衷於分析知識分子自身的過剩的思想泡沫中，我以為真正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在中國還一直並沒有被分析得多麽深入。也可以說，實際上幾乎等於獲得了贖免。
以我的耳聽來，違心的話，熱衷於而漸成習慣的假話、套話、照本宣科的毫無個人態度的話，總之，等等令人聽了心裏惱火大皺其眉的高調門兒的話，委實還是太多了！
巴金老人自己並不好為人師。他從未擺出誨人不倦的麵孔，以知識分子導師的話語和文章來“告誡”要求中國知識分子“應該”說真話。所以我將“應該”括上引號，也將“告誡”括上引號。巴金老人隻不過通過解剖分析和批判自己以身作則。
而依我的眼看，他的以身作則是起到了一定影響作用的。而依我的耳聽，假話雖仍此起彼伏不絕於耳，但是真正發自中國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確乎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少了。中國知識分子已找回了一點兒說假話應該感到的羞恥。盡量說真話；難以坦陳真言之時便不說話；盡量避免說假話、套話；以不進讒言不說媚語為底線……是的，我以為大多數知識分子，對於自己話語是逐漸具有一種較為自尊自重的原則態度了。假話現象，分明已像雲朵一樣，隨風積聚到另外的平台上去了。恕我直言——官場上的假話目前最多，壞影響也最大。
出於知識分子之口的假話現象固然是少了，但並不意味著人們同時從知識分子口中聽到的真話於是多了。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僅僅說格外保險的“知識”話語的知識分子多了。知識分子總是不甘寂寞的。既為知識分子，幹脆隻言說“知識”，確乎明哲保身，於是蔚然成風。這是一種僅僅飄浮在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話語品質的底線之上的現象。這不是一個高標準，但相比於從前的年代，總歸也還算是一種進步——有底線畢竟比完全沒有好。
然而依我的眼看來，依我的耳聽來，民眾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是越來越變成失望了。民眾對知識分子的要求顯然比知識分子目前對自身的要求高不少。民眾企盼知識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會擔當的道義和責任。我們太有負於民眾了。我自己從青年時期便幻想為“士”，然而我自己的知識分子原則，也早已從理想主義的高處，年複一年地，徐徐降下在底線的邊緣了。
於是每聯想到冰心老人生前寫過的一篇短文——《無士當如何？》。
有時我甚至想——也許中國人對中國知識分子（這裏主要指的是文化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太過中國特色也太過超現實主義了吧？也許“士”的時代隻適合於古代吧？正如“俠”的時代和騎士的時代，隻能成為人類的曆史。
但已降在文化知識分子人格底線邊緣的我，對於自己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恥辱，倘聽到我的同類說假話還是不能不感到嫌惡。真話不一定總是見解正確的話。不是“二百五”的人也一定應該明白——對於許多事情，正確的話那肯定不會僅僅發自一個社會發言的立場。有時發自於兩個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的社會發言，往往各有各的正確性。而假話，卻肯定是粘帶著千般百種的私利和私欲的話。故假話裏產生不了任何有益於社會公利的意義。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將一再證明著人說真話的一種極正當的極符合人性的權利。
什麽時候，假話終於沒了大行其道八麵玲瓏的市場，或即使不正確的真話，也不再是一種罪過——那時，隻有那時，真話裏才能產生真正的思想力。
用不說假話的原則來凸顯出假話的醜陋——在這個底線前提下，我相信，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擔當道義，總有一天會成為一種令民眾滿意的角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