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a君，將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總編。該社不大，在業內口碑頗佳；賴其慧眼識珠，推出過不少好書。
君乃善良長者，向以仁心處世待人，雖屬無神論者，對特蕾莎修女則敬若女神。他的兒女都在國外成家立業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給他的一幢建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老樓的三居室內，九十幾平米，住得極滿足。自恃身體健康，未雇“阿姨”。終日讀書，寫隨筆、散文，鉤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實，幸福指數挺高。
幾年前，他的家曾是我們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之處。在他書房，正麵牆上懸掛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畫像，他請一位畫家朋友為他畫的，以一方精美古樸的老硯謝之，所謂各得其所。畫像左右配掛條幅，乃君親筆所書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說的話：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和自以為是的；不管怎樣，都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將你最好的留給世界了，對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還是要將最好的留下。”
他的書法在京城小有名氣，若別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語錄相贈。
曾有人執意要其寫孔子語錄——多為官場中人。所謂“國學”在官場大熱後，執該意者尤多。
他卻每次都教導彼們：“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應是中國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來，孔子家族從王權那兒所獲得好處太多太大了，簡直也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沒從任何利益集團那兒沽釣過任何好處，她是一位純粹地為世界上窮困的人們服務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為任何個人利益竭誠努力的一生——還是寫她的話吧。”
倘對方堅持己見，他竟會放下筆，正色道：“要麽寫特蕾莎修女的話，要麽算了，隻能請你原諒我駁了你的麵子。”
有幾次我也在場，眼見他將對方搞得怪難堪的，待對方走後，忍不住勸他何必那麽認真？
他卻說：“我太討厭奉迎之風了，俗不可耐。”
他對自己的人生如此評價：“一件害人的事也沒做過，給人世間留下了幾本好書而已。”
a君稱得上是難得的好鄰居。那幢六層老樓沒電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樓道衛生，二十幾年從未間斷，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樓，既不但每次從六樓認真掃到一樓，還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換三桶水，有時竟拖兩遍。他所住的那個單元，樓道總是幹幹淨淨的，樓梯扶手更是一塵不染。而另外四個單元的樓道，則髒得近乎垃圾樓的樓道了。那幢樓原本住著兩個事業單位的人家，老住戶或將房子賣了，或租出了，後搬入的人家都拒絕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掃費（從前每月十元，後來也不過每月二十元）。沒專人清掃，也不是每個單元都有一位他那樣的義務清掃工，自然就髒。髒得實在讓人看不下眼去的時候，由街道幹部強迫著，才一家出一個人來一次大掃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戶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種時候每鎖上門，全家大小遛彎兒去了，等大掃除過後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戶，即使住對門同時開門見著了也不說一句話，便根本都不在乎給對方留下怎樣的印象。或許，還都想給對方留下這麽一種印象——別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誰？幾次大掃除後，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氣，見著了不拿好眼色瞪對方。對方也還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門檻以外的衛生關我什麽事？下次我家還沒人，你管得著嗎？氣死你！仿佛，要證明自己正是那種不管自己怎樣，別人那都必須包容自己的人。結果便是，互相嫌惡。這使街道幹部們很頭疼、很無奈，因為有關方麵經常檢查社區衛生。怕受批評，後來幹脆由街道出一筆錢，每兩個月雇人打掃一次那幢樓的樓道。雖然如此，a君仍充當著義務清掃工，他難以忍受兩個月才打掃一次的樓道的衛生狀況。
某日我去他家，恰見他在拖樓道，也恰見一對青年男女自上層樓下來，都往樓梯上吐瓜子皮。
我說：“年輕人，憐憫一點兒老同誌行不行？快七十歲的人了，拖一次樓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話說完，男青年頂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嗎？”
我再說不出話來，一對年輕人冷麵而過。
a君卻責備我：“你多餘說那麽幾句，他們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漲了，他們壓力大，應該像特蕾莎修女說的，原諒他們。”
進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說：“單元門一關，我就當我們這個單元的人家都屬於一個大家庭。不管買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員都是忙人、累人、有壓力的人。就我是閑人，也沒什麽壓力，搞搞樓道公共衛生這種事由我來做責無旁貸，全當健身了。”
我說：“你可以寫份告知書貼樓道裏，要求別人起碼能盡量保持一下樓道衛生。”
他說：“不是沒那麽想過。轉而一想，覺得不好。”
問：“為什麽覺得不好？”
他說：“確實也沒人逼我做啊。何況街道上還雇人每兩個月打掃一次。我心甘情願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為自己因而就有權要求別人怎樣怎樣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無話可說了。
去年年初，我們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a君攤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勝訴了。
愕問詳情，方知——住他樓上的一戶人家七十六歲的老太太，在自家門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來歲的兒子，認為是由於a君剛剛拖過樓道，使水泥地麵太濕，因而才導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說有自家小“阿姨”可做證，給了他兩種選擇——或一次性賠償十萬元，徹底私了；或等著上法庭。
a君的常識提醒他，私了往往後患無窮，隻得選擇了當被告。
而法官認為——樓道沒有探頭，故無鐵證足以證明，老太太之跌倒確與a君拖濕了地麵有關；但也沒有鐵證足以證明，a君拖過的地麵並非多麽的濕滑。所以，從邏輯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隻能依據邏輯關係進行判決，小“阿姨”的證言作為參考。
結果是——a君須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兩萬三千餘元的人道主義住院醫療費；老太太沒參加過工作，她兒子也沒為她繳納過醫保，故本案不能不本著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進行判決。
a君沒上訴，他預料上訴也肯定還是那麽一種結果，認了。
我說：“我見過他拖樓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會用戴膠皮手套的雙手將拖布擰得很幹呀。”
那位朋友在電話裏說：“可這一點是無法證明的嘛！”
發生了那件事後，a君再也不敢拖樓道了，也完全喪失了以前住在那裏的好心情。這是必然的，他根本無法對那老太太和她的兒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裝出若無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樣子；而那老太太的禿頭大臉一副刁民形象的兒子，每次見到a君也總像a君仍欠他一大筆錢耍賴不還似的。此種關係已非誰原諒不原諒誰的問題。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幫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幫不上。畢竟，a君達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種崇高的心靈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謂的君子。
他隻不過是一個好人而已。
春節後，好人a君與我們幾位朋友相聚時告知，他做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決定——也將房子賣了，大部分錢存上了，用八十幾萬在一處環境優美的郊區買了所漂亮的小農家院。不久，他搬去那裏住了。
包括我在內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約來約去的，拖到7月初才終於成行。
a君胖了，氣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處。離某處部隊醫院頗近，隻消半個多小時的車程。他的新家不再僅僅是家，而可以說是“家園”了，因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歡養花的人，斯時院子裏的樹花已開過了，一花圃草花卻開得爛漫，散紫翻紅，美不勝收。
我們都叫不出那是什麽花。
a君說是七彩茉莉，雖屬草本，氣溫若不低於零下10c，則可挨過冬季，其根不死，來年春夏仍可奉獻紅花綠葉。
a君的心情分明地又好了，其言其行顯得更加熱愛生活了。我們都看得出來，與他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有關。
那女人五十來歲，衣著得體，快手快腳，做事麻利，當年定有幾分姿色，如今還是挺經得住端詳的。
a君稱她“玉華”，說她是風景區的臨時勤雜工，他搬過來後需要一個照顧自己的人，在風景區偶然認識了她，問她願不願成為照顧自己的人，而她表示願意，於是從風景區的集體宿舍搬到這個小院裏來住了。還說她是個離了婚的女人，女兒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譯。她願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進城去投靠女兒。
“這院裏原本隻有樹，沒有那些七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歡花以後，用風景區的花籽在院子裏種出來的。我喜歡花，她會種花，我倆緣分不淺吧？”
我們也都聽得出來，他倆不隻緣分不淺，關係也已不淺。
我們三個在a君那裏住了一夜。
晚飯是玉華做的，她廚藝不錯，卻不就座，像服務員似的，將我們每一個照顧得都很周到。
第二天上午我們告辭時，a君摟著玉華的肩，站在院門口目送我們的車開走。
一個朋友在車上說：“也忘了問玉華是哪個省的人了。”
開車的朋友說：“操心太多了吧？”
我說：“他有一天肯定會請咱們喝他倆的喜酒。”
兩個月後，我收到一份從某國寄來的郵包。自忖並不認識彼國的什麽人，甚怪。拆開，竟是a君所書特蕾莎修女之語錄，曾掛在他家那兩幅中的一幅，還有一瓶治萎縮性胃炎的藥和一封信。
信是a君在那一國家定居的兒子代他寫給我的，而他因精神受了大刺激，正在那一國家接受心理治療。
讀罷信，方知a君經曆的官司，竟有起伏跌宕的下文：
先是，那老太太的兩個女兒，因家產分配不均，求助於電視台的調解節目，希望她們的弟弟能回心轉意，與她們重新分配家產——兩個姐姐的說辭是，父母老宅的動遷補償款，幾乎被她們的弟弟獨吞。一部分買了城裏的房子（因而曾與a君成了同一幢老樓的同一個單元的鄰居），另一部分不知去向。兩個姐姐指斥弟弟，不但挾持母親與己同住，而且拒絕為老母用動遷補償款補交醫療保險……
那當弟弟的於現場勃然大怒。
調停失敗，鬧上了法庭。
既鬧上了法庭，便幹脆都撕破了臉，親情殆盡，變為互憎，都惡語攻訐。
兩個姐姐怒斥她們的弟弟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向善於攪渾水、惡人先告狀的人——為了表明她們的話是有根據的，她們揭發了他如何收買小“阿姨”做偽證訛詐a君的劣跡。由於涉及前案判決的公正與否，法庭傳喚了那小“阿姨”。懾於法庭的威嚴，小“阿姨”供認不諱。那老太太的兒子又勃然大怒，反咬一口，咒言小“阿姨”被自己的兩個姐姐收買了。小“阿姨”大呼其冤，亦聲淚俱下地控訴他多次奸淫過自己……
總之是你咬我來我咬他，當庭打起了連環口架。
便不得不休庭了。
小“阿姨”無處棲身了，亦怕因做偽證被追究法律責任，潛回到她母親也就是a君後來的住處去了。
a君一見到那小“阿姨”，自是駭然萬分，而“玉華”對他說過的種種謊言，不攻自破。
那母女倆跪地乞求原諒。
a君雖不忍當即驅逐，亦不敢與她們在那小院裏共度一夜，隻得住到附近的賓館去了。經徹夜思考，決定予以原諒。但回到小院後，那母女倆已不知去向。她們盜走了他的存折以及某些她們認為值錢的東西，連特蕾莎修女的油畫像也隻剩被破壞了的框子了。
這是必須報案的。
第二天那母女二人就被抓捕到了。
第三天法院的同誌也找到了a君，告知他，他有要求結案重審的權利。
他放棄了那權利。
但他也不願繼續在那小院住下去了——盡管那正是七彩茉莉盛開怒放、小院芬芳四溢的時候。
他已沒了再一個住處。
好在有護照。於是，鎖了院門，在賓館住了下去，出國申請一經批準，便到某國投奔兒子去也。
另外兩位朋友也收到了郵包——內有另一條幅或特蕾莎修女的油畫像。
我們三個用短信互發了一通感慨，以後各忙各的，漸漸地，似乎都將遠在他國的a君給忘了。
今年7月，a君又開始聯係我們。
他說他不會在別國常住下去，還是要落葉歸根的。但也不願一回國就住進養老院——請我們替他去看看，他那第二處家怎麽樣了？
我們某日清早驅車前往，到時八點多鍾。頭天晚上刮了半夜的風，那日無霧霾，藍天白雲，陽光燦燦。
一位老友掏出他寄來的鑰匙開院門，鎖心已完全鏽死，哪裏還扭得動呢！
駕車的朋友取來車上的救生錘，將鎖砸落。門的合頁也幾乎鏽住了，我們差不多是撞門而入。
但見滿院七彩茉莉開得葳蕤，一片連一片，一叢傍一叢。除了一條鋪磚窄道，凡有土壤的地方全被那花們占領了。鋪磚窄道也隻能容人側身而過，開滿花朵的花枝，從左右兩側將其遮掩了。幾棵樹的樹幹，皆被五彩雲霞般的花朵“埋”住了半截。
一院落鮮花開得令人目眩，濃馥香氣使人沉醉。
竟難見雜草野蒿的蹤影，真是太奇怪了！
一個朋友困惑地說：“怎麽會這樣？”
我說：“去年是暖冬啊。”
另一個朋友說：“它們原本就是這院落裏的多數，種子集中於此，院外又以水泥地麵為主，雜草野蒿的種子不太容易被風刮進來。即使刮進來了也是少數。多數排擠少數，當然便會如此啦！”
我一時陷入沉思，覺得自己的頭腦之中太應該產生出來一點兒比“去年是暖冬”更值得一說的感想了，卻又一時產生不出來。
便隻有呆住著。
2016年8月27日於北京
君乃善良長者，向以仁心處世待人，雖屬無神論者，對特蕾莎修女則敬若女神。他的兒女都在國外成家立業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給他的一幢建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老樓的三居室內，九十幾平米，住得極滿足。自恃身體健康，未雇“阿姨”。終日讀書，寫隨筆、散文，鉤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實，幸福指數挺高。
幾年前，他的家曾是我們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談天說地之處。在他書房，正麵牆上懸掛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畫像，他請一位畫家朋友為他畫的，以一方精美古樸的老硯謝之，所謂各得其所。畫像左右配掛條幅，乃君親筆所書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說的話：
“人們經常是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和自以為是的；不管怎樣，都要原諒他們。”
“即使你將你最好的留給世界了，對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還是要將最好的留下。”
他的書法在京城小有名氣，若別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語錄相贈。
曾有人執意要其寫孔子語錄——多為官場中人。所謂“國學”在官場大熱後，執該意者尤多。
他卻每次都教導彼們：“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應是中國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來，孔子家族從王權那兒所獲得好處太多太大了，簡直也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沒從任何利益集團那兒沽釣過任何好處，她是一位純粹地為世界上窮困的人們服務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為任何個人利益竭誠努力的一生——還是寫她的話吧。”
倘對方堅持己見，他竟會放下筆，正色道：“要麽寫特蕾莎修女的話，要麽算了，隻能請你原諒我駁了你的麵子。”
有幾次我也在場，眼見他將對方搞得怪難堪的，待對方走後，忍不住勸他何必那麽認真？
他卻說：“我太討厭奉迎之風了，俗不可耐。”
他對自己的人生如此評價：“一件害人的事也沒做過，給人世間留下了幾本好書而已。”
a君稱得上是難得的好鄰居。那幢六層老樓沒電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樓道衛生，二十幾年從未間斷，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樓，既不但每次從六樓認真掃到一樓，還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換三桶水，有時竟拖兩遍。他所住的那個單元，樓道總是幹幹淨淨的，樓梯扶手更是一塵不染。而另外四個單元的樓道，則髒得近乎垃圾樓的樓道了。那幢樓原本住著兩個事業單位的人家，老住戶或將房子賣了，或租出了，後搬入的人家都拒絕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掃費（從前每月十元，後來也不過每月二十元）。沒專人清掃，也不是每個單元都有一位他那樣的義務清掃工，自然就髒。髒得實在讓人看不下眼去的時候，由街道幹部強迫著，才一家出一個人來一次大掃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戶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種時候每鎖上門，全家大小遛彎兒去了，等大掃除過後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戶，即使住對門同時開門見著了也不說一句話，便根本都不在乎給對方留下怎樣的印象。或許，還都想給對方留下這麽一種印象——別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誰？幾次大掃除後，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氣，見著了不拿好眼色瞪對方。對方也還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門檻以外的衛生關我什麽事？下次我家還沒人，你管得著嗎？氣死你！仿佛，要證明自己正是那種不管自己怎樣，別人那都必須包容自己的人。結果便是，互相嫌惡。這使街道幹部們很頭疼、很無奈，因為有關方麵經常檢查社區衛生。怕受批評，後來幹脆由街道出一筆錢，每兩個月雇人打掃一次那幢樓的樓道。雖然如此，a君仍充當著義務清掃工，他難以忍受兩個月才打掃一次的樓道的衛生狀況。
某日我去他家，恰見他在拖樓道，也恰見一對青年男女自上層樓下來，都往樓梯上吐瓜子皮。
我說：“年輕人，憐憫一點兒老同誌行不行？快七十歲的人了，拖一次樓道不容易……”
不待我的話說完，男青年頂了我一句：“有人逼他做了嗎？”
我再說不出話來，一對年輕人冷麵而過。
a君卻責備我：“你多餘說那麽幾句，他們是租房住的，房租又漲了，他們壓力大，應該像特蕾莎修女說的，原諒他們。”
進了他家，各自坐下，他又說：“單元門一關，我就當我們這個單元的人家都屬於一個大家庭。不管買下了房子的，租住的，主要家庭成員都是忙人、累人、有壓力的人。就我是閑人，也沒什麽壓力，搞搞樓道公共衛生這種事由我來做責無旁貸，全當健身了。”
我說：“你可以寫份告知書貼樓道裏，要求別人起碼能盡量保持一下樓道衛生。”
他說：“不是沒那麽想過。轉而一想，覺得不好。”
問：“為什麽覺得不好？”
他說：“確實也沒人逼我做啊。何況街道上還雇人每兩個月打掃一次。我心甘情願地做是一回事，可如果以為自己因而就有權要求別人怎樣怎樣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又無話可說了。
去年年初，我們的一位共同的朋友在電話中告訴我——a君攤上官司了，成了被告了，而且基本上是原告勝訴了。
愕問詳情，方知——住他樓上的一戶人家七十六歲的老太太，在自家門外跌了一跤，大腿骨折。而那老太太的五十來歲的兒子，認為是由於a君剛剛拖過樓道，使水泥地麵太濕，因而才導致自己的老娘滑倒了。人家說有自家小“阿姨”可做證，給了他兩種選擇——或一次性賠償十萬元，徹底私了；或等著上法庭。
a君的常識提醒他，私了往往後患無窮，隻得選擇了當被告。
而法官認為——樓道沒有探頭，故無鐵證足以證明，老太太之跌倒確與a君拖濕了地麵有關；但也沒有鐵證足以證明，a君拖過的地麵並非多麽的濕滑。所以，從邏輯上不能排除有其可能性。又所以，此案隻能依據邏輯關係進行判決，小“阿姨”的證言作為參考。
結果是——a君須為老太太支付一半也就是兩萬三千餘元的人道主義住院醫療費；老太太沒參加過工作，她兒子也沒為她繳納過醫保，故本案不能不本著同情弱者的司法精神進行判決。
a君沒上訴，他預料上訴也肯定還是那麽一種結果，認了。
我說：“我見過他拖樓道啊，他每涮一次拖布，都會用戴膠皮手套的雙手將拖布擰得很幹呀。”
那位朋友在電話裏說：“可這一點是無法證明的嘛！”
發生了那件事後，a君再也不敢拖樓道了，也完全喪失了以前住在那裏的好心情。這是必然的，他根本無法對那老太太和她的兒子以及那小“阿姨”硬裝出若無其事的友好如常的樣子；而那老太太的禿頭大臉一副刁民形象的兒子，每次見到a君也總像a君仍欠他一大筆錢耍賴不還似的。此種關係已非誰原諒不原諒誰的問題。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幫不上a君任何忙，孔子也幫不上。畢竟，a君達不到特蕾莎修女那種崇高的心靈境界，也算不上孔子所謂的君子。
他隻不過是一個好人而已。
春節後，好人a君與我們幾位朋友相聚時告知，他做出了人生中破釜沉舟的決定——也將房子賣了，大部分錢存上了，用八十幾萬在一處環境優美的郊區買了所漂亮的小農家院。不久，他搬去那裏住了。
包括我在內的他的三位朋友，便都打算去看望他。約來約去的，拖到7月初才終於成行。
a君胖了，氣色佳。
那地方依山傍水，果是好去處。離某處部隊醫院頗近，隻消半個多小時的車程。他的新家不再僅僅是家，而可以說是“家園”了，因為有了不小的院子。他是喜歡養花的人，斯時院子裏的樹花已開過了，一花圃草花卻開得爛漫，散紫翻紅，美不勝收。
我們都叫不出那是什麽花。
a君說是七彩茉莉，雖屬草本，氣溫若不低於零下10c，則可挨過冬季，其根不死，來年春夏仍可奉獻紅花綠葉。
a君的心情分明地又好了，其言其行顯得更加熱愛生活了。我們都看得出來，與他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個女人有關。
那女人五十來歲，衣著得體，快手快腳，做事麻利，當年定有幾分姿色，如今還是挺經得住端詳的。
a君稱她“玉華”，說她是風景區的臨時勤雜工，他搬過來後需要一個照顧自己的人，在風景區偶然認識了她，問她願不願成為照顧自己的人，而她表示願意，於是從風景區的集體宿舍搬到這個小院裏來住了。還說她是個離了婚的女人，女兒特出息，在北京一家外企做翻譯。她願有自己的一份自由生活，所以不進城去投靠女兒。
“這院裏原本隻有樹，沒有那些七彩茉莉，她知道我喜歡花以後，用風景區的花籽在院子裏種出來的。我喜歡花，她會種花，我倆緣分不淺吧？”
我們也都聽得出來，他倆不隻緣分不淺，關係也已不淺。
我們三個在a君那裏住了一夜。
晚飯是玉華做的，她廚藝不錯，卻不就座，像服務員似的，將我們每一個照顧得都很周到。
第二天上午我們告辭時，a君摟著玉華的肩，站在院門口目送我們的車開走。
一個朋友在車上說：“也忘了問玉華是哪個省的人了。”
開車的朋友說：“操心太多了吧？”
我說：“他有一天肯定會請咱們喝他倆的喜酒。”
兩個月後，我收到一份從某國寄來的郵包。自忖並不認識彼國的什麽人，甚怪。拆開，竟是a君所書特蕾莎修女之語錄，曾掛在他家那兩幅中的一幅，還有一瓶治萎縮性胃炎的藥和一封信。
信是a君在那一國家定居的兒子代他寫給我的，而他因精神受了大刺激，正在那一國家接受心理治療。
讀罷信，方知a君經曆的官司，竟有起伏跌宕的下文：
先是，那老太太的兩個女兒，因家產分配不均，求助於電視台的調解節目，希望她們的弟弟能回心轉意，與她們重新分配家產——兩個姐姐的說辭是，父母老宅的動遷補償款，幾乎被她們的弟弟獨吞。一部分買了城裏的房子（因而曾與a君成了同一幢老樓的同一個單元的鄰居），另一部分不知去向。兩個姐姐指斥弟弟，不但挾持母親與己同住，而且拒絕為老母用動遷補償款補交醫療保險……
那當弟弟的於現場勃然大怒。
調停失敗，鬧上了法庭。
既鬧上了法庭，便幹脆都撕破了臉，親情殆盡，變為互憎，都惡語攻訐。
兩個姐姐怒斥她們的弟弟是一個不講道理的、反邏輯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向善於攪渾水、惡人先告狀的人——為了表明她們的話是有根據的，她們揭發了他如何收買小“阿姨”做偽證訛詐a君的劣跡。由於涉及前案判決的公正與否，法庭傳喚了那小“阿姨”。懾於法庭的威嚴，小“阿姨”供認不諱。那老太太的兒子又勃然大怒，反咬一口，咒言小“阿姨”被自己的兩個姐姐收買了。小“阿姨”大呼其冤，亦聲淚俱下地控訴他多次奸淫過自己……
總之是你咬我來我咬他，當庭打起了連環口架。
便不得不休庭了。
小“阿姨”無處棲身了，亦怕因做偽證被追究法律責任，潛回到她母親也就是a君後來的住處去了。
a君一見到那小“阿姨”，自是駭然萬分，而“玉華”對他說過的種種謊言，不攻自破。
那母女倆跪地乞求原諒。
a君雖不忍當即驅逐，亦不敢與她們在那小院裏共度一夜，隻得住到附近的賓館去了。經徹夜思考，決定予以原諒。但回到小院後，那母女倆已不知去向。她們盜走了他的存折以及某些她們認為值錢的東西，連特蕾莎修女的油畫像也隻剩被破壞了的框子了。
這是必須報案的。
第二天那母女二人就被抓捕到了。
第三天法院的同誌也找到了a君，告知他，他有要求結案重審的權利。
他放棄了那權利。
但他也不願繼續在那小院住下去了——盡管那正是七彩茉莉盛開怒放、小院芬芳四溢的時候。
他已沒了再一個住處。
好在有護照。於是，鎖了院門，在賓館住了下去，出國申請一經批準，便到某國投奔兒子去也。
另外兩位朋友也收到了郵包——內有另一條幅或特蕾莎修女的油畫像。
我們三個用短信互發了一通感慨，以後各忙各的，漸漸地，似乎都將遠在他國的a君給忘了。
今年7月，a君又開始聯係我們。
他說他不會在別國常住下去，還是要落葉歸根的。但也不願一回國就住進養老院——請我們替他去看看，他那第二處家怎麽樣了？
我們某日清早驅車前往，到時八點多鍾。頭天晚上刮了半夜的風，那日無霧霾，藍天白雲，陽光燦燦。
一位老友掏出他寄來的鑰匙開院門，鎖心已完全鏽死，哪裏還扭得動呢！
駕車的朋友取來車上的救生錘，將鎖砸落。門的合頁也幾乎鏽住了，我們差不多是撞門而入。
但見滿院七彩茉莉開得葳蕤，一片連一片，一叢傍一叢。除了一條鋪磚窄道，凡有土壤的地方全被那花們占領了。鋪磚窄道也隻能容人側身而過，開滿花朵的花枝，從左右兩側將其遮掩了。幾棵樹的樹幹，皆被五彩雲霞般的花朵“埋”住了半截。
一院落鮮花開得令人目眩，濃馥香氣使人沉醉。
竟難見雜草野蒿的蹤影，真是太奇怪了！
一個朋友困惑地說：“怎麽會這樣？”
我說：“去年是暖冬啊。”
另一個朋友說：“它們原本就是這院落裏的多數，種子集中於此，院外又以水泥地麵為主，雜草野蒿的種子不太容易被風刮進來。即使刮進來了也是少數。多數排擠少數，當然便會如此啦！”
我一時陷入沉思，覺得自己的頭腦之中太應該產生出來一點兒比“去年是暖冬”更值得一說的感想了，卻又一時產生不出來。
便隻有呆住著。
2016年8月27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