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批判“存在主義”哲學曾被列為學界重點任務。
我本不清楚什麽是“存在主義”哲學的，糊裏糊塗地表態，殊違己願，故那時還真的讀了幾本關於“存在主義”的書，基本上算是比較明白了。
嚴格地說，存在主義根本構不成是一種思想上的學派，也難以歸於任何一種主義。它根本談不上是一種哲學，隻不過是一種近乎哲學的思想現象的共同標簽。並且，當時的所謂“存在主義者”大部分很討厭被別人貼上這一標簽，而且互相頗為反感，拋棄標簽唯恐不及時。
在每一份“存在主義者”的名單上，幾乎都少不了雅斯培、茲德格爾、薩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莫爾克和尼采們。
他們絕非自行聯合的“同誌”，而是研究所謂“存在主義”思想現象的學者，大學教授們的一廂情願的歸納。
按美國研究“存在主義”的著名學者w.考夫曼看來，“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個主要的特征就是他們那熱烈的個人主義”。
“他們那熱烈的個人主義”又是一種怎樣的“個人主義”呢？
與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種“拒絕歸屬於思想上任何一個派係，否認任何信仰團體（特別是各種體係）的充足性，將一概傳統哲學視為表麵的、經院的和遠離生活的東西而對之顯然不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為“全麵性”——否認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認任何信仰的全麵性——在所謂“存在主義者”們那裏，主要是針對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時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每個時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種信仰危機的或強烈或隱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寫呈現此種感受，作家們遠比哲學家們內行，於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這樣的作家，因其小說《地下室手記》和《變形記》在以上方麵的出色特征，也被貼上了“存在主義者”的標簽，但他們本人實際上對於所謂“存在主義”的哲學概念毫無興趣。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寫《地下室手記》時，“存在主義”這一概念還沒被提出呢。他被歸於“存在主義者”多少是一個意外——哲學動物偶爾將目光瞥向文學動物，發現《地下室手記》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機了，於是說：“看，這是一個典型的‘存在主義者’”——結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義者”，“我”的創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強行收編了。
卡夫卡的《變形記》以及其後尤涅斯庫的《犀牛》，都是表現他們所處的時代對人之異化的代表作。
因而後來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其在哲學上的成熟遠不及在文學方麵的成就的“存在”。
問題是——那些曾經的“哲學動物”也罷，“文學動物”也罷，其質疑、呈現、揭穿、批判，矛頭本是直指資本主義時代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現實的。他們的思想，乃是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的。
將投槍擲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曾遭到同樣批判。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倒也沒怎麽批判過他們，任“存在主義者”們自說自話地“存在”著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過是純學術界司空見慣的事，政治是從不參與的，連宗教也未假以顏色。
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存在主義”是從純粹個人感受出發對現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質疑和否定而已。
當年的我也並沒將“存在主義”當為一門哲學，正如我從不認為尼采的亂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學。“存在主義者”們那種感受我也有，從小到大一直有——現在仍有。
之所以舊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批判“存在主義”批判一溜兒夠，倒是現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義者”們特多的國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國家，也肯定是多到數二數三的國家。
有時我走在街上，望著如織的行人，內心不由得說——“看呀，誰並不是‘存在主義者’呢？包括我。”
在機場、商場、車站、會場、醫院……
電視中的人；看電視的人；
做報告的人；聽報告的人；
躥紅於網絡的人；活躍於各種活動的人；
講台上的人；講台下的人……
在一切時空中的幾乎一切人；老人也罷，孩子也罷，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著是一個個“存在主義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實用主義、投機主義、無政府主義、享受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和對整個地球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總而言之，大抵是一個個的“存在主義者”+。盡管絕大多數人從沒聽說過什麽“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像當初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們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義者”的標簽一樣，也在許多許多估計會多到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中國人的頭上戴上了“存在主義者”的緊箍環。
所謂公仆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也幾乎可以說是少數“存在主義者”與多數“存在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前者在被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務著；後者在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決定擁護什麽或反對什麽。“後存在主義者”們與“存在主義者”前輩們的區別在於，幾乎僅僅在於——將自己自囚於地下室的“我”，變成了甲蟲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種“存在主義”的感覺而不適、煩惱、痛苦，憤怒；“後存在主義者”們卻是漸適的；善於以嘻哈和戲謔驅除煩惱的；對不適習慣成自然的有時還表現出自若與愜意的大多數。
凝視當今之世界，不僅中國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極虔誠亦極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對宗教的不二信仰，別國的許許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義者”的特征明而顯之了。
幾乎可以說，全人類的大多數人仿佛都被“存在主義”所傳染了。或許是為了自我平衡，實用主義也便在本世紀盛焉。
然而卻不能據此便說人類在意識上退化了——比之於相信人死後靈魂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同類，懷疑天堂或地獄之說，不為靈魂上天堂而為善，不懼靈魂下地獄而拒惡，分明是更與時俱進了。
“存在主義”與實用主義相結合，不論樂見也罷，憂慮也罷，痛心疾首也罷——似乎都已成為地球新人類的意識特征。
這樣的新人類絕對懷疑“等到不遠的將來”這一論調，對於誇誇其談“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們對許多事的態度都變得極其現實了——為什麽做某事？於國有利或於民有利？於國有利需要民付出什麽代價？於民有利又究竟是於哪一部分“民”有利？將在多長時間內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過程中有無利益集團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後即使對我沒什麽好處，我的兒女會否享受到成果……
而這樣的態度，除了以“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來概括，再難找得到更精準的概括。
簡直也可以說——這是人類社會的“新常態”。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相對於大多數人，顯然已成為“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關係的總和”。不但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亦如此。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能否經受得住考驗，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即理性又靈活變通的考驗——一切政治人物，不論在國內事務或國際關係中，都幾乎隻能於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
我本不清楚什麽是“存在主義”哲學的，糊裏糊塗地表態，殊違己願，故那時還真的讀了幾本關於“存在主義”的書，基本上算是比較明白了。
嚴格地說，存在主義根本構不成是一種思想上的學派，也難以歸於任何一種主義。它根本談不上是一種哲學，隻不過是一種近乎哲學的思想現象的共同標簽。並且，當時的所謂“存在主義者”大部分很討厭被別人貼上這一標簽，而且互相頗為反感，拋棄標簽唯恐不及時。
在每一份“存在主義者”的名單上，幾乎都少不了雅斯培、茲德格爾、薩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莫爾克和尼采們。
他們絕非自行聯合的“同誌”，而是研究所謂“存在主義”思想現象的學者，大學教授們的一廂情願的歸納。
按美國研究“存在主義”的著名學者w.考夫曼看來，“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個主要的特征就是他們那熱烈的個人主義”。
“他們那熱烈的個人主義”又是一種怎樣的“個人主義”呢？
與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種“拒絕歸屬於思想上任何一個派係，否認任何信仰團體（特別是各種體係）的充足性，將一概傳統哲學視為表麵的、經院的和遠離生活的東西而對之顯然不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為“全麵性”——否認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認任何信仰的全麵性——在所謂“存在主義者”們那裏，主要是針對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時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每個時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種信仰危機的或強烈或隱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寫呈現此種感受，作家們遠比哲學家們內行，於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這樣的作家，因其小說《地下室手記》和《變形記》在以上方麵的出色特征，也被貼上了“存在主義者”的標簽，但他們本人實際上對於所謂“存在主義”的哲學概念毫無興趣。特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寫《地下室手記》時，“存在主義”這一概念還沒被提出呢。他被歸於“存在主義者”多少是一個意外——哲學動物偶爾將目光瞥向文學動物，發現《地下室手記》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機了，於是說：“看，這是一個典型的‘存在主義者’”——結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義者”，“我”的創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強行收編了。
卡夫卡的《變形記》以及其後尤涅斯庫的《犀牛》，都是表現他們所處的時代對人之異化的代表作。
因而後來的學者們普遍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其在哲學上的成熟遠不及在文學方麵的成就的“存在”。
問題是——那些曾經的“哲學動物”也罷，“文學動物”也罷，其質疑、呈現、揭穿、批判，矛頭本是直指資本主義時代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現實的。他們的思想，乃是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的。
將投槍擲向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曾遭到同樣批判。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倒也沒怎麽批判過他們，任“存在主義者”們自說自話地“存在”著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過是純學術界司空見慣的事，政治是從不參與的，連宗教也未假以顏色。
這是為什麽呢？
因為“存在主義”是從純粹個人感受出發對現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質疑和否定而已。
當年的我也並沒將“存在主義”當為一門哲學，正如我從不認為尼采的亂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學。“存在主義者”們那種感受我也有，從小到大一直有——現在仍有。
之所以舊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批判“存在主義”批判一溜兒夠，倒是現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義者”們特多的國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國家，也肯定是多到數二數三的國家。
有時我走在街上，望著如織的行人，內心不由得說——“看呀，誰並不是‘存在主義者’呢？包括我。”
在機場、商場、車站、會場、醫院……
電視中的人；看電視的人；
做報告的人；聽報告的人；
躥紅於網絡的人；活躍於各種活動的人；
講台上的人；講台下的人……
在一切時空中的幾乎一切人；老人也罷，孩子也罷，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著是一個個“存在主義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實用主義、投機主義、無政府主義、享受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和對整個地球的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總而言之，大抵是一個個的“存在主義者”+。盡管絕大多數人從沒聽說過什麽“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像當初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繆們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義者”的標簽一樣，也在許多許多估計會多到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中國人的頭上戴上了“存在主義者”的緊箍環。
所謂公仆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也幾乎可以說是少數“存在主義者”與多數“存在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前者在被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務著；後者在懷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決定擁護什麽或反對什麽。“後存在主義者”們與“存在主義者”前輩們的區別在於，幾乎僅僅在於——將自己自囚於地下室的“我”，變成了甲蟲和犀牛的“我”，皆因那種“存在主義”的感覺而不適、煩惱、痛苦，憤怒；“後存在主義者”們卻是漸適的；善於以嘻哈和戲謔驅除煩惱的；對不適習慣成自然的有時還表現出自若與愜意的大多數。
凝視當今之世界，不僅中國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極虔誠亦極可敬的宗教信徒仍恪守對宗教的不二信仰，別國的許許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義者”的特征明而顯之了。
幾乎可以說，全人類的大多數人仿佛都被“存在主義”所傳染了。或許是為了自我平衡，實用主義也便在本世紀盛焉。
然而卻不能據此便說人類在意識上退化了——比之於相信人死後靈魂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同類，懷疑天堂或地獄之說，不為靈魂上天堂而為善，不懼靈魂下地獄而拒惡，分明是更與時俱進了。
“存在主義”與實用主義相結合，不論樂見也罷，憂慮也罷，痛心疾首也罷——似乎都已成為地球新人類的意識特征。
這樣的新人類絕對懷疑“等到不遠的將來”這一論調，對於誇誇其談“天下大同”也格外反感。
他們對許多事的態度都變得極其現實了——為什麽做某事？於國有利或於民有利？於國有利需要民付出什麽代價？於民有利又究竟是於哪一部分“民”有利？將在多長時間內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過程中有無利益集團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事後即使對我沒什麽好處，我的兒女會否享受到成果……
而這樣的態度，除了以“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來概括，再難找得到更精準的概括。
簡直也可以說——這是人類社會的“新常態”。馬克思所言“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相對於大多數人，顯然已成為“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關係的總和”。不但人與人之間如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亦如此。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友好能否經受得住考驗，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存在主義”加實用主義的即理性又靈活變通的考驗——一切政治人物，不論在國內事務或國際關係中，都幾乎隻能於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